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二十）   最近，巾帼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妇孺，壮烈献出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中国社会甚嚣尘上的貌似主流的新义和团仇外心态，把中国人民善良、仁爱、大无畏的天性展现给世人，仁爱、友善、见义勇为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这一转变的意义是无比深远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窃国以来，长期向中国人民灌输的仇恨教育的破产。中华民国有学者早就予言：“共产主义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仇恨集团，它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天性，所以他们长不了！”    这一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验证！   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对外会招来八国联军的群殴，对内文革惨剧将会重演。让我们重温一下文革中的教训。     66年“红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教唆百万红卫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直接指示农村红卫兵杀“地主、富农”灭门。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罗文亲自调查的“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报告”。    这次在电话里，我听罗文说他在国内帮王友琴女士做过许多事情，我问他这个调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说不是。是南方的一个朋友与他相约，要把文革中农村杀害地主富农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于众。       以下是遇罗文的报告全文，现在仍有他的警世意义，摘抄如下： 大兴屠杀调查  作者： 遇罗文   一、缘起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 。“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   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 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   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 ，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   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 月1 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  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  “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八）   罗锦对我说：“以前认为，爱情就是拥抱和接吻。”   我和罗文的初恋连接吻都不曾有。    昨天（27.6.2024）和罗文近二个小时的谈话。我说：“你就亲过我一次，在哥哥的小屋里，你亲我的脸蛋，你冰凉的鼻尖碰到我的脸，一点鼻涕沾在我脸上，我不好意思擦，你犹豫了一下，用右手食指给我抹去了。”     他无语，我又说：“这件事儿，我已经写了好几回，我还要写，因为那次是哥哥跟我们俩最长的一次谈话，把我感动得哭了，我哭的时候，你垂着眼睛，我以为你睡着了，你说你没有！”     “哥哥在那次谈话里，说他第一，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第二，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永远不会背叛祖国。”     那次罗克哥哥罕有乐观和愉快。时间是1967年二月，“中学文革报”出到第三期，全中国为之轰动，创刊号“出身论”再三再版，卖报场面火爆，人们举着钱（二分钱一份）争先恐后，前胸贴后背地排队，眼睛里放射着热烈希望的光芒。那一张张激动的面庞至今在我眼前闪动，令我至死不忘。    文章能让人们热爱成这样，也就是遇罗克了！！！    我和罗文相约，夜里一块儿到他家写文章。我对爸爸说要去罗文家连夜写文章，他同意了，我们家刚回请罗文吃中午饭，席间，罗文向爸爸请教化学催化剂问题，留给我这位化学家爸爸谦虚好学的印象。    为了不影响遇伯父遇伯母和罗勉，罗文和我穿着棉大衣一头扎进哥哥冰冷漆黑的小煤屋，罗文拉开电灯，没想到罗克哥哥穿着深绿色的质料高级的外套躺在床上头枕在双手上，白框眼镜片闪闪发光。罗文本以为他已经去人民机械厂上班去了！    罗文和我进退维谷，我们俩结结巴巴地说：“想在他的屋子写文章。”他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一会儿就走，你们写吧！”     他继续躺着，罗文坐在他脚边，我坐在他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北京四合院的北房东面很多都有一个窄条的单开门的小屋子做储藏室，一般用来放供做饭和冬天取暖的煤球或蜂窝煤。     这间只够放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小煤屋成了罗克哥哥的卧室和书房。多少篇闪烁着不朽光芒的文章就诞生在这冬冷夏热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狭小得不能找你狭小的小煤屋里了！！！   那天的罗克哥哥心情难得的好，他在日记里写过：“何为不朽，就是几百年后还能得到人们的共鸣！”他预见到了自己的那一天，他同时也知道自己面临的险境，他已经攀登到了人类高高的真理巅峰，脚下却是万丈深渊，无边的黑暗。     就是这个被他的话语感动得低头偷偷泪流满面的纯真女孩对他又能理解几分？    他看见了我在无声抽泣，赶紧站起来说：“你们写吧，你们写吧，我走了！”     我和罗文站起身来，让开路让他出门。     他走后，我和罗文相对站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回来有了罗文给我的唯一一亲脸颊，我让罗文把我送回了家。 （十九）  罗文酷爱化学，尤其是喜欢研究炸药。我不知道他还造出过催泪弹。     我是在牟志京一篇文章里写到的，“罗文恶做剧向大家施放他做的催泪弹，弄得大家眼睛睁不开。”我在电话里向他提到此事，我说：“没想到你还做过催泪弹。我记得67年夏天，我去找你，发现你炸了个满脸花，我问你怎么回事？你说做试验炸的。”     罗文说：“那是在世伟家，我造了一个手榴弹，一点就炸了，我可以通过把引线拉长，延迟它的爆炸时间，这样就不会炸着我了！”     我说：“你真能活学活用，把书本知识用于实践。”     罗文说：“要不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那么喜欢我呢！我这样的学生他根本没见过，我上高中时就会做炸药，我听说有一种炸药，特别敏感，鸡毛一碰就炸。我就去问化学老师，老师说哪能有这炸药啊？我就去查书，真的有这种炸药，但它们有特殊保护，不会轻易爆炸。”    我说：“罗文，比起你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那些就算小菜了！”   罗文是79年落实政策从东北监狱被提前释放回北京的。他被安排在罗克哥哥生前所在的人民机械厂当工人。北京各单位有能力的都要办电视大学，我们银行肯定办，人机是在罗文强烈要求下勉强也办，80年招收第一届，电子类，前提是考试。    我和罗文的科学家梦都还没泯灭，他邀请我一起复习功课。我因为在白洋淀农村插队一直当中学数学老师，物理化学我也从未放下，我觉得考试没问题。罗文考试更没问题。他就是找个借口和我单独在一起一下。     我们俩拿着书到天坛公园的回音壁外面长椅上温书，连手都没碰一下。他怕我饿，给我买了豆包。    没有任何悬念，我们俩都考上了电大。不久罗文离婚，有了新的家庭。    我则为了儿子一直拖到85年才和赵京兴离婚。87年我出国留学去了澳洲。罗文也想来澳洲，交了学费，因为年纪大，被卡下没来成。    罗文这次在电话里说：“如果来成了，咱们能办多少事儿啊！”     我充满信心地说：“机会多着呢！当年那么困难都闯出来了！现在不愁吃穿，大把的时间，一生积攒的本事都还没用呢！还怕没机会！”  罗文说：“不是吹，我最大的成就是我发明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刀，你准备着好好听，我详细给你讲！” 我支楞起耳朵，左手举着电话，右手拿笔在本上记。他说完了，我也记完了。我说：“你没当亿万富翁，最少也应该当千万富翁！我帮你写篇文章，把这水刀详细介绍一下！”  罗文说：“你就说水刀就行了，不必介绍制作过程。”  罗文实在太可惜了，他不是得诺贝尔奖，他本人就是诺贝尔啊！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小试牛刀，与罗勉一起辞职下海。发明创造，或得多项专利，成为专利局最大的交税大户，前混水刀发明出来后，效率比现在各国用的后混水刀提高7倍，用电则是老水刀的三十五分之一。  他和罗勉向所属的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申请鉴定费和宣传费，办事处说没钱了！ 国外厂家因循守旧，不肯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革新，罗文的新水刀发明就搁置在抽屉里了。 在中国留有一台罗文做出的新水刀，罗文说如果成批量生产还是需要找他，因为许多关键的技术只有他这个发明人知道。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二）  一见钟情这种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说中出现，我和遇罗文的第一次见面犹如昨天。但绝对不是一见钟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图索骥，图是杨鸥提供的，中学界造反派组织的名单。我会按照这些名单给他们派送“中学生动态报”。  要说我们处在一个魔幻的环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给我们一个到全国大串联的契机，开始的时候，只许红卫兵去，后来控制不住，明文规定只有“黑五类”出身的不许去，一般出身没问题都可以去，这是我去学校开串联证明时知道的。 我揣着师大女附中掌权的红卫兵给我开的证明，游遍祖国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来的时候，中学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林立，与红卫兵抗衡。  造反派组织都是在学校占个教室，每个班为单位，批判班里的红卫兵同学。我找了几个女孩，办个油印小报，觉得可以随意走动空间广阔，附合我爱动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完全把“出身论”一事忘在脑后，以为会像给每个学校战斗组发传单一样，发完就走。  我左手拿着几页动态报，右手敲敲紧闭的门，“进来！”里面几个声音不约而同。我推门而入，没容我开口，一个坐在地上的娃娃脸男孩冲里面门喊了一声：“遇罗文！找你的！”  一个瘦瘦的略高个子的男孩应声出来。穿着蓝色短棉大衣，戴着栽绒帽子。我们俩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从未听过“遇罗文”这个名字，遇罗文也看出我不是冲他来的。  我礼貌地说明来意，顺手把“中学生动态报”递给遇罗文。当我即将转身的一刹那，遇罗文及时叫住我：“你看过 ‘出身论’ 吗？”我想起杨鸥的那段评说，眼前这位就是和那篇有争议文章相关的人了。我说：“没有”，接着想转身，遇罗文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叠纸，油印的黑体字透到背面，他递过来，我接住。 “你看完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他说，看我有些犹豫，他说：“你要在这儿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这点倒挺像我的，我办的“中学生动态报”也是以我家为基地，我给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写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宝臣、王祖鄂、蒋孝愚都是这么找到我家，跟我联系的。李宝臣成为我全家朋友后还说：“当时发现这个地址是个住家挺尴尬的！” 蒋孝愚则在认识我没几天，就带着我们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联动”。我们67年2月7号春节是在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度过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罗文给我的地址找到他家，还给他“出身论”一文，并向他告别，“我们受中学生代表委员会委托，调查一月二十四号新疆石河子枪杀事件，并追踪逃往新疆的联动分子。” 罗文兴奋地告诉我：“我们出铅印报纸了，我给你十份，你带到新疆散发吧！”  （十三)   我所知道东城区中学被称为“流氓学校”有两个，一个是128中，一个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录取分数线最低。   罗克、罗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个新建学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声不错。地址在沙滩。罗克初中上的是25中，罗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与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墙。地址是灯市口。25中前身名为育英中学。罗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没考高中，上了做儿童玩具的技术学校。    前天和罗文通电话，他告诉我，初中上“流氓学校”61中，因祸得福。    罗文小学上的是五条小学，这也是前天和他通电话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条有学校。我对他说：“我差点上了六条小学。”罗文说：“你上是史家胡同小学的吧！”我说：“是！我们从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条，我妈妈带我和湘诵去六条小学办转学手续，因为我对妈妈说这个学校怎么这幺小啊！他们听见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罗文说：“史小比六条好吧！”我说：“那当然！要上六条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会失去了许多出风头的机会，上杂志封面、给外宾献花什么的。） 罗文说：“那不一定！”在电话里，他给我详细地讲了上“流氓学校”的好处。 他好像开窍较晚，小学时并不懂要好好学习。父母对他们是任其自由发展。他考上末等学校61中，母亲还安慰他说：“没关系，更好。咱们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罗克是个带好头的哥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让罗文对知识产生兴趣，带罗文去天文馆观望星空，定阅“天文爱好者”杂志。罗文初中开始开窍，知道努力学习了。  他是老师喜欢和倚重的学生，老师有事情请学生帮忙，罗文和一些同学甚至去过老师岳母家。有位老师和罗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师生情谊。 但是罗克、罗锦、罗勉在学校里均因为出身问题不受待见。罗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罗锦在初中操行评定是“中”，学校评学生品行分为“优、良、中、差、劣”。一般都是优或良，最坏的学生是中。有罗克成绩优秀但屡考不上大学的前车之鉴，罗锦连高中都没报，直接上中专了。 罗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东城一流学校，罗勉在学校里更是受气，除了出身不好，老师还当着全班说他哥哥遇罗克是反动学生。罗文讲到这里，强调说：“罗克那时候还没出事儿。”也就是说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罗文所在的“流氓学校”没有这一套，只看能力和学习成绩，罗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自尊、自强、乐观、热情、开朗。他立志考大学当科学家。 父母认为罗克的教训在那儿摆着，想让他走罗锦的路，母亲还对他说：“上中专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说罗文功课好，应该继续学业，劝父母让他上高中，这样，罗文才得以参加高中考试，罗文考上65中后，学习能力更是突飞猛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我对罗文说：“我以为是64年才开始讲阶级路线。” 罗文说：“早就开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从YouTube 上看到美国马里兰州6月5日遭遇龙卷风，赶快给罗文拨了电话，他那头安然无恙。说：“风不大，院子里树都没倒。”视频拍得挺邪乎。   我其实心里有两个问题想问他。一个是上次他说煮了碗馄饨，事后我非常想知道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诉我，他是美国朋友圈里有名气的美食家，他也教过我许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气炸锅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不失时机地问了最焦虑的馄饨皮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馄饨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让他教我怎样做馄饨皮的。他说今天吃的是虾肉韭菜馅的饺子，他的饺子馅和的特别香，别人都向他请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父亲家族的故事，当我提出，他给我详细叙述过程中，我发现他曾给我讲过.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动提出教我和罗文学日文，并说六个月就可以把我们培养成日文翻译。罗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着背出第二句。他说：“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教材吗？”“当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猫’。”    我说：“老人就是看得远，当时他看咱们俩只是高中生，没有一技之长，想让咱们学个本事，以后有饭吃。”     我也想起罗文在几年前谈话里告诉我，他是有能力养活我的，他认识兰州的一个人，说兰州需要木匠，不问出身，能干活就行，给城市户口。   当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农村生活，他说：“不。”他在“我家”里写道：“我不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过那种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仅到过农村，还蹲过大狱。  我们殊途同归，且是“只要还能够呼吸，只要还能够张望，只要还能够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没问过罗文的木匠活儿是跟谁学的，因为我知道他姥爷是木匠，我见过罗文的姥姥几面，一个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说话声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说过话，无关紧要的，我没记住。       罗文在陕北和东北插队，都靠木匠活儿摆脱了农业劳动，并有不错的收入。我想他无师自通吧。       罗文这次告诉我他的姥爷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 北京的长安大剧院是他姥爷设计的第一个没有立柱的二层楼剧场。演出开幕式那天，他姥爷不敢去看，怕二楼看台塌了！       我说：“我最近看见网上说你妈妈15岁去日本留学，碰见你爸爸……”罗文说：“这个不对，时间没那么早。而且他们学的不是同一个科，不可能碰见，他们可能是在南京汪精卫政府的建设总曙认识的，后来建设总曙迁到北京。他们俩离开总曙后到处跑，自营企业，不然罗克怎么会生在南京，罗锦生在徐州，我生在济南，罗勉生在北京，四个人生在四个地方。”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十） 北京中学界在64年九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上面也没让北京的大学生们闲着，有些学生被派到农村去搞正儿八经的“四清”运动。   我是由同班同学汪静珊的姐姐汪静愉之死知道的。    汪静愉本是师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与一部分北京大学师生被派到四川农村搞四清时自杀了！    她应该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为她爸爸是政法学院有名的国际法教授，但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军统。   64年，我们听到一个震耳欲聋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具体到大中学校招生上，就是不许出身太坏的人升学。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个女孩不予录取。分别是李心培（父亲被镇压），佟德印（父亲被镇压），殷梅黛（父亲是右派、现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烧了图书馆，杀了妻儿后自杀）。其它的三个毕业班也有同样情况不让上高中的，具体人数不详。  我还亲眼看见几个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胡同106无轨电车站，有人摘下眼镜在哭。有位姓张的教授女儿，特别美丽又有气质，她没和我说过话，我们俩每天车站一起等车，都要互相看几眼。听我们班同学何友平说，星探发现她，招她去当演员，她不屑去。后来当了学校辅导员。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会学校，名叫“贝满女子中学”，达官贵人们小姐云集的学校。大陆易帜后改名为“女十二中”，成为一所平民女孩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学。 以我们班为例，只有一个陈蓉蓉的爸爸是解放军中将陈先瑞，她还是初二转学过来的，与她同时转过来的赵连云，爸爸是个营长。对，还有一个叫邹安安的，小三角脸，短头发，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妈妈在中国妇联工作，是个干部子弟。（据我近期认识的哥儿们说，邹安安爸爸八级，算正经高干子弟） 我们那时候并不关心谁是什么出身，比的是谁长得好看，谁的功课好。  文革开始后，才知道班里许多出身有问题的同学皆有不同的悲惨遭遇。   那么，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钻进大学的漏网之鱼们，在大学里日子并不好过。我知道一个是遇罗克同班同学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轻工业学院，受尽屈辱，文革中，被红卫兵称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学文革报”上，还有就是汪静珊的姐姐，没熬到文革开始就自杀了！    汪静愉同学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自杀的，如果不去四川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她有可能不死。     关于农村的“四清运动”，我们知之甚少，只耳闻是刘少奇领导，夫人王光美有个“桃园经验”。文革要打倒刘少奇，“桃园经验”也被批，具体情况怎样？甚少有人关心。   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没看见一本小说是描写“四清运动”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产党自己的党史写些语焉不详的解说，那也够触目惊心的。    四清运动期间77，560人被逼死，总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产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中国，活的最惨的应该是农民，1959年～1961年毛泽东、共产党制造了人为的大饥荒，造成近五千万人的死亡，有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有予谋的谋杀。”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消灭人口”如出一辙。    农民还没从大饥荒中缓过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说为什么会有大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层政权。要把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过来。其中包括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都是阶级斗争对象。65年底基本结束农村四清运动，66年五月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静愉同学眼看着农村惨无人道的阶级斗争，精神濒于崩溃，她在日记里写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场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这位贞洁的少女，把大石头放在铁锅里，背在背后，将自己双手反绑在背后，像屈原自沉汨罗江一样，自沉在四川农村冰冷的河中。    一开始，以为是地主富农阶级敌人作的案，先把汪静愉同学埋在烈士陵园里，后来确认是自杀，又起出来埋到他处。   我们班李小琦同学当着汪静珊和我们的面说：“自杀还想装烈士！”  汪静珊哭着对我说：“不是！她会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谈话，谈到一位以前很有文采的女孩朋友现在写的文章干巴巴的毫无生气，以至认识她的人惊呼：“她以前也这样吗？”  我说：“因为她总给自己划线，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点，明天限制一点，就成了这样。”  青萍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72年7月从西城分局拘留所出来，她第一句话是 ‘我们跟你不一样!’ ”青萍说：“其实她的思想跟咱们完全一样。”  我说：“她跟我说过，你们班徐某某在部队里装孙子，装着装着就成真孙子了！她也一样！” 我郑重的对青萍说：“人时时刻刻都面临选择，你选择装，实际是一种死，是窒息生命的鲜活，任何时候都要选择真正的生，就是让生命鲜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时每刻在做这样的选择。” 青萍，这位凭“抒情年代”一书曾获长篇小说一等奖的低我一级的女附中校友讶异地说：“可是从你的作品没看出来呀！”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次思想斗争。参加不参加遇罗文的“中学文革报”的活动？ 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敢说同意“出身论”的，连杨鸥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们都唯恐被人说和“出身论”沾边，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听到杨鸥介绍65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杨鸥附带着说他们那儿有一篇文章“出身论”，“它那里面有一种情绪，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杨鸥压低声音对我说，还把右手伸过头顶，在空中飞快抓了几把。”又补充说：“有人说这篇文章右，专门替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说话，有人说这篇文章左，出现的太早了。现在出现，给造反派捣乱。老红卫兵就使劲把这篇文章往造反派脑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论”是揭杆而起的檄文，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被踩在脚下的贱民再也无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杀践踏的现实，“出身不好的青年们，勇敢的站起来斗争吧！”  我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选择。     我妈妈被红卫兵打了！许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无耻残暴的社会！遇罗文他们在为我报仇！凭我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事。“出身论”的作者已经有很丰富的阅历，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颖的卓尔不群的独到的理论，很清晰的文笔，号召我们和他一起战斗。 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吗？  其二，遇罗文确实很吸引我。 我并没感到遇罗文好看，因为我的弟弟们各个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们都是。 遇罗文具备一般知识分子孩子没有的气质。他非常实际，勇敢，敢干！  一般知识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忠厚老实，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学校。  遇罗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学校。遇罗文自己说，他没当流氓人家都觉得奇怪。他的社会关系也多是底层，像王世伟、王世俊（罗锦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层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讲究哥儿们义气，互相帮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点在罗文身上很显著。  罗克哥哥曾问我：“你说我聪明吗？”我不加思索地说：“聪明！”罗克说：“我其实并不聪明，罗文聪明。”  我记得给罗文看的第一张照片是文革开始后，在钱粮胡同旁边北方照相馆照的。当时，寒冬，我们俩穿着棉大衣，我们俩互相送来送去，都舍不得回家，我们停在东四二条口，在昏暗的路灯下，罗文翻来覆去看我递给他的一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没有我期待的夸奖，竟是一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  我的心一惊，我这么一个大家公认的无忧无虑活泼开朗欢快的女孩子在他眼里…… 这是他对我生命变化的提醒，让我更加警觉地思考，灵魂怎样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坠！ 作者陶洛诵 (未完待续)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六）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七）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八）  听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称罗文为“罗文哥哥”。我听了很高兴，据说这位女士是位离异人士，是位工程师。     罗文单身一人，与一只猫一条狗住在诺大的庄园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爱情，陪伴他度过往后的悠悠岁月，再好不过。     年轻的时候看过郑念女士写的“上海滩生死记”，听我的老师刘渭平先生告诉我，刘先生认识郑女士，本来都是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大陆易职后，刘先生时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悉尼的领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来。    郑女士则在大陆历经中国共产党各项运动的磨难，文化大革命中，女儿不幸被红卫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则九死一生逃离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实遭遇写成一部书，轰动一时。    晚年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书中有一句话说：“爱情比孩子更重要。”我当时很不理解，活到现在，在心灵深处，发现想情人远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个对我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他比我小不了两岁，依然在执着地追求爱情，像年轻人一样徒步远行，风尘仆仆，口甘舌燥，百死而无一悔，我听他描述朝圣过程，实在理解并感动。    老年人对爱情的渴望远胜于年轻人，因为岁月的沉积告诉老年人真爱是什么样的，真爱的稀有与可贵。得到就得到了，没得到也许就永远得不到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想我是真爱过罗文的，他爱我则是在他第二次离婚后，他在微信里称我：“我的挚爱…” 当年我一厢情愿爱他的时候，他一心扑在反“血统论”上，上上次打电话，他还说：“我那时候不需要。” 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需要，只是单纯的爱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终在我眼里，是个最勇敢的人，是个英雄，一个自始至终与专制暴政做斗争的人，一个为中国草根人民说话的人。 我那时才18岁，我没看错他。他永远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对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因为校园里出现了我们班政治老师杨振率领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指责校领导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恢复正常的上课，社会正常秩序大崩盘，愈演愈烈，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时候发现，我们被从小灌输的理论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么活下去呢？靠什么往下走呢？ 周围的同学都在争着当左派，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宁左勿右，即使犯了错误，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等，扯不清，理还乱，怎么着都不对，怎么着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以前我就是随大流，社会学校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从小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好学生。 那时候是6月，我强烈地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装丫挺，演戏，装给别人看，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种势力要求你做的那样的人。 我懒得装，那样太累了不说，对我而言是一种虽生犹死的事情。   （九）   我从徐家祯先生那儿听到过一个词，说：“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是关起门来打狗，他们自己说的。”     “关起门来打狗”够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该打死的打死，该打伤的打伤，该劳改的劳改，该收监的收监，只有坐以待毙的份！  记得在北京1978年认识民间地下刊物“四五论坛”创始人之一刘青时，和他曾讨论过遇罗克有没有生存的机会？刘青自信地说：“那时候不行，天罗地网，现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问：“能跑到哪儿？”“哪儿都可以，外地、农村、大山深处……”  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没跑，还为了使被捕的朋友脱险，主动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关押就是十年之久。  “运动”是共产主义“大洋国”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态。对比在国外几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国的窒息与恐惧。对特权阶层是天堂，对平民是地狱。 初来澳洲，徐家祯先生对我说，他是“苦海余生”，三十多年后，我问他记不记得，他说：“不是苦海余生，是虎口余生！”谁又不是！！！ 其实还有一条路—自杀。文化大革命6月份开始，我觉得生活变得特别无聊，不好玩，呼吸困难，我想过自杀。一闪而过，并不深刻，更谈不上付之行动。而且觉得这种念头可耻。 这个念头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罗文的前妻张富英。她和张君若、王玲是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后，有一次，我和她一边走一边谈，她突然问我：“你想过自杀吗？”“想过，你呢？”“我也想过。”她回答。  那次她还对我说：“你要想找比罗文更高的，我认识，可以给你介绍。”  我心想：“我看上罗文可不是为这个！” 对男孩，我从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过自杀并想付诸行动的还有中学文革报创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亲口讲给许多人听过。我是其中之一。他们男四中和我们师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负盛名的两个中学。据说我们学校的大部分人马是共产党老区带过来的，所以高干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奋饱学之士，高干子弟多是被塞进去的。 两个学校的政治空气一个比一个浓。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进去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搞暴露思想，后搞学习雷锋。但没听说哪个学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学生分成几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听一个妈妈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胡同小学同学、高我一级的张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当然是右派学生了！” 牟志京也当仁不让地被划在“右派学生”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们偷看了他的日记，说他“爱情至上”，他决定自杀，掏出兜里仅有的二元钱，准备大吃一顿，自裁了事。 罗文对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对我说：“两块钱叫什么大吃一顿！” 这些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热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学都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阶级斗争，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杂志上的风景看成“蒋介石万岁”，凡此种种，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势不可挡。 现在的台海风云让我感到大有当年的劲头。 我总想：“文革为什么没人出来制止呢？非要’八亿人不斗行吗？'(毛泽东语）”  八亿人互掐一场，死伤无数，国家差点崩溃。有谁落着好了。 “还有谁比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后来的北京大学一级哲学教授张祥龙1976年12月在我家对我和赵京兴说。 惨痛的前车之鉴，不可闭目塞听，重蹈覆辙！！！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