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八十）

（接上期）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1957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54頭豬，100多隻雞。由於辦食堂，1961年全隊只有4頭豬，11隻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5月9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里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占，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里吃飯的共死了39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1961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裡聽到了真話。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只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1954年1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了解農村情況，反覆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只有直接向他匯報才行。他們兩人於9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范（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裡。王季范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並說：「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時間一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范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匯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匯報。你住在北京城裡，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東仙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12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里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

1960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占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裡有底。但一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面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麼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戶一頭豬，就是3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弄點乾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贊同。

1961年1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面的真實情況。全會一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3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一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一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制，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麼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一缽飯，一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飢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剋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只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裡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後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麼水腫病、乾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剷除幹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一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一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匯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匯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谷陽、平里、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乾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後，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4月12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谷陽、平里、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伙後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一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它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一併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志，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匯報說：「我陪喬木同志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匯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麼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麼多，為什麼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麼破壞山林那麼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着燒了。」毛澤東問：「依你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一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麼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你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匯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匯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又說：「你們在韶山先作試點，注意解散食堂後還會有什麼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你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志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匯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布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4月19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並宣布具體做法是用3天時間分3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後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後，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鬆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夥。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後，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聲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餘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 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 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 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後，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 一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1961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 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裡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一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鍾。1961年5月11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25%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贊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你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鐘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後的90年代，新華社主辦的《中國圖片報》一版頭條發出了來自山東的一條新聞：一號字的標題是「公共食堂又回來了」，認為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條消息是新華社副總編兼《中國圖片報》總編輯姚某親自選定的。發稿前，他們請我為這條消息配一個評論。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評論中我只好寫道：「看了這條消息，使人們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來了，勢必成為鄉村幹部搞腐敗的場所。」我對來拿稿子的一位編輯說：「這篇評論不要改，如果你們要改，就不要發了。」姚總編看了我寫的評論，不但不用，據說還背後罵了我。

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

所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是隨着「三面紅旗」而起的，它的產生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有着密切的關係。「五風」同時肆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觀。「五風」以「共產風」為主，相互伴隨、交織作惡，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是造成大饑荒的一個直按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一。

一、「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共產風」的產生起着決定性作用。這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對人民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各地的領導人對決議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三四年時間是就全國範圍講的，我們這裡可以更快一些。毛澤東於8月30日的總結中還講到：「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22年，出了幾個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掛帥，階級鬥爭，有共同目的，為了多數人而辛苦。」 這種公開提倡平均主義的「最高指示」，對「共產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級黨報大造共產主義的輿論，理論家們紛紛出來寫文章。張春橋為了迎合毛澤東，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批評工資制，鼓吹供給制，很受毛澤東欣賞，毛澤東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並親自寫了編者按。8月份，《人民日報》又以「資產階級法權」為題，開展專題討論，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關鋒發表文章認為，「部分供給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工資制，讚揚供給制。在這個專題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不少鼓吹共產主義的文章，如吳傳啟發表《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等。發表文章的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一般幹部很有號召力。

人們對共產主義如此熱心，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廣泛深入人心。無論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還是各種政治培訓班，都講社會發展規律。說社會發展必須經歷五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種社會制度比前一種先進，後一種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且進入共產主義是遲早的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多少年來，中國的知識界都相信這種理論，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向自己的學生灌輸這種理論。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到老百姓那裡，就成了宿命論：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誰也無法抗拒。大力推進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是符合這個「天律」的。掃除這個「天律」的實現的障礙，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級黨報造同樣的的輿論：全民所有制就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在輿論的鼓動下，為了早日進天堂，各地都企圖比中共中央預計的速度還要快。各地的農村幹部很快付之行動。結果鬧了很多荒唐事，給農民帶來了災難。

搞共產主義，河北省徐水縣最早成了全國學習的典型。這個縣提出：1959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到這裡視察，並通過報紙向全國宣傳。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在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經驗。本書《燕趙悲歌》一章詳細個紹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情況，這裡不再重複。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毛澤東十分關注報紙對徐水的宣傳宣傳。毛澤東視察徐水後不久，他讓身邊的秘書葉子龍看《人民日報》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文章對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畝產將達到5000斤。毛澤東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到徐水看看。」 後來證明，《人民日報》宣傳徐水的一些報道和文章都是假話。但這些宣傳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朝聖者。到這裡「取經」的各省及中央部門的單位共有3000多個。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縣弄虛作假的問題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以後不要宣傳徐水。但徐水的「共產風」的已刮到全國。各地新出現了一批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東壽張縣作出了二年內「基本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的規劃。山東莒南縣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最先實行一縣一社的河南武修縣制定了「三年豐衣足食、五年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從毛澤東對山東范縣（後屬河南省）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是很欣賞的，是鼓勵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專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登了《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主要內容是，在兩年內實現全縣工業化、電氣化；糧食畝產2萬斤；建成4至6所大學和一個科學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等等。規劃同時提出，用三年時間把全縣993個自然村改造成25個新樂園。新樂園的前景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11月6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這份文件，讀後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同時印發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委書記。 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糾偏會議。從這個批示可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范縣這個「共產風」的典型卻十分珍愛，沒有「糾」的意思。不過在這次會上他說過：「修武一縣一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總不能說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麼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 看來，毛澤東只反對縣以上範圍的「共產風」，對一縣之內的「共產風」是支持的。

湖北省當陽縣（1989年1月撤縣建市）跑馬公社是又一個共產主義典型。這個公社成立於1958年9月底。共有農戶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後，打破了原有的鄉社界線，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統一支配。按上級要求，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帶領大部分勞動力上山「大辦鋼鐵」，黨委第二書記張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張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級對他的評價是：「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聽黨的話，工作熱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農田水利建設中，他帶頭大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不僅受到省、地縣的表揚，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說「當陽縣的車子化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張天高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徐水縣的經驗和大量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又看到《湖北日報》11月7日的社論《走向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中「不要把共產主義神秘化」、「不應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等說法，就很快付之行動。

10月，跑馬公社開始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興辦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各項福利事業。11月17日，張天高在公社幹部擴大會上說：「我宣布，今天是社會主義的尾，明天是共產主義的頭，共產主義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除了老婆以外――這是我的意思，什麼也不私有了。」在這個會上，有人列舉了「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的種種理由。在公社管委會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繼貼出了許多歡呼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如「人類最美好的社――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這次會議以後，就颳起了「共產風」。張天高在公社教師會上講：「現在是共產主義，你們要文具，就到文具店裡去拿。」他親自帶半月中學的事務員到文具店拿走樂器、球類等115件，價值1436元。之後，其它學校聞訊而來，搶光了這個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需要化肥、農藥，張天高帶人將商店裡的化肥、農藥搬走了30萬斤。之後，商店裡的化肥、農藥一搶而空。當有的群眾說沒有衣服穿時，張天高說：「沒有衣服到商店裡去拿，各取所需。」結果，全公社商店被搶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內不分集體和個人、不分你我，隊與隊之間牲畜隨便拉，社員家庭的家禽、蔬菜隨便吃。育溪公社關陵大隊曙光生產隊雙目失明的李婆婆餵的5隻雞全部歸公後，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後統計，共吃社員的雞2800多隻，蔬菜68600多斤。社、隊占用社員的生活用具和小農具更是不計其數。公社集中了社員家庭餵養的12753頭豬、36251隻雞。集中後，豬死了6164頭，雞死了3691隻。

為了體現共產主義，跑馬公社實行居住大集中，學校大集中，幼兒園全托化，老人一律收進養老院。全公社5800多戶社員由原來居住的1200多處集中到62個居民點。食堂由原來的250個合併為69個。三天內將27所學校合併為8所，而且全部學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後，房屋窄小，十分擁擠，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學校集中以後，四個孩了蓋一條被，被子被孩子帶到了學校，家長只好蓋蓑衣睡覺。

幹部按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強迫群眾實行，對不聽話的社員，用罰做苦工、開「辯論會」、批鬥、打、罵、不准吃飯等處罰手段。全公社共有28個幹部曾用打、罵、捆、斗、罰、餓等手段，處罰社員68人。

不少地方到當跑馬公社參觀學習，跑馬公社的「共產風」迅速蔓延到當陽全縣。不少幹部開會時講「共產主義到了，不分你我。」社員怕自己的東西被「共產」，有的把自己竹園裡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裡的樓板拆下來賣光。由於大力宣傳供給制，有的社員說：「干不干，鐵飯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飯不要錢」。勞動中出現了「三等」：等幹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齊了才下田，等組長分了工才幹活。勞動效率很低。 

 「共產風」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也颳了起來。韶山在大辦鋼鐵、大修公路、大辦水利、大建居民點的同時，實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飯、勞動、幼兒、學生、家禽家畜，都統統集中。韶山大隊52個屋場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個屋場裡。在這個期間，社員遷徙無時，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資料和私有小工具誰都可以隨便拿。據大隊統計，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間，共拆房屋144間，損壞農具360件，平調木料5萬根、磚瓦兩萬塊、牲豬190隻、雞鴨570隻、糧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勞動日7700個。但是，這個大隊的情況比湘潭縣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嚴重的。 

東北的遼寧省，「共產風」從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鐵嶺縣泛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說「這個社的『共產風』，從公社化一開始就刮。經過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糾正，但不久又颳了起來。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高潮』，每一個『大發展』，都要刮一次『共產風』。大運動大刮，小運動小刮，沒有運動零星刮。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各級領導機關都有。掛鈎單位、試驗單位和搞『南泥灣』的單位也在刮。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勞力、車馬，小至磚瓦石塊、破銅爛鐵、鍋碗瓢盆、皮麻繩套，連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爐也都颳走了。氣得群眾說：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麼都要。」這個報告還說，「總的看，共產風隊隊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體規律是：在工作重點、富裕隊、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點工程所在地，凡是離官近的地方，刮的就嚴重。」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