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間諜法》。新法出爐前夕，中共已經開始加強對外企和外國在華人員的監控。中共2014年頒布《反間諜法》（本文中稱其為舊版）之後，不斷無端抓捕在中國的外國人。最近獲釋回到日本的親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幹部鈴木英司，長期負責日中交流，曾長住北京，並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去過中國兩百多次，卻因為與團派的一個幹部吃飯，雙雙被捕，鈴木英司因此被指控為間諜而在中國服刑六年。中國現在頒布新版《反間諜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信息與情報：中英文解讀各不同 從上個世紀後半期開始，信息社會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通識的辭彙。所謂的信息社會，指的是現代國家信息傳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單純靠內部文件、紙板媒體和電視來實現信息流通；而互聯網帶來的社交媒體支配日常生活、雲計算代替檔案儲存等等新手段，讓個人活動和企業經營邁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幾乎已經沒有人能適應一種沒有信息傳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過，信息這個詞，在中國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間諜罪」。因為，中共故意把信息與情報這兩個概念混淆在一起，無限度地擴大情報的適用範圍，以致於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釋為情報，而「刺探情報」就成了中共的「間諜罪」。這樣，公開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報，在中國就完全沒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報，本來是有嚴格的區別的。 各國的大學都有信息科學系，中國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這個系科理解成「情報學系」嗎？當然不能，若有誰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學生都會哄堂大笑，因為他們所學的知識確實和「情報學」毫無關係。在中國，只有國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軍的情報學院才教情報學，那是為了培養中共的間諜。情報的英文詞是intelligence（反間諜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這個詞指的是情報機構搜集的內容。在民主國家，凡是可以公開地自由傳播的，都屬於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傳播公開信息，理所當然地屬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與間諜罪完全不沾邊。 然而，在既沒有言論自由、又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傳播公開的信息或者並未被中共列入保密範圍的消息，卻可能被定罪為「泄露情報」，跟在後面的就是「間諜罪」上門了。即以經濟信息為例，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除了在新聞發布會和網站上公開各類經濟數據之外，它也用內部報告向政府部門發布經濟數據，其中標以「絕密」的是不定期的《統計報告》，只供高層參閱；同時還有標以「保密」級別的內部報告，這一類報告中的信息，中國的官媒經常公開引用。但如果個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講話或文章中引用此類報告的數據，就變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說，同樣一個數據，官媒引用是宣傳，個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舊版《反間諜法》有何不同？ 各國媒體對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雖然多有報道，但多半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加以評析，但沒有國際媒體對比過新舊兩個版本的《反間諜法》，到底新版加進了哪些內容？這一點至關重要，只有分析這些細節，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之真實意圖是什麼？筆者逐條比對了舊版《反間諜法》和新版《反間諜法》的條文，發現了新版《反間諜法》的三個特點。 其一，新版《反間諜法》大幅度擴大了國家安全的範圍。舊版《反間諜法》比較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情報的泄露。而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新的概念，叫作「總體國家安全觀」，把軍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提出來的，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按照這樣一個廣泛的範圍，幾乎沒有什麼事不屬於國家安全；連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點傳到海外，而中共認為對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間諜法對資訊傳播者以危害國家安全來治罪。 其二，新版《反間諜法》從細規定了間諜行為的範圍，任何海外的機構或個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為從事間諜活動。舊版《反間諜法》第27條雖然提到間諜行為，但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境外機構或個人實施間諜行為的，要追究法律責任」；至於什麼行為屬於間諜行為，那是由國家安全部自行解釋認定的，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舊版《反間諜法》對間諜活動的定義，一個字都沒說明。 新版《反間諜法》把舊版的這一句話變成了七句話，分成七個二級條款；其中有兩句是舊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級條款中，包括參加或者投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受境外的個人委託獲取中共的所謂情報，在境外被認為入侵中國的互聯網等，都屬於間諜行為。但境外的什麼機構在中共眼裡算是間諜組織，什麼樣的個人委託算是接受間諜任務，新版《反間諜法》還是一字不提，把解釋權留給中共的國家安全部。因此，國家安全部具有無限的解釋權，它想抓誰，用什麼罪名定罪，是否有證據，外國的駐華使館無權過問。 其三，新版《反間諜法》宣布，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區域」，又是保密的。外國人旅遊走到一個地方，中共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 把這三點聯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間諜法》其實是為了蓄意擴大對外國人和外國企業的監管；而且舊版《反間諜法》原來主要應對專業的間諜，新版《反間諜法》則擴大成針對外國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張旗鼓地反間諜 中共的舊版《反間諜法》一共是40條，而新版《反間諜法》變成了71條，增加了四成多條款。因為《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所以這個新版《反間諜法》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各國到中國去的人，會受到這個新版《反間諜法》的壓力嗎？海外華人去中國，不管是中國公民在國外永久居留，還是在國外入籍而變成外籍華人，他們需要擔心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可能帶來的危險嗎？ 在民主國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統必須遵行「無罪推定」，未被證據證明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有罪；而在共產黨國家，當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認定一個外國人有罪，然後搜集證據，如果證據不足，那就威脅利誘，讓被定罪人自己配合來認罪，或者是秘密審判，根本不讓外界了解證據的可靠性。 現在，在中國的外企都感到壓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經營需要掌握中國的市場和經濟政策變動的信息，而外企的股東會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對外企的經營狀況和經營方向作評估。這樣的第三方對外企的調查，涉及到企業的兼并、財務管理和供應鏈穩固性等多個方面，因此，許多全球的知名諮詢公司都在中國開展業務。然而，現在中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強了對外國諮詢企業的監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為，它們維持正常在華業務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諮詢服務，突然變成了中共的重點監管對象。 而外國記者就更倒霉了，他們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打聽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間諜法》讓我們看到，中共正在強化對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敵視，同時對自己的孤立處境高度敏感，它的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實際上是中共擔心政權在國際壓力下可能越來越不穩的一種反應。 中共用新版《反間諜法》來加強對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全面監管，有兩個目的，這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其一，「封住外國的眼睛」，讓外國無法了解中國發生的真實狀況，讓外國以為中國依然強大繁榮；其二，「銬上外國人的雙手」，讓在中國的外國人不敢在中國向西方國家揭露中國的真相。 四、台灣人並非「一家親」 中國實行了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台灣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謹慎小心？中共的所謂國家安全，與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國家安全包含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在社交媒體上聊天，中共都會認為其中有的內容危害中共的國家安全。 而對台灣人來講，中共的國家安全還有一個特別的方面：台灣人如果到中國去，在社交媒體上談到台灣議題，比如講了一句「明年總統大選」，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揚台獨」，屬於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間諜法》治罪。 中共現在的國家安全，根本是中華民國的大多數國民無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說法，中華民國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以前被「國民黨反動集團」盤踞，現在是民選政治人物在搞「台獨」。中共打壓台灣，現在最常用的說法就是台獨。台獨這兩個字，在中共口裡會不斷被翻新定義，當下已經不是早年所講的意涵了。現在，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民國的對外交往，台灣民眾希望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在中共的眼裡都算是「堅持台獨」；只有歡迎共軍登陸台灣，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堅持統一」。台灣有在野黨說，要「一中各表」（其含義是，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這「一個中國」，對岸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表述是中華民國）。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對中共來講，「一中各表」同樣屬於「台獨」。 台灣人到中國去，過去幾十年曾經很受歡迎。但時過境遷，中共已經變了，對台灣不再客氣了，而是變成虎視眈眈。現在，如果台灣人去中國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風光，就可能被中共視為危害其國家安全，「圖謀不軌」。 台灣或許有些人自己認為，我承認中共的統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獨，既然中國講「兩岸一家親」，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對付外國人的新版《反間諜法》用不到我頭上。其實，中共抓台灣人的時候，並不會把台灣人當作「自己人」，中共照樣用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罪來對台灣人治罪。最近台灣的八旗文化總編「富察」（李延賀）在上海被抓捕，還有楊智淵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無端被中共關押五年、最近剛回到台灣的李明哲，都是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況，中共的國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國的黨政機關、大學、大企業里安排線人，監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經常威脅那些出生在中國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們在海外為國安部充當線人。所以，台灣人比這些被監控操縱的中共「自己人」，當然屬於「外人」；而中共的「兩岸一家親」統戰宣傳，在國家安全部眼裡，根本就是「蒙汗藥」。在中共的國家安全部特務眼中，不但身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可靠，海外華人信不過，連中共的各級幹部也都需要監控，而台灣人更是被當作外國人來防範。 專制國家以全民為敵、以世界為敵，從來如此。台灣人對中共必須有高度的戒心，而絕不能以為，自己釋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報，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台灣除了出國去中國的遊客要小心，在中國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顯然，當年台商經歷過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氣氣的經商氣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與台灣是哪個政黨執政沒關係；台商在中國的處境改變，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尋絕路。 中共的實力增加以後，它長期掩藏的國際野心就壓抑不住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它一直在擴軍備戰；現在則覺得，時機成熟了，它想改變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讓中共可以支配這個地區，成為世界霸權。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當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間諜」陷阱，成為中共打壓台灣的犧牲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儘管中國窮兵黷武，軍費連年高漲，海軍艦隊迅速擴張，但用中國海軍的數量和噸位，就能夠準確評估它的實力嗎？對一個擁有成熟海軍的大國來說，大型軍艦的多寡，確實是衡量其海上軍力的基本參考。但是，對一個菜鳥海軍來說，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筆者1月23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共對台威脅，實力究竟如何？》，介紹了中國海軍主力戰艦的「三無」（無經驗、無資料、無專業人員）狀態。今天這篇文章進一步介紹中國海軍訓練的形式化和「走秀」化現象。 一、為什麼美國認為中國攻台軍力不逮？ 中共如果目前要打台灣，它真能做到嗎？中共宣稱，按照海軍的軍艦數量和噸位，它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的海軍力量。但是，軍艦是非常複雜的機械組合，其武器系統就更加複雜；能不能有效地操縱新型大艦，取決於全體艦員的整體素質，而訓練艦員則需要艦上軍官的高水準和長久時日。要把一支海軍建成戰力充分的部隊，實非一時之功。 二戰時期唯一快速建軍的大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當時也號稱世界第二。那不是自我吹噓，而是用海戰中消滅英軍的遠東艦隊、與美軍太平洋艦隊一度打成平手的實績證明了的。日本海軍的快速成軍，首先靠的是在歐洲訂購大批戰艦，再自行仿製；更重要的是，日本海軍當時的高級軍官都在英國接受過海軍學院的正規教育，或曾擔任駐外海軍武官，積累了豐富的國際經驗和戰略分析能力，英文都非常流利。也就是說，日本海軍精英的戰略和戰術基本素質，是從英國直接引進的。日本海軍照搬了英國海軍的所有條令，甚至軍官的艦上餐飲基本西式，採用著正裝就餐之禮儀，以及軍樂隊的配置，全都是模仿自英軍。 即便能走這樣的捷徑，日本海軍也看出了艦載機決定海戰勝負的海戰戰略轉變，卻還是苦練十幾年之後才形成了戰力。而中共海軍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尤其是海軍的高級軍官，只能在摸索中自我培養，沒有國外受訓或就職的經歷，其視界、眼光、海軍條令方面的知識、對各國海軍作戰經驗的了解，都是「野路子」。這樣的速成海軍，在大型軍艦的艦員訓練、艦隊日常訓練和作戰訓練方面，天然地存在巨大的短板。而這樣的短板，當海軍艦隊一旦投入作戰，將無疑是致命的。 最近美國的一家與軍方關係很深的智庫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目是《打贏系統戰：中國對美中軍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這份報告的結論是，解放軍在與美國軍力差距的自我評估上，自認有許多不足之處；與美國相比，它認為自己是能力較弱的一方，因為它在「信息戰和體系作戰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進步」。 這份報告指出，由於解放軍的組織文化及改進措施的制度複雜性，必要的改革落實得不夠快，而且很可能也需要更多時間，這尤其影響到解放軍與其基準參照物美軍的軍力對比。報告說：「這些自我評估促使中國對有關潛在大國衝突、也就是因台灣地位的衝突的風險，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 二、武統不通，啟動和統？ 當下中共對台灣志在必得，與習近平內政無望、又急求建功的心態有很大關係。今天台海兩邊的關係，因為習近平的急功近利，而變得與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同。毛鄧時代，中國的海軍只是近岸小艇小艦，實際上不具備攻台能力，所以中共在古寧頭戰敗之後，除了炮擊金門之外，並沒有武力進攻台灣的計劃；江澤民時代也基本上如此；一直到習近平當權的年代，中共海軍才迅速膨脹，於是，武力攻台的戰略構想就形成了雛形。 時過境遷，上個世紀90年代台灣自認的所謂「九二共識」，不管兩岸作何種解釋，早已成為昨日黃花。台灣最近出現了「對中共多順從，兩岸就會和平」之類的說法，這是故意歪曲中共的對台意圖。習近平對台灣的對共「溫情派」之要求，其實非常清楚，即「儘快統一，交出台灣，剷除民國」。前兩年中共在策略上側重武統威脅，最近開始啟動和平統一，手法各異，目標不變。中共的軍機、軍艦擾台，實際上是當前暗中謀劃和平統一的配合策略。 為什麼現在中共開始側重和平統一？不僅僅是因為，如此實施，中共就沒有任何代價；更重要的是，中共領會到了美國阻擋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志。《自由亞洲電台》3月2日報道，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針對印太安全問題舉辦了研討會。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和國防部負責南亞與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福特（Lindsey Ford）等軍方高層參加了會議。瑞特納在發言中指出，美國與盟友會持續強化在印太地區對中國的軍事嚇阻能力。他引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Kathleen Hicks）的話說：「（我們希望）當北京的領導人起床時，他們會知道，今天不是侵略的日子。我們的分析是，中國領導人現在確實是這麼想。美國的嚇阻強效且有力，我們希望能一直維持這樣。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當時有與會者提問，美國國防部是否有信心持續嚇阻中國，讓中國在2030年前不敢攻打台灣？瑞特納對此給予了正面回應：「是的，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這不會很簡單，我們會遇到很多挑戰，中國的軍事能力正在增強，中國的企圖心也是。但我們會繼續強化嚇阻能力，讓中國知道，侵略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這是北京所無法承受的。」 最近，美國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給國會的2023年《年度威脅評估報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說，「2023年，北京將持續施壓，並可能提供一些誘因，使台灣朝統一方向移動，中國使用有協調的、全政府式的工具來展示實力，並強迫它的近鄰默許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區陸地、海洋和空中的聲索，以及它對台灣所宣稱的主權」。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有關「美國在全球面臨的威脅」的聽證會上也說，「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那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代價」。 三、山東號航母編隊演習的真實任務 最近，從中共再度環台軍演來看，它出動了山東號航母編隊到台灣的東南海域活動。外界觀察，似乎這次的演習好像有一點象是例行公事，擺擺樣子就算了。事實是，最近中共軍方媒體披露，山東號的這次演習，其實只是初級訓練而已。 中國海軍雖然已經有遼寧號和山東號兩艘航母在服役，但遼寧號是訓練航母，沒有能力承擔戰鬥任務。因此，山東號航母就是中共目前唯一的作戰航母。那這艘作戰航母目前處於什麼樣的訓練水平呢？它下水不久，就已經能承擔作戰任務了嗎？ 4月10日中共的央視引用共軍東部戰區發布的新聞，以「山東艦首次參加環台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為題，簡單介紹了山東號航母編隊的訓練內容。據這一報道，共軍東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了這次演習，有多個軍種、兵種參與。筆者認為，中共官媒所說的多軍種，應該是以海軍為主、空軍配合；所謂的多兵種，除了空軍的電子偵察機和電戰指揮機之外，還包括了山東號的艦載機航空兵和水下的核潛艇等軍種。 這條新聞指出，此次航母編隊的演習任務是模擬實施聯合封控、信火打擊。筆者的解讀是，其「聯合封控」的任務是用水面、空中和水下的飛機和艦船，對台灣東南部巴士海峽實施封控演練；其「信火打擊」指的是對台灣和美軍實行電子信號干擾和火力打擊。 如果單從其演習任務來看，這支航母編隊似乎已經具有了初步的攻擊型戰力；但從演習的具體目標來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這則新聞提到，此次演習的具體目標是，「全面檢驗部隊在聯合作戰體系支撐下的聯合偵察、聯合指揮、聯合行動、聯合保障」。 也就是說，這次山東號航母編隊的演習，主要是試圖達到三個方面的具體目標：其一，試驗陸上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與空中飛機、水面艦船、水下潛艇之間的戰鬥通訊聯絡，實現指揮中心對演習各單位的有效指揮；其二，試驗空中飛機、水面艦船、水下潛艇之間的實時通訊聯絡，從而避免各自為戰，實現這三部分戰力的聯合行動；其三，試驗供給船隊為水面艦船和水下潛艇的動態油料補給，所謂的動態補給，是指供給船與接收船艦在不停航、風急浪大的狀態下完成油料的供應。 很明顯，這樣的演習仍然屬於初級訓練，並非戰鬥演練，而是海軍遠洋出海所必須的基本功訓練。沒有這樣的基本功，這樣的編隊就算在編製上組成了，也不具備出海能力。從這一步出發，山東號航母編隊的基本巡航訓練，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而完成了巡航訓練，才談得上進一步的作戰訓練。這就是中共海軍目前缺乏戰力的證明。 四、習近平對海軍的最新訓示暴露了什麼？ 4月13日中共官媒報道，習近平到廣東湛江的南部戰區海軍機關作了訓示。他的講話當中提到了這樣幾點： 第一，習近平強調，海軍「要深化戰爭和作戰問題研究，創新作戰概念和戰法訓法」。這句話有兩層意思，其一，中共海軍的演訓至今都未能以戰爭狀態和戰鬥訓練來組織，也就是說，對戰爭的對象（當然不止包括台灣，也包括美、日海軍）和戰爭的進程，以及戰爭對中共海軍的要求及難度，缺乏戰略層面的思考和認知；其二，中共海軍的訓練方法目前仍然是單純的常規演練，所以有點象「擺拍」，虛練而不實用。 習近平講話中強調的第二點是，「要加強實案化對抗性訓練，突出抓好重點課題專攻精練，提高訓練水平和實戰能力」。這句話有三層意思，其一，中共海軍出海演練，它的假想敵預設顯然十分浮誇，把中共的軍力誇大到無與倫比，敵手一觸即潰，所以缺乏與敵手海上對抗的實戰構想和對戰失敗的自我評估；其二，中共海軍的演練，往往只有浮於表面的動作，但是卻沒有精鍊，這樣的演習有點象假練；其三，中共海軍現在的訓練水平還有待提升，因為並沒達到實戰需要，因此也不具備針對敵手的實戰能力。 習近平在這次訓話中最後提出，「要大力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手段，把握新質戰鬥力建設特點規律，推動新裝備新力量加快形成實戰能力」。這句話實際上講出了中共海軍的根本弱點，那就是，它雖然有一些新裝備，比如艦載機、飛彈等，但這些裝備的運用並沒達到戰時所需要的熟練程度，也與海軍進入飛彈作戰時代之後所需要的「新質戰鬥力」有很大差距；換句話講，中共仍然在探索海軍艦船進入海上戰鬥狀態以後如何自保，又如何有效地形成「實戰能力」。 習近平在湛江的這番講話給了台灣一個啟示：中共的戰爭準備，所謀甚大，絕不僅僅是攻擊台灣而已；習近平所要的海軍戰力，主要不是針對台灣的，而是針對美軍的，它在準備與美軍和日軍對抗。中共若和平統一台灣，不僅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長期的悲劇和痛苦，而且台灣將變成中共對外擴張的橋頭堡，會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戰的戰火之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明年一月台灣即將舉行總統大選，隨著選舉活動逐步推開，很多涉及國際事務的話題擺上了檯面。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本來是國內事務，但近年來緊張的東亞國際局勢，事實上已經讓這場選舉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 一、台灣政壇關於國際局勢緊張的三種解讀 當前的緊張國際局勢主要表現在俄烏戰爭和潛在的台海衝突。在東亞地區各國相繼為中國威脅該地區的穩定和安全而未雨綢繆時，最近台灣出現了三種關於國際局勢緊張的說法。 其一是「台灣挑事說」，即台灣的部分在野黨人士提出，執政黨為了台灣的安全而採取備戰措施，會惹毛中國，挑起台海的緊張局勢。其二是「反戰避戰說」，就是台灣要反對戰爭，避免戰爭。其三是「台灣等距說」，這也是在野黨某些人士的說法，即台灣應該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等距離，不要偏向任何一方，似乎這種中立的立場就能給台灣帶來平安。 上述的前兩種說法都涉及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目前東亞局勢緊張，是誰製造的？是台灣要進攻中國嗎？是美國要進攻中國嗎？完全不是。過去十年來，是中國在持續地擴軍備戰，擺出了對外軍事威脅的姿態。所以，警告「玩火者」，難道不是緩解台海緊張局勢的關鍵方法之一嗎？ 然而，奇怪的是，「台灣挑事說」和「反戰避戰說」的論者，都故意迴避「玩火者」是誰這個常識問題。他們對「玩火者」保持著「高度的尊敬」，完全不譴責「玩火者」的挑釁行為；相反，他們對準備「消防工具」的台灣執政黨卻諸多責難，似乎「玩火者」是不可以指責的，而「消防隊」的演習，反而會不必要地「激怒」「玩火者」。 宋代的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講了個故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典故是指權勢者胡作非為，卻不許民眾有正當權利。新華社在2013年的一則時評當中，把這個典故搬到了國際關係層面，用「州官」寓意美國，而「百姓」則指中小國家。沿用新華社的這個比喻，在製造台海緊張局勢這方面，「放火」的「州官」顯然是中國，而弱小的台灣則是受到傷害的「百姓」。 當「州官」在不斷「玩火」的時候，台灣那些提出「台灣挑事說」的論者，指責「百姓」準備「消防」，是「挑事」、會「激怒」「玩火者」、引發戰爭，很明顯就是在為中國的軍事威脅張目。而「反戰避戰說」的論者絲毫不去譴責「玩火者」，故意不區分軍事威脅源自何處，實際上，他們的「反戰」，反的是美軍助台，希望台灣孤立無援、被中共武力吞併，所以實際上是在為中共助戰。 二、台灣大選的什麼議題，會讓美國意外？ 台灣會不會讓美國意外，這個問題源自美國智庫馬歇爾基金會的亞洲項目主任葛萊儀女士的說法。今年2月18日台灣的《政經最前線》節目播出了我採訪葛萊儀女士的內容。她提出了對過去多年來兩岸關係的評估，同時也提到了一個「台灣不要讓美國意外」的看法。 她首先在節目中表示，「台灣有一些人認為，與中國達成某種安排，可能對台灣的未來最好，這並不新鮮；而其他人則不這麼認為。如果看看民意調查，我們確實看到，支持與中國統一的人越來越少，而支持獨立的人越來越多。也就是說，我認為，台灣的大多數人，仍然支持維持台灣的現狀。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在台灣的主權問題上不站邊，但美國堅持兩岸之間的任何解決方案應該是和平的，不過，兩岸各自的方案不同……『一國兩制』的方案非常不受歡迎，甚至在香港成為中國施加更大壓力的目標之前，『一國兩制』在台灣就不受歡迎了。 「我們看到，幾乎每一位台灣總統，從李登輝開始，都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然後，1999年民進黨上台時則說，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如果有一個一貫的政策向前推進，無論新總統是誰，都會繼續台灣過去的政策，這將被視為穩定和受歡迎的。而如果新任台灣總統說出截然不同的話來，則會引起擔憂。 「重要的是，美國和台灣，要讓雙方的政策都不會出人意料。這指兩個方面，台灣不應該讓美國感到意外；而美國也不應該讓台灣感到意外（That goes two ways, Taiwan shouldn』t surprise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hould not surprise Taiwan）」。 葛萊儀女士的最後一句，「台灣不應該讓美國感到意外」，含蓄地提出了一種擔憂。在當下台灣的政治局勢中，什麼樣的事情會讓美國感到意外？台灣的執政黨與美國有緊密的合作，蔡總統的訪美更進一步地鞏固了台灣的國家安全；但是，台灣的在野黨部分人士是否與中共有越來越多的合作或勾結，這就是會讓美國感到意外的事。而美國所擔心的是，台灣的安全如果被台灣的親中派動搖，那將成為撼動整個東亞、甚至世界經濟的大事件。 3月29日《政經最前線》節目播出了對哥倫比亞大學大學黎安友教授的採訪，當黎安友教授被問到，「如果台灣被中共接收，對台灣2,300萬居民來說，意味著什麼？」他的回答非常簡潔明了，「（中共）統一台灣，對台灣居民來講，是非常非常悲劇的，我不想看到那個」。 三、中共對馬英九「暗統」的評價 我在本台專欄3月24日的文章《中共對台的柔性「統一」模式之沙盤推演》中，分析了中共一旦和平統一台灣，將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會帶給台灣人民多大的苦難。誠如黎安友教授所言，統一對台灣居民來講，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中共現在的對台政策，不管是側重動武威脅的一手，還是側重於拉攏顛覆的一手，目標都毫不遮掩，就是要儘快吞併台灣。最近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以祭祖為名，訪問中國，並宣稱他拉近了兩岸關係。但中共對馬英九訪問中國可能產生的作用，其實評估不高。 馬英九訪問中國期間，3月30日中共的外宣喉舌《香港01》（即原設北京的《多維新聞》之第二代），發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文章發表時用的標題是，《要和平不要戰爭，「暗統」的馬英九政治底色到底是什麼？》。但文章發表後，北京可能出於策略考量，又把文章標題改成了《請善意看待馬英九及其大陸之行》。 這篇報道對台灣下次大選的評估是：「島內拒統基本盤太大（87%以上是反統傾獨的『本省人』，任何一個旗幟鮮明反獨的政客，都會在選戰中粉身碎骨，都會在台灣政壇被極端邊緣化（如新黨的諸位政治精英）」。中共的意思很明確，其實它並不指望台灣的中共同路人，能通過大選為中共佔領台灣鋪平道路；不過，既然佔領台灣是中共心心念念之事，那就只能「死馬當作活馬用」了。 台灣的某些在野勢力有一種說法，只要與中共對話，彼此信任，就能給台灣帶來和平。且不說中共從不信任台灣的各種政治勢力，本文引用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對台灣統派的評價，可見一斑；即便台灣被統派獻給中共，中共因而佔領了台灣，那就會給台灣帶來永久的和平嗎？這是台灣的統派不愔國際局勢、一味沉溺於兩岸交好的幻思狀態下，製造出來的一個謊言。至於其中某些人以為，只要與中共交好，就可以把中共對外擴張的禍水引向美國，讓台灣免於戰事，永享太平，那更是井蛙之見。 四、台灣的安全只是兩岸關係問題？ 台灣完全不能指望中共的善心，以為中共只是想統一台灣而已；台灣更不能相信，中共統一台灣以後，它一定會善待台灣人民。 看看中共擴大海軍艦隊的規模，就可以知道，它以多個航母編隊和戰略核潛艇為核心的海軍，基本的作戰對象根本不是台灣。航母主要用於大型艦隊的遠程海戰，而不屬於進攻台灣這樣的島嶼所需要的對岸攻擊力量；而戰略核潛艇裝載的是射程上萬公里的核飛彈，那是威脅美國的，根本與台灣無關。如果中共佔領了台灣，戰略核潛艇進駐基隆和高雄港，那些核彈頭是給台灣帶來了和平還是危機，答案非常清楚。 從中美冷戰的國際格局來看，中國對台灣的野心，只不過是它一連串軍事企圖的第一步。2021年8月20日我曾經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亞洲很想聊」節目中提到，在中共軍事上對外擴張的戰略目標里，台灣只是第一步，但絕對不是最後一步。2021年11月，美國聯邦參議員柯寧率團訪問台灣之後，在美國參議院院會分享訪台心得時指出，若中共奪下台灣，恐不會就此止步；因此，外界不應把台灣視為中共的終極目標，台灣其實是中國試圖稱霸區域與全球的「第一塊骨牌」。他警告：「若台灣倒下，這不會是結局，而是開端。」 我在本台專欄2022年1月26日的文章《中共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進一步指出，萬一中國佔領台灣，美國將無法再有效維護第一島鏈上台灣以北的日本、韓國的安全，美軍在日本、韓國的軍事基地將面臨中共的威脅；更進一步看，中國可能把台灣當作軍事上的前進基地，加強對美軍在第二島鏈上唯一的關島基地的壓力，而菲律賓乃至澳大利亞的安全也將受到中共的進一步威脅。因此，在中美冷戰的背景下，中共的對台威脅，再也不單純是所謂的「統一就能換來和平」這樣的假命題，中共企圖佔領台灣，實際上是中美軍事對抗的一個關鍵環節和組成部分。 今年3月，曾任美國駐日大使館陸戰隊武官、現為美國安全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的退役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Grant Newsham出版了一本書《當中國攻擊時》（When China Attacks: A Warning to America)。作者3月29日在華府的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介紹他的新書時表示，他要讓亞洲讀者知道的是，「你們是下一個」；中共發動侵略，在台灣「只是一個開始」；一旦中國取得台灣，所有亞洲都是下一個目標。他談到：「如果台灣淪陷，我認為，亞洲其他地方都會變成深粉或紅色，而且幾乎是一夜之間，或許除了日本以外。」 《美國之音》的記者採訪Newsham時，他表示，台灣明年的總統選舉極為重要，如果選舉結果是親中國的候選人當選，中國可能會認為，他們只要採取脅迫行動，就能讓實際上等於是他們的代理人服從；「或許，甚至可能有一段時間會表現的很友善、不具威脅性或有吸引力，但同時也繼續保持脅迫。那麼，他們可以不需要打仗就得到台灣，這對他們來說，也是最理想的結果，因為它很容易」。 很顯然，台灣的危險，並非僅僅來自中共的攻台威脅，同樣也來自中共的和平統一謀劃。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對明年初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會高度關注；從某種程度上講，台灣的這次總統大選，其實已經成為一項牽動世界和平的國際事件。 然而，台灣仍然有部分選民似乎在迴避這種認知，他們一心一意地只想實現「政黨輪替」。當有人抱著「政黨輪替第一位，國家興亡無所謂」的心態時，就會不願意接收不利於自己的資訊。如此，他們便忽視了中共那虎視眈眈、想一口吞下台灣的國際野心，反而把中共這個台灣最大的生存威脅，錯當成謀求台灣「百年和平」的希望和依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現在想武力統一台灣，難度很大，其已自知；於是，它便加快了對台灣的柔性「統一」計劃，特別是想利用今年台灣的大選來實現其「促統『三步走』」之方略。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可能和平，也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棋子；如果中華民國在中共的「和平統一」中被某些人獻上了「祭壇」，台灣必然成為中共用來威脅東亞和平的棋子。今年的台灣大選中，「和平統一」已經成為一個訴求，至少總統參選人、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已經如此宣布。筆者即以「和平統一」為假設背景，做一次「沙盤推演」，分析一下「和平統一」會給台灣帶來什麼，以此就教於關心時局之各方人士。 一、習近平對台戰略：被迫從武力進攻為主，轉向和平統一 最近美國的一家與軍方關係很深的智庫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報告，《打贏系統戰：中國對美中軍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其結論是，解放軍在與美國軍力差距的自我評估上，自認有許多不足之處，「這些自我評估，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有關潛在大國衝突、也就是因台灣地位的衝突的風險，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這份報告表明，當美國表示要支援、支持台灣的背景下，中共已經知道，它想武力統一台灣，現在難度很大，可能是做不到的。 今年2月6日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給國會的2023年《年度威脅評估報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說，「2023年北京將持續施壓，並可能提供一些誘因，使台灣朝統一方向移動。中國使用有協調的、全政府式的工具來展示實力，並強迫它的近鄰默許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區陸地、海洋和空中的聲索，以及它對台灣所宣稱的主權」。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說，「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那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代價」。 顯然，美國或許可以嚇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發動和平統一的的操作。那台灣的多數選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統一，就要等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來揭曉謎底了。一旦台灣的多數選民把票投給台灣的「親共派」，美國就很難阻止中共和平統一台灣的計划了。 但是，有一個關於中共對台柔性統一的根本問題，在台灣民間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是，中共的「和平統一」這個口號，在台灣內部響應的人，是把「和平」與「統一」分開來講的。他們強調的是，眼下只要祈求中共不要動武，台灣就可久保「和平」；然後，他們主張，台灣只要承認中共的「統一」願景，不要做任何讓中共不滿意的事，同時盡量迎合中共，通過「疑美」、「仇美」宣傳，疏離台美關係，讓台灣成為中共保護下的一部分，台灣就有了來自中南海的「安全保障」。 然而，中共真是這樣想的嗎？當然不是，中共的「和平統一」現在已經不是「願景」了，而是要限時完成的「統一」計劃；它已經不再等待未來的「統一」夢想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儘快扼殺台灣多數民眾所希望的維持現狀之意願，把台灣納入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 二、中共的柔性”統一”模式 中共的「和平統一」模式，其前提是，通過蠱惑台灣的多數民眾票投「統一」派，然後讓一個選舉時不談「統一」進程、但原則上支持「和平統一」的政黨來執政。這個政府將是台灣最後的民選政府，中共會立刻對這樣的支持「和平統一」的政府軟硬兼施，其具體目標就是兩岸「協商」，設定時間表，讓台灣那個支持「和平統一」的政府，儘快同意中共對台灣施行主權。如果台灣出現一個政治上順從中共的政府，它除了乖巧地聽命於北京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以拖延搪塞的時間和空間。 到目前為止，在台灣，不管是哪個陣營的人，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一番，中共的柔性「統一」模式一旦進入操作狀態，台灣將面臨怎樣的巨變。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其實是台灣民眾今年大選時必然面對的一個基本課題，不管是關心兩岸關係的人，還是更關心市政建設、工資福利的人，都繞不開、躲不掉這個事關台灣存亡的大問題。 當然了，中共不會笨到用白皮書的方式，公布「和平統一」模式的具體施行方案，那隻會打擊它的「友黨」在台灣的選情，阻撓中共的「統一大業」。在中共的話語中，「和平統一」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其中，「和平」是手段，「統一」是即期目標，「和平」是實現「統一」的手法而已。 關於中共的「和平統一」模式，其實中共的外宣官媒最近講得十分清楚。2022年之前中共有一個主要外宣網站《多維新聞》，所有者名義上是香港人于品海，但50到60個采編人員都在北京辦公。這個網站在中國國內看不到，只面向境外華人讀者。由於這家外宣媒體有中共國安部內反習近平勢力的背景，曾經刊登一些對習近平不利的文章，2022年4月26日被中南海下令關閉。其大部分員工被遣散，但部分人員轉到了于品海設在香港的網路媒體《香港01》，繼續扮演中共的外宣喉舌。 今年中共的「兩會」之後，《香港01》刊登了幾篇文章，解釋中共的中央官媒不方便說明的香港政策和對台政策內幕。其中，《香港01》駐台首席記者張鈞凱的文章指出，中共現在正在推進所謂的「促統『三步走』」方針，即「面向台灣社會群體，啟動從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統」。當下，這「促統『三步走』」方針正在執行中：比如，讓台灣支持「統一」的政治人物到中國「交流」，已經安排了兩批人去，其中馬英九的行程即將開始；所謂的「融合」，最近台灣的親中疑美論調甚囂塵上，正與中共的聲音互相呼應，試圖影響台灣的選情；至於下一步的「促統」，應該可以很快在台灣的大選進程當中看到與中共意向一致的文宣。 三、中共急於「解放」台灣 面對中共急切的柔性「統一」方針，台灣的一些民眾可能會聯想到香港的現狀。也許有人認為，「統一」後台灣至多是變成象香港那樣的「特區」，至少生活還算安定，不用打仗了。真那麼簡單嗎？且不說多少台灣人願意接受「香港模式」，中共真打算把「香港模式」搬到台灣嗎？上面提到的《香港01》記者張鈞凱在文章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共「統一」台灣的方案，並非港澳模式的複製。 中共如果佔領台灣，它不會複製「香港模式」，其實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台灣是國家，而不是香港那樣的一個城市而已；第二，在中共的心目中，台灣對中共的作用，其功能與香港完全不同。 先來分析第一個原因，即台灣與香港的政治狀況完全不同。香港只有警察，沒有自己的國防能力，以前是靠英軍象徵性地駐軍，維持著殖民地的地位；英軍一旦從香港撤走，解放軍進駐香港，多數市民也覺得理所當然。而台澎金馬是中華民國最後的領土，中共接收台灣的同時，就意味著中華民國徹底亡國了。而這恰恰就是中共意欲佔領台灣的最大目的，即所謂的「解放台灣」。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長期宣傳，台灣還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是「敵占區」，必須要把台灣人民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更何況當年國軍還信奉「反攻復國」。如今的國民黨已經既不「反動」、也不「反攻」了，其中部分人甚至已經成了中共的「友黨」。但是，中華民國的存在，始終讓中共如鯁在喉，必欲滅之而後快。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提出，無需再講「台獨」，中共卻仍然死死咬住「台獨」不放的原因。因為，獨立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共心目中無力消滅的「敵占區」，是中共的敵國。中共的所謂「統一」，就是要徹底佔領中華民國的最後國土，剷除中華民國的痕迹。「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有些中共的台灣「同道」故作不知罷了。 四、台灣的民主自由當然不為中共所容 其次，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政治上的另一個最大目的就是消滅台灣的民主自由。台灣與香港不同，香港市民曾經有過多方面的自由，香港被中共收回後，市民就逐步喪失了政治自由；而台灣早已完成了民主化，台灣人民擁有所有的政治自由和選舉權。因此，在專制的中共心目中，台灣的自由民主猶如對中國民眾的無盡誘惑，時刻都構成對中共政治制度的威脅。所以，「統一」台灣，就一定會把重點先放在廢除台灣的民主自由上。 國民黨在威權時代曾長期在台灣推行反共教育，台灣民間對中共的好感很少，中共其實非常擔心它的統治無法在台灣站住腳。中共一旦「統一」台灣，習慣於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非常可能比香港民眾展現更多、更強烈的反對。何況，台灣有國軍，在解除國軍的武裝之前，中共完全沒有安全感。因此，中共很清楚，用「血濃於水」的說法，無法抵禦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對專制的抵制；它也不敢相信，用少量共軍象徵性地進駐台灣，就能完全實現對台灣的嚴密控制。 因此，中共絕不會容許台灣被它「統一」之後，還仍然保留政治上原有的民主自由；相反，中共佔領台灣之時，第一件事就是確保中共的台灣當局掌握足夠的軍事鎮壓武力，防止台灣社會發生反共抗議。中共對彈丸之地的無武裝香港市，都堅持一定要駐軍，毫無疑問，中共的「統一台灣」計劃肯定建立在大規模駐軍的基礎之上。而派駐解放軍進入台灣，不僅是為了壓制和接收國軍，還為了彈壓社會抵制。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沙盤推演，一旦台灣的中央政府在中共的威脅下，請求中共「和平統一」台灣，那中共的實施步驟會有以下幾步： 第一步，十數萬解放軍通過空運和海運，快速佔領台灣，分別進駐全台各要地要塞。 第二步，北京指定的台灣省委，會立即宣布軍事管制、全台戒嚴，直到中共認為它對台灣實現了完整的嚴密控制。戒嚴對台灣社會來說，並非新鮮事，國民黨曾經在台灣實施過幾十年的戒嚴。但中共在台灣的戒嚴，會遠比國民黨當年的戒嚴更為嚴厲，包括管控機場、港口，禁止人員自由離台，也管控銀行，防止資金外逃。 第三步，在解放軍的保護下，緊跟在共軍之後，中共會陸續派幾十萬幹部到台灣，接管鄉以上的所有行政單位。 五、和平統一之日，即中華民國滅亡之時 台灣落到中共手裡，不僅僅是喪失民主自由，更意味著中華民國即刻滅亡。中共意欲「和平佔領」台灣，它最關切的就是，從此世上再無民國；這樣，中共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奪取國土的百年歷史，就此划上句號，以中共的最後成功和中國國民黨的完敗而結束。至於台灣民眾的觀感是什麼，解放軍全台軍管之下，中共根本不會介意。 所以，當共軍抵台的時候，中共的戒嚴令必定會宣布，封殺中華民國的所有政治象徵。中共不僅會一以貫之地把台灣矮化成它的一個省，並以此設立行政建制，同時立即廢除中華民國所有的國家機器和中央層級的機構。因此，中共不會讓台灣成為香港那樣的「特區」，而是要刻意地消除「台灣省」的任何特殊性，目的就是貶低中華民國民眾的自我心理定位。 在這樣的一個考量下，從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到五院，從國軍、國史館到忠烈祠，中共一定會全部廢除。這不僅是為了中共今後統治的需要，更是為了從政治上剷除中華民國的任何痕迹。中共佔領台灣後，可以想見，有關中華民國的任何字樣，對中共來說，政治上都成為非法的了。中共會作廢中華民國護照，不允許「台灣統一」之時台灣民眾還可以持中華民國護照出國；同樣的，新台幣作為中華民國的象徵，自然也在廢除之列，中共可能會限時兌換人民幣，期滿即宣布新台幣停止流通。 「和平統一」後，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的中國國民黨，其各級黨部會被中共勒令解散，該黨當即消亡。因為，無論是想到國民黨與中共的歷史糾葛，還是聽到國民黨的黨名中那個中國字樣，都讓中共耿耿於懷。政治上，中共當然不允許任何迫於形勢而乞降的政黨存活下去，何況這個昔日對手，「統一」之刻即成「廢子」。 其實，中共在大陸養著一個歷史上投共的國民黨幹部及其後代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已歷七十載，昔日用於對台統戰，今後就可能用來改造台灣國民黨里認同中共的國民黨員。 比較客觀地從局外去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親共人士對中共來講，或許還有一點統戰價值，可資利用；而台灣一旦落到中共手裡，台灣原來的親共人士就沒有統戰價值了。如此鳥盡弓藏之事，在紅色中國早已屢見不鮮，不但中共的「黨外友人」曾吃盡苦頭，連中共本黨高幹也照樣難逃「兔死狗烹」的命運。 六、中共的「統一」計劃中，台不如港 中共治下的台灣，經濟上還能保持原狀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對中共來說，香港和台灣的用處不一樣。而很多台灣民眾並不了解這一點。 1949年中共佔領廣東以後，它並不是沒有軍力攻佔香港，但毛澤東決定不碰香港。那當然不是為了遵守中英兩國歷史上的租借協定，而是為了給中共留下一個與國際社會作經濟交流的窗口。直到今天，中共始終不把香港納入廣東省，而是以「香港特區」的統治形式、避免把香港「廣東化」，仍然是出於這個考量。中共一向把很多要隱藏痕迹的經濟活動，都通過香港來操作。例如，美國智庫銀路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最近在研究中發現，俄烏戰爭開始後俄國受到國際制裁，於是去年中國輸往俄國的可轉為軍用的集成電路產品成倍增加，但大部分半導體零部件都特地繞道從香港轉口，令人質疑香港在擔當中共「白手套」的角色。 中共很清楚地知道，早晚一天，它的國力一旦增強，就會與國際社會發生衝突，那時候，香港就或許還有「窗口」的作用。關於這一點，上文提到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名義上的「老闆」于品海，今年3月19日在這個網站上貼出了一篇他的署名文章，此文再度明確了我在本節開頭提到的香港對中共的特殊作用。于品海在此文中寫道，香港是中國最開放並與西方融合最多、最深的城市，自然就是中共目前追求的國際局勢「百年大變局」的焦點（筆者註：這個「百年大變局」的說法，就是中共在對外擴張中，要蓄意改變國際規則、撬動國際秩序，讓中共能號令國際社會）；香港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是內地發展的引領者，中共今天事實上賦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香港是中國推動世界秩序變化，建設更合理世界的助推器。 然而，台灣不象香港那樣，被國際金融界視為東亞的金融中心。一旦中共佔領台灣之後與國際社會發生大的衝突，中共會利用台灣作為軍事上的前進基地，但不會指望國際金融界把台灣作為與中共經濟往來的「窗口」。所以，台灣對中共的用處，除了高科技企業會被接收之外，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供養中共了，也就是充當「奶牛」；台灣不象香港，中共不指望台灣成為它進口被禁運的技術和出口的必要管道。 至於財政和外匯管控方面，中共也不會給台灣象香港那樣的自主權，而是可能把台灣的財政納入中共的全國預算再分配框架，要求台灣的地方財政向北京上繳相當數額的稅收。在中共今後全國財政艱困的狀況下，台灣倒成了財政有結餘的省份，會不斷被北京盤剝。當然了，過去中華民國時代的將領退休俸，中共是不會繼續保留的，那屬於富有反共意涵的舊朝福利。 簡單來講，中共的「和平統一」口號，本身就是對台灣人的最大欺騙。「和平統一」的結局是，台灣被中共納入對外擴張的戰略部署，台灣的人力和經濟資源將成為中共對外擴張的工具。事實上，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可能和平，台灣也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棋子；如果中華民國在中共的「和平統一」中被滅掉了，台灣必然成為中共用來威脅東亞和平的棋子，那時，台灣的和平就再也沒有了，民眾的安全和平靜也長期消失了。
近來台灣流行新版”疑美論”，日前，一則所謂的美國”毀滅台灣計劃”之假消息被別有用心的人在台灣傳播。而這則謠言的編造者說明其假之後，這則謠言反而大行其道，登堂入室，成為中國外交部長質問美國的”事實依據”了。在社交媒體時代，造謠已是常見現象；傳謠也不稀奇；但是，大國外交部長據謠發言，正式傳播這則謠言，還真是新鮮事。 一、台灣出現新版「疑美論」 近年來，台灣流行「疑美論」。這種論調抓住各種機會，熱衷於傳播同一類信息，那就是，美國在利用台灣，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包藏禍心」、給台灣帶來風險，台灣要警惕來自美國的傷害，如此等等。 筆者所指的，是台灣的新版「疑美論」，這是我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既然我提出了台灣的新版「疑美論」，那自然就有台灣的舊版「疑美論」。什麼是台灣的舊版「疑美論」，這新舊兩種版本的「疑美論」有何不同？這裡稍加說明。 台灣所謂的舊版「疑美論」，起自1978年底卡特決定與中共建交。當時卡特政府決定，突然終止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邦交，撤銷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承認。當然，卡特的這個決定，是延續基辛格策劃的尼克松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與中共關係的路線之延續。卡特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點，是因為他在美國國內推動的社會、行政、經濟政策聲譽不佳，阻力重重；卡特為了提升美國民主黨在國內流失的民意，便希望通過與中共建交，來取得外交上的政績，所以作了這個決定。 當時台灣的民間瀰漫著悲憤和不安的情緒。此後，雖然美國國會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台灣的安全。但在台灣，「疑美論」開始出現，不少人認為，美國對中國和對台灣的政策，即所謂的對台灣地位的「戰略模糊」，往往偏向中國。在這種狀況下，美國給台灣的空間很小，給中共的空間很大。 比如，美國國務院多年當中形成了一套內部規定《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Guidelines on Relations with Taiwan)，它對美台官方交往的地點、人員等等，作了種種限制：禁止美國行政當局官員以及高階軍官訪問台灣；不讓台灣高層領導到美國訪問；雙方官員的會面只能在旅館裡，而不能在聯邦政府建築里；要求台灣的官員不要穿戴任何正式官服或徽章等等。 這些規定都有利於中共的訴求，也是台灣舊版「疑美論」所關注的地方。換言之，台灣的這種舊版本「疑美論」，落腳點是希望提升台美關係，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 然而，最近台灣出現的新版「疑美論」，與舊版本「疑美論」完全不同，其意圖甚至截然相反。台灣的新版「疑美論」並不想推動美國更進一步地改善對台關係，而是希望離間美台關係，破壞台灣民眾對美國的對台政策的信心。這種新版「疑美論」的目的何在？其實就是為中共服務，想要讓台灣的民眾不信任美國，然後只好去指望求中共恩賜給台灣和平。 二、美台關係改善，台灣新版「疑美論」甚囂塵上 過去三年多以來，當中共對東亞地區和平穩定、以及對印太地區的穩定和國際秩序展開挑戰之後，美國對中國和對台灣的政策都在逐步調整，總的趨勢是靠緊台灣，防範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外交上過去所謂的對台「戰略模糊」，其實已經在調整中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最近美台關係不斷升級，雙邊關係的進展相當多、相當快，防務合作方面也越來越深入。實際上，美台關係已經達到了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以來最好的時候；而且，從趨勢來看，台美關係仍然處在向更高峰進軍的中途。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由於台灣的新版「疑美論」不斷被台美雙邊關係持續改善的現實打臉，於是它就只能完全罔顧事實，不斷地製造謠言。這種做法是仿效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說法：「重複是一種力量，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黨國家的宣傳系統，從來都是戈培爾的信徒，始終堅定不渝地執行這個宣傳方針。而台灣的新版「疑美論」，也經常與中共當局遙相呼應。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前些天台灣出現了新版「疑美論」的一個超級假消息。而這個假消息居然在北京得到了中國外交部高層的不斷呼應，是為殊異。 若干天之前，台灣有一個前立委在Facebook上引述了一個美國廣播節目主持人Garland Nixon的一則推特上的文字說，美國白宮有「毀滅台灣」的計劃。《美國之音》在報道中稱，台灣那位傳播Garland Nixon胡言亂語的前立委，是在「微博上常發表親北京觀點的台灣政治人物」。 由於Garland Nixon的話，聽上去好像是拜登口誤之中爆出來的原話，台灣不少民眾曾信以為真。但是，當這個假消息的原初編造者本人出來說明，那段話根本就是他瞎編亂講、「傻瓜才會上當」之後，台灣新版「疑美論」的傳播者卻不願意向被騙的公眾道歉，而中共的外交部高官則引用這則假消息，撒有介事地質問美國政府。 三、美國有「毀滅台灣計劃」？ 關於這個所謂的美國「毀滅台灣計劃」，其來源、背景、闢謠等各方面的完整故事如下。 3月1日，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這兩家媒體同時發表報道，針對所謂的美國「毀滅台灣計劃」，用事實闢謠。《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刊登在《事實查核》欄目，《美國之音》的報道刊登在《揭謊欄目》。綜合這兩家媒體的介紹，事實真相如下： 今年2月16日，Garland Nixon在推特上發文，內容如下：「突發新聞：白宮內線透露，當被問及有什麼比『新保守主義烏克蘭計劃』更大的災難時，拜登總統回應道，『你等著看我們的台灣毀滅計劃吧』。」 Garland Nixon為俄國外宣媒體工作。美聯社2019年援引美國司法部的聲明報道，「佛羅里達州的RM廣播公司通過與俄羅斯國營媒體集團《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達成協議，為俄羅斯提供宣傳平台。」RM廣播公司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了一家WZHF-AM廣播電台，美國的法院判定它是「俄羅斯政府代理人」。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是俄國的官營媒體，該機構的英文名稱是Russia Today，其下屬平台包括英文網站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該媒體集團因為在俄烏戰爭中傳播假訊息，2022年遭到加拿大政府制裁。 Garland Nixon經常在推特上發布假消息。1月29日，也就是他編造「美國毀台計劃」假消息之前的兩個多星期，他曾經在自己的一條推文中寫過：「不管你把推文寫得多麼荒謬諷刺，總還是會有腦殘的笨蛋向你索要『消息來源』。」 Garland Nixon發布過那則美國「毀滅台灣計劃」的假消息之後十天，2月25日他在推特上發布了一段56分鐘的視頻。他在視頻中自己承認，他關於拜登那個「台灣毀滅計劃」的推文其實是虛構的，只是開玩笑而已。在視頻的13:05的地方，Garland Nixon說，任何有在追蹤他的人都知道，他經常寫「突發新聞：白宮內線消息透露」、「突發新聞：克里姆林宮內線消息透露」這類的嘲諷文字。談到他的嘲諷文字，Garland Nixon用的是satire這個單詞。該詞的意思是，以政治及熱門話題作背景，用幽默、諷刺、誇張或嘲笑，來揭露和批評人們的愚蠢。 四、中國外交部中招：愚蠢還是借力？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某些政治勢力往往總是和中共保持立場一致，唯恐台灣在美國的支持下，國家安全得以加強，妨礙了中共的「統一大業」。這次在Garland Nixon的「美國毀台計劃」這毫無根據、全屬瞎編的謠言面前，這樣的人不但通過傳播謠言，來為中共服務，而且把中國外交部也拖進了謠言的泥潭，令中國外交部官員出了丑。 Garland Nixon2月25日在推特上發布的那個視頻已經說明，他關於「美國毀台計劃」的說法純屬瞎編。這個視頻不會不引起中國駐外人員的注意。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有大批人員每天通過美國的報紙、電視和社交媒體，搜集各種資訊；他們應該會及時向北京的外交部彙報，所謂的「美國毀台計劃」，毫無根據。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卻暴露出了它的愚蠢。 Garland Nixon2月25日的闢謠視頻發布3天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月28日的例行記者會仍然表示，有媒體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毀滅台灣」的計劃，「美方究竟意欲為何？」從毛寧的言論來看，她似乎根本不知道，所謂的「美國毀台計劃」完全是子虛烏有。 中國外交部官員表現出來的愚蠢，並未就此打住。3月7日，在全國人大的記者會上，前駐美大使、現任外交部長秦剛發言說，「(美國)一邊口口聲聲地說，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一邊卻暗地裡制定了『摧毀』台灣的計劃」。言之灼灼，謠言被他當作真相來用了。他被誰忽悠了？是他以前在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同事們沒有告知事實，還是他上了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這個下屬的當？這就是中國的大國外交的認知能力嗎？ 有一種可能是，秦剛其實知道「美國毀台計劃」是則謠言，也當然懂得，大國外交部長輕信謠言、以謠言辦外交，是會引起國際恥笑的。但是，從中共習慣性的實用主義出發，「美國毀台計劃」這則謠言太合中共的胃口了，也太好用了。所以，就算秦剛的話讓中國外交部和中國政府蒙羞，他也捨不得放棄利用這則謠言的誘惑。至於此事在國際外交界產生的不良評價，中國的外交部肯定是不會向習近平彙報的，但中國的情報部門仍然可能對習近平報告這個蒙羞之舉。至於秦剛本人是否將來會受到內部通報批評，他的仕途是否受影響，筆者就不關心了。 中共向來以謠言治國。官方之所以管控歷史教科書以及相關的課堂教學，就是因為中共黨史本身充滿了謊言，經不起追問和考查。這樣的政權，它會在意謊言傷害自己的形象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3月5日，中國五年一度的人大換屆後的人代會即將召開。這次會議的看點何在？可能還有人想起十年前溫家寶交卸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的一番發言，但那是胡錦濤時代尾聲的表演，此戲謝幕不可再。今年李克強交卸時，應該除了應景報告、黯然退場之外，不會有吸引眼球的講話了。今年人代會的真正看點是財政難題，而財政困境的關鍵是地方財政之全面苦度，這代表著中國進入經濟困難的起始點。 一、中國：財政困境看地方 為什麼在中國，財政困境看地方？因為，所有的困難首先集中在地方財政這個層級。地方財政進入全面困境之後，即使中央財政勉強自保，全國各地都會因為地方財政全面困難而爆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要了解中國的財政制度，就必須了解中國的中央、地方這兩級財政「收收放放」的複雜關係之演變史。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實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其財務核心就是，全國財政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用錢，必須得到中央政府主管部門的批准。 經濟改革開始以後，中央政府不得不把財源更多地用到民生上，這便造成了軍費困難，為此不得不實行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裁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統管全國經濟發展的僵化做法，也不得不重新調整，要給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更多自主權，其中當然就包括給地方政府一些財權。這就是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中首次的財政放權階段。 但這種財政分權的辦法，造成了八十年代地方財政權力增加、而中央財政財權萎縮的局面。於是朱鎔基1994年開始，把全國財政收入集中了到中央財政。1994年以前，全國財政收入當中，中央財政佔三成，地方財政拿七成；而1994年開始，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全國財政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地方財政只剩三到四成。所以，中央-地方的財政關係，再度進入了中央財政的集權階段。 朱鎔基集中財權的做法，關鍵在實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分稅制，即占稅收大頭的稅種歸中央財政，而地方政府能掌握使用的都是小稅種。這種情況下，沿海的經濟大省經濟實力強，它們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加快土地開發等辦法，補充自己的地方財力；但大部分省份的經濟實力弱，財政入不敷出，只能仰賴中央財政每年給予補助，即中央財政對大部分省例行的財政撥款。 1994年以後，中國各省的地方財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地方稅收、中央財政撥款和賣地收入。在地方財政當中，地方的稅收和中央財政撥款屬於「一般公共預算」，其開支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而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則被中央政府歸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 當時朱鎔基把與土地相關的收入全都留給了地方財政，因為他不懂，與城市土地開發相關的財政收入，會因為城市化和房地產開發而不斷增加。中共的憲法規定，「國家可以……對土地實行徵購、徵用或者收歸國有」，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塊土地需要徵用，就可以把這裡的居民遷走、舊房拆毀，然後這塊土地就可以高價賣給房地產公司，收入落入地方財政的腰包。這就是地方政府後來大力推進土地和房地產開發的由來。 隨著地方政府熱衷於賣地籌錢，房地產便成了支撐地方經濟和地方財政的支柱。於是，中國各省的地方財政全部轉向依靠賣地的土地財政階段。這是本世紀初中國經濟最繁榮時期的十幾年的狀態，在財政方面，這個階段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各撈各的錢，彼此相安無事。 二、總理喊話：「誰家的孩子誰抱」 如今，這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相安無事的局面，終於結束了；而地方政府集體為錢和中央政府的爭鬥已經拉開了序幕。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結局呢？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靠房地產拉動經濟，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產泡沫大到不能不破的時候，地方財政的困境就必然發生。 溫家寶在任時裝傻，假裝不懂這一點。李克強在位十年，一開始也不懂，後來他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危險：那就是，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落袋花光了，但各地開發土地的幾十兆巨額債務，卻留給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財政就算把軍警全都裁光，政治局全體不領薪水補貼、自己開私家車、秘書的「活」全都自己干、自己燒飯泡茶，中央政府的所有機關也數年「不吃不喝」，也仍然還不上這筆巨債。這就是目前李克強卸任前遇到的痛苦局面。 去年5月25日下午3點，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全國各省、市、縣的官員都通過視頻參加了會議。這個講話的錄音稿馬上就在網上和微信上傳開了。會上李克強講了一段話：「最近已經有幾個省給國務院打報告，提出來要借錢。我這裡明確的跟大家說……我這裡也給大家報個底賬，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災害，還有一筆總理預備費，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 李克強的意思很清楚，地方政府沒錢了，想找中央財政要，但中央也沒錢，你們各地自己想辦法。而總理上述喊話的意圖，被中國財政部長劉昆今年1月9日解讀得明明白白。他針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強調說，「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將進一步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預期」。 共產黨國家是集權制度，它本身必然會造成地方政府的「大鍋飯」觀念，自家的「孩子（債務）」想讓中央財政來「養」。何況，朱鎔基集中財權之後，實行對多數省市的中央財政撥款補助體制，這種體制又鼓勵和養成了地方財政的「大鍋飯」思維。這才有了李克強的如此喊話。 那麼，到底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如何形成的？地方財政的債務主要是兩部分，全都與土地開發有關。要把一塊土地賣給房地產公司來開發住宅，地方政府至少必須先付錢做幾件事。其一，補償被拆遷的居民；其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安裝水電、安排地鐵或公交。這都要在短期內投入大量資金。此錢何來？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券；另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設立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即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用地方政府手裡的土地，向地方銀行獲得抵押貸款或發行債券。 這兩種支出花出去以後，不管能不能通過賣地收回成本，這些錢都是借來的，債務到期了，無論是銀行的抵押貸款，還是發行債券，到期了都必須還債。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房地產公司多數都岌岌可危，不敢再買地了，也沒錢買地了；這樣，地方政府就沒錢還債了。 三、地方財政的帳外金庫枯竭 上面提到，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被中央政府歸類為「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說，在財政監管的層面，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政府的帳外金庫。如今，賬外金庫開始枯竭了。本來，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與國債一樣，以地方政府的稅收作為還本付息的擔保；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量太大，靠稅收不夠還債，只能用賣地收入作為債券償還的資金來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公司名義上是企業，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稅收來擔保，但實際上卻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財政局的財政存款作擔保的，最後也靠用賣地收入來還債。 其實，即便是在中國經濟尚且繁榮的時候，地方政府的債務也可能出現無法償還到期債務的困難。中共的財政部知道，這種局面完全可能發生，是整個財政系統的潛在危機。但是，為了掩蓋中國的財政金融危機，中國財政部採取了一種欺詐性做法，假裝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債務，而是模糊地稱其為隱性債務問題，拖著想混下去。 然而，現在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急劇萎縮，於是，地方財政的帳外金庫開始枯竭。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債券這種顯性債務，還是地方融資平台到期的所謂隱性銀行債務，就都難以償還了。 僅就中共公開承認並每兩個月公布一次的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即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數量來看，2022年底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35兆（350,618億元），其中四成債券6年內到期，必須償還，剩下的債券到期償還的時間稍多4年。中共償還到期債券的辦法，邏輯上有三個，一是動用地方財政收入償還本息，二是動用賣地收入還債，三是借新債還舊債。從2022年中國各地方政府還債的實際做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據中國財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餘額情況》介紹，2022年全國地方政府還債數額是27,758億，其中由地方財政從正規預算和賣地收入中拿錢償還的只佔14%，其餘86%的債務都靠借新債還舊債；2022年地方政府一共發行債券47,566億元，其中的一半都用來償還到期債務。由此可見，地方財政儘管多年來拚命賣地，但仍然財源枯竭，只能指望不斷借新債，用推遲還債來逃避眼下的償債困境。而目前賣地收入驟降，經濟蕭條之下，地方財政收入不斷萎縮，這就預示著，今後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償還債務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借新債上了。 四、2023年：中國各級財政進入苦境 地方政府的債務到底有多大？這關係到地方財政的苦境到底有多長？如果說，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大體上還算透明公開的話，那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基本上就是一個黑箱了。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在法定政府債務限額之外，地方政府通過各自的融資平台公司（也被稱為城投），直接或者承諾以財政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方式舉借的債務。 2020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隱性債務」總額是53兆，基本上是借新債還舊債，還債能力非常低。把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餘額35兆，加上融資平台的債務53兆，合計就高達88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22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110兆。這110兆債務，大體上相當於中國121兆GDP的91%；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相當於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稅收、賣地收入和中央財政補助）的260%；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還清債務了。 一個國家的財政債務和GDP的比率，在國際上被稱為財政風險警戒線，通常公認的警戒線是60%；也就是說，中國的政府總負債率已經比財政風險警戒線高出30多個百分點了。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國債，是地方債務。為什麼強調地方債務比率高，會很危險呢？因為，國債還可以向國際投行發行債券來融資，地方政府的債務沒有國際信用，基本上不能從國外融資。所以，中國的這種以地方債務為主的巨額債務，只能在國內拖下去，變成債多不還、「破罐子破摔」了，這種局面現在正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國的經濟不只是面臨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的總體困境，過去20年來，中共一直依靠做大財政和金融泡沫，才得以維持到今天。一旦這個財政和金融泡沫破滅，中國將面臨一場全面而極其嚴重的經濟災難。 五、銀行充當財政的錢袋 地方政府沒錢還債，要靠借新債來還舊債。那麼，地方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向誰借錢的？它們主要是向銀行、證券公司、投資基金借錢。銀行、證券公司、投資基金的錢，都是民眾的儲蓄。目前全國銀行的資金中，2022年底住戶存款一共是120兆；對比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110兆，中國各級財政的110兆債務佔住戶存款的91%。這意味著，各級財政因為欠下了巨額債務，其實已經把民眾的儲蓄大部分拿空了；而且，地方政府無力還債，只能借新債還舊債，也就是把欠條不斷換新，用今年的欠條替換五年前的欠條，債主永遠只看到「白條」，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錢還回來了。 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就是把民眾的銀行存款偷偷地通過中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搬到財政金庫里去用；存款搬家以後，地方政府在銀行里留下的只是一張永不兌現的欠條，只不過欠條不斷以舊換新而已。 在中國，政府可以從銀行里拿走民眾的儲蓄，因為所有銀行都受政府控制。中國的銀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小部分城市和村鎮銀行也是股份制的，但銀行在政府面前都要下跪。因為中國的銀行分兩類，一類是全國性大銀行，中央政府是主要股東；另一類是地方銀行，地方政府或地方勢力是主要股東。至於持有零散銀行股份的個人股東，對銀行的運作完全不能過問。 所以，銀行必須聽政府的命令，不敢違背政府的意願。這就是共產黨治下金融制度的特點，銀行是政府的「錢袋」。地方財政要用錢，只需要給本地的地方銀行打個招呼，發一份公文，讓本地的官辦融資平台公司走一下程序，就把銀行里民眾的存款拿去用了。這種「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能不能永遠玩下去？關鍵在於，會不會早晚把銀行的銀根抽空，導致銀行對存戶的日常兌付發生困難。這種情況去年下半年已經陸續在中國許多銀行發生了。 很顯然，地方政府玩「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早晚一天要出大問題。中共的財政危機現在是靠從銀行里拿走民眾存款來應付財政開支，這只是把財政危機轉化成銀行的金融危機而已。等到財政危機逼得銀行無以為繼，金融危機因而爆發，整個局面就沒辦法收拾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以後，美中關係明顯惡化。在此期間，雙方經歷了一系列互動。美國政府先是與中國政府溝通，然後把氣球擊落，打撈之後，又宣布氣球上攜帶有情報攝取裝備；中共對此的態度，從承認氣球進入美國領土，變成抗議美國擊落氣球，再反誣美國也有氣球進入中國領空；美國的媒體關注點則逐漸從間諜氣球本身，轉移到中國對美國的惡意威脅問題。這短短的十幾天內，這個間諜氣球暴露出了中共處理對美關係的底牌，而其中深意值得分析。 一、間諜氣球是北京《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一部分 關於間諜氣球的活動，目前美國的媒體主要是就事論事，但忽略了一個重要角度，即間諜氣球乃中共對美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間諜氣球事件，就比較容易理解，北京為何不惜破壞中美關係，也絕不肯承認間諜氣球的使命。 目前對中國間諜氣球的操作，美國媒體至多是延伸到中國可能存在「氣球艦隊」這樣的層面。但是，為什麼中共會如此明目張胆地操作間諜氣球項目，那只是單純的搜集情報需要嗎？實際上，如果把去年中共宣布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納入思考，就不難發現，中國正在部署實施針對美國和台灣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到目前為止，無論是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還是國會，似乎都沒有對中共的如此部署，有比較系統的分析和認知。 2022年6月13日習近平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從2022年6月15日開始生效。我在去年8月26日給本台的評論文章中就此做過簡要分析。那時，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此類行動對台灣的威脅這個層面；但當時我沒想到，這個行動同樣也針對美國，是中共對美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年的這次間諜氣球事件，讓我們不得不把視界打開，要從中共的全球戰略這一角度，重新來認識中共有計劃、有步驟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美蘇長達40年的冷戰，留下了教訓，也留下了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雙方必須避免熱戰；否則，一旦動用核武器，就萬劫不復了。美蘇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長期未把中國可能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新的戰略對手這一前景納入考量；直到川普總統任內，才開始警惕中國的潛在威脅。但美國目前基本上依然沿用美蘇冷戰的威懾戰略，希望中國也能象前蘇聯那樣，有所克制；而拜登最近開始對中國實行晶元領域的技術封鎖，這也是美蘇冷戰時代用過的手法，希望籍此延緩中國軍事技術的升級速度。 二、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是新冷戰的擴大化 然而，美國的行政和立法機構好像並沒認識到，中共已經從美蘇冷戰的經驗教訓之外，構想出一套非熱戰的新對抗戰略，並且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實施了；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實際上是把冷戰的範圍和手法擴大化了。這種「非戰爭軍事行動」動用軍事力量，但不啟動熱戰，卻可能達到傳統冷戰所達不到的威脅效果。 在美蘇冷戰那種傳統的冷戰當中，蘇聯除了被動地跟隨美國，不斷升級戰略威脅的強度、從核武庫的強化到擴大外太空的軍力競爭之外，也參與或發動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傳統型地面戰爭，但蘇聯並沒採取主動型的非戰爭常規軍事行動。因此，美國也沒有這方面的防備。然而，中共關於「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發明」，給美國提出了新的國際關係課題，那就是，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一旦針對美國及其盟國啟動「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要如何回應，又要如何防範。 中共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共有6章59條，但中國媒體沒公布這份命令的具體內容。中共對這個《綱要》保密，當然是因為其中很多內容並非中共官媒宣稱的所謂「救災」、「維和」等使命，而是軍隊對外戰略的非戰爭實施手段。 美國國會研究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年的一份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提到, 非戰爭行動指的是除全面衝突以外的軍事行動，可能包括定期活動，如巡邏、軍事外交和維和行動，以及危機應對行動。這是一種狹義的理解。 其實，中共軍隊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完全可能包括對外實施挑釁型或威脅型的軍事行動，象這次的間諜氣球活動就是如此。中共的所謂「非戰爭軍事行動」，會涉及到海上和空中的准軍事行動，其目標既可能指向中國的鄰國，如台灣、日本，也可能指向美國本土以及美國的海外領地，如關島、中途島等重要的軍事基地。 在台灣和日本方面，「非戰爭軍事行動」可能包括以演習和巡邏為名的領空、領海入侵，諸如對鄰國的近海連續發射導彈；也可能動用軍隊參與的渡輪和武裝民兵船的行動，先測試鄰國的海岸防衛能力，然後對鄰國的港口實施騷擾型封鎖。 在南海，中共以「民用」為偽裝，陸續在一系列水下暗礁上造人工島，然後建成海空軍基地，造成了霸佔南海國際水域的事實。這正是「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種典型方式。 而在美國方面，中共則以空中偵察（包括間諜氣球）、水面艦隊逼近等方式，對美國施加壓力，展示中共無懼美國的姿態。 三、「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戰術和戰略目的 從本質上講，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是一種戰爭邊緣政策和「蠶食」模式。它通過一步一步地擠壓對方的安全空間，造成對方的困憂，為進一步的威脅創造空間和機會。 在戰術上，「非戰爭軍事行動」試圖達到軍事上的戰爭手段不一定能達成的目標，例如，逼迫對方不戰而降，或者為了防止軍事衝突而步步退守，為中共的軍隊創造越來越大的威脅空間。 從戰略上看，「非戰爭軍事行動」可以讓中共的情報搜集和逼近演習常態化，讓對方疏於防範或疲於防衛，進而達到不戰而據上風的態勢，為以後升級軍事壓力製造機會。 在台灣方面，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很可能從戰術動作開始，企圖達到和平佔領台灣的目的。其戰術動作是，用軍事力量來實行港口封鎖和國際航路封鎖，實施經濟絞殺戰；同時試圖藉此動搖台灣的民心，設法誘導台灣的選民選出對中共投降的政黨來執政。如此中共就可以實現其「和平統一」的戰略目標，讓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便在台灣登島，進而實現對台灣的統治。 在美國方面，2020年初中共海軍的水面艦隊到中途島附件海域演習，以及最近中共的航母編隊到關島附近海域演習，就是針對美軍基地採取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部分。而中共「間諜氣球」部隊對美國領空入侵，也是在測試美國的領空防衛能力，進而為今後利用氣球投放有害物質或小型武器積累經驗。 事實上，中共軍隊對日本和美國的威脅，與它對台灣的威脅是密切相關的。北京希望削弱美軍對台灣的支援能力，從而讓美軍在台灣海峽和台灣東部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中能夠為所欲為。中共的海上和空中威脅或騷擾，表面上不算是戰爭行動，所以中共有時會用「民用」目的或軍隊訓練來包裝；但是，此類軍方採取的行動無不具有軍事目的，都屬於准軍事行動。中共希望美軍對中方所謂的「民用」行動充分寬容，接受中共製造這種「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現實，理由是，中共在「化解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地區穩定」。然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無非是新霸權主義的託詞而已。 四、中共對美敵意的三重來源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有兩大幻想。其一是，加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其二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會對國際社會承擔必要的義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前一個幻想，即中國民主化的幻想，早已破局。直到習近平連任獨裁之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圈才終於不得不承認，他們做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經濟全球化不是為民主化鋪平了道路，而是為中共推行國際霸權奠定了基礎。 第二個幻想，所謂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雖然還在美國的外交語言中存在，但已被中共的各種行動破局。這次的間諜氣球事件，就是中共故意扮演「不負責任的大國」這一角色的典型表現。 從柯林頓到小布希的歷任總統為中共打開WTO大門的時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著低姿態（即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因此給不少美國政治人物和中國問題專家一種印象，似乎中共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早晚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這種幼稚看法完全忽視了中共對美國的三重敵意。 首先，中共對美國的敵意出於「民主恐懼症」。為了確保紅色政權，中共對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恐懼，害怕國民嚮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榮的美國。因此，不管美中兩國的經濟、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從未停止過政治上的反美洗腦教育。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態度僅僅停留在「民主恐懼症」上，或許還不那麼具有進攻性。但中共現在也害怕「造反、紅色革命」等原始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散播，因此它的意識形態宣傳轉向了「愛國主義」，其核心觀念是「經濟趕超論」，即超越政治上的勁敵、經濟上的「老師」美國。 其次，中共的「經濟趕超論」也是中共對美第二重敵意的來源。中共需要用經濟快速發展，來支撐中共的「紅色制度優越論」。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僅靠自然的經濟發展顯然不夠；於是中共就不擇手段地地在經濟上削弱美國，盜竊美國的技術機密來仿製產品、佔領美國市場。雖然拜登政府提出，美中兩國是戰略競爭關係，但中共一如既往地採用它的「損你強我」國家戰略。這種戰略並非單純的民間企業的個別行動，而是由政府規劃、組織、資助的大規模計劃和操作；更關鍵的是，它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具有敵意的國家行動。 中共對美國的第三重敵意，來自其「美國假想敵」軍事戰略。中共的這一軍事戰略不僅是它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重要支柱。長期以來，它不僅千方百計地設法竊取美國的軍事技術和機密，用於發展軍事科技，同時也以美國為假想敵來擴張軍事實力。這樣的軍事戰略不會悄悄實施，而是不斷向美國展示增強的軍事實力（即「亮肌肉」）。中共雖然不見得真要與美國直接軍事對抗，卻要通過軍事力量的強化，不斷向國民展示其「強大」，從而讓認同「軍事愛國主義」的民眾增強對中共的向心力。 這三重敵意表明，不管美中兩國在經貿層面有多密切的聯繫，也不管雙方在外交場合會談多少次，中共對美國的敵意都不會稍減。 五、中共對間諜氣球事件為何先恭後倨？ 白宮在間諜氣球事件中一直試圖與北京溝通。而中共的態度卻先恭後倨，起初承認是中國的飛行物，但拒絕承認是間諜工具；而間諜氣球被擊落之後，北京甚至毫無道理地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假稱也發現了美國的氣球云云。《美國之音》在2月15日的相關報道中引用CNN的分析指出，在氣球爭議問題上，北京當局反咬美國一口，標誌著爭議升級，與其最初為氣球事件所作的傷害控制努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然而，觀照北京的態度變化，如果把視角局限在間諜氣球本身，會把這個事件的關聯狹窄化。北京惱羞成怒，主要是因為間諜氣球被擊落後，中共的間諜手段被美國掌握嗎？這個超級龐大的間諜氣球之橫截面足有一個足球場大，其下方的懸掛吊籃則相當於兩、三輛校車的體積（12-18英尺寬）。然而，這個吊籃中的間諜設備被打撈出來以後，其中的情報價值未必關係到中共間諜活動的核心機密；也就是說，從情報技術的層面去評估，中共的損失並不見得很大。 那為什麼中共間諜活動的尾巴被抓住以後，會如此惱羞成怒？筆者認為，北京的先恭後倨，不只是出於上述三重敵意而作出的常規反應，還與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遭到阻礙有關。 北京一開始希望美國放行這個間諜氣球，所以態度比較低調，但絕不承認氣球的功能是軍事間諜活動。因為，這個間諜氣球其實就是實施對美「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北京的算盤可能是，這個氣球被發現，是早晚的事，如果美國放行，北京就為它今後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畫出了一條底線，即凡屬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軍方不應做出反應。 等到間諜氣球被美國擊落以後，中共惱火的不只是設備吊籃被打撈；更關鍵的是，這個擊落行動意味著，美國會對中共策劃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採取不容忍政策。只要美國堅持這樣的立場，中共謀劃中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就可能破局。換言之，北京好不容易琢磨出一套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對這種「蠶食」模式可能很快削弱美國極其盟友的防衛，抱有很大的期望，這次卻在一個間諜氣球事件中遭到破解。 這才是中國外交部不合常理地抗議不休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國軍方試圖與中國軍方高層通電話遭拒的背景。美中關係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了，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在美國這一方，而是中共已經把它龐大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列為了對美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間諜氣球事件，會不會成為美國決策層深入審視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之契機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新年伊始，國際組織和華爾街金融圈開始討論，中國能否再度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任期只剩兩個月的中國副總理劉鶴專門跑到「世界經濟論壇」，試圖迎合這些「國際輿論」，重振外資的信心。然而，無論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那些國際權貴，或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爾街，還是中國政府以及它的「經濟吹鼓手」 劉鶴，都迴避談一個有關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基本問題：中國經濟有沒有難以克服的內在困境？如果這樣的困境是無解的，那怎麼能指望今後中國來拉動全球經濟？ 一、「崛起」碰壁 曾幾何時，中共的喉舌們不斷鼓噪，聲稱中國已經「崛起」；然而，「崛起」論言猶在耳，過去幾年裡卻不再聽到來自北京的此類喧囂了。這個轉變源自中國經濟陷入了困境，此困境並非疫情所致。實際上，中共渲染「崛起」之時，便忽視了即將到來的經濟困境，這是內生的頑疾，而疫情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實際上，2019年是中國的國運轉折之年。在那一年，李克強「穩經濟」、「穩就業」的號令，就讓人感受到了經濟下行的寒意；與此同時，「崛起」論也悄悄地從官方宣傳話語中淡出了。但許多中國人並未理解這一逆轉的原因；而華爾街也依然被「崛起」論和表面繁榮所迷惑，至今仍不願意相信，強勢的中共政權其實無法挽救經濟滑坡。 本世紀前20年中國的「崛起」，經濟上主要依靠「一個機遇（加入世貿組織）和一個產業（房地產業）」；技術發展上仰賴從美國「竊取」知識產權；軍事上則依靠組建航母艦隊和增大核威懾。於是，對美國的長期巨額貿易順差，導致了美國的貿易反制；大規模的技術盜竊，使美國開始阻斷中共肆無忌憚的技術間諜活動；而中共那美國指向的擴軍備戰，則點燃了中美冷戰。與此同時，支撐中國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也行將破滅，讓經濟「榮景」原形畢露。 2019年就這樣成了中國的國運轉折之年，中國經濟告別了過去20年的繁榮；而美中經貿談判的反覆拉拔，則標誌著延續幾十年的中美蜜月之終結。這個國運的轉折，始於中共的「崛起」謀略，也終於這個「崛起」謀略；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國運，成也「崛起」，敗也「崛起」，因為「崛起」謀略帶來了短暫的成功，同時也挖下了國運的陷阱。 二、「中國模式」：霧裡看花的困惑 目前，中國國內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有著完全不同的判斷和期待。不少人希望，中國經濟還能象過去20年那樣一帆風順。中國民眾當然希望今後的日子能夠好過，而台商則希望在大陸的生意可以順利經營。然而，希望未必能成為現實。 從本世紀初開始，美國讓中共搭上WTO的便車，大批外企進駐中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從此，全世界就出現了一個中國繁榮的神話。相信這個神話的人多半認為，中國經濟會一直這樣繁榮下去。而許多外企、包括台商都覺得，中國經濟繁榮這塊大餅那麼大，十幾億人的市場，又一直繁榮下去，如此機會怎可放棄。於是，搶進中國市場，就成了一種時髦。 20年來，相信中國經濟會長期繁榮，幾乎成了多國政界、財經界和媒體的一種教條。政治經濟評論人士要是講一些相反的觀點，往往會被中國的官方、小粉紅以及各國力挺中共的人，扣上「唱衰中國」的帽子，似乎中國經濟繁榮這種想像，屬於不可質疑的定律。 如果把中國經濟看成是一個到醫院看病的病人，他萎靡不振，渾身都痛，醫生是給他開點止痛藥，還是做全身檢查？持上述第一種看法的人會說，他一向身體很好，連止痛藥都多餘；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會認為，它只是太累了，開點止痛藥，好好休息一下就沒事了；而持第三種看法的人會說，還是做全身檢查，查一查病因到底是什麼。實際上，這個「病人」早已患上癌症，而且已經擴散；而病人自己卻堅持認為沒病，一直通過吸毒來延緩發作。現在，這個「病人」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了，已經引發一系列難以治療的癥狀。 那麼，中國經濟這個「病人」的「癌症」到底是什麼？表面上看是不思飲食，用經濟分析的術語來講就是消費疲軟；其病根其實是中國經濟走上了依靠過度發展房地產來拉動全國經濟的絕路。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太大，瀕臨破滅，這就是中國經濟的致命「癌症」，而且無法根治。目前中共對這個經濟「癌症」的做法是保守療法，因為「癌症」已經擴散到不能切除了。 三、中國的房價收入比遠超合理邊界 衡量一個國家房地產是否過度發展，可以看一個指標，即房價和居民收入的比例。中國現在雖然是中等收入國家，但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中國的房價已居於全球最貴之列，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房價÷家庭年總收入）遠遠高於紐約、巴黎和東京等城市。中國100個主要城市住宅的平均價格當中，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幾個一線城市的住宅價格，2010年是每平米約2萬元，2021年已上漲到每平米4.3萬元；二線城市的房價也從2010年每平米的8千元漲到14,000元。房價的上漲速度遠遠高於收入的增長。 為了讓讀者們對房價收入比有一個直觀的概念，這裡列舉台灣北部都會區邊緣的相關數據作為對照。新北市西南的樹林區房價是每坪35萬台幣，新莊區是45萬台幣。如果按一家三口，兩個大人就業，家庭月收入平均10萬台幣計算，若一個家庭購買30坪的新房，那樹林區和新莊區的房價收入比分別是8.8和11.3，即房價大約是家庭年收入的9到11倍。 而中國省會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約17萬人民幣，如果在省會城市買和台灣30坪一樣大的房子，每平米的價格以4萬人民幣計算，其房價相當於400萬人民幣以上。所以，中國省會城市平均的房價收入比是24，即房價是家庭年收入的24倍。 這樣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國省會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是台灣的差不多兩倍半。 四、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證據 一個家庭的總收入大約最多可用三分之一到歸還房貸上。在大部分國家的商業銀行里，當客戶申請房產抵押貸款時，銀行都會用這個公式來計算可貸款數額。 台灣樹林和新莊區的房價收入比說明，購房家庭可以30年還清貸款，這是大部分國家的居民貸款買房時的可承受底線。而中國的民眾要想還清房貸，要麼是家庭收入今後30年內突然增加2倍半，要麼就是另尋其他親友掏腰包援助。顯然，這兩種情況不可能成為普遍現象，這就是如今中國的普通家庭再也難以承受高房價的原因。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遠遠超出合理邊界，這就必然造成中國房地產業目前的困境。這也意味著，中國房地產業的擴張到頭了，再也賣不動了。儘管去年下半年中國政府力圖挽救房地產業的蕭條，但國家統計局對70個大中型城市的商品房銷售價格統計的結果是，去年12月55個城市的房價下降，而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全年下降四分之一。 中共為了挽救經濟，總想把民眾兜里的錢挖出來，多多買房。但民眾現在真有持續的購房意願嗎？這可以從全國銀行的住戶貸款總額的變化情況看出來。從2019年到2021年，中國民眾當年新借的住房貸款，每年大約是近6萬億到8萬億人民幣，這就是房地產公司每年銷售業績的金融來源。 但是，居民當年新借住房貸款的數額，兩年前就開始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了，2021年比2020年減少22%，2022年又比2021年下降55%；2022年與年度新借住房貸款達到高峰的2020年相比，整整少了65%。很明顯，不管中國的房地產業怎樣拼銷售，這整個產業去年比2020年少了六成貸款購房的客戶。這就是中國房地產泡沫正在破滅的證據。 五、百業蕭條看商業 去年11月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大力鼓勵個體工商戶的發展。這個政策的背景是，2022年是中國大批個體工商戶經營虧損、乃至倒閉的高峰年，對於這種狀況，國內的媒體和網站全都迴避報道，以免招來當局的封殺。 個體工商戶的運營關係到3億人的就業，究竟那些破產倒閉的個體工商戶如何應付未來的生計？這個答案可以從銀行的居民存款數額的變化當中來尋找蹤跡。中國所有銀行的住戶存款當中，既包括不經商居民的存款，也包括個體工商戶的存款。通常，不經商居民的存款主要是養老、防病的安全型金融資產，相對比較穩定，以定期存款為主；而個體工商戶的存款則多半是活期存款，因為他們要應付商業活動當中周轉資金的收支。 如果某個年份全國銀行的定期存款突然反常地大量增加，這樣的變化與不經商居民的關係相對較少，而很可能與個體工商戶的資金流向有很大關係。2022年就是全國銀行住戶個人的定期存款反常大增的一年。從2019年到2021年，住戶定期存款的增加每年都相對穩定；但2022年這種存款的增加突然比上一年大幅度跳增。這裡講的不是存款餘額，那是存量，是歷年存款數的積累；筆者分析的是流量，即當年存款餘額的增加數。 2022年當年住戶定期存款的增加數，比2021年定存的增加數多了三分之二，5.5萬億元。那麼，這些錢是誰存的？顯然，並非來自不經商的居民，因為去年城鎮居民的收入扣除物價上漲之後，實際增長2%，這些居民並沒有突然多餘出來的閑錢；所以，基本上可以說，多存的這5.5萬億定期存款，是退出商業活動的原個體工商戶的經營資金。假如平均每個個體工商戶存入20萬原來用於生意的周轉金，那這5.5萬億的定期存款意味著，2022年有差不多兩千多萬個體工商戶歇業了。 正因為去年是個體工商戶的倒閉高峰年，那些生意做不下去的人，紛紛把手頭平時保存的現金全都存到了銀行里；而他們不約而同地存成定期存款，則意味著，短期內他們不打算把經營資金再重新投入商業活動，而只想收一點微薄的存款利息來補貼家用。 六、從房地產支柱垮塌看中共國家戰略的錯誤 這就是中國當前百業蕭條之下，對經濟動向最敏感的個體工商戶，用實際行動在表明他們對未來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這不只是「一葉知秋」而已，而是「千樹萬樹落葉飄」。 中共現在最怕的就是銀行業受垮塌的房地產業拖累而倒下來；與此同時，去年所有省市的財政均收不抵支，從今年開始，財政危機即將上演。在這種局面下，中共當局當然不便再唱「崛起歌」了，那首「歌」再也不能吸引民心，反而成了對當局的絕妙諷刺。 中共「崛起夢」的失敗，與其國家戰略的錯誤有直接關係，崛起本不該成為國家戰略的目標。中共為了國內政治需要和國際野心而鼓吹「崛起」論，結果走上了破壞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逆行之徑；而它在國內則飲鴆止渴，把早晚會破滅的房地產泡沫當作堅強的經濟支柱，最終害國害民。 中共真正關心的，其實只是政權的強固和崛起，而不是國家的成敗；它控制著這個國家，把這個國家和社會當作其政權及其領袖實現「崛起夢」的基礎和工具。因此，它並不真正關心國家在中共的崛起追求當中，將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而對國民的洗腦和政治高壓，也封殺了國民問政。這個政權一如既往地為所欲為，即便其國家戰略錯了，買單的總是沒有資格問政的國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和美國有關台海戰爭的應對謀劃，雙方已進入到了兵棋推演階段。雖然各自軍方的兵棋推演是保密的，但非軍方的兵棋推演本身說明，中共對台灣的威脅，確實已經離現實越來越近了。那麼，這場軍事衝突一旦發生，中共能得手嗎？美國最近的一場非軍方兵棋推演給出了重要結論，即中共必敗。而結合中國海軍近年來披露的一些軍艦訓練方面的資訊，或許還可以判斷，中國海軍如果近年內發動侵台戰爭，其結果可能比美國智庫的研判結果還慘。 一、應對中共的台海威脅 法國國家情報機構的網媒「情報在線」（Intelligence Online）最近報道，習近平對台企圖愈加明顯，去年12月指派曾擔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熟稔台海宣傳議題的高翔，出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從而與中宣部在台灣議題上合作，以沙盤推演各種意外狀況，「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後國際祭出大規模製裁、企圖讓中國深陷經濟孤立時所帶來的後果」。 美國國防部對中共的戰略企圖抱有清醒的認識。去年12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出席在加州舉辦的第9屆里根國防論壇時發表長篇講話說，美國的「《國防戰略》對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有著清醒的認識，這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說起。近幾十年來，它的軍隊已經開始了一個飛速的現代化計劃。中國是唯一一個有意願並且越來越有能力重塑其地區和國際秩序、以滿足其威權偏好的國家。所以讓我清楚地表明：我們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 他還表示，「這始於美國具有戰鬥力的威懾力。我們將保持並加強我們的作戰優勢，使中國永遠無法得出侵略符合其最佳利益的結論。我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調整我們的預算，以應對中國的挑戰。我們正在對研發和鍛造更強大的軍事力量，進行國防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投資。我們正在對美軍進行現代化、訓練和裝備，以應對印太地區的突發事件。國防部終於在注意力和資源方面，向亞洲進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轉變。」 二、美國智庫對解放軍攻台的兵棋推演報告 美國的非官方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今年1月9日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下一場戰爭的首戰：中國入侵台灣的兵棋推演）」。 通常，兵棋推演的目的是檢驗雙方各自的弱點，找出適當的應戰策略。因此，對假想的戰況會儘可能考慮到發生事先未能預料的意外後果；這也就是對敵情做出充分估計。這次兵棋推演中總共模擬了24種戰況，其中的絕大多數戰況都對防守方採用悲觀假設，即假定共軍艦隊的作戰實力與美軍相當，而美軍又反應不力。 據上述報告披露，兵棋推演的結論是，如果共軍2026年入侵台灣，將會出現共軍完敗、美軍「慘勝」的結局；「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台灣/日本擊敗了中國的常規兩棲入侵，維持了台灣自治。然而，這種防禦付出了高昂代價，美國及其盟國損失了數十艘船隻、數百架飛機和數萬名軍人。台灣的經濟遭受重創……損害了美國的全球地位。中國也損失慘重」。 華府的這家智庫在研究報告中特地說明，它對中共海軍的實力評估，是按照中方「展示的戰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ies）」為基礎。所謂「展示的戰力」，也就是中國媒體宣傳的海軍戰艦的單艘噸位、火力裝備以及軍艦數量。在這樣的前提下，這次兵棋推演得出了上述結論。 三、中共的「三無」戰艦能上陣？ 然而，根據中共媒體披露的海軍一線戰艦的若干資訊，筆者發現，中共海軍的真實實力不只與美軍實力相差太多，而且與一支海軍正常作戰所需要的實力也相差甚遠。 中國海軍攻台，主要靠海軍把大量水陸兩用坦克等重裝備和大量兵力運到台灣的海岸，實施有效的登陸作戰。這樣的跨海運輸，主要依靠數萬噸的大型兩棲攻擊艦來完成。那目前中國海軍的第一艘兩棲攻擊艦、即准航母海南艦的訓練狀況如何？按照中共媒體的介紹，這艘主力戰艦處於「三無」（無經驗、無資料、無專業人員）狀態。 所謂的「三無」，按照重要性來講，第一重要的是「無專業人員」，軍艦的設備越複雜，越需要受過專業訓練的各類艦員來操作；其次的難題是「無資料」，就是新建的軍艦使用了很多新裝備，但艦員只有設備製造廠提供的基本使用手冊，卻沒有適合作戰使用的操作條令和規則，沒辦法正常訓練新兵來操作軍艦，因為此類軍艦是第一次使用，根本沒有老兵；第三個難題是所謂的「無經驗」，在前兩個難題掣肘訓練的狀況下，艦上官兵全都沒有操作此類大型複雜軍艦的必要經驗。 這個「三無」的說法，是海南艦2019年9月下水時，時任艦長閭勇軍講的。按照常識，一個處於這種狀態下的艦長，用上三年時間，從零開始來訓練所有艦員，已經是非常緊迫了。於是，這個艦長先閱讀堆起來有幾米高的各種使用手冊，再從零開始，編寫艦上各部門的操作條令，再一個一個部門地訓練新兵；然後，再從訓練中發現的問題里摸索修改作戰條令。 在此過程中，還出現水兵缺乏學習能力、無法掌握艦上設備，因此主動要求被調離崗位的情形。這說明，即便是從頭開始訓練所有艦員，仍然可能因艦員能力不足，而無法完成必要的訓練和基本操作。 四、海軍作戰與陸軍有何不同？ 海軍與陸軍有兩大不同。其一是，單兵功能以及作戰模式不一樣。陸軍雖然以班、排、連為單位組織戰鬥，但士兵射擊的動作是一樣的；有一個人的槍發生故障，或者射擊精度太差，不致於影響到戰場態勢。而海軍則完全不是這樣，軍艦上一個崗位一個人，每個人的任務不同，而每個崗位都很重要。如果有艦員的訓練不合格，軍艦可能就開不動，或者艦上的火力就不能正常發揮；而更危險的是，軍艦上任何一個部門的操作失誤，都會成為整艘軍艦的災難。 其二，陸軍是在固定戰位上射擊固定或移動目標，相對比較容易；而海軍則永遠是360度全方位地應對三維空間的移動目標。軍艦在作戰中，要同時應付空中、水面和水下隨時可能的襲擊，為此，艦隻必須始終保持高速機動（轉向），而對方艦隻也是如此；這樣，軍艦在快速移動中打擊對方的快速移動目標，對射擊瞄準、雙方艦位相對變化的計算，難度非常高。 所以，軍艦上的各部門，比如航海、輪機、火炮操作、導彈操作、通訊、電子指揮中心、搶險等各個部門，各自職能完全不同，專業分工非常細，技能要求非常高。許多關鍵部門的水兵必須非常熟悉自己的職責，並且經過不同戰鬥狀況下應對難題的訓練；否則，軍艦開出軍港後，就無法履行艦隊下達的演習和作戰任務。 由此可見，軍艦的運轉，要靠全體艦員作為一個完整的集體來支撐；軍艦上的任何部門運作不力，都會影響到整艘軍艦的功能。日本聯合艦隊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於美國阿拉斯加州西面的阿留申群島海戰中，那智號重型巡洋艦因中彈起火，輪機部門有艦員操作時拉錯一個電閘，造成軍艦火炮系統斷電，全部艦炮因此失去了瞄準能力，軍艦瞬間就變成了戰場上只能挨打的靶子。更悲慘的情形是，在聯合艦隊的馬里亞納海戰中，旗艦大風號裝甲航母被潛艇的魚雷擊中，本不致命，但搶險部門的軍官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導致艦體內蒸發中的燃油揮發氣體密度過高，發生艦體大爆炸，於是全艦快速沉沒。 五、「山東號」航母面臨訓練難題？ 對海軍來說，官兵訓練不足，是整艘軍艦、乃至整個艦隊生死存亡的問題。任何國家的海軍艦員，對有能力、經驗豐富的艦長，都非常敬重，因為那是作戰勝利和軍艦安全的保障；反過來，能力不足、經常犯錯的艦長，就很難取得艦上官兵的信任，而艦長的訓練不足，更是全艦官兵的災難，在戰時尤其如此。 前面提到的海南艦艦長閭勇軍剛開始訓練本艦的艦員，才1年多時間，僅僅摸出了一點門道，就在2021年4月被調去擔任中共第二艘航母山東號副艦長。這個調令說明，中國海軍的航母，也同樣確少合格的艦長、副艦長級別的高級指揮官。 山東號航母的艦長來奕軍原來是東海艦隊護衛艦大隊長，不懂航母作戰。此人雖然可能接受過擔任航母艦長的培訓，但對航母官兵的訓練可能不在行，因此就調兩棲攻擊艦海南艦長去擔任中共第一艘作戰航母的副艦長。顯然，中共不但缺乏有經驗的艦員，也缺少有經驗的艦長。然而，閭勇軍只有訓練艦員的經驗，同樣也不懂航母作戰。因此，航母山東號的正副艦長都是作戰外行；而航母的各級官兵也同樣對航母作戰一無所知。 最近中國官媒又披露了一個艦長不合格的問題，即海軍的護衛艦也出現了「裝備等人才」這樣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艦長的訓練難以完成；而艦長之所以訓練不足，又是由於護衛艦艦員的訓練程度太低，結果一些艦長沒辦法指揮自己的軍艦完成正常的出海訓練任務。為了讓護衛艦艦長們有機會得到指揮能力的初步訓練和體驗，只好採用「借艦訓艦長」的辦法；讓那些自己的軍艦不能有效執行任務的艦長，跟隨別的可以執行任務的軍艦出海，輪番得到指揮方面的基本訓練，好讓這些菜鳥艦長不致於太無知無能。 以上狀況說明，中共海軍的實力，不能用軍艦數量來衡量，也不能單純用軍艦噸位的大小來判斷，更不能用遠洋海軍國家那種成熟海軍的水準來衡量。因為，中共海軍仍然是一隻「菜鳥」，而且短時間內也不會變成合格的「老鳥」。「菜鳥」如果上陣犯台，那大家可以想見，有時候可能中共軍艦不是被擊沉的，而是發生故障、無力排除而退出作戰。更何況，在激烈的海戰中，要求艦長每一秒鐘都要在複雜的戰況中做出正確及時的決定，那些從來不懂真實海戰的艦長和官兵們，又如何避免覆滅的命運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前全世界媒體開始關注中國再度嚴重爆發的疫情。這個話題迷霧重重，筆者試圖探索此次疫情的一些真相。文章標題中的”動態清零”，大家早就聽熟了，這是中國政府的防疫方針，目標是社會上不再有陽性感染者；而文章標題中的”反向清零”，是政府結束”動態清零”的結果，但”反向清零”的主導者是病毒，結果是核酸檢測陰性的未感染者正被病毒”清零”。所以，從”動態清零”到”反向清零”，就是最近一個月來以及今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國這波疫情的大致走向。 一、結束「清零」導致疫情爆發？ 結束「清零」導致疫情爆發，是最近不少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的說法，中國國內民間也有不少這樣的看法。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把因果關係顛倒了。 過去一個月里國際媒體關於中國內政新聞的報道中，按照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可以看到三個新聞熱點：白紙抗議活動、中共宣布終止「清零」、疫情大規模重新爆發。按照新聞熱點的時間線，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印象，即中共結束「清零」政策，導致疫情再度爆發，但實際情形正好相反。 由於中共嚴厲管制國內媒體和社交媒體，所以國際媒體的中國新聞報道往往有滯後性，這樣的滯後性可能誤導各國讀者；而新聞報道如果漏掉了重要的時間點線索，也會誤導讀者。 中國的白紙抗議運動11月26日爆發；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2月15日引用中國國內的非官方消息來源報道，11月27日北京就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群體感染；12月7日中國政府宣布終止「清零」政策。從這三個重要事件的時間點來看，白紙抗議活動與疫情再度爆發幾乎同時發生，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因為白紙抗議活動的規模小，只在若干城市的幾個地點發生；而北京的疫情在該市16個區里陸續爆發，顯然與白紙抗議活動無關。 疫情的大爆發也不是中共結束「清零」政策的結果，因為疫情重新爆發在前，中共結束「清零」政策在後；從新疫情在北京爆發，到中共宣布結束「清零」政策，中間相隔11天。如果以為是結束「清零」政策導致新疫情爆發，就因果倒置了。 事實上，疫情突然在北京爆發才幾天，到12月1日的時候，據《北京人》（後面我會介紹這個網上雜誌）的調查，北京市民被感染的比率已經達到9%。北京市的人口兩千多萬，將近十分之一的人11月底就已經陽性了；若按照「清零」政策的規定，北京市必須先把這兩百萬陽性以及後續還會感染的更多市民集中隔離，實現「清零」。這能做到嗎？絕無可能。 所以，可以講，中南海是面對病毒擴散的沉重壓力，防無可防，最後徹底棄守，於是就宣布結束「清零」政策。因此，是病毒肆虐在先，當局被迫放棄「清零」在後；正因為疫情突然大規模爆發，導致當局吹噓三年的「清零」政策破功，這才迫使12月7日中南海下令廢除這個再也無法執行下去的「清零」了。 二、北京疫情與武漢疫情：三個共同點 在依靠手機獲取新聞的時代，大家對舊聞很容易淡忘。但如果把這次的北京疫情與三年前的武漢疫情對比，至少可以看到三個共同點，值得我們警惕。 這三個共同點之一是，疫情初期，當局對疫情來源和動態高度保密。2019年的武漢疫情是12月1日出現病例；此後1個多月里當地並無防範，全中國亦無戒備，主要原因是中共對疫情保密。保密的範圍包括導致疫情的病毒來源、疫情的危險性，以及避免感染的必要個人防範措施。當時武漢人對洶洶來襲的病毒全無防備；這次北京疫情爆發後，當局依然如法炮製。 其二，醫療衛生系統事先全無準備，只能匆忙應對大批湧向醫院的感染者，無論是口罩，還是醫用設備，或者是藥物，都沒有應急儲備。因此，武漢疫情和北京疫情一樣，都出現了醫務人員疲於奔命，病人叫苦連天，很多感染後引起併發症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其三，對疫情的人為異地傳播毫無防範。3年前武漢疫情爆發後，據「民航資源中國網」當時公布的數據，從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3周中從武漢直接飛往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旅客達11.5萬人；還有80萬人搭乘國內航班離開武漢，其中很多人到其它機場轉搭國際航班出國。顯然，當時武漢大批人口緊急出國、逃避疫情，但也把病毒傳播到了其他國家。而這次北京疫情進入高峰、正蔓延到西南和華東數省市之時，結束「清零」5天之後的12月12日，國內航班總數與結束「清零」前的11月28日相比，增加了158%，達到7,290個。國內旅客通過快速交通工具離開疫區，又一次加快了疫情的全國傳播。 三、北京疫情真相：《北京人》網站的調查報告 當中國政府封鎖北京疫情真相時，唯一從中國傳出來的相關疫情調查報告來自一個在京外國人的網站。法國《世界報》12月17日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疫情的報道，引用了在北京辦的一個英文網上雜誌《北京人(Beijinger)》12月15日發布的消息。 《北京人》雜誌12月14日對微信群上的一個用英文交流的8千人群組做了一次調查，有3,007個在北京的人回應，其中大多數是外國人。調查很簡單，包括三個基本問題：是否感染、感染的時間、癥狀的程度。 調查顯示，9%的人12月1日之前感染疫情，58%的人是12月1日到12月14日這段時間內感染的；只有33%的人尚未被感染。在確診的人當中，30%有輕微癥狀，52%的人有中度癥狀，14%的人有嚴重或非常嚴重的癥狀。 因此法國《世界報》的報道指出，2,200萬北京人中，沒染疫的人是少數；一個人如果還沒被感染，就算幸運者了。該報還引用武漢一位醫生的話說，「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誰，專家們已經將他們的靈魂賣給了國家宣傳」。 從這次調查來看，北京疫情中，感染率高達三分之二；感染者當中，14%的人癥狀嚴重；從疫情爆發僅僅兩個星期就全面擴散了，這一波新疫情的感染率是前一段時間感染率的6.6倍。 在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北京在這一波新疫情爆發之前，一直有輕度疫情在傳播；但11月27日以後到現在，新的疫情正用比以往疫情快6倍的速度在擴散。這暗示了一點，導致北京新疫情的病毒，有可能明顯不同於以往的病毒，不見得只是以往病毒的變株。而這種病毒正在全國快速擴散。 四、從中國新疫情看政府的無能 中國的新疫情自11月27日爆發到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疫情正在迅速覆蓋中國各地。在各地疫情的最新動態逐漸曝光之前，我們從北京疫情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五個問題。 第一，中共對北京疫情的大規模爆發這種危機，竟然遲鈍到驚人的程度。 中共雖然是中央集權、個人獨裁的制度，但面臨危機時，資訊從基層傳到中南海，居然非常慢。疫情就在中南海紅牆外面爆發，傳遞資訊到中南海裡面，不過是幾步之遠。既然中共高層無法了解狀況，那很可能是北京市的各級幹部非常猶豫，不知道到底是要對上面實話實話，還是隱瞞真相。 第二，疫情的再度大規模爆發，讓中共陷入嚴重的政治困境。中共一向強調，「清零」政策讓中國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擴大，是世界各國中防疫最有效的國家。但北京疫情的突然爆發，狠狠地打了中南海的臉；新疫情證明，「清零」政策根本沒用，中央政府所在地就率先成為疫情爆發的新集中地。中共面臨解釋「清零」政策徹底失敗這個大難題，與形成新的防疫政策混在一起，讓中南海手足無措。 第三，中國結束「清零」方針，其實主要是被局勢所逼。這次中共決定結束「清零」政策，有平息白紙抗議活動所代表的民眾對「清零」方針不滿的考慮；但更大的背景是，「清零」政策已徹底失敗，新疫情的嚴重局勢所逼之下，多半北京市人口都感染了，「清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 第四，中共不得已讓「清零」政策作廢了，但新的防疫辦法又難產，這就是此時此刻中國面臨的窘境，疫情大擴散，中央不作為。中共高層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它找不到辦法。 第五，中南海束手無策之際，全中國半癱瘓，聽任疫情蔓延擴散。這就是集權政權的最大弱點之一，一旦高層不作為，那全國面對一種緊急事態時會全都癱瘓。這次新疫情的快速大範圍蔓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北京疫情走遍全國？ 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一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它用中國各省和香港的數據預測，中國這一波新的病毒爆發，到明年春天達到頂峰，大約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也就是將近5億人，將會被感染。 過去三年在全球肆虐的這波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定名為COVID-19，它是2019年起自中國武漢，來源很可能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這次的北京疫情爆發之後，中共再度象三年前那樣，封鎖疫情的真實狀況，讓世界各國無所適從。 現在，只有開放西方國家的專家到中國直接採樣調查，才會有助於對比，究竟引致北京疫情的病毒是不是奧密克戎的變異。但是，中共當局不可能對外開放中國境內的病毒採用和病毒的國際對比研究。 前面已經提到，由於北京疫情爆發後，疫情的傳播率是過去一年的將近七倍，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封鎖病毒真相，是擔心外界發現新病毒再度在中國流傳。這一波北京疫情的元兇，會不會以後被發現是COVID-22？現在誰也不知道。 很明顯的是，奧密克戎病毒的衍生毒株在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但沒有哪個國家的任何一種衍生毒株，有北京疫情這樣強的感染率。因此，北京疫情的發生，其原因很可能並不單純。而更危險的是，北京疫情正在演變成中國新疫情，世界各國會不會再度受害，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