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一百零一）

（接上期）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一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最不愛聽的。

第一，認為「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造成了一個大馬鞍形。講話還對當前經濟困難作了較嚴重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以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一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對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代替了毛澤東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過去我們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插話，這種地方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翻箱倒櫃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種人勢必陷入被動……

第四，認為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關於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認為「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能進一步作出結論。 

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一些問題。」 毛澤東當時看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可能是從劉少奇的報告中看到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一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會議接着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一乾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有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這是毛澤東闡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講話，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毛澤東把「民主」和「集中」兩個對立的東西結合起來，強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壞呢？因為集中是有制度保證的，而民主卻沒有制度保證，它只是領導人的恩賜。民主是對當權者的約束。約束總是不舒服的。作為個人，總是對上要求民主，對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集中，它本來就是專制制度的一張遮羞布。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更強調集中。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從林彪和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裡。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沒有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一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我國六億人有五億人搞飯吃，還沒有糧食，怎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呢？」「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一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甘肅日報》印刷廠的同志說：「聽了報告後好像中央沒有錯，主要錯誤是下邊執行中的錯誤，感到中央對缺點錯誤檢查不夠，從根本上找問題少，從下面找問題多。」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一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說中央政策完全對，我有懷疑。敦煌縣搞成一個人民公社，說這與一大二公無關；大辦鋼鐵要指標翻一番，秋收作物爛在地里，甘肅如此，河北也如此，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鑽到哪個洞裡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這樣的簡報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麼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一，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一」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幾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對形勢的估計沒有毛那麼樂觀。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裡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一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裡初步有了底。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2月26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2月26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鑑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 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經減少了1000萬，1962年再減少1000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 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1959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2003年9月25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里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匯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1962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着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1961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 

1961年到1962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4月11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匯報時說：「單莊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匯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占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陳雲7月向毛匯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饑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1月27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1100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8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着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1979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匯報後掰着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着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1958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1958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 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