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即將迎來他的倉皇辭廟日

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是什麼？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說過一句笑話：「習近平一生有三大噩夢。一當然是被建議改以C919國產機為專機，二是被建議改穿漢服，三是被建議禁止女兒去美國讀書和學英語。」作為國產大飛機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產的，卻連拼裝工序都不過關，首架交付航空公司運營剛滿月，就出現嚴重故障，無法完成返航任務。怕死的習近平怎麼敢將此種飛機作為其專機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謂的漢服，若是參照沈從文對中國服飾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倫不類的贗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亂舞，除了滿足習近平的「漢唐盛世、萬國來朝」的虛榮心外，一無是處。最後，習近平下令削減中國教育系統中英語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書籍，卻無法讓他曾在哈佛讀書的女兒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學經歷。

鍾祖康說的是一個笑話，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蘇共之覆轍——政權被推翻，國家解體，作為獨裁者的習近平的下場只能是「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揮淚對宮娥」。那時，他能跑去依附難兄難弟普京嗎？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習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全文，習向中青年幹部強調築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黨媽媽的生日，本該是載歌載舞、鑼鼓喧天、全國山河一片紅，習近平為何如此表現得淒悽慘慘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說出如此不祥的話來？既然習近平自命為中興之主，要超越的對象是毛澤東，就當像毛那樣躊躇滿志地宣稱「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樣哀嘆：「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那麼，這篇講話究竟是在哪個環節出錯了？

習近平沒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講稿，他的講稿都是其文膽負責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為中宣部長、政治局委員的北大文學博士、當年有神童之譽的李書磊。李書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飽讀詩書，在文稿中常常引經據典，以此彰顯主子學富五車；但又要避免出現「寬商通農」這樣冷僻的成語，讓主子念了錯字，淪為貽笑大方的「寬衣帝」。所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個家喻戶曉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來了。習近平不僅能挑兩百斤擔子走數十里山路不換肩，而且能背誦唐宋詩詞三百首不住口。

習近平沒有這句詞的作者南唐後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卻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點——「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當年，宋軍大將曹彬一路勢如破竹，俘虜了束手待斃的李煜，將其帶往開封。李煜上船時，戰戰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將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後，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問：「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殺嗎？」曹彬冷笑：「一個上船走搭板都怕得發抖的人，怎麼會有勇氣自殺？」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詩詞，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詩詞的功夫來治理國家，怎麼會被我俘虜？」後來，李煜因寫「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詞句，宋太宗認為其心有不甘，賜牽機藥毒殺之。所謂牽機藥，有人說是中藥馬錢子，服後會破壞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導致全身抽搐，腳往腹部縮，頭亦彎至腹部，狀極痛苦。

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實是致命毒藥

習近平的下場未必會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卻是一位「千古詞帝」，清朝袁枚評論說：「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毛澤東對李煜的評價是：「南唐李後主雖多才多藝，但不抓政治，終於亡國。」習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權敗亡的跡象就越明顯。鄧小平一度是打左燈往右拐，因為唯有往右拐，文革後一窮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國才能有一線生機；習近平則是直接開倒車，將前三十年的壞與後三十年的壞搗鼓成一杯比牽機藥還要毒的毒藥，不僅自己一口喝下去，還要強迫全體中國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為了避免蘇聯和南唐滅國的厄運，感到滅頂之災就在眼前的習近平必須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會上強調，「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前提。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於割斷魂脈和根脈，最終會犯失去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這次會議的題目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習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脈」、「根脈」等色彩斑斕的新詞語，但新詞語能救中共嗎？

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創造了一種「新語」作為大洋國的國家語言。這種「新語」，不是為了促進溝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達能力、壓制異見的聲音。奧威爾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於語言，語言的簡化和控制就是簡化和控制思想。你難道不明白，新語的目地就是要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為沒有詞彙可以表達。必須的詞彙，就簡化為一個詞，並嚴格控制其含義，刪除一切附帶的意象。……詞彙越來越少，思想的範圍就越來越小。沒有人可以有理由或藉口思想犯罪。」奧威爾還指出，新語亦有統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樂營」其實是強制勞動改造的集中營——在共產中國，「新語」的發明者們比奧威爾更厲害，他們不用「享樂營」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而用了「再教育營」這個更冠冕堂皇的說法來掩蓋集中營的本質，中共確實是運用語言騙人的高手。

習近平的講話顯示，他抓住的兩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馬列主義，一根是民族主義。他卻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馬列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也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這兩根救命稻草，一邊是矛，一邊是盾，還沒有去攻打敵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來。若硬要將馬列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產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嘗試過，而且都失敗得一塌糊塗。作為紅色血脈的繼承者，習近平的馬列主義和毛主義的一面自不待言；但習近平發現但靠馬列主義和毛主義已無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的國際主義部分，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由此與法西斯主義殊途同歸——英國政治學家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義恢復了看待民族的這種思考方式——認為民族是充滿神聖意義的共同體，它凝結於領導者的身體中，通過注入精神而獲得歷史的永恆——這樣，法西斯主義復活了中世紀思想，將之應用於現代大眾政治。」

馬克·尼古拉斯將法西斯主義領袖視為「造棺者」，「法西斯主義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屍體，其歷史就是一個毀滅人類的目錄」。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不僅為中國人打造十四億具棺材，也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國家，卻為後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膾炙人口的詩詞；而習近平的終局，必然是齊奧塞斯庫、薩達姆或卡扎菲，他為後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網上悄然流傳的他與彭麗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