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七十四）

（接上期）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離京，到華東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布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一個冬季就挖了16億方土，超過7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一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1956年工業增長了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 

 

四、南寧會議：

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衹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到了廣西的首府南寧。11日到22日召開南寧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別墅里召開的。這座別墅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這個會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為了批評反冒進，會上把周恩來、李先念1956年有關反冒進的講話，1956年6月20日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作為參考材料印發給與會者，作為批評反冒進的「靶子」。在印發到會上的《人民日報》社論前面，毛澤東在文章上劃了很多橫線、波線、豎線、三角，加了很多批語： 「庸俗的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既然幹部走至了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批了右沒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 。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裡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甚麼要看？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評。」 他說的序言是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作為南寧會議批判材料的還有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 

1月11日晚，毛澤東先從「紅」與「專」講起。他強調「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好，「專」指業務好。他說，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要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裡面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

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十個指頭中有一個指頭生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這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條綱要，三是促進委員會。這些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6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的反冒進。

「十全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藉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說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講到這裡，他回答「右派」對他的指摘：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未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畝產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甚麼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問題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有些同志偏得不夠，還要偏。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落後的問題。古董總是落後一點嘛！一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對陳銘樞和張奚若等的這種不同看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反駁過多次。對「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甚麼不好？」

在1月1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1955年12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為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50米。」 這是說周恩來的。這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13日，周恩來一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1月13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16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讚。這是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臥不安。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王任重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陶鑄表示「要趕上柯老」。對反冒進的批評，使會上氣氛很緊張。李先念緊張得睡不著覺，吃安眠藥。大家心裡納悶：這到底批評誰？劉少奇說，主席是批評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講批評主要是指陳雲的（陳雲沒有參加南寧會議）。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一時結束。不知周恩來是顧全大局還是以退自保，在這次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1956年夏季到冬季）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在毛澤東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成了君臣關係。周恩來主動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經常放棄自己的看法順從毛澤東。周恩來的順從，更使毛澤東的認識沿著錯誤的思路繼續發展。南寧會議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周恩來被毛澤東壓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以後，他決定辭職。到目前為止，研究者還沒有看到周恩來寫的辭職報告，也沒有看到別人記錄下他的口頭辭職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1958年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討論還討論彭德懷的「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辭職要求。 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

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主要講要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在這個文件中，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實行「兩本賬」制度：「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望完成賬變成下級的必須完成賬，各級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沉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高指標」、「浮誇風」也就難免了。

 

五、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1958年3月9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只請部份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3月26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18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面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面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還是採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覆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 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誇的典型。對這些浮誇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誇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面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3月2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20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3月18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80%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繫，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50%-70%。」「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紀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甚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它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