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續14天的哥大「加沙團結營地」：美國高校學生在反對什麼？

2024年4月17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在校園內搭建起「加沙團結營地」，聲援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反對繼續戰爭，同時呼籲學校「撤資」——剝離涉以色列「種族隔離」的企業投資與學術項目。在校長兩次授權警察進校清場後，存續14天的營地已不復存在，但這場已經席捲美國各地的學生運動或是一場更大的社會思潮的開端，甚至可能波及今年的美國大選。

最後時刻

4月30日20時左右，剛剛從紐約市一家非營利組織下班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李銘心看到哥大學生賬號發布的視頻，「烏泱烏泱的警察，把哥大圍了一圈」。學生們自4月17日開始在學校里搭建的「加沙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Camp）將迎來大規模的警察清場。

一個多小時後，李銘心趕到哥大位於曼哈頓百老匯街的校門附近時，她發現警察已從西113街起將學校封鎖了起來，不斷地有警車和警用大巴車通過圍欄的缺口往校園裡開。李銘心和在場聲援哥大學生的校外人士手牽着手，組成「人鏈」，車輛逼近時才會讓開，以此拖慢警車進校園的速度。

《紐約時報》記錄下了清場行動的經過：當天21時起，有數百名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進入哥大校園。他們兵分兩路：一組警察前往新聞學院普利策大樓前草坪上的營地，用手電筒挨個兒搜查了那裡的100多頂帳篷；另一隊警察前往漢密爾頓大樓（Hamilton Hall）。漢密爾頓大樓是哥大本科學院的大樓。30日0時30分左右，幾十名抗議者進入處於關閉狀態的大樓，另有幾十人在樓外形成人牆。隨後他們宣布「占領」大樓，在大樓外設置了門障，並在大樓正門上掛起寫有「欣德大樓」（Hind’s Hall）的橫幅，表示要取代大樓原有的名字，以紀念一名今年1月在加沙地帶被以色列軍事行動殺害的6歲女孩欣德·拉賈布（Hind Rajab）。

媒體人王磬自4月24日起兩次進入哥大校園探訪營地，4月30日晚也在曼哈頓西113街目睹了警察進出學校的過程，她認為，哥大校長授權警察強制清場，除了要為5月中旬哥大的畢業典禮做準備外，那天凌晨學生占領漢密爾頓大樓的舉動也是壓倒校長意志的「最後一根稻草」。在1968年和1985年的哥大學生運動中，漢密爾頓大樓就曾兩度被占領。

21時30分左右，雲梯從警車頂上升起來，約30名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列隊登上車頂，通過雲梯魚貫進入漢密爾頓大樓的二樓窗口。大約10分鐘後，警察從漢密爾頓大樓裡帶出了第一名學生，他的雙手被塑料帶綁在身後。

此前留在大樓里和營地里的抗議者陸續被逮捕。21時50分左右，第一輛裝滿了被捕學生的大巴從靠近曼哈頓西114街的出口駛出。

李銘心告訴本刊，得知學校內的抓捕即將結束，在校外的示威人群紛紛跑向大巴車駛出的校門，再次組成「人鏈」來拖延大巴車的速度。這次哥大學生的示威活動影響力並不局限於校園。李銘心注意到，此刻聲援學生的人群中不僅有無法進校的師生、校友和記者，還有一些周邊曼哈頓的居民，其中不乏白髮蒼蒼的老者。「車經過時，我們就喊口號給車上的學生助威；沒有學生經過時，我們就對着警察瘋狂喊口號，『辭職吧！』『放了學生！』『紐約警察是三K黨，和IOF沒有區別！』」「三K黨」即Ku Klux Klan，19世紀美國南北內戰時期誕生的白人至上極端主義組織，而IOF意為「以色列占領軍」，是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批評者對「以色列國防軍」（IDF）的別稱。

23時左右，校園內的抓捕行動已經結束，大批警察從校內轉移到了校外。人們開始趕往下一個目的地，有人趕去紐約市警署的總部以期幫助被逮捕的學生，有人趕往20個街區開外、稍晚些開始清場行動的紐約市立學院（CCNY）聲援學生。李銘心告訴本刊，23時30分到午夜之間，哥大校外的人群已經散去了。「午夜時分，警察開始清理校外的示威者，那時沒走的人很多都被逮捕了。」紐約市警署表示，當晚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學院分別有112和170人被捕，其中分別有80人和68人是學校有關人員。

較量

「加沙團結營地」是在4月17日搭建起來的——那是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開始「占領學校」的第一天。那天，校長米努什·莎菲克（Minoushe Shafik）不在學校。她前往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大廈，為2023年以來校園涉嫌「反猶」的言論出席聽證會。

2023年10月7日，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境內目標發動大規模襲擊，以色列隨後空襲加沙地帶進行猛烈報復，巴以衝突升級。此後，美國高校接連爆發了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和聲援以色列的反抗議活動。前者陣營喊出「從約旦河到地中海，解放巴勒斯坦」（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Palestine will be free）、「全球大起義」（Global intifada）等口號。這些口號歷來被反對方視為「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象徵。反對者認為這些語言喚起了歷史上屢次遭遇種族隔離和清洗並在20世紀遭遇大屠殺（Holocaust）的猶太人的恐懼。

2023年11月，哈佛大學前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前校長伊麗莎白·麥吉爾（Elizabeth McGill）就曾因此出席過聽證會。在聽證會上，蓋伊和麥吉爾對來自議員們的質問，回答語焉不詳，沒有對學生的示威活動定性。二人最終在風波中辭職。但在17日的聽證會上，莎菲克和幾位哥大管理層同事表現得不同。當議員問：「『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行為準則？」莎菲克和三位同事說道：「是的，確實如此。」莎菲克還說，要開除那些涉嫌使用「反猶」語言的教職工或給予處分。

莎菲克的表現引起了示威學生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自己的動機被扭曲，學校也在刻意打壓學生的自由。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學生埃爾文參加了2023年秋天以來校園內幾乎每一場挺巴抗議。他告訴本刊，大多數抗議是由兩個學生團體「巴勒斯坦正義組織」（SJP）和「猶太人和平之聲」（JVP）的哥大分支領導的。由於巴勒斯坦問題長年無人在意，兩個組織直到戰爭爆發後才重回學生們的視野。埃爾文記得，剛開始學生的口號還停留在寬泛的「解放巴勒斯坦」等相對溫和的訴求，但隨着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擴大和加沙地帶死亡人數的劇增，同學們群情激憤，也在交流中想出了更多的口號，抗議開始出現「要起義，要革命」（intifada，revolution）等更激烈的表達。

但很快，校園活動的聲勢漸弱。2023年11月，哥大接連撤銷了SJP和JVP的合法學生組織資格，兩個團體不得再在校內開展活動。進入12月，哥大全球中心取消了一場以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知識分子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與巴勒斯坦為主題的研討會。薩義德曾任哥大文學系教授。社團取消，活動的減少，加上第一學期期末和聖誕假期的到來，埃爾文記得當時學校參加抗議的人數越來越少，「感覺動力快沒了」。

轉折出現在今年1月。1月21日，哥大校內舉辦了一場呼籲哥大基金會撤資以色列相關企業和組織的集會。參會學生疑似被反對者噴灑了一種有惡臭氣味的化學品。哥大校報《哥倫比亞觀察家》的調查稱，那是一種由以色列公司Odortec開發的、名為「臭鼬」（Skunk）的非致命化學武器，通常用來鎮壓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地區的示威者。多名學生接觸該氣體後，因眼睛灼痛、噁心和頭痛而就醫。

學校對挺巴活動的管制也讓埃爾文和同伴們感到空間越來越小：SJP組織今年3月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建議參與親巴活動的學生謹慎使用校內網絡，應使用虛擬專用網或加密社交軟件，因為哥大校園網「被監視」，學生信息正在被眾議院調查「反猶主義」的小組收集。哥大從今年2月起被納入國會調查校園「反猶」的目標學校名單，但SJP發布的消息未有其他主流媒體報道。

於是，哥大學生對巴以問題的表達逐漸轉變為一種「對抗」：既是對抗異見者，也是對抗學校。「每次一有挺巴抗議，學校就會封閉校門，師生只能刷卡進入。」埃爾文說。儘管有人認為學校此舉保護了學生的安全，避免被立場相左者襲擊，但這也反過來給了學生們很多「可以抗議的東西」。如此種種之下，「占領學校」開始了。

這一次行動是聯合了100多個學生組織的「哥倫比亞大學種族隔離撤資聯盟」（CUAD）發起的。「撤資」（divest）是哥大學生運動中歷史悠久的訴求。作為美國八大常春藤大學之一，哥倫比亞大學在2023年持有138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學校用這筆基金進行投資盈利。歷史上，哥大學生曾經通過示威活動迫使學校從在南非種族隔離時經營的企業、私營監獄企業和化石燃料企業撤資。

這一次，學生們的訴求是希望學校停止與以色列的資金和學術往來：在學術方面，停止與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合辦的雙學位項目，關閉設在特拉維夫的學術機構「全球中心」，暫停所有涉及以色列教育機構的留學和來自以色列的獎學金；資金方面，學生們要求哥大退出參股的多家商業巨頭，包括投資軍火的資管公司貝萊德、為以色列政府提供雲計算的谷歌、提供位於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房源的民宿網站愛彼迎、為以色列軍方提供大型機械的卡特彼勒等。

4月17日凌晨，約60頂帳篷在哥大搭建了起來。在王磬看來，當時正在國會作證的莎菲克並不清楚校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但面對政界洶湧的指控，她要表明哥大打擊「反猶主義」的決心。18日上午，莎菲克授權紐約市警署的戰略反應小組（SRG）進入校園，逮捕了100多名紮營的學生，還讓校工清理了帳篷營地，3名學生被停學。莎菲克說，抓捕和清場的決定是在和學生溝通無果後做出的，原因是學生違反了哥大的相關政策，即允許學生在提前通知管理員的情況下、每天下午在指定區域抗議。

但校方授權警察強制驅離抗議學生的舉動，在哥大內外進一步激起了強烈的不安與憤怒。學生們把當下的局面和全美反戰與民權運動高峰的上世紀60年代聯繫在了一起。那時，哥大學生團體組織了反越戰和反對種族隔離基礎建設等議題多樣的示威，一度占領了5棟教學樓。1968年4月，校方也曾授權紐約警察入校，用催淚彈和武力手段清理了兩個室內示威場所，逮捕了近1000名學生，100多名學生在與警察的衝突中受傷。

56年後，訴求未被滿足的學生們不願意就此離場。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專業大三學生傑特西告訴本刊，清場當天，她下午4點下課後就看到學校匿名論壇上的呼籲。示威學生把陣地換到了位於哥大新聞學院普利策大樓（Pulitzer Hall）前的西草坪。傑特西趕到時，草地上聚集着約100名學生，有人正在準備重新搭帳篷，她和另外100多名同學手牽着手組成「人鏈」，保護學生不受警察的干擾。哥大法學院中國留學生何牧嶺也記得，由於清場後學校表示，不扎帳篷就不算「紮營」，不涉嫌「非法入侵」，學生們就拿出睡袋、毛毯，夜裡在草坪上露宿，儘管4月中旬的紐約夜間氣溫僅有8～10攝氏度。

「加沙團結營地」

第一次清場後，哥大法學院的猶太裔學生薩菲亞·索西（Safia Southey）來到了西草坪，在防水布和睡袋裡度過了「紮營」的第一晚。那是學期的最後一周，法學院宣布把課程改為線上，甚至允許不參加，薩菲亞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營地的工作，一邊代表支持營地的法學生接受採訪，一邊為營地同學提供與抗議相關的法律援助。

何牧嶺在網上下單了一箱6條毛毯，送給露宿草坪的同學。薩菲亞告訴本刊：「剛開始露宿的三天裡，天氣陰沉沉的，我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不知道我們行動的未來會如何。但有一天早晨醒來，發現有人在我的頭頂上撐了一把雨傘。再後來，有人送來了帳篷，還有人源源不斷地送來咖啡和食物、毛衣和毛毯。紐約的太陽也出來了，天氣變得很好，營地里的人就像野餐一樣愉快。」

哥大新聞學院畢業生莎赫爾扎德·拉塞克（Shahrzad Rasekh）在4月21日回到了母校。據她觀察，營地氣氛「非常和平」，主要活動是抗議、演講、研討會和舞蹈。「抗議的口號包括『解放巴勒斯坦』『公開（信息）、撤資（以色列）』『我們不會停止、我們不會休息』。」莎赫爾扎德說，「學校各個舞蹈社團的同學在空地上跳舞，有非裔和棕色人種的舞蹈、東南亞舞蹈，有東亞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舞蹈，有人跳嘻哈。還有基督教學生社團為有需要的學生祈禱。」

新營地建起後，何牧嶺每天都去探訪以示支持。據他觀察，有包括猶太裔的各族裔學生參與。4月22日是猶太逾越節（Passover），學生們在營地里搭建了遵守猶太潔食（kosher）規定的廚房，猶太學生們一起做了逾越節晚餐，還給營地同學發放了有關逾越節知識的傳單。同時，營地給穆斯林同學劃了專門區域，每天有5次的穆斯林祈禱時間。營地里建起了小型圖書館，圖書主要來自學生們的捐贈，內容大多是中東歷史、左翼運動和批判性理論等，每天都會在圖書館舉行小型講座，還有教授和校外的社會活動家來給大家講課。

營地的駐紮者和支持者都有自己的行動理由。

薩菲亞出生在紐約，母親是猶太人，從小聽着巴以衝突的新聞長大。高中畢業後，她在約旦的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得到了一份實習工作。通過系統性學習和幾次前往巴以地區的旅行，她認為外界對巴以問題充滿了誤解。而以色列的種種宣傳都在呈現一個「無瑕」的以色列，卻忽視這片土地上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何牧嶺對巴以問題的思考則是從他人的講述開始的。他15歲赴美讀高中，放假時借宿在同學家，同學的母親是位關注巴以局勢的牙買加裔黑人律師，曾給他講述以色列被國際法院裁定「非法」但至今愈演愈烈的定居點運動（settlement）。

李銘心從去年10月起為在美華人組織了許多次巴以問題的研討會。對她來說，那是她要給巴勒斯坦朋友兌現的「承諾」：2014年，還在西雅圖一所高中就讀的李銘心加入了學校老師發起的巴以問題課外班。暑假時，她前往巴以地區，探訪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在以色列，她探訪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哭牆、居民區和定居點；在巴勒斯坦，她走訪了隔離牆、難民營、大學和非政府組織，也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那次10天的旅行深刻地衝擊了李銘心：前一天探訪過的巴勒斯坦西岸地區的難民營，當晚就遭到了以色列軍事行動的襲擊，有傷者因無法得到及時醫治而死亡。在耶穌誕生地伯利恆（Bethlehem），她和巴勒斯坦住家的孩子們一起看好萊塢動畫片，住家姐姐送給她一條她保留至今的巴勒斯坦黑白格頭巾（keffiyeh）。

讓她最記憶猶新的是巴勒斯坦人的發問。「每次見完面，老師都會讓我們訪問的人問我們一個問題。以色列人通常會問些不痛不癢的生活問題，比如『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你平時有什麼愛好？』但每一個巴勒斯坦人都會問我們：『你們來之前是怎麼看待我們的？』」李銘心說，每當聽到這個問題時，同學們都會陷入尷尬的沉默。「巴勒斯坦人知道，美國主流媒體往往將他們臉譜化地塑造成戰爭的受害者，抑或是實施自殺式爆炸的『恐怖分子』。去之前對巴勒斯坦只知道「戰亂」、「難民營」、「不安全」，沒有看過巴勒斯坦人作為普通人的一面。但在住家生活時，家裡女孩們會討論喜歡的男孩和音樂，我們一起去逛街、喝茶、吃東西，他們有生活，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們都讓我回到美國後，一定做他們的信使，告訴世界上的其他人，他們在西岸過着什麼樣的生活。」

對於營地的駐紮者和支持者來說，他們在追求正義，並且已經將訴求縮小到影響學校政策的範圍，但4月18日的第一次警察清場，讓哥大的這場抗議意外獲得巨大的曝光度，也使營地效應突破了校園，成為公共輿論的一個焦點。

4月23日，愛德華·薩義德的女兒娜傑拉·薩義德（Najla Said）也來到了草坪上。娜傑拉出生在美國紐約，現在是一名劇作家和演員，其不少作品都關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她在接受土耳其安納多盧通訊社（AA）採訪時熱烈讚揚了學生們。她說她只待了15分鐘，但氣氛「非常棒」，「學生們很年輕，只是在草地上紮營，非常和平、安靜。當天學生們舉行了一場有關我父親著作的研討會，很多學生拿着他的書《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一邊讀一邊折頁做標記。如果他還活着，看到這一切，一定會非常欣慰」。

和娜傑拉一起出現的還有現年25歲的巴勒斯坦攝影記者莫塔茲·阿扎扎（Motaz Azaiza）。莫塔茲因從2023年10月起在社交媒體上持續更新加沙地帶的戰事、平民死傷和人道情況而獲得了巨大的網絡影響力，目前在Instagram上已有1800多萬粉絲，數量超過了《紐約時報》。此外，美國非裔哲學家、獨立總統候選人康奈爾·韋斯特（Cornell West）和常年批評以色列的美國猶太裔政治學家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也都曾來到哥大營地。

被吸引來的不只是支持者。何牧嶺告訴本刊，營地外有學生輪流在營地入口處「守門」，向每一位訪客告知營地的「社區守則」，包括不得拍攝抗議同學的臉、交流時尊重其他人等。「最重要的一條是不要和觀點相斥的反抗議者互動，應該專注訴求，即要求學校『撤資』。」

儘管如此，營地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捲入輿論旋渦之中。開始的時候，只是每天都有親以色列的學生來到營地外喊口號，或揮舞以色列國旗、拿音響放親以歌曲。4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猶太宗教節日逾越節前發表聲明，稱哥大學生的抗議是「應受譴責而危險的公然的反猶主義」，「在大學校園和美國任何地方都絕對沒有立足之地」。

4月25日傍晚，何牧嶺穿過校園回家時，發現位於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的校門外警燈閃爍，前來維持秩序的數十名警察和約15輛警車占據了馬路，空氣里的緊張情緒一觸即發。那晚聚集在哥大聲援以色列的校外人士約有500人。歐式鐵柵欄校門將這些右翼人士和校園內的挺巴學生隔開，前者身披、手持美國和以色列的國旗，用擴音器呼喊着支持以色列的口號，對着鐵門後的親巴學生喊話。口號包括「你們是哈馬斯」「你們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是假的，是人為發明的概念」等。雙方對峙情緒最激烈時，有人試圖攀上鐵門爬進校園，被守在鐵門外的警察攔下。

後來，何牧嶺通過校媒和同學們拍攝的視頻得知，那天是美國右翼人士來哥大「聚會」的日子：極右翼激進組織「驕傲男孩」（Proud Boys）的發起人加文·麥金尼斯（Gavin Mclnnes）甚至進入了哥大校園。「驕傲男孩」是一個在加拿大和新西蘭被列為「恐怖組織」的武裝團體，許多成員都崇尚針對左翼人士的暴力行為，它的成員曾在2020年特朗普敗選後，於2021年1月6日攜帶武器衝進了國會大廈，整起騷亂導致5人死亡、近200人受傷。還有人注意到，夜裡集會散去時，部分人員是被掛外州牌照的大巴車拉走的。

餘波

4月29日，哥大校長莎菲克發表聲明，重申該校「不會撤資」，但會設立時間表讓負責考慮撤資事宜的校方機構「社會責任投資諮詢委員會」審查學生的訴求，此外，學校還會發布一個程序，讓學生查看學校的直接投資控股清單、提高更新清單的頻率。目前，在發生抗議的美國精英高校中，只有布朗大學承諾會和學生會面討論撤資事宜，並在該校管理機構今年10月的會議上投票表決，紮營的學生也因訴求被滿足而撤離。

許多美國主流媒體都指出，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撤資」訴求本身是不「現實」的：與能夠成功「撤資」種族隔離南非的上世紀80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國大學更多投資於指數基金和對沖基金，這些基金由獨立於學校的公司管理，而以賺錢為目的的基金很難出於政治或道德目標去改變投資組合；學校的資金池對於大公司來說更是「微不足道」；更何況，在資本世界中，能賺錢的股票有人出售，就會有人接手，並不影響其獲利。

參與運動的學生們則認為，「撤資」訴求和占領運動獲得關注本身就是一種勝利。李銘心說，哥大的「加沙團結營地」從警察清場開始，成功地將遙遠的巴以議題，變成了人人都可以關注的校園議題。她注意到，一些原本並不關心國際議題的學生這次也加入了問題的討論。

許多人認為，哥大學生帶頭建立的「加沙團結營地」是該校悠久的社會運動傳統尤其是1968年反越戰運動的迴響。但在長期關注美國政治的上海紐約大學助理教授林垚看來，此次運動的規模和影響力遠不及1968年。「越戰時期的反戰運動中，美國年輕人除了反對戰爭的不義性以外，也是為了避免自己或親友上戰場的『切膚之痛』。儘管反越戰運動沒有立即成功，但它形成的社會思潮轉變促使美國在1973年撤軍，也引起了美國社會各層面的深刻變化。如今的美國年輕人和加沙戰場沒有太多聯繫，更多是出於一種不受個人利益驅動的理想主義去反對戰爭，它的社會基礎也更薄弱，短期內還沒能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共鳴。但若從長遠來看，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內推動結束南非種族隔離的運動醞釀了十餘年，直到80年代初還被廣泛地嘲諷。美國社會的代際輪替、觀念積累需要假以時日，直到呈現出劇烈的變化，從而推動政策的改變。」林垚說。

2024年是美國大選的關鍵之年。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可能會對大選產生微妙的影響。

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今年3月的一份民調顯示，隨着加沙地帶死傷人數的增加，美國公眾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認可度已從去年11月的50%下降到了36%，但這也沒能阻止美國眾議院在4月中旬批准了給予以色列17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在認可軍事行動的民眾中，共和黨選民仍占大多數（64%），民主黨選民則有75%的人反對。

王磬說，直到進入哥大營地探訪後，她才深刻感受到美國老一輩精英群體和組織抗議的哥大在校生群體之間存在巨大的代際差異：「年長者普遍認為，美國在中東非常需要以色列這樣的盟友，只要他們能為美國利益服務，就應該支持。加上猶太人在美國政商界不可忽視的作用，導致以色列成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塊『飛地』。但如今作為民主黨票倉的、受到藤校教育成長起來的進步主義大學生，即使他們對猶太人歷史上遭遇的大屠殺抱有同情，也和以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為首的以色列極右翼政府水火不容。拜登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支持在他們看來是『難以下咽』的。現在有一種看法是，如果年輕人不去投票，民主黨本來就岌岌可危的投票率會進一步降低。但大選是一道精密的算術題，會對最終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一定不是從來都作為民主黨票倉的紐約市，而是搖擺州中的某幾個搖擺縣。」

截至5月3日，全球至少有90所大學開展了聲援加沙的抗議或紮營行動。4月的最後幾天裡，在加沙地帶擁擠不堪的安置營地中，被風吹成沙黃色的帳篷外有人用英語寫上了字：「和加沙團結在一起的同學們，謝謝你們，我們收到了你們的信息。」

然而，戰爭沒有停歇的跡象：在加沙地帶南部最後的避難所拉法市（Rafah），居民時時聽見轟炸的聲音；仍有約100名以色列人質被哈馬斯困在加沙；哈馬斯與以色列的停火談判，直到5月7日仍沒有達成一致；懸置數月後，以色列軍隊占領了拉法南部的過境點，拉法之戰已經打響。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