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和立法院立法委員的選舉已經結束。民進黨贏得了總統選舉，但輸掉了立法院多數；國民黨贏得了立法院多數，但輸掉了總統選舉；民眾黨沒希望贏總統選舉，卻取得了四分之一的總統選票。這次台灣大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多國媒體派記者雲集台北，紛紛報道選前動向和選舉結果。為什麼台灣大選對國際社會如此重要？台灣大選當中引起重大爭議的議題都是什麼，最後是否通過大選展現出某種程度的社會共識呢？本文試做探討。 一、台灣大選關乎國際局勢穩定 2024年是全球超級選舉年，有七十多個國家將舉行重要選舉，其中有兩場選舉會引起全球關注，一個是台灣的大選，另一個是美國總統大選。美國總統大選關乎全球的安定，引起全球關注並不奇怪。那各國關注台灣的選舉結果，是不是擔心台灣的安全問題呢？看來，既是也不是。 目前台灣並不見得馬上會發生重大的外部安全問題。「國際危機集團」今年元旦發布的「2024年值得關注的世界十大衝突」清單中，台灣並沒列在這十大衝突當中。「國際危機集團」是由原聯合國副秘書長Mark Brown與美國前外交官Morton Abramowitz於1995年成立的的民間智庫，任務是協助各國政府、政府間機構和國際社會預防致命的衝突。這個機構今年的報告列出了2024年世界上十大可能的衝突地區，中東地區、烏克蘭、緬甸、海地排在前面，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被列為第十名。 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為什麼只排在第十名？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兼創辦人Ian Bremmer展望2024年全球熱點議題時認為，一方面，「美中之間的緊張局勢因持久的相互依存關係和強大的防範機制而不會失控」；另一方面，中國最近國內經濟面臨嚴峻挑戰，其經濟困境不會很快得到改善，北京很可能會繼續在地緣政治上規避風險。 那為什麼台灣的這次總統大選仍然還有安全問題？因為大選的結果將關係到國際社會的安全。在政治層面，台灣目前的安全雖然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外部保障，但台灣大選的結果關係到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是與民主國家並行，還是漸漸靠攏專制的、挑戰國際秩序的中國。 在經濟層面，台灣的晶片產業事實上護持著全球的高科技產業，如果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朝認同中國這個方向移動，中共將試圖把持台灣的晶片產業、乃至台灣的政治和經濟；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不但台灣將失去民主自由，台灣經濟也會在經濟困境的中國壓榨下沉淪。所以，台灣的這次大選結果，不僅關係到台灣的未來，更關係到整個東亞地區的穩定和全球經濟的穩定。 二、國際關注台灣大選 這次台灣總統大選會不會撬動全球的安定局面？《華爾街日報》在選前的1月12日發表了一篇報道，《台灣大選在即，變數之大牽動全球神經》。文章提到，台灣只有2,400萬人口，但在世界舞台上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大選中，形勢動蕩的三方角逐受到中美兩國政府密切關注，其結果有可能改變這兩個大國關係的發展軌跡。 而日本則是最關心選舉結果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富士電視台（Fuji TV)1月12日連線在台北的《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同時在東京邀請日本防衛大學前校長、前駐美大使等嘉賓，分析台灣大選的選情。節目標題是，「日本外交的不安定因素」，其中有一幅示意圖，從左到右分別是民進黨、民眾黨和國民黨，而在三黨名稱的下面畫出了一條示意箭頭，標明為「親中度」，民進黨最低，國民黨最高。很顯然，如果台灣是親中的政黨當選，那麼，日本所擔心的是，中共會通過親中政黨來控制台灣，世界格局將因此發生變動。 世界各國都希望台灣本身的政治走向能維持現狀；雖然中共在威脅世界和平，但美中兩國之間的外交溝通，使得中共的對外威脅企圖受到了遏制。各國既然無法阻止中共擴軍備戰，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台灣的政治走向穩定不變，這樣，在一段時間內世界格局就不會發生突變。 台灣《政經最前線》的製作團隊去年年初到美國採訪時，我採訪了華府智庫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儀女士，當時她指出，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如果台灣有一個一貫的政策向前推進，無論新總統是誰，都會繼續台灣過去的政策，這將被視為穩定和受歡迎的。 台灣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選前對內對外明確表示多次，台灣的對外政策會延續蔡英文總統的路線，因此將是一貫的、向前推進的方針。這當然是台灣的盟友們所歡迎的。 為了表示對台灣的支持，台灣大選的前一天，美國聯邦參議院無異議通過了友台決議案。這個決議不僅肯定台灣樹立了民主典範，並關切中國介選情形，重申無論選舉結果，美方均將致力維持台美夥伴關係。而美國聯邦眾議院也在同一天無異議通過了兩項挺台法案。一項是「台灣保護法案（Pressure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To End Chinese Threats to（PROTECT）Taiwan Act）」，另一項是「不歧視台灣法案（Taiwan Non-Discrimination Act）。雖然這幾個法案看上去似乎象徵意義比較大，但法案可以讓台灣感受到來自盟友的堅定支持。 三、民進黨競選短片收視高，但與年青世代溝通不良 民進黨在選舉十天前推出了一部競選短片，《我們一起，在路上》，片長四分鐘，影片的主角是三個人，即現任總統蔡英文，現任副總統、民進黨下屆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以及該黨下屆副總統參選人蕭美琴。影片用車拍的手法，在攝影棚內的汽車裡拍攝，用車外的一圈LED超大屏幕，虛擬出蔡、賴兩人先後輪流駕車，走在台灣各地。 影片給出了一個明確的隱喻，執政黨民進黨在這次大選中可以贏得選舉，現任總統和當選總統將順利交接，保證台灣的國家路線繼續延續而沒有波折，而這輛車就代表著台灣，從而讓觀眾體會到，台灣的未來可以充滿希望。 影片播出後在台灣引起了轟動。1月2日晚9點這部影片推出以後，到1月4日下午1點，短短40個小時里，單是在台灣的主要社交媒體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平台上，就有八百萬人次觀看，而且回訪率超過一半，即有一半人看過一遍後，還想再看第二遍。台灣的1,900萬選民中，大約一半人都看過了這部影片。 不過，雖然選民很喜歡這部影片，但選舉結果顯示，台灣的年青世代當中，很多人並沒把票投給執政的民進黨，而是投給了第三勢力，即柯文哲的民眾黨。台灣的年青世代求新求變，但對重大的外交、國防議題興趣不大；他們當中很多人主要通過社交媒體獲得資訊，喜歡使用中共的抖音（Tiktok），而民進黨無法使用抖音，連註冊抖音賬號都會被抖音註銷。因此，民進黨很難通過抖音與台灣的年青世代溝通資訊。 台灣的《上報》刊登了一篇選後文章，《民進黨錯失與一個世代年輕人的對話》。該文作者認為，2000年以後的年輕人對民進黨老一輩的民主奮鬥史興趣不大，而民進黨的選舉操盤沒有注重與年青世代對話的管道，所以沒能抓住年青人的心。 四、馬英九提出「必須信任習近平」，中共稱其為「說實話的烏鴉」 這次的台灣大選有一個特點，在野黨的選戰策略不是國政方針，而是以扭曲重要概念、抹黑、假消息來混餚視聽。雖然執政的民進黨比較注意正面介紹國家政策和國家命運，但民進黨的這些訴求並沒引起廣泛的社會討論。 早在兩年前，原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就引用過「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票投國民黨，兩岸無戰場」這樣的口號。這次大選前，馬英九在《德國之聲（DW）》的採訪中，又進一步提出了「不得不信任習近平」的說法。 在此次採訪中，《德國之聲》的記者問他，「Do you think that you can trust Xi Jinping（你認為能信任習近平嗎）？」；馬英九的回答是，「We have to（此處省略了trust Xi Jinping（我們不得不（信任習近平））。」 在英文對話的問答中，答問者不一定非要完整重複提問者問題中的動詞，若答問者的回答是肯定式，那就意味著，他默認了提問者使用的動詞；假如答問者不認同提問者所使用的動詞，那答問者就必須用完整的、而不是省略句，採用自己認可的、不同於提問者的動詞。 目前台灣的媒體基本上都是用「相信習近平」來解讀馬英九的回答；其實，在這段採訪對話中，當提問者問，「你能信任習近平嗎」，而馬英九在省略句答問中的回應實際上是，「我們不得不（信任習近平，即馬英九回答中依省略句慣例所省略了的文字）」。 這裡討論的不是無足輕重的詞語差異，而是重要的含義差別。因為，「相信」和「信任」的含義有很大不同。「相信」的賓語是具體的事物、人物或口號，它的反義詞是懷疑；而「信任」的層級要高很多，trust的英文原意特指，firm belief in the honesty, worth, justice，它針對的是特定人所具有的誠實（人格），以及他所擁有的價值觀、正義觀等信念，而信任的含義是，因對他信賴而敢於有所託付。 看來，馬英九是把習近平看作「出類拔萃」的人物了，以至於馬英九認為，習近平因誠實且價值觀值得推崇，所以必須信賴他，而習近平的信念也讓台灣值得託付。可是，馬英九的這個評價既說服不了他的政黨，也說服不了台灣選民。國民黨高層認定，馬英九的這句話只會讓該黨丟失選票，為此特地取消了馬英九參加選前最後造勢大會的安排；而台灣的選民用選票表明，他們不願意把台灣託付給習近平。 而中共對馬英九這句話的評價，可以從中共的外宣傳媒《香港01》刊登的相關文章看出來，該文就此事下的標題是，「選戰最後一里路，馬英九選擇做說實話的烏鴉」。這似乎不是對馬英九的褒獎。 五、台灣大選中的兩個未答題：統一與戰爭 這次台灣大選期間，出現了兩個話題，其一，統一是什麼？其二，戰爭是什麼？選前辯論中，在野勢力的競選口號涉及到這兩個重要問題，但朝野雙方都沒把這兩個問題講透，因為多數選民關心的是比較具體的小問題。然而，這兩個話題對台灣來講，都是事關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有必要釐清。 第一個未答題，統一是什麼？所謂的統一，無非是中華民國統一大陸，或大陸統一台灣。中華民國統一大陸是蔣介石統治時期維持法統所必須的口號；在蔣經國和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就實質上取消了武力統一大陸的任何意圖，只剩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句口號，後來這個口號也消失了。 所以，統一就只剩下被中共統一台灣這個含義了。中共的統一圖謀，就是專制統一自由民主。台灣能有自由民主，一方面是從蔣經國到李登輝，一步一步地改變威權制度，一方面是當時的黨外力量奮鬥犧牲的成果。中共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它不但認為，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中共謀求既想疆域的最後障礙，也把自由民主的台灣視為對中共制度的挑戰。 這種狀況下，台灣能和中共協商未來的政治統一嗎？台灣能用民主自由去和中國換取什麼？除了政治經濟上被中共壓垮，沒有任何其他結果。中國經濟日益艱困，台灣已經沒有可能從中國獲得更多經濟上的好處了。所以，統一應該是一個在台灣逐漸淡出的政治概念，台灣能獨善其身，是台灣民眾安身立命的安全前提。 第二個未答題，戰爭是什麼？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中共一直在謀劃戰爭，並且公然以戰爭來威脅不願意臣服中共的多數台灣民眾。而且，中共的戰爭意圖遠遠超越台海，它對美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日本實施軍事上的威脅，都是它對外擴張總體戰略的實施，這些行動，有的與台灣有關，有的與台灣無關。台灣的和平，不可能跪求中共賞給台灣；台灣只有與盟友一起增強國防，才能獲得和平。 六、中共會如何應對台灣大選的結果 中國在台灣大選前警告說，這次選舉很重要，因為選民們將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同時，中共在台灣的大選中，前所未有地採用了幾乎所有的干預手段，從控制總統選舉參選人，到收買台灣的樁腳，試圖達到有利於中共的選舉結果，但終究歸於失敗。 那台灣的這次總統大選之後，中共接下來會做什麼？中共的反應基本上可能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今年3月台海氣候變好、風浪較小時，會繼續軍演，威脅台灣；其二是，經貿上給台灣製造難題。中共可能會用行政命令，把在大陸銷售各種普通工業品的台企從中國市場上擠出去，因為中共認為，這些台企是在中國經濟嚴重衰退時搶中國企業的飯吃；同時也阻止台灣農產品銷到大陸市場。 但中共不太可能阻斷兩岸的全部貿易，因為，台灣銷到大陸的製造業產品當中，絕大部分都是集成電路、太陽能板和電子零部件。中國需要從台灣進口電子零部件和精密機床，組裝之後再出口到全球市場。中共如果切斷台灣對大陸的上述產品出口，無疑屬於經濟自殺，這樣的舉動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的經濟衰退。 中共的未來台海軍演，可能不斷擴大事端嗎？美中實際上是處在冷戰對抗狀態當中，保護台灣是美國在第一島鏈的最大使命；那冷戰狀態下中共有幾個選項？其實只有一個，它可以軍演，但不能真動武，因為動武就會破壞冷戰狀態，導向滅亡性的核戰爭。 拜登去年十一月在舊金山給習近平上了一堂美蘇冷戰時期形成的冷戰鐵律課。習近平以前假裝不知道這一點，一直故意裝傻，不斷挑戰美軍的邊界，以達到逼退美軍的目的。現在拜登已經在舊金山當面把冷戰鐵律教給習近平了，習近平再也沒有裝傻的空間了。從此，美國會繼續與中共保持溝通，確保對方的任何動態都能比較透明化。美國當然不會故意刺激中共；但美國也了解，習近平對拜登當面承諾，不會武力犯台，不是什麼習近平給拜登面子，而是中共接受了冷戰鐵律的結果。 冷戰鐵律只會發生在兩個核大國之間，是雙方核武器威懾之下的和平承諾；美國在世界上的第一場冷戰—美蘇冷戰—當中，曾經與蘇聯形成了這個冷戰鐵律，對共產黨大國，唯一的冷戰平衡就是戰略核武器的威懾。毫無疑問，這種狀態下的台海和平，絕對不是台灣的任何政黨可以通過協商從中共那裡求得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1月30日我在本網站發表本文的上篇之後，12月5日《華爾街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的巨額隱性債務問題已到緊要關頭》。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引起了華爾街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爾街進一步把視角擴展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巨大風險，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最近下調了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由此可見，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前景，再單純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長率，已經變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本質，才是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門 金融系統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的商業銀行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國內銀行的主力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還有一批城市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 在中國開設過業務的外資銀行曾達到47家，主要是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銀行，香港的渣打銀行，英國的滙豐銀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和三菱東京聯合銀行等，台灣有12家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花旗銀行曾經多年來在中國開展高端客戶服務（理財賬戶開戶需50萬元人民幣起跳），去年底花旗已關閉中國的個人銀行業務。今年12月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消息指出，華爾街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對華投資。 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託、證券、保險、融資租賃等機構以及財務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資機構，比如著名的美國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其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總和的六倍。這家曾活躍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上的機構最近決定，把已經收縮得很小的上海辦事處關閉，退出中國。過去十年，面向中國市場的外企私募股權基金平均每年募資近一千億美元，而今年這些基金僅募資43.5億美元，業務大幅度萎縮。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心臟」，它不斷為各行各業「輸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研究報告提出，要警惕中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國的金融部門正在「脫實向虛」，走在不健康的擴張道路上，導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金融業不發達時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現在的8.3%，這意味著金融風險的來臨。 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迅速升高 中國的銀行是和政權的存亡綁在一起的，中共會不擇手段地不讓銀行破產。實際上，中國的金融系統是中共最後的經濟「救命葯」，財政的債務主要靠銀行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國有企業的壞賬靠銀行消化；而銀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國的民眾傾向於相信政府不會讓國有銀行垮掉。正因為如此，為了維持銀行業的聲譽，銀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實的壞賬數目，也不會如實減記銀行的資產。所以，中國的金融部門之債務是個黑箱，沒辦法準確算出來；也就是說，各家銀行，主要指大型銀行，它們的債務到底是多少，無法按賬面數據來判斷。 今年11月23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專項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明顯超過了歐盟的3.9%，也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4.9%；中國金融業規模巨大，但凈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標存在問題，資本金補充渠道不通，上市國有金融企業的股價普遍跌破每股凈資產價值。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現在要建立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 全國人大是中國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它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者手中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既沒有真正的權力，也沒有真正監督政府的資格；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中共領導者交代下來的文件走一個「議政」的過場，然後蓋上一個「奉旨照準」的「圖章」。因此，全國人大的公開文件中，對政府行政之弊，從來都是用溫柔的語詞「撓痒痒」。當這樣的文件開始質疑金融風險的時候，自然就意味著金融風險已經在「叩門」了。 雖然國際金融界無法了解中國金融部門債務黑箱的狀況，但還是憑種種訊號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嗅到了中國金融風險的味道，於是將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同時將八家中國的重要銀行之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這八家銀行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這種負面評價標誌著，中國的金融部門潛在的風險正在顯性化。 三、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 自由經濟國家的讀者不容易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他們往往用自由經濟之下私營銀行的管理運作體制去看待中國的銀行。其實，中國的金融體制與自由經濟國家實在是天差地別的。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改變了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那麼，共產黨傳統的金融「大鍋飯」體制，其實質則沒有多少改變。 在共產黨制度下，政府是把銀行當「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來用的，財政沒錢了，國有企業虧損了，一律都是靠銀行用貸款來餵養的。中國改革之前，國民經濟當中的資金，八成由國有企業和財政來掌控；民眾非常貧困，1978年人均新增儲蓄存款只有5元錢，因此，銀行能運用的居民儲蓄非常少。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實際上主要靠國有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來維持經營，它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銀行實際上不過是財政和國有企業的「出納」。 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後，財政能控制的資金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而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銀行的資金來源逐漸轉變成主要依靠民眾的存款，銀行也替代財政而成為經濟成長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企業依然佔據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江山，而國有企業依賴國有銀行貸款來維持運轉的局面並未改變。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國有銀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銀行不能拒絕國有企業無窮盡的貸款需要，國營企業則把銀行貸款看成是「政府撥款」。因此，雖然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變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銀行貸款仍然是面向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機制。這就為中國的銀行體制埋下了一個致命的「地雷」，一旦銀行被國有企業掏空了，銀行的巨額壞賬就必然動搖金融部門的安全，誘發金融危機。 四、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 當前中國面臨的潛在金融危機其實是改革以來的第二次，而第一次發生在1996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鎮就業者中86%是國有部門和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集體企業員工。中共為了政治穩定，試圖穩定國有經濟，為此江澤民提出了「安定團結貸款」這個金融方針，即為了穩定城市的國有企業，要無條件地為國有企業提供它需要的銀行貸款。然而，國有部門的效率卻持續下降，當金融資源里國有部門佔用份額佔八成時，這個部門對GDP的貢獻只有四成多。這代表著國有部門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國民經濟資源，同時國有部門負債纍纍，越來越多的國企開始向銀行「打白條」，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1994年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83%。 在中共的這種經濟政策之下，當時金融系統進入了危機狀態，四大銀行貸款的兩成已成壞賬，若加上逾期獃滯貸款，貸款總額的七成實際上已淪為無法歸還的爛賬。1991年四大銀行的呆帳約4,300億元，而同期這些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銀行系統已嚴重地資不抵債。1994年中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銀行的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的自有資本減少，也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快要被國有企業吞噬殆盡。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10到15倍，而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面對這種危險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國企全面私有化方針，目的是為銀行系統「止血」。當局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麼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 朱鎔基1997下半年開始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都作為「包袱」甩掉，迫使幾千萬「全民所有制」職工低補償或無補償下崗，藉此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 五、國企私有化暫時救了中共 在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替罪羊」。國有私有化，企業都賣給誰？事實上，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鼓勵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使用非法手段，搖身一變而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作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了自己主管企業的國有財產，把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此外，許多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等於讓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1996年有11萬家國有工業企業，2008年底只剩不到1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究竟誰成了國企「改制」後的新老闆？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做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國企都變成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一成。 朱鎔基推動私有化的時候，中國正急於加入WTO，以擴大出口。WTO接納中國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取消計劃經濟並實行國企私有化。因此，中共當時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特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因此，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當局在國內對私有化真相掩耳盜鈴，不許國內媒體報道私有化的結果，也禁止國內學者研究這個專題。 此後中共迎來了外資湧入的高潮，外企幫助中國的銀行把壞賬打包處理，度過了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同時，藉助大規模出口和「世界工廠」的形成，中國經歷了經濟繁榮的二十年。 六、中國銀行業的第二次危機 國企私有化確實幫銀行從此甩掉了為中小型國企「輸血」的任務，但並沒改變大型國企「汲取」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徵。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通過開發房地產賺錢，發行了大量債券，大部分讓銀行認購，因此，2010年開始，各級地方政府都加入了從銀行「吸血」的行列。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並沒被改變，相反卻成了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連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也學會了吃金融「大鍋飯」，最終引發了大型房地產公司接連爆雷，戳破了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國企和民企的巨額貸款壞賬，再加上民眾無法歸還的大量貸款，最後都把壓力集中到銀行系統，導出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金融危機。本文提出的「債毀中國」現象，從根本上講，就是共產黨統治下吃金融「大鍋飯」的結果。中共為了控制金融資源，只讓銀行上市圈錢，卻把大一點的銀行之主要所有權掌控在自己手裡，結果中國的第二次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金融危機一樣，仍然構成了政權的危機。 2023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賬面上的貸款是235萬億，承購債券是64萬億，合起來是300萬億。目前官方承認的壞賬率是1.8%，實際上，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券很大一部分還不了，僅僅按地方政府債券的壞賬率50%，企業貸款的壞賬率為10%來計算，金融部門的壞賬就有56萬億。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114萬億，加上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220萬億，再加上金融系統的最低債務56萬億，合起來就是390萬億，將近400兆。這個數字是中國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國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營業額是每年120萬億，負債則高達400萬億，這家公司是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 七、重新審視中國的債務 我估計的中國債務，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計算結果要高很多。IMF預測的中國負債佔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數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統計有三個錯誤。第一，IMF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第二，IMF的計算排除了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巨額債務，而國有企業以其政府背景、向銀行大量借的不會歸還的貸款，其實也是中共的政府債務；第三，IMF的計算完全沒考慮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 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中國的這三種狀況，所以美國和日本的負債佔GDP的比重，其實與中國並沒有可比性。中國的負債佔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國的兩倍多。 此外，中國的大量國際債務是不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因為人民幣不是硬通貨。而中國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除了要償還外債，還要應付數萬億美元外企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匯出盈利和撤回投資的需要。單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債務危機就很難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過第一次銀行業危機那樣，再一次把國企私有化，從而化險為夷嗎？私有化靠私營企業的實力，美國和日本的私營企業都是世界級大公司，主導著本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但中國的私營企業除了房地產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沒辦法把國有的巨無霸公司民營化。一句話，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是靠美國幫忙解決的，而這一次銀行業危機就沒有美國幫忙了。地球上只有一個WTO，中共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脫身危機的外助。其實，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美國是不知道底細的，糊裡糊塗地幫了忙；而這第二次「債毀中國」，美國的華爾街已經比較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當然不會再上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信號，這篇報道的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初秋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個月後房市的反應是，二、三、四線城市房價持續下降，連一線城市的二手房價也降價一到兩成。最近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宣布「嚴重資不抵債」，它的投資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恆大、碧桂園暴雷那樣衝擊買房戶的信心，但中植瀕臨破產，壓住了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證券、信託類）的活躍度，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似乎被凍住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救不起來？答案是，因為「債毀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相關的內容很多，我將分上下篇來分析。 一、房地產的潛在客戶瀕臨枯竭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房價漲了25倍，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卻虧得一塌糊塗？原因在於，債毀房地產業，恆大負債2.58萬億人民幣，碧桂園更多。但民營房地產公司的巨額負債，比起中國居民的買房負債，其實只是九牛一毛。 由於房地產是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支柱，而房地產業現在的衰微又與居民購房能力不足直接相關，所以，考察中國房地產的潛在購房戶狀況，才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國14億人，按家庭戶數來看是5億戶家庭，但並非所有這5億戶居民都想在城市裡買房。因為，居住在鄉村的2億戶農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們基本上不需要、也沒能力進城購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約3億戶居民的錢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購買力極限。 進一步來看，9億城市人口當中，5億是流動人口，或者是半流動型（即人口調查時確定為人戶分離），這5億人多半沒有購房需求。扣除了9億城市居民中的5億流動或半流動型人口，只有4億城市居民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而這4億城市居民里，能夠借房貸購房的，也只是年齡在30歲到50歲的人口，因為50歲以上的人離退休不遠，未必能有償還30年房貸的條件。根據人口普查的年齡構成來計算，4億城市居民里，30歲到50歲的人口約佔一半，即2億人，相當於7千萬個家庭。從銀行的調查中發現，現在從銀行申請貸款的居民已經達到1億戶了，其中主要是申請了房貸。也就是說，城市家庭當中，雖然現在能夠貸款買房的不到7千萬戶（這其中包含了已經還清貸款的家庭或不需要買房的家庭），但在銀行里仍有房貸債務的達到了1億戶；換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員現已超過50歲了，但還背著房貸沒還清。 這樣的分析說明了一點，20多年的房地產狂潮，早已把潛在的房地產客戶吸空了；而現在及今後潛在的住房需求戶，只能是隨著年齡自然增長而又事業有成的一個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過置換房產來改善居住條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產價格下跌、從中賺一把的投機客。這個結論說明了一點，中國的房地產趨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難免。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房地產狂潮之後，必定是房產價格和房地產業務明顯下跌。房地產被中國政府選定為經濟支柱，其功能很明顯是階段性的；等到房地產客源萎縮，這個支柱就垮下來了，然後便帶動整體經濟持續下滑。 二、城市家庭負債沉重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貸款額達到了80萬億。申請過貸款的1億戶家庭當中，戶均負債80萬元。當然了，申請房貸的家庭，多少會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負債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就是家庭的凈負債。這個數字反映出家庭今後的財務困難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資的潛在意向。 統計學用平均數來代表一個群體的數值，但前提是，數據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國的家庭金融資產處於偏態分布當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數家庭的資產數量很少，而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少數；用數據圖來表示，就是橫軸上顯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線，在靠近原點的位置非常高，然後曲線貼近橫軸向右方延伸很遠。偏態分布中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干擾用平均數所作的統計推論，因為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拉高平均值，造成統計推斷的偏差或失誤。 胡潤研究院今年3月發布的《2022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擁有600萬以上金融資產的「富裕家庭」，只有518萬戶。由此推斷，中國的3億戶城市家庭當中，金融資產比較多的不過佔1.5%而已，而絕大多數家庭並沒有多少金融資產。 「富裕家庭」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是股票、債券或其他理財產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會放在銀行的存款戶頭裡。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越少，投資股市、債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銀行的可能性則越大。 因此，筆者用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來估計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可以大體上排除極少數「富裕家庭」金融資產的影響。因為，金融資產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錢財，多半是銀行存款，這樣的家庭所組成的群體之財產分布，會比較接近統計學理論上的常態分布（即鍾型曲線）。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存款總額是134萬億，全國5億戶家庭，戶均存款25萬，其中的2億戶農村居民的戶均存款很少。那麼，那1億戶申請了貸款的，其家庭存款總數大約是25萬億，而貸款總額是80萬億，凈負債大概是55萬億，平均每戶凈負債55萬。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萬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4萬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於償還房貸本息來估計，那戶均所欠的55萬元凈負債，還需要13年才能還清。 也就是說，從城市家庭已經非常沉重的債務負擔來看，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家庭已經再也沒有舉債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價格已平均貶值20%，也不會帶來大量住房需求；何況各行業的薪資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論，中國的房價可能繼續貶值；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好不起來了。由於居民的購買力被房貸重負壓制，而房產價值又不斷下降，現在城市居民們更關心的是盡量加快償還貸款，同時不願多消費。 三、各級政府債台高築 所有的經濟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當一個國家的債務大到再也還不起的時候，經濟就沒救了，中國當下就是如此。中國到底現在各行各業、各級政府的總債務是多少？從來沒人算過這筆帳。按照國際慣例，要估算中國的總債務，就需要參考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這個分析框架是把整個經濟分為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這四大部門。 上文已經分析過居民部門的債務負擔，在這一節里分析政府部門的債務狀況。關於這個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換屆看財政》已經介紹過，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88萬億，中央政府的債務2022年底是26萬億，合起來是114萬億。2023年顯然又有新的債務疊加上去了。 這些硬債務都是必須到期要還的，但各地政府還能夠償還嗎？顯然是不可能了。因為，2022年全國31個省市，除了京、滬、晉、粵、蘇、魯這6個省市以外，剩下的24個省市，債務都相當於年度財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債務負擔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債務都超過年度財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只是兩級政府財政部門所欠下的債務，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並不止於此。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由這兩級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級國有企業里，許多是巨無霸型壟斷大企業，比如中國鐵路集團、聯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業集團、兵器裝備工業集團、航天集團、造船集團等等，每個集團公司都下屬幾十乃至上百個企業。地方的省市一級也有數達上萬的國有企業，多半是地方政府視為搖錢樹的企業。 央企級大企業集團統一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由地方政府的國資委管理。邏輯上，這些國有企業如果欠債難還，應該由國資委作為所有者來負責償還。但各級國資委其實只有所轄國企的管理權和主要負責人任免權，卻沒有自己的財源去償債。 照道理，國資委作為一級政府的國企管理機構和政府所有權的代表者，其下轄國企的債務，理應由同級政府的財政部門償還。而事實上，各級財政部門的預算里，根本就沒有替國企還債的項目；也就是說，國企的債務，財政部門既還不起，也從來沒打算還過。因此，國企的債務是一個迄今為止在中國從未討論過的債務陷阱。 四、國有企業債務黑箱 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把金融企業（如銀行等）與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等不涉及金融的企業區分開來分析，因此就出現了一個非金融企業這樣的範疇。如此區分的原因是，金融企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不能與非金融企業混在一起對比。本節所談的都是非金融企業，均簡稱企業。 如上節所述，企業因所有權不同，有國有和民營之別。國有企業當中，除了大量軍工企業之外，許多國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國企雖然有很多小股東和機構股東，但國資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權始終在上市國企中居於控股地位，行政上國企也只聽從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業，當然就有用於運營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庫存和金融資產），同時也有債務。企業的資產到底應該如何估值，取決於它的經營狀況，如果企業常年連續大規模虧損，那它的資產就會貶值。但是，企業資產貶值的情況下，企業的負債仍然必須償還，如果資不抵債，這樣的企業就屬於行將破產的狀況。 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許它破產。比如，中國鐵路集團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國鐵集團」）的財務決算顯示，去年虧損696億元，今年繼續虧損，該公司的負債已經超過6萬億。現在高鐵通到全國，但沒一條線路賺錢。過往唯一的一條賺錢的線路是京滬之間的高鐵線路，但這條線路今年開始也賠錢了。很顯然，中國鐵路集團根本就無法償還債務了；何況，它因為連年虧損，所欠銀行債務越來越大。它只是靠國有銀行不停地輸血，才能夠活下去。 日本的國有鐵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經如此，日本政府隨即開始了JR民營化。日本的經濟結構是私營企業大而多，國有企業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個地區公司，分別完成了民營化。 日本的辦法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而多，民營企業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而且，央企都屬於戰略型行業，政府不肯放手，而這些央企也大得賣不掉。這樣一來，國有企業所欠債務，政府不打算還，就只能永遠掛在國企的賬上，這就形成了國企的債務黑箱。 五、國有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關於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數額，有一個估計，國有企業的債務大概佔全部非金融企業債務的九成以上，而私營企業的債務只是一小部分。至於私營企業的負債，其中主要是私營房地產企業欠債，總債務約20萬億。 那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剛公布了《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其中說，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40萬億、負債220萬億。其中央企的資產總額109萬億，負債總額74萬億。 這些債務，不管是貸款還是債券，都是要還的，那不是資產還很多嗎？其中的花樣就在於，債務是硬的，資產是軟的。為什麼資產是軟的？因為兩個原因，其一，資產在會計上都是按購進價或者投資數額算的，不作資產價值重估，所以，這個賬面數的資產是靠不住的。比如。國有企業普遍涉入房地產炒作，那它們現在持有的房產，按照市價已貶值20%了。 另一個原因是，資產必須能夠交易，才能變現，但中國央企的資產實際上是無法交易的，找不到買主。為什麼？就算中共打算拍賣國有央企，但中國的私營企業買不下，因為國有央企都太大了。國有央企大約是1百家，單個企業集團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1萬億，有哪家民營企業能拿出那麼多的現金，買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況，民營企業會想併購軍工企業嗎？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領域嗎？此外，央企還有一個財務黑箱，那就是，其中的軍工集團因涉保密，其資產、負債和財務數據從不公開。因此，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負債狀況到底如何。 基於以上原因，我做一個保守的估計，即地方國企的壟斷性低，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其債務尚可通過部分民營化來化解一些，央企則基本上無法這樣做。現在央企有70萬億債務，這些巨無霸集團無法依靠自身財力來償還，中央財政又從不編列償債預算，這種局面將長期維持下去。為什麼中央財政不編列為央企償債的預算？因為數額過大，中央財政目前的債務是26萬億，而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事實上，央企除了發行債券以外，其債務的主體部分是欠銀行的貸款；而央企的存續靠銀行用新貸款維持。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國民核算體系里金融部門的債務問題了，我將在本文的下篇分析，並給出一個中國總體債務的估計，以及為什麼國企的這第二次債務危機度不過去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習近平訪問美國，他用的是參加舊金山APEC領袖峰會的名義，卻不參加這個峰會的首日議程，而是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時間與拜登會談。究竟中國今後會如何處理對美關係？影響到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中美關係今後的走向如何？世界各國都十分關心，而台灣正是拜登與習近平對話的焦點，當然台灣就要格外注意了。 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進入最後階段之際，在野勢力仍在互相蠶食中糾纏，而爭執的焦點竟然是統計學教科書里的入門定義—「統計誤差」的各自解讀（即由抽樣方式及樣本大小所決定的固有誤差），卻不曾觸及與國家安全攸關的重大政策話題，而選民的注意力也因此被轉移了。 習近平這次訪美，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國的商界、特別是華爾街，再次向中國投入巨額資金，來拉動中國那個疲軟不振的經濟。而習近平歸國那一天，《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送行文章，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而習近平訪美的第一天，事實上卻到「拜登教室」里「上了一堂課」，「所學」內容事關重大。 一、習近平訪美的背景：美中關係緊張 過去一年半以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和以色列加沙地區發生的衝突，吸引了各國媒體的目光。相比之下，中國空軍和海軍對台灣的騷擾，似乎被看作是印太地區以台灣為焦點的緊張局勢之常態。 共機擾台從馬英九政府執政的2013年下半年開始，起初是試探性的「繞島巡航」，2017年有3次，2018年6次，2019年2次。然後，2020年共機擾台次數突然暴增，當年有380架次進入中華民國防空識別區；2021年增加到972架次；2022年擾台次數高達1,727架次，增加78%；到2023年到10月20日，共機擾台次數已近3千架次，再增加七成多。 中共如此對台灣施壓，只是因為「台灣不聽話」嗎？當然不是。一直沒有人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共是在2020年突然大量增加軍機擾台的數量？因為，中共從2020年開始執行「攻台必攻美」的軍事戰略了。這個戰略的目的是，以佔領台灣為目標，威脅並阻止美軍對台灣的支援。這樣就能解釋，中共為何一方面用軍機擾台對台灣施壓，另一方面擴大航母艦隊的遠海演練，到台灣東部去展示對美威脅。 從台灣的角度去觀察，台灣的在野勢力試圖用和談來緩和兩岸關係，以為這樣就能給台灣帶來和平。然而，台海和平的破壞者不正是專制的中共政權嗎？面對這樣一個囂張跋扈的專制者，用求和就能讓它同意台灣繼續維持現狀嗎？那麼，誰才能真正按住中共試圖奪取台灣之手？其實，在國家關係的現實格局中，只有美國才能做到；而且，在這次舊金山會談中，至少讓習近平表面上似乎表示了暫不攻台的態度。 那美國會因為遏制中共而造成台海局勢緊張嗎？這是台灣某些聲音不斷製造的「疑美論」之一。事實上，美國通過外交交涉所實現的目標，恰恰是緩解台海局勢，為台灣帶來了一段時間的和平。而美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關鍵就在於，中共在2020年點燃了中美之間的軍事冷戰之後，美中關係日益緊張，而美國最後順勢利導，用軍事實力和外交交涉雙管齊下，從而迫使習近平承認，中共所面臨的國際局勢，不容許他在台海水域胡作非為。 二、中途島中美海軍對陣：中共亮出「攻台必攻美」軍事戰略 過去幾年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常常被解讀成經貿利益上的衝突所引發。其實，真正的緊張關係之根源，乃是軍事領域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而這一連串事件的開頭，就是大多數國際觀察家都不知道的中途島對陣。2020年初中國的「南部戰區海軍遠海聯合訓練編隊」突然前往中太平洋海域，這支艦隊由導彈驅逐艦呼和浩特號、綜合補給艦查干湖號、導彈護衛艦咸寧號和電子偵察船天樞星號組成。這支編隊進入了美國的軍事要地中途島海域，展開了針對美軍的軍事演習。 關於這一事件，我曾在台灣的《政經最前線》時事評論節目里講過多次，因為時間有限，往往是點到為止；2020年2月28日我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海軍劍指珍珠港，意欲何為？》，也指出了中國海軍艦隊突然挺進到美國海軍太平洋防線的腹地，展開了威脅美國的演習。然而，當時我的思考還不夠深入，此文並沒點出中共海軍這次演習真正意圖之所在。 現在看來，中美海軍突然在中途島對陣，其實是中共執行「攻台必攻美」軍事戰略的開端，因此就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危機，也同時造成了比1996年飛彈危機更嚴重的台灣之重大國安問題。台灣很多關注兩岸關係的人，並不了解這個重大事件的發生及其意義，而台灣的媒體當時和事後也沒報道過。 中途島中美海軍對陣這一與台灣的國家安全關係重大的國際事件，之所以台灣民眾很陌生，是因為絕大多數國際媒體都沒抓到這條新聞。只有中國國家安全部背景的《多維新聞》網站曾詳加報道（此網站已關閉）；而美國海軍官網當時則有一條關於緊急出動航母編隊、趕赴中途島海域的相關報道，映證了中方的消息。 2020年2月22日中共官方的《多維新聞》網以《中國艦隊挺進敏感海域》為題，報道了相關消息。此新聞寫道，這次演習是「近年來首次以戰鬥姿態進入西半球，『逼近』夏威夷」。其戰略意圖是，「與其在『內線』（第一島鏈）疲於奔命，不如在『外線』（第二島鏈）主動進攻，以攻為守」；「時下解放軍『軍事鬥爭準備』的最核心問題是統一台灣，奪島時要阻止『藍軍』從海上馳援台灣」；即迂迴至大洋縱深，保證台海戰場不被外軍介入」。 這個官方宣示表明，中共海軍的作戰戰略有了重大轉變，將從近海作戰轉向遠海對美作戰準備，也就是所謂的「攻台必攻美」。上述報道中提到的「藍軍」和「外軍」，主要是指美軍。因此，2020年開始，中共大量增加軍機擾台的數量，以嘗試孤立台灣、阻斷美軍對台灣的防務支援。 三、「攻台必攻美」：美國如何應對？ 自從二戰結束直到蘇聯解體，唯一曾與美國在軍事上冷戰對抗四十年的蘇聯海軍，從未到過中途島海域，美軍在它的太平洋腹地中途島的防禦一直都是象徵性的。美國顯然沒料到，2020年初中國海軍會突然前進到美國太平洋艦隊防守海域的腹地，以挑釁性的姿態展開演習，並搜集當地的防務資訊。當時美國海軍從加州聖迭戈海軍基地緊急出動一支由羅斯福號航母率領的艦隊，趕赴中途島海域，與展現威脅姿態的中國海軍艦隊對峙。 中國官方一直指責美國挑起新冷戰，而各國媒體上不少不了解中途島對陣的評論人和記者，往往也誤以為，中美之間之所以出現了軍事上的緊張關係，是美方挑起的。唯有了解了中途島對陣這個事件，才能真正理解，最先發起軍事威脅的，是中國海軍的中途島行動；而這個行動標誌著，中國明確地表示出它試圖改變太平洋海域的穩定與安全的戰略企圖。 台灣之所以成為國際關注的戰略重心，其實就是從中美海軍的中途島對陣開始的。雖然中共海軍的一支小艦隊當時並不構成對美國海軍太平洋防線的真正威脅，但這個行動充分展示了中共的對外軍事戰略企圖，由此引起了美國的高度重視。美國海軍此後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共威脅台灣、進而破壞第一島鏈的安全和穩定的軍事動態評估。而美國制定的印太戰略，就是針鋒相對地應對中共「攻台必攻美」戰略的有力措施，其主要目標是盡量遏止中共的攻台企圖。 然而，如果單純把美國海軍的備戰，理解為傳統的海上熱戰風險，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解。事實上，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不能爆發熱戰，而只能維持冷戰。因此，應該討論的問題，不只是如何防範熱戰爆發；更重要的問題是，雙方的冷戰格局怎樣才能形成穩定狀態。由於美蘇冷戰已經結束三十多年了，很多人對核大國之間的冷戰到底是怎麼回事，完全陌生了。 事實上，中共在差不多四年前點燃了又一場冷戰。關於這場冷戰，今年6月16日我在本台發表的《中美冷戰格局固定化》一文，曾經初步分析過。自2020年以來，美中關係就進入了軍事上的緊張狀態。近四年來中國的海空軍不斷在南海、東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與美國試圖維持東亞穩定的海軍力量展開了反覆較量；同時，中國迅速增加針對美國的核彈頭洲際導彈部署，構成了對美國的新軍事威脅。非常明顯，造成台海局勢緊張的元兇和罪魁禍首，正是台灣某些政治人物對之點頭哈腰的中共。 為什麼說，中共的中途島對陣行動點燃了新冷戰？這要懂美蘇冷戰史才會明白。兩個核大國之間，一旦進入潛在的軍事對抗狀態，就不能把眼光再放在傳統熱戰的避免擦槍走火這個層面了。使用槍械的人，擦槍走火，最多是打死幾個人；而核大國之間，擦槍走火意味著熱戰可能誘發核戰，因為在熱戰中失利的一方可能動用核武器；而一方動用核武器，就是主動引發核戰爭，那被核武器攻擊的一方，除了同樣動用核武器來消滅對方的各種核武器發射平台，沒有別的選擇。 因此，冷戰被點燃，就意味著雙方的擴軍備戰不可能停步了；任何一方都不得不提升自己的防衛能力，也就是，備戰才能止戰。那處於冷戰狀態的兩個核大國之間，從此它們的關係就被鎖死在冷戰狀態中了。而這一關鍵就決定了，中美關係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 四、中共錯判軍事戰略 最近一年來，習近平陷入了兩個困境，一個是經濟不斷滑坡；而另一個困境是，中共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大錯誤。2020年在中途島對陣事件中，中共喊出了「攻台必攻美」的戰略，其實，那是無知導致昏庸，昏庸導致頭大症。所謂的「無知導致昏庸」，是指中共在軍事戰略制定和海軍戰鬥訓練的組織方面犯下了重大錯誤。簡單來講，可以分成三個層面。 第一，中共海軍選錯了軍事戰略。以俄國黑海艦隊旗艦被烏克蘭用飛彈擊沉為標誌，航母艦隊用艦載機決戰的時代已經結束，最新的海戰模式從此進入了飛彈決勝負的時代，航母會變成靶子和累贅。中共長期以為，有了航母，就可以控制制海權，其實，現在制海權落在飛彈佔優勢的國家手裡，台灣雖小，不用航母也可以控制制海權。 第二，中共低估了海軍裝備的技術性能。海軍現在必須要依賴高科技裝備，而高科技裝備需要運用到最先進的晶片和AI技術，中共目前還不具備這種作戰能力。美國的晶片戰，就是針對中共的這個弱項所採取的制裁措施，可以延緩中共高科技裝備升級的速度。 第三，中共看輕了現代高科技海軍的專業素質訓練。中共現在的海軍水兵主體依然是從農村召來的低文化程度士兵，而軍官普遍不具備足夠的技術素養。所以，就算中共海軍研發了土法上馬搞出來的艦用科技裝備，官兵都用不好。而航母進入作戰演訓後才發現，從艦長開始，就沒有合格的能懂航母作戰並綜合運用所有最先進高科技裝備的指揮官。 這三個層面的重大錯誤迫使習近平回頭重新考慮對外擴張戰略的實施計劃，也因此他在這次舊金山會談中告訴拜登，他最近沒有攻台計劃。美軍了解中共的這些弱點，並不擔心中共航母的威脅性。但美軍擔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共不懂冷戰狀態下如何控制軍方的行動。經歷過美蘇冷戰的美軍知道，蘇聯當年一直與美國保持高層熱線聯繫，特別是軍方之間有熱線可以隨時溝通，雙方都能做到，在重大事情上不互相欺騙、實話實說；而遇到任何突發事件，也能有效聯絡溝通，以便第一時間了解對方意圖，避免誤判。 也就是說，雖然共軍現在完全不具備進攻台灣的真實能力，但對美國而言，除了繼續提升軍力，並幫助台灣不斷改善防衛能力之外，還有一個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即指導中共學會蘇聯在冷戰中形成的決策模式。 五、拜習會談的重點：防止共軍行動失控 在冷戰狀態下，中共不會停止軍事威脅行動，更不會停止擴軍備戰。而中共的各種軍事挑釁行動經常在「打擦邊球」，試圖用高風險的對抗動作，達到迫使對方讓步的政治目的。這就是美國軍方最擔心的事，因為共軍「打擦邊球」的行動會造成雙方軍事對抗擴大化的高風險，這樣的高風險本來是可以用外交協商來避免的。但過去幾年來，中美緊張的軍事關係也延伸到了外交活動方面，中國外交系統的高階外交官與美國外交官會面時，中方官員連續採用「戰狼」式外交手法。 中共的這種做法事實上關閉了中美之間的外交協商管道。以前，美中之間有八個層級的軍事互動管道，但全都習近平被關閉了。所謂的外交協商管道，當然包括傳統的外交溝通；而在冷戰格局下，雙方軍方的互動管道，才是防範軍事摩擦擴大化的最重要工具。 這次習近平訪美，雖然他有自己的意圖，但卻是拜登主動安排並邀請他來的；而習近平也想借這個機會，為中共爭取擴軍備戰的時間窗口以及挽救經濟的必要機會。所以，10月中王毅便到美國先行鋪路；而中國邀請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訪華時，習近平甚至對他說，「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 這句話是習近平2017年到美國與川普總統會談時講的；然後，習近平用一條理由就把美中關係搞壞了，這一條理由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現在習近平又來了一個髮夾彎大改變，他從此要當乖乖的「熊貓」、不當戰狼了？他會停止威脅美國和印太地區的擴軍備戰嗎？ 拜登找習近平來美國，並不指望中共停止擴軍備戰，只是要說服習近平恢復軍事熱線，建立美蘇冷戰式的那種危機防範機制，那習近平也初步答應了。不過，中共現在只是恢復了過往軍事熱線中的幾條管道而已。重點在於，習近平現在算是稍微懂了一點美方要教給他的事情。其中主要是兩個部分：其一，核大國之間的常規軍事威脅不能玩過頭，要及時收斂；其二，雙方之間必須建立互信機制，一方的欺騙行動會嚴重威脅到互信機制，導致風險防控機制破局。 這種美中之間防範冷戰狀態下的軍事衝突風險機制，不會一夕之間就成功建立，但會在持續不斷的摩擦中逐漸形成，當年蘇聯也是一步一步學會的。實際上，美國設法防範與中共的軍事衝突危機，首先保護的就是台灣的安全。台灣現在能得到安全，不是因為台灣有政治人物對中共點頭哈腰，言聽計從，而是因為，美國按住了習近平的手，不讓他武力攻台。 但是，習近平就算知道了危機防範機制的必要性，他仍然不會放棄他的擴張戰略。他告訴拜登，一定要統一台灣，就證明了這一點。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既然武攻台灣不行，那中共就會設法和平奪取台灣。所以，當前台灣的大選，是一場對台灣選民的政治智慧和國際眼光的巨大挑戰。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10月24日習近平視察了國家外匯管理局，這是一個關於中國局勢的重要信號。但是，緊跟著，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吸引了各國媒體的注意力，於是習近平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新聞就被蓋過去了。然而，回歸中國觀察的基本面，中國的外匯儲備敲響警鐘這個事實，值得我們多加註意，當然更讓在中國投資的外企心生焦慮，也值得上百萬中國在各國的留學生關心與自己的人生規劃直接相關的留學資金問題。 一、習近平為何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 習近平以前去過這個機關，那是他就任大位之前的2010年8月，他到過位於北京金融街的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大致了解一下什麼是外匯管理業務。那時，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局長、副局長照例要到場彙報，但主管外匯管理局的總理溫家寶或其他副總理，沒一人陪習近平去。這說明，那時習近平的訪問，不過是他這個備位角色想要略微了解一點金融圈的大致情形而已。 時隔13年之後，這次習近平突然率副總理何立峰和其他官員，「參觀」國家外匯管理局。何立峰是國務院現任總理、副總理當中，主管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人。「參觀」這個詞，是外媒報道這則消息時的用語。實際上，習近平的這次「參觀」，不僅是一次罕見的舉動，而且也是一次重要的舉措。因為現在的習近平與13年前的身份大不相同了，他在國務院相關主管何立峰的陪同下親自到場，顯然意味著外匯管理局的工作出現了重大問題。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最重要功能，是管理中國的外匯儲備。習近平此刻專程到該機構去，當然不是象上次那樣，有閑暇去逛逛，更不是現在對外匯管理業務突然想了解學習了。外匯管理局只有一堆辦公室，許多台電腦，以及一批業務官員，他們每天的具體工作內容，習近平根本聽不懂。 常規情況下，中央銀行和外匯管理局是國務院總理分工主管的單位。因為這兩個機構功能特殊，專業性很強，外行聽不懂，內行好擺譜，因此，歷任總理往往倚重央行行長來代替自己作日常的掌控。而總理本人並不會直接過問這兩個重要機構的日常運行，因為中共歷史上的各任總理，對這兩個機構的政策和業務都不甚了了。 那習近平為什麼要去外匯管理局呢？他唯一的目的，其實就是去視察；而視察背後的真實含義，則是去監督與告誡。為什麼他在這個時候，出現在外匯管理局的辦公地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可以想見，那就是，外匯儲備狀況不妙，事關中國經濟和國際關係的全局，習近平很不放心。 習近平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消息，中國的媒體完全沒報道，但路透社作了報道，隨後香港和新加坡的媒體轉報。但境外媒體無法透過打探消息而找到更多的報道點，因此這幾個媒體無法進一步解釋，為什麼習近平要突訪外匯管理局。 二、外匯儲備再度告急 事實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管理的外匯儲備出現了迅速縮水。中國的外匯儲備有過一次大縮水，2014年9月到2016年12月，外匯儲備從將近4萬億美元，一步一步地下降到3萬億美元左右。接著，習近平開始全面反腐，同時大力打擊官員的境外逃資。 然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一直在3萬1千億美元上下波動，其中有1-2個月下降，然後再度回升，總體上來看，外匯儲備基本上是穩定的。從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長達6年半的時間裡，中國的外匯儲備一直呈小幅度起伏。 因此，國際金融界都不怎麼關心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或者說，他們變得對這個數據不敏感了，就象一個人的生命監測儀上每秒鐘的讀數多少年來基本穩定，醫生們會習慣性地認為，他的身體狀況不至於突然惡化。 華爾街金融圈的研究者會以為，中國的外匯儲備將繼續平穩；當他們用時間序列平滑統計軟體來分析中國外匯儲備動態時，這樣一個平穩的印象，似乎是得到數據支撐的。但是，中國的外匯儲備最近開始滑坡了，但卻沒引起被平穩印象麻痹了的華爾街之注意。 從今年8月開始，中國的外匯儲備再度出現縮水徵兆，8月減少了443億美元，9月再次下降450億美元，而10月顯然又是明顯縮水。筆者落筆之時已是10月底，等到了11月上旬，10月底的外匯儲備數額就要公布了。在那個公布數據的日子，就可以知道，中國的外匯儲備三連降，非常可能是一個令國際商界非常不安的開端。 這個開端，習近平已經用自己的行動做出了證明。假如今年8月和9月之後，10月的外匯儲備有所回升，那麼，中共高層的外匯儲備焦慮就會淡化，習近平也就不再操心外匯儲備問題了；他可以象以往6年來一樣，安之若素，大可不必專門跑到國家外匯管理局去，直接過問外匯儲備的實際狀況。 什麼是中共高層的外匯儲備焦慮？9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1,150億美元，10月底可能就接近3萬億出頭了；而如果外匯儲備滑坡的趨勢不變，則11月底是有可能跌破3萬億這個心理關口的，那就跌回到2011年的水平去了。 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不多？ 為什麼中共高層那麼在意外匯儲備跌破3萬億美元？因為，外匯儲備是中國經濟的風險指標，而3萬億這個數字，就是風險可控或者風險失控的心理關口。不但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界和商界會關心這個心理關口，中共自己也害怕這個心理關口一旦跌破，就會動搖國人對政權和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 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當中，一直有一種外行的說法，那就是，中國有3萬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少一點點也沒關係。之所以說這是外行的認知，是因為持這種看法的人只看到財產，看不到負債。就象一個人在銀行里有1千萬存款，可以自誇是千萬富翁；但同時他欠了銀行5千萬貸款，他還是富翁嗎，不是了，他實際上是財產「負翁」。 把這個「負翁」換成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那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不多了，原因是，中國欠各國企業和投資者的錢，遠遠超過3萬億美元。到了還債高峰的年頭，這3萬億美元就捉襟見肘了，外匯管理局會「八個罈子四個蓋，蓋來蓋去要穿幫」。所謂的「穿幫」，就是輕則國際信用降級，重則國際信用破產。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21年年報披露，截至2021年末，中國全口徑外債餘額為27,466億美元。到了2023年底，這個數據應該接近甚至超過3萬億美元，正好與外匯儲備相當，資產=負債。 這裡講的還只是所欠債務，不包括以投資形式進入中國的幾萬億綠地投資和金融投資。因為，雖然外商投資不是中國直接欠下的借債，但外匯管理局卻需要用外匯來支付外企撤資或匯出利潤所需外匯。 假如外企賺了錢，它們的利潤需要匯回母國；如果所有外企都不賺錢，那它們就會設法撤資。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外匯管理局都另外需要上萬億美元的外匯，來應對這種外企的外匯需要。那現在外企在中國投資的存量一共有多大？到2019年底是1萬3千多億美元，此後幾年，還要再加上1萬多億美元，那是最近幾年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金融投資和新增綠地投資。 因此，國家外匯管理局面對近3萬億外債和1萬多億可能的外企用匯需要，那3萬億外匯儲備還多嗎？一言以蔽之，還賬都不夠。 四、外匯儲備因何滑坡？ 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持續增加，或者至少相對穩定，中共高層或許和可以寄望於未來。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是，外匯儲備陷入了滑坡趨勢，難怪習近平會緊張起來。那為什麼中國的外匯儲備開始滑坡？是事發突然嗎？當然不是，其實，這次滑坡早有徵兆。 一般人觀察外匯儲備的變化，通常會對比外貿進出口的數據，這是一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同時還有另外三個同樣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服務項目的收支、外商的金融投資、以及銀行拋外匯挺人民幣匯率的支出。下面我來做一些簡單分析。 首先講外貿，中國今年到9月底，出口已經連續五個月下降，這種趨勢意味著，出口收匯在下降。中共一直在拼出口，甚至讓國有的石化企業用從俄國進口的石油，加工為成品油，再用低於進口成本價的低價賣到西方國家，以賺取外匯。這是出口興旺的標誌嗎？ 其次講服務支出，這主要用在運輸、旅行和知識產權使用費等幾個方面。服務支出項目，中國向來是逆差，所以，它會抵消外貿出口的外匯收入。 再次是外商的金融投資，主要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賬戶部分。由於不熟悉會計學概念的讀者，不容易理解國際收支平衡表當中使用的借貸平衡法之相關概念，我在刊登於本台的《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下篇）里，換用國家外匯管理局年報中的「國際投資頭寸表」來說明，由於中國的數個非金融企業所欠大筆外債到期拒絕償付，國際金融界的對華金融投資已基本上斷流。從大量投入到突然斷流，這對外匯儲備自然構成了巨大衝擊。 在這種背景下，從2021年人民幣匯率達到峰頂之後就一路下滑，8月底跌到了7.3(兌換美元的匯率)。這就涉及到了外匯儲備的第四個用途，即銀行拋外匯挺人民幣匯率的支出。中國的各商業銀行本來有大約幾千億美元的外匯頭寸在手中，但奉命拋外匯挺人民幣匯率之後，它們的外匯頭寸迅速耗盡，而匯率只支撐了3個月左右，略有回升。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用完之後，人民幣匯率重新止升回跌，再度降到了7.3。 這就是習近平在視察外匯管理局的同時，也訪問人民銀行（央行）的原因。因為，支撐匯率的外匯不多了，歸央行管的人民幣匯率要進入貶值通道了。此刻習近平不得不去關心，匯率將跌到什麼程度，而外匯儲備又可能降到什麼程度。 五、加緊外匯管控 外匯儲備不足，中共自然就只能看緊外匯錢包，限制外匯流出。除了國人出國旅行的限制越來越多以外，個人匯出外匯的額度也會收緊。此外，中共也盡量轉移能源進口的來源，增加不用外匯的原油進口，這是節省外匯的一個重要渠道。因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可以用人民幣結算，中國出口工業消費品，來換取俄國的石油，從而減少對中東地區原油進口的外匯用量。 最近幾年來，很多外企陸續撤離中國，而人民幣匯率看跌，官方的外匯儲備捉襟見肘，外企就格外緊張。由於中共加強了外匯管控，外企撤資困難重重。比如，台商撤資時，匯出管道經常被官方卡住，結果只能尋求地下金融的管道。過去，走地下金融的途徑，所收費用只有3%左右，尚屬正常；如今，地下管道匯出資金的成本，已經超過了10%，不但難度越來越大，能撤出的資金越來越小，而且撤資花銷迅速爬升。 今年以來，華爾街各投行都改變了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策略，從多出少進，變成了基本上只出不進。但是，撤資並不容易，尤其是金融投資，要撤更難。金融投資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證券投資，一是私募基金。證券投資只能拋盤，但中國股市委靡不振，始終在3千點徘徊，需要撤出的資金數量龐大，若一次性拋盤數量過大，會造成證券市場崩盤，那就無法完成撤資任務了。而私募基金項目，依投資合約，十年內不能退出，所以外商只能在中國國內尋找下家，而中國經濟整體疲軟，下家難覓，甚至外企貼上知識產權白送，也不容易撤資。 隨著外企多年來陸續從中國撤離，中共對自己在國際上的金融信譽也越來越不在乎了。最近恆大和碧桂園陸續有外債到期，卻分別賴賬不還，其實背後就有這個因素。如果中共還在意中國的金融信譽，仍然指望今後繼續獲得國外的投資，那它會命令這些賴賬的公司馬上還債，並且提供必要的外匯。但中共知道，在國際金融圈，自己已經聲譽掃地，因此，民營企業賴外債不還，它不但不干預，還樂得省下幾千萬美元的外匯。今後，這樣的事情會陸續曝光。 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走入下行通道。普通中國人可能不關心金融圈的動態，但是，外匯收緊的局面，早晚會讓中國的中產階層有越來越明顯的感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當中共的「東升」、「崛起」轉化成軍備擴張之後，中國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至於因為冷戰而徹底消失。與此同時，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事實上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 一、21世紀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相互較量，牽連到北半球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已經變成了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從中國在2020年初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開始，中國持續的擴軍備戰和對外擴張意圖日益明顯，加上中國不斷出動海空軍圍繞台灣四周海域展開威脅，一場由中共點燃的冷戰，事實上已經形成。 中共的意圖不僅僅是企圖統一台灣而已，也不僅僅是設法控制南海、為威脅美國的戰略核潛艇構造「深海堡壘」，它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島國，包括試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的達魯島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對外擴張意圖，在東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也展開了相應的應對型部署。雖然雙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戰這個辭彙，但是，一種類似上個世紀美蘇冷戰的新世界格局已經出現，把相關國家的關注點陸續吸引到這個方面。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國防預算，加強了對日本的西南列島之防衛措施；隨後，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開始合作建造潛艇，以應對中國從南海出發、日益活躍的潛艇活動；接下來，韓國開始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防務合作，菲律賓也加強了美菲防務配合。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年來，中共緊鑼密鼓的擴軍備戰，已經改變了越南戰爭後從東亞到南太平洋長達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時也改變了美中兩國自建交以來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國不得不投入軍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動搖東亞及南太平洋和平穩定的企圖。 而另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它逐步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並且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現了全球的「世界工廠」稱號。那麼，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究竟會有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還是經濟全球化會間接地幫助中國實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或者兩問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存在衝突 本世紀的美中關係與上個世紀的美蘇關係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經濟全球化之下，美中兩國之間出現了互相的經濟依存。過去幾年來，雖然在區域防務方面，美中兩國的軍事對壘從不停步，經濟技術方面，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的攻防也持續演進，但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似乎始終存在。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美中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這不僅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在中國的外企和希望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外國企業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當年的美蘇冷戰，是雙方基本上在經濟隔離狀態下的對抗，美國選擇應對方法比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關係是一種新的格局，但新格局並不總意味著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直接衝突，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也發生了某些矛盾。 當中共的武力擴張和對外強勢姿態讓周邊國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時候，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軍事威脅，也擔心區域關係緊張，可能導致海上貨運的中斷；此外，與中國有經濟來往的國家，也會擔心出口減少和本國公民在中國的處境。但中共似乎並不介意周邊國家的這些擔憂，北京事實上曾表現出一種「綁架」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企圖。 數年前，中國的媒體經常強調，「世界工廠」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國如果想繼續獲得「中國製造」的產品，或者讓「世界工廠」購買各國的礦物和農產品，就必須順從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場，否則會在經濟上吃大虧。這種「綁架」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為了報復澳大利亞政府對北京的批評，曾經一度禁止澳大利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北京試圖用經濟壓力來展現自己的強勢。 中共習慣於用物質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它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布局本身對低風險的高度要求。中共誤以為，外企和外國政府都只在意一時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這種利益考量當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槓桿」來利用。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布局是跨國公司決策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最關心的不是一、兩年內的利潤，而是供應鏈的穩定、貨源的確定性和及時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製造的東亞不安全局面，構成了動搖經濟全球化布局的客觀效果。 三、全球供應鏈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原來確實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而過去十多年來卻陸續發生了成本導向的產業鏈外移和風險導向的產業鏈重新布局。如果說，17年前的外企撤資，主要是成本驅動的，那麼，過去幾年來的外企撤資，則與風險飆升直接相關。 早在十七年前，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製造企業（比如製鞋、服裝、玩具等）開始遷出中國。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方針是「騰籠換鳥」，希望繼續引進高科技外企來繼續強化「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但最近幾年外企撤資的動因，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影響因素，而迴避供應鏈風險，卻成了重點考量，因為中共的對外擴張戰略使東亞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當中共把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直接掛鉤時，全球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自然就會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總統大幅度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本來是想要通過施壓，來改變中國低價傾銷商品、又頻頻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這種策略並非真正的經濟對抗，其實可以在協商談判中解決雙方的分歧。但是，中共採取了軟泡硬磨的辦法，始終不肯承認並終止盜竊美國技術的大規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的美國跨國公司，對白宮施壓，逼美國行政當局放棄關稅制裁；而美國公司那時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國供應鏈。可以講，關稅問題並沒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局。 然而，當中共擺出了增強武力、威脅台灣的強硬姿態之後，跨國公司終於意識到，在商業上把中國視為長期盟友的戰略，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因為，一旦中共的軍力增強以後，跨國公司不得不隨時面對中共製造緊張局勢情況下自己的供應鏈可能被切斷的嚴重困境。所以，以出口為主的跨國公司，現在紛紛在籌劃替代供應鏈，也就是供應鏈分散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但是，這些公司也在其他國家組建同類產品的生產線，一旦建成，跨國公司的訂單就會從「世界工廠」分流轉移。這就是中國的出口持續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間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經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南海對國內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估計不足，而不少企業（比如恆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時無法償還外債，勢必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當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了高風險，因此開始逐步關閉它們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華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這就使得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參見筆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篇與下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推手。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余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也不過五年內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從2021年的高點貶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今後人民幣還會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這會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著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開始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它只是從舉足輕重漸漸變成聊勝於無。 五、21世紀美中關係的實質是經濟依存中的對峙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著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之後，它們會儘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但是，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這些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了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以外，還在加快其核武庫的擴充，試圖用核威脅增強自己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蕩，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1969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之後，蘇聯曾經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之運用。中共雖然點燃中美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農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將決定未來美中之間那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本世紀開始，中共當局悄悄地逐步改變對外國策，從「卧薪嘗膽」漸漸變成了對外擴張；它除了擴軍備戰之外，還在地圖上作出擴界修改。今年8月28日中國的自然資源部公布了《2023年版標準地圖》，這是以往多年來中共當局一系列擅自修改地圖、變更國界行為的延續。這次修改國界，分陸界和海界兩部分。在中國軍力不斷威脅東南和西南鄰國之國家安全的背景下，這次中共更新標準地圖，不僅引來了陸地接壤國印度的抗議，俄國也強調，應以兩國已有的劃界條約為準；而南海海域的相關國家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和尼泊爾則紛紛抗議。 修圖擴界，若偶爾為之，猶可酌議；倘頻頻不斷，便疑竇叢生。中共建政以來，玩弄國界爭議和擅贈國土之事，其實屢屢發生。那今年的這張官版地圖，疑點何在？這是第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次，中國歷史上的疆域為何有疆無界？這個問題乃是如今中國邊界爭議的根源。再次，中共多年來又是如何玩弄領土政策的？剖析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共當局對國土和邊界政策的真正意向。最後，中共圈佔南海的所謂「九段線」，它符合國際法嗎？為何中共當局把這條U型虛線，先從「十一段線」變成「九段線」，現在又變成了「十段線」，國界能如此隨意地亂畫嗎？本文逐一加以分析。 一、中國的2023版新地圖，疑點何在？ 中國官方最新頒布的《2023年版標準地圖》，將釣魚台、南海諸島、黑瞎子島以及中印有爭議的藏南和阿克賽欽地區，都納入其版圖內，中國的國土面積大幅成長，超越了加拿大而成為全球僅次於俄國的國土第二大國。即便不考慮歷史上中國與鄰國未解決的領土爭議，單純就事論事地分析這張新地圖，起碼可以看出兩個基本的疑點，即中國的國土為何出現了新面積，新領土又從何而來？ 首先，這張新地圖計算出來的國土面積，突然多了85萬平方公里，其從何來？第二，這張新地圖是中共與相關國家簽訂新的邊界協議的結果嗎，哪個國家突然讓給中國一大塊領土呢？實際上，過去幾年中，中共並未與任何周邊國家達成邊境劃界協議，沒有任何國家出讓國土給中國；相反，中國和印度發生了邊界糾紛，雙方甚至動用棍棒，大打出手。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講，中國的面積是960萬平方公里，這是建政初期解放軍總參謀部根據當時的地圖計算出來的。那現在多出來的85萬平方公里是怎麼回事？中共官媒的解釋是，1992年中共通過衛星測繪，得到了更精準的國土面積數據，所以就多出來了這麼多國土面積。1992年的測繪結果，為什麼20多年前不及時公布呢？這有兩種可能，或者是1992年的測繪結果不過是個託詞而已；或者，中共在1992年時覺得國際形勢不利，不願公布，現在中共自認是「東升西降」，於是連國土面積也自我誇大了。 中共關於1992年的測繪結果這個解釋當中，還隱藏了兩個不肯交代的細節。其一，中共有很多尚未劃定的邊界，這些地區與鄰國之間其實沒有準確的、雙方正式認可的邊界，只有雙方實際控制區，比如與印度的邊界地區就是這樣。中共這次講，新的國土面積是精準的，這一說法其實並沒有與鄰國之間邊界協議那樣的國際法上的可信度，因為不少邊界地段的交界區如何劃分，雙邊在各說各話。 其二，中共過去70多年中，與一些國家劃定了邊界，其中有的地方，中共得到了一點領土，有的地方中共放棄了一些領土。既然中共不交代它放棄了多少領土，就沒辦法講清楚，為什麼現在中共宣稱的領土只增不減。舉一個中國領土減少的例子，1962年中國和蒙古劃界的時候，中共放棄了歷史條約所規定的35,500平方公里領土，而這個數字以前從未從960萬平方公里扣除。 這張2023版新地圖上，中國多出來的領土，其實是中國政府單方面自行劃界，強行把與某些鄰國之間有爭議的土地，在地圖上圈定為自己的領土。這樣的做法自然加劇了中國與鄰國的矛盾，中印關係就是如此。 二、為何中國會”版圖略定，國界未決”？ 中國的地圖有一個特點，它雖然有版圖，但很多地段與鄰國的邊界都是虛線。所謂的虛線，就是「未定界線」。「未定界線」的含義是，國界兩邊的國家雖然有一個大致的疆界共識，但國界具體的地理標識未經雙方勘定，更沒有精確的經緯度地標。因此，這樣的所謂國界，其實有待雙邊政府友好協商，逐步勘定並設立界標。 這種狀況是歷史的產物。清朝承續了中國的儒家文化，皇帝的「天下觀」即《詩經》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天朝觀念里，皇帝只看重邊疆的藩屬是否歸順天朝，卻輕視疆土之劃分，因此皇朝往往是有疆無界。而近代以來，外國利用了清朝的這個疆域特點，不斷蠶食清朝及其藩屬國的疆土，用國際條約割走了大片領土。而這樣的領土條約，往往都是大致在地圖上劃一條線，並沒有沿線的精確坐標，因此給中華民國留下了大量的邊界糾紛。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先有軍閥割據，後有中共內亂，國民政府未能及時有效地處理邊疆劃界的複雜問題。二戰結束後，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並造成了中國北方疆域大範圍的未定邊界問題。而印度與中國的邊界也未曾完全界定，中共建立政權後，地圖上西藏與印度的交界地區一直用虛線，即「未定界線」。 中共最近幾年擅自把中國與印度有爭議的部分地區，直接劃入中國邊界之內，在地圖上採用了實線標註，即「確定界線」。這樣的做法其實不自今年始，2016年就這樣做了。這說明，過去差不多十年來，中共開始逐步實施對外擴張戰略之後，它就越來越藐視鄰國，也不在乎鄰國對領土爭議的態度，完全採取了霸權主義式的一意孤行態度。 那中共對周邊鄰國的態度，是不是一貫都採取霸權主義姿態呢？其實不是。中共建政以來的領土政策究竟是什麼？所謂的「祖國領土，寸步不讓」，那只是欺騙國人的，中共長期以來對邊疆地區國界劃定的方針，簡單來講，就是勢利主義。所謂的勢利主義方針，即劃界服務於政治需要，「看人下菜碟」。 中共剛建立政權時，完全仰賴蘇聯的援助和保護。所以，老毛做任何事，都要看蘇聯的顏色行事，對蘇聯的其他僕從國也非常客氣。當時中共的鄰國一共是12個，其中4個屬於蘇聯陣營，即蘇聯、北韓、蒙古、越南，其他8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時中共的領土政策是，對蘇聯集團的國家，領土問題完全迴避不碰；對其他國家就不一樣了，哪個國家對中共不太買賬，中共就會製造領土爭端，甚至發生武力衝突，跟印度就是這樣的。 三、中共如何對北方大國玩弄領土政策？ 在斯大林時代，雖然北洋政府與蘇聯有邊界條約，但在新疆北部、蒙古西部，中共建立政權後與蘇聯的國界，實際上有些地段是三條線。中蘇邊界全長約7,600公里，東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但北洋政府與蘇聯的邊界條約，完全無法約束蘇聯，從北洋時期到中共建政，中蘇在西北的邊界一直存在著大致平行的「三條線」。所謂的「三條線」，第一條是指歷史「條約文件」劃定的邊界線，深入蘇聯；第二條是蘇方提出「歷史形成線」，稍微靠近中國的範圍；第三條是「蘇軍實際守衛線」，那是中蘇之間實際上的界限，卻遠離歷史上邊界條約規定的疆界。 那這三條線之間有多寬呢？從「條約文件」劃定的「第一條」邊界線，到現實的「蘇軍實際守衛線」，中間最寬的距離是一千多公里，相當於從北京到上海。原來，蘇軍從邊界條約規定的「第一條」邊界線，把「中國控制區」擠壓到這麼遠；而「第一條」邊界線與第三條「蘇軍實際守衛線」之間，便是「條約文件」上劃定的中國「領土」上、被中共默認的「蘇方實際控制區」。中共一直對國人隱瞞這個真相，因為建國初期它怕得罪蘇聯。 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老毛與蘇聯的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雙方翻臉，1964年中共才開始提出，與蘇聯要「核定邊界線」。中蘇雙方對照各自的邊界地圖，確定了19塊爭議地區，面積達3.4萬平方公里。彼此確定爭議地區以後，本可進一步展開討論，但老毛的「政治頭大症」發作了。 這次談判在中蘇東段邊境的劃定方面進展更大，已就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在內的4,200公裡邊界線基本上達成一致。1964年6月底蘇方代表團向莫斯科報告，建議草簽協議。但7月10日老毛突然決定，外交上要對蘇聯「採取攻勢」，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邊界談判，不談拉倒；於是他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表示，要算算沙皇俄國「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地區都划過去」的舊賬。他當然知道，這個「舊賬」扯不清，「新帳」的談判自然會被推翻。但老毛不在乎國界劃界是否能推進，他要的是自己「出風頭」。這次邊界劃定談判，就這樣被老毛「玩」沒了。 如今中共和俄國的關係變成相互依賴了，中共又開始有點「得瑟」了。這次中共公布的新地圖，就把俄羅斯的一小塊領土划到中國境內了。2022年的中共官版地圖上，中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邊界，用的還是代表「未定界」的虛線；但2023年的新版地圖就把這段界線改成了實線，即「確定界線」，儘管過去一年裡中俄兩國並沒簽訂新的邊界條約。所以，那段未定邊界被中共擅自篡改了。按照中共的新地圖，在中俄邊界的東北角的黑瞎子島，按2004年中俄雙邊簽署的《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其主權一分為二，中俄各一半；現在中共的新地圖把這個島屬於俄羅斯的那一半也划到中國國界里了。這就是中共又在「玩」領土政策了。 四、南海海域U型線到底有幾段？十一段還是九段線？ 中國的中學生上地理課時，都知道南海有個U型海疆線，西到越南近海，南到馬來西亞近海、東到菲律賓近海，其中的袋型海域被9段虛線，圈成了中國「領海」,俗稱「九段線」。其實，「九段線」源自中華民國1946年在地圖上畫的「十一段線」。 1946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聘用西北大學地理系鄭資約教授，以內政部專門委員的身份，考察南海島嶼國界的劃定，鄭資約是在地圖上南海的範圍里，用「U」形的11段虛線，圈了上述海域。當時鄭資約所用的地圖屬於小比例尺地圖，整個南海在圖上面積不大，所以他用11段虛線就圈出了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如果地圖是辦公桌那麼大的大比例尺地圖，就可能要用100多段虛線了。鄭資約畫的這種粗略的圖上標示，沒有經緯度坐標，實際上無法明確虛線所代表的精確位置。當時沒有國際海洋法，南海周邊各國尚未獨立，它們的宗主國不關心海上邊界問題，因此中華民國用「U」形虛線在南海上圈出主權海域，並沒發生國際爭議。 這「十一段線」的概念，被中共建國後接收；然後，中共宣稱，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海；其實，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開始採用「十一段線」的地圖標識，到現在才77年。然而，1965年之後，中國的地圖上，「十一段線」偷偷地變成了「九段線」。這是因為，中共這一年悄悄地把海南島西面的白龍尾島，連同島上的中國居民，送給了北越，其目的是，收買北越當局為中共攻打南越。白龍尾島原歸廣東省管轄，島上居民從民國六年開始從海南島陸續移居過去；1934年廣東省政府還派專員到該島視察，寫成一份調查報告，發表在廣東省政府的出版物上。 白龍尾島位於海南島和越南的中間，大致上就在「十一段線」上，當這個島被老毛送給北越之後，白龍尾島以西直到越南的海域，就變成了越南領海。這樣，中共相當於把「十一段線」上靠近越南的兩段線所代表的島嶼和海域，都送給了越南。這個陰暗交易，中共從沒告訴國際社會，更不告訴國人，它只是把官版地圖上的「十一段線」的那「U」型左半邊最上面的兩段偷偷抹掉了。在中共的詞典里，從此再也不存在「十一段線」了，只剩下「九段線」。 不過，「十一段線」也好，「九段線」也好，從1994年起就在國際上作廢了。因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中國是簽字國。國際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11月16日生效，這個公約與南海歸屬權有兩點相關：一，領土外12海里為一國之領海；二，漲潮時會被淹沒、不適合長期居住的礁石，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因此，國際海洋法公約事實上否定了中華民國1946年用「十一段線」把南海300多平方公裏海域圈為領海的企圖；而中共繼承的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自行宣布的南海主權，也相應失效了。換言之，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除了西沙海域少數幾個有漁民長期居住的島嶼及其領海之外，其餘海域1994年以後依據國際海洋法公約，就成了公海。 中共對國與國之間的領土和邊界問題，採用的是勢利主義方針，中共對國際法也同樣如此。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時，中共還很弱，所以它隨大流投票支持這一公約。而十年前中共覺得它羽翼豐滿了，就開始公然踐踏國際海洋法公約，籌劃控制南海，以作軍事用途，在南海的7個暗礁上大規模建造了人工島和海軍基地。菲律賓2016年向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提出國際司法仲裁，當年7月12日國際常設仲裁庭就南中國海案做出裁決，否決了中國的領海主張。國際法庭認為，國際海洋法公約1994年生效之後，這個國際公約關於專屬經濟區的規定，否定了中國關於南海主權的說法；中國對「U」形虛線（中共稱為「九段線」）範圍內海域擁有主權的主張，沒有國際法依據。按照國際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無論爭端方是否參與，法庭的裁決都具有確定性和約束性。 今年中共又通過新版地圖，在國際法方面玩弄它的一貫伎倆，把從1994年開始就失效的「九段線」改成了「十段線」，特地把台灣的東部海域，圈進了中共的海域。本來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在地圖上畫「十一段線」時，還沒有國際海洋法，而「十一段線」只是用來圈南海水域的；但中共現在把來源於「十一段線」的「九段線」改成了「十段線」，就變成是圈太平洋海域了。這不僅偏離了「九段線」原本的含義，也成為在地圖上亂畫定界的劣行。這是中共的勢利主義領土領海政策的又一次表演。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國經濟接連呈現敗象，引起國際媒體的諸多關注。但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這個更大的事件，卻基本上未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本文分成上下兩篇，試圖說明，投入中國的金融外資，曾經幫助中國挺過了疫情期間的經濟困難，但金融外資最後仍然斷流了，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將導致中國經濟進一步出現越來越大的困境。本文的上篇業已刊出，下篇著重說明，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構成多大的衝擊。 一、金融投資：福兮禍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資投進中國，當然是想在中國的泡沫經濟中「分一碗羹」；客觀上，的確給中國2015年以來正逐漸衰弱的經濟，打了一針強心劑。外商金融投資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兩年內達到7,930億美元，相當於同期中國外貿順差的83%。也就是說，中國全國上下拼出口，賺來的貿易順差只不過比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資略多一點而已。 對中國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資相當於一大筆從天而降的外匯收入，這些資金會被中國的銀行賣給央行，補充到中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去，或者留在銀行的手中運用。外商的金融投資，畢竟是中國的企業借來的錢，其中的債券投資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而私募基金投資的項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資者作為股東，則會出讓股權，套現走人。 無論是哪一種金融投資，當外商回收金融投資時，集中管理外匯的中國政府就需要支出相應的外匯。從外匯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資其實是國家的負債。借來外資用一用，雖然短期內是好事，但從長期來說，終有一還；而一旦經濟泡沫破滅，中國的企業倒賬不還了，所有借錢給中國企業的西方投行都會睜大眼睛盯著中國，看中國政府是否幫助中國的企業償還國際債務。這就是最近幾個月以來，華爾街的媒體幾乎每天都在報道中國經濟種種亂象的原因，因為華爾街從中聞到了投資變成壞賬的味道。 如果中國經濟的大勢向好，那麼，外商的金融投資會產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國經濟滑坡難免，則外商的金融投資就會成為致命的外匯負擔。而更加致命的是，當中國的經濟已習慣於外商金融投資的潤滑作用時，中國房地產業的領頭羊又由於國內原因而一蹶不振，那麼，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資被倒賬，就會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資斷流和外企撤資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資斷流，對下滑中的中國經濟大勢，必然成為向下的助推力，這就是當下和今後中國面臨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資的經濟與非經濟作用 對中共而言，從華爾街吸金，顯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這樣巨額的金融投資到底產生了什麼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國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億美元；也就是說，這兩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資是中國GDP增量的10倍。這些金融投資基本上對中國經濟沒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客觀地講，對穩定中國經濟卻有重要幫助，所以我用潤滑劑來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資。正因為有了華爾街的巨額金融投資，中國經濟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強維持住了；換言之，如果沒有這些金融投資，中國經濟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國外金融投資已經取代外企建廠開店，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重要資金來源，但中共從來不讓其國人知道這一點。 西方的金融投資還產生了另一個非經濟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維繫美中關係的最後一根紐帶。過去幾年來，由於中共擴軍備戰、大量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美中關係每況愈下，但中共在美中關係的國際政治和軍事對抗方面，始終十分強硬，老神在在，因為中共覺得，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國翻臉，因為對華爾街來說，美中翻臉的經濟代價太大。 而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中關係需要「去風險化」，不能受制於中共。這裡所講的風險，包括技術、軍事、金融等多個層面。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華爾街金融投資給自己「埋雷」這個問題了。由於華爾街通過私募基金對中國初創企業的投資，四分之一都與中國的軍工需要相關，因此，這些投資實際上意味著，華爾街對中國的的金融投資，增大了美國面臨的中國風險。 事實上，中共只是在利用華爾街的金融投資來開發中國需要的各種軍用科技，但絕不可能讓華爾街了解這些初創企業真正的研發進展，因為那是中共的科技絕密。如果這些初創企業不成功，華爾街的私募基金投資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若中國的初創企業用美國的資金取得了研發進展，中共則會輕鬆地安排中國的初創企業「金蟬脫殼」。這樣的設想，只是金融全球化過程當中，美中金融的往來不發生突變時的場景；但是，突變還是發生了。 三、拜登限制對華金融投資 今年8月9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宣布將限制美國的私募股權、風險投資以及合資企業對中國的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半導體這三大敏感科技領域的投資。對此，國際社會反響很大，雖然這項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將三個與中共軍用科技相關領域的美國金融投資斷流，它實際上波及的是整個華爾街的對華金融投資。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所用標題是，《美國對華投資禁令將進一步推動美中脫鉤》。這篇報道指出了一個前景，即拜登的這個行政命令，關係到美中經濟關係脫鉤；而這樣的脫鉤會讓美國和中國都會受到很大衝擊，當然也關係到世界經濟格局的未來大變。 拜登的禁令並非無的放矢，據PitchBook Data的數據，自2016年以來，美國投資者參與了700多個中國初創企業在AI和半導體領域的合資項目。此禁令生效以後，中國政府會儘快把這些企業變形成它可以主導的項目，並直接或間接地把華爾街的私募基金投資留在被空殼化的初創企業里，令這些私募基金項目的美方投資者血本無歸。而後，白宮的該行政令對華爾街的金融投資自然會產生重大的寒蟬效應，何況先前的投資可能都變成了「肉包子打狗」。 從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後的反應來看，華爾街並未表現出非常震驚的態度。其實，這道禁令已經醞釀很久了，白宮一直投鼠忌器，害怕傷到華爾街。現在華爾街在禁令公布後似乎比較淡定，顯然是因為，華爾街已經知道，先前總共約兩萬億美金的對華金融投資，由於中國方面的原因，本來就已經難以回收了；而白宮的禁令不過是在「傷口」上貼上了「創可貼」，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的投資損失。 所以，無論是從商業風險的角度去考慮，還是從美國政府對中共的金融制裁來看，華爾街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今後無疑將會斷流。華爾街從完全信任中共，到徹底拋棄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而過去幾年裡維繫美中經濟關係的最後紐帶—對華金融投資，即將被切斷。金融投資是經濟全球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過去幾年裡，金融全球化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即資金投入變成以中國為重心，其規模遠遠超出對華實體投資的規模。這個金融遊戲的突然中止，當然對全球金融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國命運 對華金融投資的斷流，是一個意外嗎？其實不是。當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歡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點象迂腐的「東郭先生」，甚至可能比東郭先生還迂腐。它們把中共這頭狼看成了可愛的「寵物」，那不過是幾十年里留下來的陳舊印象。 美國在尼克松時代把中國發展成了對抗蘇聯的冷戰盟友，因此，幾十年里美國的歷屆政府一直信任中共，開放技術和投資，還把美國的市場給中共用來積累財富，中國才得以繁榮起來。過去，中共只是個「狼仔」，又小又弱，於是被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商人當成了「寵物」；然而，「小狼」被餵飽了，長壯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國做生意，誰都希望國際環境穩定，中國與國際社會也保持和諧，這樣中國的經濟穩定繁榮，外商的生意才能順利。但是，世界各國的企業家都被經濟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是共產黨執政，共產黨一旦有了一點力量，它就會試圖擴大統治範圍，破壞和平。這與其領導人姓什麼，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姓鄧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當年跳草裙舞，是因為中共還是「狼仔」，要討好「飼養員」；而姓習的如今玩航母編隊、擴大核武器裝備，是因為自認已長成「頭狼」了。 中美關係最近幾年來的逐漸惡化，破壞者都是中共。當中共不斷擴大對美貿易順差，卻對西方國家設立市場限制時，當中共大規模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時，川普用加關稅的辦法，試圖逼中共坐到談判桌上，結果中共寸步不讓、針鋒相對；當中共在美國的間諜活動日益猖獗時，川普關閉了中共在美國的休斯頓領事館，同時加大力度打擊中共在美國收買的技術間諜，中共並未收手；中共威脅台灣，美軍不得不頻頻發出警告，並開始調整部署，應對中共的軍事威懾；中共經濟開始下滑時，曾誘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資，之後拜登才決定要斬斷中共對華爾街資金的覬覦之心。 凡是忽視中共真正戰略意圖的人，都不願意麵對以下四個基本事實：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軍艦隊到中途島美國海軍基地去挑釁，宣稱「劍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強行霸佔公海，造島建七個海軍基地，構建對美髮射核飛彈的「深海堡壘」；三，不斷擴大核武庫數量，準備把核飛彈打到美國全境；四，最近與俄國一起派艦隊到美國阿拉斯加州外海演習，進一步威脅美國。中共所做的這些一再說明，共產黨政權從來不放棄統治周邊地區乃至全球的國際野心，它現在正威脅東亞的和平與安全，這並不是一個國際社會可以信任的政權。 從華爾街金融投資的失敗當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條教訓。第一，不能假定中共會信守商業誠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國之後吃了虧，即為典型案例；第二，中國的經濟繁榮本來是個大泡沫，現在已經到了泡沫破裂的時刻；第三，看不到經濟全球化會養肥中共這頭「狼」，那是國際戰略上的重大誤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會遇到中共對外霸權的威脅，這是經濟全球化將重點移師中國的必然結果。 五、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要判斷中國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可以有兩種觀察角度。從小局看，似乎微波不驚；而從大局看，則非同小可。 所謂的微波不驚，是指很多人緊盯著人民幣匯率。這個匯率會不會隨著拜登的禁令應聲大跌呢？很可能不會。原因就埋藏在筆者7月27刊登在本站專欄的文章里，這篇題為《中國的金融命脈日漸枯竭》的文章介紹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國所有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這個外匯儲備統計上的變化，從此再也沒改回來。而此後幾年，華爾街金融投資蜂擁進入中國之時，上萬億美元的金融投資，並沒讓央行的外匯儲備明顯增加。 很顯然，這裡面有蹊蹺。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資納入自己的外匯儲備，其實是有道理的。如果外匯儲備突然躍增，不僅暴露了巨額金融投資的注入和外債劇增的真相，而且也讓先前「清零」商業銀行外匯頭寸的造假之舉，被公諸於世了。為避免這些不利於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國的央行讓商業銀行把這些金融投資帶來的外匯留在各自的手裡。這就方便了中共現在運用商業銀行手中過去幾年裡積累的外匯頭寸，來干預國際市場，設法減慢人民幣貶值的速度。所以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肯定趨於下降，但中共不會讓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內匯率可能是微波不驚。 但是，金融外資斷流，從中國經濟的大局看，卻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這次拜登對中國的投資禁令，實際上關掉了華爾街對中國金融投資的閘門，這也是對全世界金融界的一個嚴重警告。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早已惡化，其中的三個層面分別是貿易、技術轉讓和金融外資，現在後兩個方面基本上關閘了，唯一還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廠」剩下來的大半個供應鏈體系的產品出口，依目前動態來看，已屬每況愈下。因此，美中經濟關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羈絆變得越來越小了，而相應地，中共對美政策的迴旋餘地也越來越窄。美中關係影響全球，其格局之變，各國豈會漠然視之？ 金融外資斷流之後，中共還面臨一個國際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驗，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華爾街那兩萬億金融投資。美國金融界現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觸犯了天下大忌，讓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視國際商業規則的真實嘴臉，那時，中共的對外開放就算被它自我毀滅了。 拜登的這個禁令切斷了中共從國際金融界獲取投資的管道，今後中國的經濟將會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全球供應鏈還會繼續調整格局，避開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美中經濟關係因此清晰化了，美國在切割對中國的經濟關係方面，把金融這個最重要的部分切斷了。不過，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國內的投資規模影響不大。現在中共雖然不斷擴大貨幣投放，試圖刺激投資來拉動經濟，但企業面對日益蕭條的市場，缺乏投資意願，而居民面對房價趨於下跌的房地產市場，也不願意貸款買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數據顯示，貸款和社會融資的增量斷崖式下滑，這個「印鈔機卡死」的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中國民眾期待經濟重現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國最大的房企碧桂園出現危機，人民幣匯率也開始再度開始下滑，引起諸多關注。但是，一個直接導致此事的更大事件，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卻基本上未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本文就來分析，何謂金融外資斷流，為何會斷流，以及金融外資斷流將對中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幾乎牽涉到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一篇短文難以釐清，所以分成上下兩篇。上篇主要介紹，外國的金融投資如何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以及以華爾街為主的金融投資在中國遇到了哪些麻煩。下篇則分析，華爾街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被迫斷流，將在多大程度上構成對中國經濟的重大衝擊。 一、外商投資的兩條路徑 通常所說的外資，實際上是兩種，一種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又稱「綠地投資」），這是指外商投資實體企業，建廠房、租店面，開廠開店。而另外一種外企投資的規模更大，動輒上億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資（又稱「證券投資」）。但是，中國的很多人往往以為，吸引外資只是接納外商的直接投資，而對外企的金融投資不甚了了，甚至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如此認知。 一般來講，西方國家的企業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資，辦廠開店，因為發展中國家國力有限，金融市場不發育，不具備吸納外國金融投資的吸引力。但是，當被投資國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時，因為國家規模大，經濟體量大，一旦其國內金融市場成長起來以後，就可能會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長期以來，外商投資都是以直接投資為主，所以中國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資只包括這個部分。但去中國的外企投資，其實早就悄悄地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從2016年開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已悄悄地變成以金融投資為主了。 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美國為主，因為美國的國力基礎堅實，金融實力雄厚，而且，世界級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國，即紐約的華爾街。對中國的外商證券投資，主要來自美國的華爾街。所謂的證券投資，包括兩個部分，即債券和股權。其中所謂的債券，主要是外商購買中國的公司債券，比如投資恆大、碧桂園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而所謂的股權，指外商投資給中國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資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 講清楚金融投資的類別和特點以後，就可以進一步來介紹，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金融投資，是如何變成外資主力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2004年底，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累計為3,690億美元（以下數據均為美元），證券投資累計數是968億，後者僅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當直接投資累計數上升到36,238億時，證券投資累計數則躍升到21,554億。對比這兩類外商投資的累計數（存量），可以看出，證券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了。但這樣的存量數據對比，還不能從動態上清晰展現出外商的證券投資活動是何時開始活躍起來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證券投資活動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數據（即當年投資額，而不是累計數額）。這些數據無法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中找到，因為國家統計局不掌握這些情況。中國負責掌握外國金融投資動態的機構是國家外匯管理局，該局年報中有一份「國際投資頭寸表」，從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資的數據。 從最新的外匯管理局年報里可以看到，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國一共拿到13,071億外國證券投資；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資才8,687億。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資里，證券投資佔六成，而直接投資只佔四成，很明顯，過去幾年來，金融外資已經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了。若從金融投資的動態來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這兩年里，證券投資佔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資流量，五年里的證券投資當中，45%的資金購買了中國的公司債券，55%的資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雙重風險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個許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領域。它是指美國的投資銀行與中方合作者簽下投資某些中國初創企業的合資協議；西方投資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創企業前景如何，投資者十年內不能撤股。 投資初創企業，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發的風險投資，如果投資者錯判了初創企業的技術實力和市場前景，可能因為初創企業研發失敗而血本無歸。但是，如果投資者所選的投資對象在技術研發中獲得成功，並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將來成功的初創企業上市之後，西方投資者的股權可以隨股價上漲而獲得很高倍數的利潤，那時投資者就能通過轉讓該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資和所獲利潤。 所以，投資私募基金後，需要等初創公司技術研發成功、佔領市場後，這樣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購，那華爾街的投資者作為股東，才可以將股權出售給其他買家，從中獲利。華爾街的投行對中國國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錢不泡湯，最好中國的初創企業有官方背景，那樣就比較可靠。但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華爾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華爾街日報》披露，華爾街在中國參與的私募基金項目將近3千個，四分之一與軍工相關。這個「地雷」問題，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國私募基金的風險之一，我將在下篇介紹。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風險則是，企業的投資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連要錢都不如借錢給企業的人地位優先。在私募基金項目里，外商投資者是股東，一旦所投資的企業經營失敗、破產清盤時，企業的剩餘資產如何清算，股東的排序不能優先，反而是排序在後。以今年3月恆大公司的資產重組為例，它把境外債務分為A組和C組，A組債務包括優先擔保票據和債券、貸款，將優先全額賠償；而C組債務是私募基金，股東作為債權人，只能「差額索償」，也就是看恆大剩餘財產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賠償。 四、華爾街的錯判 為什麼華爾街這麼熱衷於對中國做金融投資？2005年以前，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並不多；最近幾年金融投資才熱起來了。其實，這場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熱，基本上建立在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誤判之上。 中國經濟早在2015年就出現了明顯的泡沫化徵兆，當時中國國內都在講，經濟正在「脫實向虛」，其最大的特點是，從地方政府到民眾，都拚命借錢炒房地產，房價則迅速飆高。但那時中共仍然在吹噓中國經濟穩定向好。 雖然華爾街各投行都僱傭了不少精通數學模型的高學歷人才，但是，數學模型只能用歷史數據來模擬和外推，卻很難把握不透明的中國經濟之內核。偏偏在中國的經濟被房地產畸形發展的泡沫淹沒在一片迷霧當中的時候，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誤以為，投資中國的最佳時刻來了。他們不相信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會破滅，反而以為，中國政府會力挺並保護房地產業這根中國經濟的支柱，因此爭相充當中國房地產公司美元債券的「接盤俠」。 與此同時，中共高層2015年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催動了「晶元大躍進」，這又讓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以為，他們到中國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項目，是一個乘東風的大好機會。於是，大批金融投資便搶進中國。 這就是華爾街精英決策擴大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的第一個錯誤判斷；在投資中國的公司債券和私募基金這兩個方面，都錯判了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大趨勢。 投資中國的公司發行的美元債券，多少還可以根據公司公開的財務報告來跟進其業務，了解這些公司經營狀況的變化。那投資私募基金，就沒有公開資訊可以參考了，因為私募基金投資的對象是初創公司，它們的運營基本上是個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這些中國的初創公司運轉是否良好。於是，華爾街精英們為了讓自己投資的初創公司取得成功，會為這些公司送去初創公司所急需的專業知識和信息，這正好掉進了中共的「藉資本引入知識」的陷阱。此乃華爾街精英的第二個錯誤判斷。 華爾街精英的第三個錯誤判斷則是，他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即中國初創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國投資者的致命傷，對美國的華爾街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中國在針對美國擴軍備戰，華爾街的私募基金項目有四分之一卻投資到中共的軍工研發項目，其後果，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脅性。 五、恆大、碧桂園美元債券倒賬：「多米諾骨牌」啟動 華爾街在中國的金融投資被「割肉」，始於2021年9月。彼時，中國排名第二的房地產公司恆大集團爆發債務危機；拖到2021年12月，恆大宣布，無法履行債務責任，即賴賬不還了。恆大除涉及巨額國內負債之外，還欠下了大筆美元債券，境內外總債務高達2萬億人民幣，另外還有大量隱性負債。而恆大的外債當中，就有華爾街購買的大筆無法得到償還的美元債券。 今年3月恆大終於明確擺出了賴賬到底的姿態，它與境外債主達成債務重組協議，舊債到期不還，用新債代替舊債，推遲償付時間。今年4月末，除了重組的境內外債券之外，恆大還累積了近3千億人民幣的到期未能清償的債務。債主們現在只能被迫接受恆大倒賬這個現實，號稱「世界級」的中國次大房企恆大，現在成了世界級的「老賴」。 今年8月上旬中國房地產公司崩盤的「多米諾骨牌」倒下了第二塊，排名第一的碧桂園公司也進入了賴賬階段。碧桂園證實，無法支付兩筆共計大約2,250萬美元的美元債券到期利息。這兩筆債券的面值一共是10億美元，連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還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恆大終於宣布，已經在紐約申請破產保護。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債權人在恆大重組之後於美國提起民事訴訟，導致恆大最有價值的資產被扣押。申請破產保護，是企業走向破產清算之前的最後手段；如果難以起死回生，企業將最後被迫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終止營業。恆大走向破產，對境外投資者是一個嚴重的警號。恆大的2.44萬億人民幣總負債當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幣計價的，其境外債務規模約1千億美元，償債能力十分可疑。華爾街的一批美國的銀行因此股價下跌，香港股市則跌入了熊市。 六、美國對中經濟、金融：「去風險化」 很多醉心於經濟全球化、又缺乏國際眼光的人，現在還在懷念昔日全球產業鏈的擴展和繁榮。但是，這樣的看法現在已經落伍了，那什麼是現今最新的國際經濟思維呢？ 美國華府有一個專註於技術政策的機構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這個機構任職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官員Liza Tobin講了一段話，很有代表性。她說：「多元化、去風險、脫鉤、脫離——你喜歡哪個詞就隨便選哪個——這種話題確實已在華盛頓深入人心，越來越多地進入矽谷，而且確實也在向華爾街傳播」。她的意思是，以前，關於美中經濟脫鉤，只是在華府政策圈裡討論，然後矽谷這樣的高科技中心也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最後，連華爾街都不得不坐下來討論這個前景了。 確實，與華爾街相關的金融媒體，最近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新聞，並且根據這些動態，不斷做出反應。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國最大的幾家官辦銀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貸款，以幫助地方財政克難，而且要求貸款必須長達25年，前4年不付利息。華爾街立刻聞到了危險的「味道」，因為這樣的銀行貸款將無法償還，必然成為銀行的壞賬，並危及這些銀行的生存。於是，這幾家中國最大的銀行在國際證券市場上的評級，馬上被調到最低，華爾街的投行建議其客戶，賣掉這些銀行在中國境外發行的股票。 雖然商界喜歡講「在商言商」，就算他們可以暫時不理會中共的擴軍備戰，但華爾街不得不關注自己投在中國的巨額金融投資的安危。當中國接二連三地出現危及這些金融投資的經濟警號時，華爾街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當它們想到血本無歸的可能而不寒而慄時，就不會對中國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資了。 可以講，華爾街現在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熱衷和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憧憬，已經被中國當前經濟敗象百出的狀況擊得粉碎，它們剩下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只能是「去風險化」。華爾街先前對中國狂熱的金融投資，事實上幫助了中國經濟泡沫的擴大；而如今華爾街金融投資的斷流，則會加快中國經濟的滑坡。筆者將在本文的下篇具體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突然失蹤，外交部發言人先是用生病搪塞，後來乾脆拒絕回答記者的追問。顯然，秦剛的失蹤有蹊蹺，內中原因無非是政治上「踩雷」，或品行方面「被抓包”。只要中共尚未給出相關說明，這件事至少說明，習近平的日子不輕鬆，不只是國際關係難處理，經濟困境難解脫，連信任的高層官員也靠不住。究竟習近平的心境如何？筆者試作小析。 一、習近平的心思 習近平作為獨裁者，當然不會在中共的全會或人代會上講出心裡的真話。不過，他對年青幹部訓話時，心理負擔會小一些，那種場合他的講話，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一下習近平的心境。 去年3月1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作了一個開班講話。這種內部講話，通常由秘書起草，但主要的意思要按照習近平的意圖來寫，成稿之後必須經過習近平審閱。這個內部講話被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今年6月底刊登出來了。分析這篇講話的內容，可以發現習近平最擔憂什麼。 習近平一開頭就講，「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 這番話說出了中共官場的現狀，共產黨的幹部想要權、只信「錢」，對中共的意識形態都是口是心非，而真正所愛的是西方國家，有錢、有情人，都往那裡送。這種現狀說明，中共的整個黨政機器，除了習近平在乎黨國存亡，其他官員都不在乎；一旦風吹草動，黨國根基動搖，習近平的處境就會和撞景陽鐘的崇禎差不多。這就是習近平最擔心的事，怕中共幹部不忠於共產黨，最後中共象蘇聯共產黨一樣完蛋。 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一點興趣的人，可能都知道，習近平講話中引用的那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是五代十國之一的南唐小朝廷最後一任君主李煜亡國之後寫的。李煜在南唐滅亡後投降攻滅南唐的宋朝，被軟禁期間，寫過一首詞《春花秋月何時了》，詞牌名是《虞美人》，這首詞流傳千古，據說是李煜的絕命之筆，其中就有這一名句。 習近平為什麼讓秘書在講話稿中用了一個亡國之君的臨終哀嘆，已不可考；我們也不必去管，這樣的語句是不是對中共不吉利；但至少可以看出，面對一批中共的年青幹部，習近平的如此講話，倒是實實在在地展示出他深重的危機感和悲涼心境。 二、蘇聯絕命與南唐亡國 為什麼習近平老是想到蘇聯垮台，又把蘇聯絕命與南唐亡國聯繫到一起？南唐國小羸弱，不敵宋朝；蘇聯乃地球上的超級大國，七十餘年與美國抗衡，在美蘇冷戰中美國從來沒有想滅掉蘇聯。那習近平的執政恐懼從何而來呢？其中有一個真正的原因，那就是，蘇聯實亡於蘇共。中共的宣傳機器始終不願意承認這點，但習近平大概還是知道這一點的。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政權，被本黨同志棄如敞履，於是蘇聯絕命。如此命運，每每令習近平耿耿於懷，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機感。蘇聯共產黨並不是被外敵直接打敗的，沒人去打它；蘇共是被由蘇共幹部組成的國家議會（最高蘇維埃）宣布為非法組織而完蛋的。正所謂，興蘇聯者，俄共也；亡蘇聯者，蘇共也。為什麼蘇共幹部要滅掉蘇共？其實原因很簡單，想「跳船」了。而這正是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 那1991年8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宮裡的國家大禮堂，蘇聯最高蘇維埃為什麼通過決議，「停止蘇共的活動」？因為，之前蘇共的一群高層官員不滿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策動了政變，把戈爾巴喬夫軟禁在克里米亞。但這些參與政變的官員沒料到，他們遇到了莫斯科民眾和軍隊的抵制。蘇軍坦克部隊雖然奉命上街了，但面對支持葉利欽的莫斯科民眾，蘇軍部隊不願意大開殺戒，而是偃旗息鼓，撤兵回營。 政變失敗了，蘇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層幹部當中，多數人既沒參與政變，也不願出面反對政變，但政變委員會的高官們把蘇共中央搞臭了。於是，當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會議面對如此處理蘇共中央這個難題的時候，與會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們通過了決議，「停止蘇共的活動」。蘇共亡了，蘇聯的亡國之日為期不遠矣。 當時蘇共的高層幹部對此，都捶足頓胸、痛心疾首嗎？這裡引用一段戈巴契喬夫政府的總理雷日科夫當時評價蘇聯官場的話，大家就了解蘇聯亡國的真實背景了。雷日科夫說：「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以，當時整個蘇聯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覺得，夠了，我們不想再這樣沒有尊嚴地生活下去了。我們需要政治上的改變。」雷日科夫的話是實情，當時蘇聯人確實普遍認為，他們不能忍受這樣一種充滿腐敗、充滿謊言、依靠鎮壓的制度。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蘇共黨員當中88%認為，蘇共不再有威信；有70%多的人準備退黨。 三、昔日蘇聯、今日中國 蘇聯當年解體之前的大部分情形，早就在中國發生了。雖然中共鎮壓了「八九民運」，習近平上台以後又一再通過反腐敗來清洗幹部，同時加強國內社會的嚴厲管控，但習近平改變不了黨心。當下，中共官場上的黨心究竟如何？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那篇講話中都描畫出來了。 第一個特點，習近平指出，「腐敗是最容易導致政權顛覆的嚴重問題」。習近平心裡很清楚，中共幹部都想撈錢，只是在習近平的政治高壓下不敢動而已；只要政治高壓一鬆動，整個官場馬上就變成腐敗遍地。所以，習近平最怕的就是，各級官員表面上唯唯諾諾，暗地裡腹誹頻頻，貪心不滅，而最可能導致中共政權被從內部顛覆的，就是官場的貪財之心；習近平的政治高壓只能改變官員們的表情和空話，卻絲毫改變不了官場眾人那貪財的初心。 第二個特點，下面的幹部都在應付差事，混日子，對上面的命令，都是用「口號式、表態式、包裝式」的做法，喊得很響，恰如習近平在講話中所言，「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如此行為的真實動機，無非是在等待時機，一旦政治壓力稍懈，官員們就額手相慶，把貪腐玩得象江胡時代那樣有聲有色。 第三點，習近平提到，中共的幹部隊伍里，有一大堆「膽小鬼，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這是實話，世人皆知。中共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當中，有幾個人的家族中沒人拿外國綠卡、沒在國外置產藏錢的？習近平心裡一清二楚。海外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報告十多年前就把名單一一列出了；只是習近平不敢按圖索驥，去一一拿辦，否則就「洪洞縣裡無好人」，「偉光正」的包裝徹底碎裂。 高官當中還有很多人現在貪而無恙，這不就是「榜樣的力量」嗎？中共官員既然貪心不淡，而錢藏國內又可能導致送命，那麼錢轉國外就成了必然選擇。正因為如此，中共各層官員當中，「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其實不是「一小撮、個別人」，而是大多數。焉知這大多數不會在中共進入困境和危機的時候，做出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們類似的行動呢？那樣的行動，於官員們的私利無損，所損害的不過是黨國及其獨裁領袖而已。 四、銀行救財政，民眾存款塞進無底洞 現在中國經濟在持續衰退，而中共這個集權政府的指揮號令，出了中南海的紅牆就成了「雷聲大，雨點小」，這就是中國經濟沒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國經濟沒救的另一個原因是，習近平為了緊急搶救陷入深度財政危機的地方政府，採用了飲鴆止渴的昏招，其後患無窮，前景可悲。 中國的地方政府一直通過地方財政擔保的融資平台，發行大量債券，總額已經達到近70萬億。如此龐大的巨額債務，地方財政已經還不起了。最近因為房地產泡沫破滅，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急劇萎縮，導致地方政府連到期債務還本付息、「借新債還舊債」都難以為繼。 而中共一直讓銀行購買地方政府的債券，變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轉移給銀行去承擔。中國5月發布的《2023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銀行持有政府債43.7萬億元，占債券總額的七成；其中主要是六大國有銀行承擔了地方政府的債券。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幾家頂尖銀行正奉命給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貸款，幫這些融資平台還舊債，這等於是讓大銀行給地方政府的爛賬買單兜底，而且這些貸款前4年免息。 顯然，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財政，央行不惜把國有的主力銀行拖進了壞賬泥坑。銀行奉命送給地方政府的這些貸款，到今年6月底總額已經佔地方政府巨額債務的將近八成，嚴重缺錢的地方政府將來註定還不上。這些錢來自銀行的住戶存款，相當於住戶存款的半數，已經被中共塞進地方政府債務的無底洞，打了水漂。這些貸款註定會成為銀行的壞賬，可能導致中國的頂尖銀行將來面臨經營危機；而中國民眾一旦發現存在頂尖銀行的存款已經不再安全的時候，銀行的末日就來臨了。 之所以說，習近平讓銀行為地方財政的巨額債務兜底這種政策是昏招，是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國經濟最後的支柱，而習近平的這個昏招，事實上是把財政危機轉化成了潛在的金融危機；雖然短時間內地方財政喘了一口氣，但銀行系統卻被送進了覆滅的深淵。 五、習近平的悲涼感 中共現在是一個虛胖的統治機器，面對現實的經濟困難，其實束手無策。那習近平這個束手無策的獨裁者，支撐著這麼一個虛胖的政權，他當然會有很強、很深的危機感。其實，習近平的悲涼心境，也有他自身的能力問題。 作為一個大國領導人，如果是從困難中上任，有機會推動改變，然後局面改善了，在這樣的由難到順的過程中，領導人可能積累智慧、提高能力。中國人往往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卻忽視了其中的大環境變化和領導者個人的歷練過程。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在由難到順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和能力的。 而習近平則完全不同，他是從順境中接位，然後整個局面不可避免地一瀉千里，那他的施政就是由順到難。在這個過程中，他很難從成功當中吸取到有益的經驗，只會積累下越來越多的恐懼。何況，在中組部栽培他步步高升的過程中，習近平任職地方時唯一需要的是「積累資歷」，而不是做出政績。因此，習近平在地方任職期間，無論是在福建、浙江，還是在上海，他基本上是個「不粘鍋」，地方上的所有麻煩，他能躲就躲，自然談不上處理和解決難題的能力了。 待到習近平到中南海就大位之後，上任伊始，中國經濟上的泡沫還沒完全暴露出來，經濟運行表面上還比較順利，所以習近平完全沒想到快要克難了，更不懂如何克難。習近平任期的第一個五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打擊政敵方面，特別是為了打破江澤民時代建立的軍權結構、把軍權抓到自己的手裡，用反腐敗為名，抓了一大批將軍，改變了軍隊的指揮系統。 等到習近平任期的第二個五年，經濟問題才陸續出現；直到他的第三個任期開始，房地產泡沫終於破滅，整體經濟一蹶不振。就經濟決策層面而言，習近平的執政之路，實際上是由順到難，越走越難。他原本就不懂經濟，也沒在地方歷練中學到什麼。那現在的經濟困境，來得比預期早，範圍比預期廣泛，困難比預期深得多；而最關鍵的是，中南海除了病急亂投醫的昏招，拿不出有效辦法走出經濟困境，而已經用上的昏招，諸如用今後的金融危機來替代當下的財政危機，則只會加重中國未來的潛在經濟危機。 因此，習近平面對當下和今後的中國，他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其實是命中注定的。既然中國的命運現在「定於一尊」，那麼，中國的前景似乎也已經看得見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