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符中共「正確」史觀　都叫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清算的虛與實 

今年適逢中國建黨百年，按照中國慣例，逢十逢百整數年是歷史議題的高光時刻，中國大陸年初至今陸續展開歷史學習教育，網信辦也配套組織了專項清網行動，大力移除涉及歷史的有害資訊以樹立「正確」史觀，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和指控甚囂塵上。

虛無主義（Nihilism）原本是19世紀歐洲哲學的流派，主張人類生存沒有意義，沒有目標，後逐漸從哲學領域擴展至藝文領域，但並非史學用語，僅在1940年錢穆《國史大綱》一書中偶有言及「虛無主義、歷史進化觀和文化自譴」，其隻言片語還是指向對「本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系抗戰相持階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設產物， 並非學術概念。

在簡中語境中，歷史虛無主義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論片《河殤》時開始出現，最初被界定為蔑視民族歷史的文化主張，後和全盤西化論、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政治語彙連用，指代對象移至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決定論，近年歷史虛無主義更是擴大解釋，違背官定史觀和官修歷史及其歷史價值的，即為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在簡中網路的使用場域，常常會引用清人龔自珍《古史鈎沉論》裡的一句「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同時還會舉證蘇聯解體的案例，認為一國之滅，不是亡於政治、經濟和軍事，而是亡於其歷史，蘇聯的分崩離析被歸罪於赫魯曉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這一論證路徑來自於兩點原因，一是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的創設時間，恰逢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巨變之際，二是中國的黨史編纂學本身就是承襲自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兩份歷史決議為綱，因此歷史敘述被提高到攸關政權興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國民間對近代史中諸多陳規舊說開展一系列的反思與論爭；新世紀以來，部分檔案公開、海外史學著作的引入以及網路的開放性衝擊了過往單線條的歷史敘事範式，許多宏大敘事先後祛魅，從特定思想和言論衍生和解釋的「黨義經釋學」影響力一落千丈，這顯然影響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歷史合法性，官方在「話語權」危機焦慮下黨義宣教工作強化復歸，在百年慶典之前數年就是如此，以下舉冰點事件、炎黃春秋案和新清史論爭三個案例。

新清史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 

第一，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文章分析圓明園悲劇中雙方的應對得失，以及當時歷史教科書未提及的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極端行為，感嘆歷史教育中為學生灌輸的「十九世紀以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勢危害之深，卻被宣傳部門指責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雖然當時雙方未出現歷史虛無主義一詞，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代表的頌揚「改革」的現代化史觀對頌揚「革命」的官方舊論的衝擊可見一斑。

第二，《炎黃春秋》的換血。文史雜誌《炎黃春秋》原本是胡趙舊部所掌握的言論平台，雜誌以倡導政改和反思左禍為特色，對諸多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顛覆了官方教條，愈發不為宣傳部門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誇大歷史錯誤、否定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蘇聯模式的合理性，雜誌遂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直到被接管。《炎黃春秋》與官方史學的分歧在於市場化前後三十年兩個時間段斷裂與延續的認知與評價，《炎黃春秋》認為市場化前後是天壤之別，強調1978年前後的斷裂，官方則以「兩個不能否定論」強調改革前後的連續，認為後三十年是對前三十年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論爭。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興起的一種視野或思潮，將內陸亞洲研究理論運用到清王朝歷史敘事，主張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的研究範疇，認為滿洲的族群認同和對不同民族的統治政策而非單純漢化才是清的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對清適用帝國主義理論，把清對周邊民族的規訓和治理看做一種類似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行為。新清史將清從傳統的中國王朝更迭的歷史框架中挪移出來，衝擊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敘事，其滿洲因素、內亞視角和族群主權的論調不斷被中國學界回應與質疑，其中越往後摻雜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關係和邊疆治理的話語越來越被解讀成對當今中國領土合法性的挑戰，新清史也就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 

縱觀以上三例，生造出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只是為捍衛黨史編纂學的稻草人和假想敵，在這種黑白二分和標籤框定的獵巫思路下，對修正、變更或查證所謂歷史定論的言行會被視作離經叛道，輕率地將學術問題和政治忠誠相關聯。頗有見地的著述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其根據無非是官方既定的結論被新披露的可靠資料和學者考證給證偽了，對於既定認識和結論重新審視，宣傳部門不會認為這是正常的學術發展，而會解讀為對自身權威的一次攻勢和自身「話語權」的一次削弱，遂以歷史虛無主義的稻草人論證矯正和回復歷史敘事權威。

史學成了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這種權威的歷史敘事便是承襲自蘇聯的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一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由史達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史學不再是一種求知和探索真相的過程，而是追尋當前合理性的依據，成為現實的進程辯護的致用工具，內容充塞著過時的教條和機械的公式，多元複線的歷史進程被決定論的化約為一元、線性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革命敘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馬克思的五段史觀，即中國同樣經歷了馬克思理論中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階段。為了對應上這五種形態，生搬硬套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於歐洲的奴隸社會、秦至清兩千餘年反倒變成了「封建」社會，近代再雜糅出「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趨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相對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以此完成自賦的歷史使命的論證。

這是把馬恩的一家之言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謂「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分屬不同範疇，前者是主權層面而非經濟類型的描述，和「社會性質」沒有必然關聯；後者就是生搬硬套馬恩對西歐中世紀的社會性狀的概括，秦至清兩千餘年都並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貴族政治和領主經濟，近代更不可能是什麼「半封建」。而官修史書中以此為脈絡尋求的「終極原因」——從中共成立到共產革命，從奉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化轉軌皆為「必然」， 這種必然性是從現實倒退回溯，在漫長的因果鏈中拔高概率，歸納出帶有某種目的論色彩的「規律」。

不同於物理學中的一對一必然性的因果，歷史學的關係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類根據切身利益及所處的環境做出選擇，人的自由行動無法被設想，人類活動意義正在於不確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規律」中。官修史學長時段必然論的邏輯本質上就是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義旗手卡爾·波普爾揭示的，歷史過程不具有自然科學的重複性，無法在長時段預見未來發展，歷史假說不是全稱命題，而是關於個別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單稱命題，試圖找尋（長時段）必然關係可謂是緣木求魚。

歷史敘述本身就該存在著多元的省思與對話，而非訴諸一錘定音的權威裁定，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作為官方認可的敘事架構，「話語權」為少數人所壟斷，使得史學「從一個反映生動的現實和表達個性的學科，轉變為對過去歷史的毫無生氣、千篇一律的解釋」，這種情勢下大概率是對史實的背離和對歷史價值的消解，在歐威爾式的環境裡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駁註定成為一場悖論。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