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學者王維洛日前發表了名為《新質的五子登科》文章,將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套路歸納為緊緊抓住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王維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台記者孫誠的專訪,講述了他對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分析。
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八個特點
記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點是,您覺得習近平的統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鄧、江、胡相比有什麼特點?
王維洛:其實,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統治的模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控制,對中國全社會的控制。如果我們具體講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三個人上台的時候,中國人民對這三個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鄧小平在文革結束之後重新上台,中國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應該說中國民眾對習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為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有個很大的優勢,他沒有政治包袱。
記者:您在這裡提到的沒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麼呢?
王維洛:第一,他可以給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復中國和台灣之間的正常關係,可以宣布不用武力統一台灣。第三,他可以改善和達賴喇嘛的關係,因為他沒有任何負擔,他可以請達賴喇嘛到中國來、回到西藏。這都是當時他所面臨的情況,他所有的政治機會。但是,最後他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如果我們把現在和他2012年上台相比的話,現在的情況變得很糟糕,這個機會已經沒有了。從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來說,是越來越糟糕。中國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說現在的三中全會能拿出什麼大的措施來,他說不出。
記者:您在《新質的五子登科》這篇文章里提到,習近平緊緊抓住了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這和之前的毛澤東、鄧小平有什麼不同呢?
王維洛:第一,習近平沒有一個明確定義的目標,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目標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國夢,那是什麼東西?是沒有明確定義的,也沒有長期、中期、短期目標的區分。第二,習近平對於目前的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他不知道現在存在着什麼問題,也許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錯誤的。還有第三個比較明顯的區別是,習近平是在前台指揮,演一個獨角戲。其他人,包括他的六個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澤東、鄧小平他們兩個是不管具體事情的,特別是毛澤東根本不管,鄧小平對具體問題、經濟問題也是不管的。第四,習近平的價值觀是固化的,他認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好,他所認為的市場經濟其實是計劃經濟加上大數據,他認為計劃經濟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應在什麼地方,他認為有了大數據、掌握了所有數據之後可以避免計劃經濟的缺陷。所以他認為計劃經濟可以戰勝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第五,習近平他小事情什麼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記者:習近平的這種抓小放大,您能否詳細談一談呢?
王維洛:比如說現在中國的兩個事情,一個是糧食,習近平談糧食問題很多,但是糧食問題對於當今的世界、中國就是一件小事。而就業對於當前中國來說就是天大的大事,習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學生的補課他都要管。
記者:可以看到,習近平確實在這些年裡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區就不了了之了。這是不是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還有這種朝令夕改的特點?
王維洛:習近平這個人做事是沒有恆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個東西做了兩下就半途而廢,有開始沒有結束。比如說「海綿城市」,他在一年裡面講了三次還是四次,到了後面就沒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問題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習近平在他的統治上有個特點,就是把責任壓到基層,要地方負責。我不知道你聽沒聽說過,他有水庫的庫長制度、河流的河長制度。他怕水庫潰壩,就提出了庫長制度,就是哪個水庫潰壩了就找庫長。所以現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庫長都怕水庫潰壩,都突然泄洪。因為這個責任壓在我的腦袋上,上面不承擔責任,也不說泄洪還是蓄洪好,都要壓到最下面那個人來承擔責任。這是習近平老是說的壓實責任,這是他的第七個特點。第八個特點,他是沒有檢討、沒有修正錯誤的機制。他就是發現這些工程錯了,像雄安新區、一帶一路,他明顯看到錯誤層出不窮,但是他不會檢討錯誤,他也沒有修正的機制。
王維洛:「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
記者:您在文章里也談到,習近平的統治是落實在控制上。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習近平並沒有一個「主義」。不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他們是提出一個「主義」,讓下面的人去執行的。
王維洛:他(習近平)是有空的口號,但是他是沒有具體措施。比如說他說的房地產市場,「房住不炒」,什麼是「房住不炒」?他現在又放棄了這個「房住不炒」政策,他沒有具體的執行措施。「五子登科」說的是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精算子,精算子是他對數據的控制,我們就來講「精算子」。以前,毛澤東是兩個,槍桿子、筆桿子,到了1950年的時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運動,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開始剝奪中國老百姓的財產。現在來講,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上去,是因為中國的地方政府賣地賣不出價錢了,中國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誰的?1949年以前中國的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產黨把私人土地剝奪過來,然後到1982年通過憲法來聲稱所有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這才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量資本來源。現在經濟不好,賣地賣不出去了,其實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講的是筆桿子騙人,用筆桿子洗腦,現在他光靠筆桿子不行了,他要靠數據來騙人。所以中國人現在有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資、消費之外,就是國家統計局。
記者: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不少數據引發了很廣泛的質疑,比如對青年失業率數據的公布,就通過改變統計方式、不統計在校生,讓數字看上去變得更低了。您覺得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王維洛:國家統計局不斷製造虛假的信息,來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讓老百姓有所謂的信息,來支撐消費、經濟的發展。現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的欺騙性,就是說連正負、增長還是減少,國家統計局就是憑口亂造數據、隨便說假話。你要把數據好好排列一下,會發現中國經濟就像文革以後的現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實數據攤開來說的話,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的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學說之後,又增加了錢袋子、增加了對數據的控制的功能,來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記者:那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五子登科」模式,會把中國的社會帶到什麼樣的道路上去呢?
王維洛: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統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國,可以說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個人獨裁政權。可以比較的是二戰時期德國希特勒的個人獨裁政權,當時希特勒就是一個人說了算,他做的錯誤決策是沒有人敢糾正、沒有人敢提意見的,據說當時他的建設部部長施佩爾還能提一點意見。習近平身邊是沒有一個人敢對他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要說民間,哪怕一個人對他的政權並不構成威脅,他也是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存在的。所以個人獨裁政權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你的國家是不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完全依賴於一個人的決策。如果這一個人的決策發生錯誤、偏差,那麼整個國家就會陷入一場重大危機,沒有一個制衡的機制可以修正這個錯誤。講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習近平說2025年要武統台灣了,能阻止習近平這個決策的執行嗎?中國黨內或者國內的人,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發生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是個人獨裁的政權。
記者:其實毛澤東開始,是不是就是這種人治?比如大躍進、六四都是毛澤東、鄧小平一拍板,整個方向就都被扭轉過去了。
王維洛: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到習近平這個地步。毛澤東當時還要開個七千人大會,在會上還要做一些檢討,他對這個檢討的最後反撲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對當時出現的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個檢討。鄧小平也是一樣的,他做了錯誤的決策之後,六四之後用了江澤民,用南巡講話來修正他的錯誤,把經濟發展重新置為中國發展重點,他也有修正。習近平個人的特性來說,他是沒有這種回頭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對的這種習慣的,用習近平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扛兩百斤麥子,走十里山路不換肩」。他是會一直這麼走下去的。
王維洛:經濟困難是習近平遇到的客觀阻力
記者:那麼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模式會不會受到什麼阻力?會不會崩潰?
王維洛:他的阻力主要會來自於中國經濟問題造成的財政困難。他沒有足夠的錢來花、來維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可能是他實際上遇到的客觀問題,這不是由於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說李強、丁薛祥、陳敏爾這樣的人對他的路線提出質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困難,他沒有錢花、搞不下去了。這是他實際遇到的問題。
記者:談到了這麼多,您能否總結一下,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個總體的方向和趨勢呢?
王維洛: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上台的十多年以來,看着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來,但他總體是往左走的。他不改變往左的趨勢的。比如說,他在房地產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現在又全都開放了,讓大家都去買。如果中國,1949年之前房地產都是屬於私人的,共產黨通過不同手段把房地產都收歸國有,然後再賣給中國人,最後用高價迫使中國人買下了房屋所謂的使用權,最後再來一次大清洗,把房價一下子殺到最低。中國人自己算一下的話,改革開放將近四十年,你勞動的所得最後就變做虛無了,因為你所買的房子是一個只有70年使用權的東西,到了70年之後是什麼也沒有了,必須收回去。中共現在的政策,是因為大量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還有將近二三十年時間,它認為這個時間到了,可以讓你重新再買一次。這個再買不但在於土地使用權的70年結束了,而且還在於中國的建築質量不能保證這個房子在70年後還能使用。所以中國人現在投了300萬、400萬、500萬、1000萬,你買的房子是你一輩子的勞動所得,但是到了最後一看,什麼也沒有了。對中國共產黨說的三中全會在房地產上提出什麼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實現土地私有化,是沒有出路的,是不能解決現在中國經濟的困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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