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受領導人器重香港大地產商如今被諉過為「妖怪」

南華早報一篇分析報道指出，曾經一度是北京信得過甚至言聽計從的香港地產富豪，由於在近年來爆發的政治運動中，經常拒絕主動表態和向中央交心，已經漸漸從一個靠得住顧問的身份，變成今天北京拿來嚇唬人的「妖怪」（bogeyman），將香港房價高企、年輕人置業困難的根由，歸咎於這群富可敵國的地產商。

文章舉例指出，船運商人董建華之能夠成為香港首屆特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年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接到時任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和香港中信集團主席榮智健的推薦信，該信並且由李嘉誠親自執筆撰寫。例子足可證明當時香港富豪的意見可以直達北京最高領導人。但經過了2014年和去年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的富豪拒絕主動向中央靠攏，尤其是四大地產商，一直要等到北京施加壓力才一個一個的表態，北京對此感到慍怒。

但文章指出，儘管香港富豪家族對香港今天的穩定作用，已無復當年的影響力，但他們仍然是香港勢力架構的其中一根重要支柱，北京未敢輕言對他們翻臉。文章引述前港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政治學系教授長炳良說：「在過去，贏得這些主要地產商的支持，是（北京）首要的工作。」他說，回歸後香港整個政治架構事實上就是為了保障商界的利益而設定的。

所謂的四大地產家族，除了李嘉誠的長實集團，其他則包括李兆基的恒隆集團、郭氏兄弟的新鴻基集團以及鄭裕彤家族的新世界集團。2020年根據福布斯的估計，現年92歲的李兆基，擁有304億美元的身家，以1億多美元之差首次超越李嘉誠。繼承父親鄭裕彤的鄭家純，身為新世界集團和周大福珠寶的主席，名列香港富豪榜第三，其次就是新鴻基集團的郭炳聯以及郭炳江兄弟。

文章指出，北京與富豪之間的嫌隙首先出現在2014年為期79天的占中運動。開始時，城中的富豪個個都保持緘默，一直到了10月25日新華社在中午發了一篇英文稿，批評香港的富商對運動悶聲不響，稿件中特別提到李嘉誠、李兆基、九龍倉的吳光正以及來自馬來西亞、嘉里集團的創辦人郭鶴年，指責他們拒絕沾邊。

新華社的稿件也提到李嘉誠呼籲示威者回家，但文章又說：「亞洲最有錢的人沒有講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同意示威者的訴求。」七個小時之後，新華社這篇文章離奇地被抽回。但之後香港的億萬富豪們，一個個的開始發聲，強調香港需要穩定才可發展經濟繁榮。

一名拒絕姓名見報的香港富二代說，北京有很多渠道對這些「大家族」施展影響力，「例如上述的新華社報道，儘管報道在數個小時後撤回」。

南早的文章指出，北京與富豪之間再一次呈現關關係緊張，發生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從6月開始的運動，兩個月以來，沒有一個富豪發聲支持北京，就算警民爆發嚴重的衝突，他們也悶聲不響。他們一直等到8月才一個個的表態譴責暴力。中國的官媒這時批評這些地產商，在港人埋怨房價過高聲中，仍然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而不用。對於大陸而言，香港樓價高企是示威運動的主因。

李嘉誠則因為在9月份發表一些言論而觸怒北京。李說，執政者「對我們未來主人翁， 亦都能夠網開一面」。李嘉誠又表示，雖然法律和人情有衝突，但他認為在政治問題上，雙方都應為對方「想一想」，「很多大事可以化為小事」。

這個時候，新華社、人民日報和旗下的小報（tabloid）環球時報開始刊登文章，把青年人難以置業歸咎為街頭示威的根由。南早的文章指出，官媒所發出的訊息很清楚，香港的大亨必須要出頭支持特首和政府，否則會面對後果。香港親北京的政黨民建聯，這時提議特首林鄭月娥啟動《收回土地條例》，以解決土地荒。

民建聯的提議立即得到大陸官媒的贊同。新華社一篇評論指責一些不點名的團體，因為私利而阻止港府增加土地供應。人民日報的評論更進一步說：「為了社會的利益，地產商是時候表態忠誠，而不是自顧私利而囤積土地，連最後一分錢也要賺到盡。」

上文所述的富二代說，官媒抨擊香港的地產商，等於給北京一個機會告訴港人，地產商是香港的「妖怪」，而中央政府其實對此非常關心，「北京或許盤算過，這或者可以將局勢的火焰稍為降低」。

南早引述接近香港地產商的消息人士說，民建聯提議政府啟動《收回土地條例》，背後其實是中聯辦的意思，「很多地產商都知道，北京對香港的政治問題本來是束手無策，它因此把焦點轉移到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例如房屋。地產商們也因為北京越來越主動的態勢而覺得他們也同樣是無能為力」。

官媒一輪批評之後，新世界、恒隆以及會德豐相繼表態，從本身的土地儲備捐出部分給予港府以及非牟利機構，作為興建公屋之用。

上文的富二代說：「三家地產商同時捐地實在過於巧合了。他們是屈服於媒體壓力和香港緊張的社會氣氛之下。但問題是，這樣子可以改變任何事情嗎？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民望又有沒有因此而增加呢？」

這位富二代又說：「香港訊息交流競爭激烈，如果富豪出來表態支持政府，你以為暴亂就會停止嗎？（中央）對一群富豪的表態寄以厚望，以為可以改變香港的民情，只反映了它對訊息流通的香港以及香港如何運作，有一個基本上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