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九十六）

（接上期）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1958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1960年商品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1961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70%。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 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占人民生活開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18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15%，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一些高價商品。1962年一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24-6。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一起，整個價格上漲了30%，有的地區上漲了40%。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47.6%，豬肉減少80.6%，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瀋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1961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漢2斤，天津、廣州1.7斤，西安1.3斤，瀋陽0.6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瀋陽無貨供應，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慶2.8斤，天津、武漢、瀋陽1.3-1.8斤，西安不到7兩。 職工工資也下降。1961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據全國大、中、小13個城市、526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1961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17.07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減少了1.87元。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係，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係，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一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10%。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1961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21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3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3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 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 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調整，一步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8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匯報1961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1961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1960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1960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8月和12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1860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一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布：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着「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1，900萬噸，比上年增長1.6%；原煤產量43，100萬噸，比上年增長2.6%；糧食產量要求達到4，100億斤，比上年增長10.8%。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一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一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40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一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採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一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5月7日到10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一步調低了1962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 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淨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2）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1960年基建投資完成384億元，1961年減到123億元，1962年計劃減到46億元，後來實際完成56億元加上自籌完成67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進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1960年的1815個減到1961年的1409個，1962年進一步減至1003個，許多工程下馬。

（3）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1960年鋼產量1866萬噸，1961年壓到870萬噸，1962年最初的計劃是750噸，後來調整為600萬噸，實際完成667萬噸。煤炭，1960年實際產量39700萬噸，1961年完成27800萬噸，1962年計劃25100萬噸，後來調整為23900萬噸，實際完成22000萬噸。關、停、並、轉，1961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1961年已經比1960年減少25000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1962年繼續減少了18000，兩年合計減少了43700個，相當於1960年96000個的44.8%。

（4）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1960年只有17017萬人，1961至1962年兩年，增加到21278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徵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1961年和1962年兩年，淨進口糧食160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製造小農具需要。到1962年，農村鐵製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1961年糧食價格提高25%，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20億元。

（5）對一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一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1960年520萬噸，1962年575萬噸，化纖1960年10600噸，1962年13600噸，1965年達到50100噸。 

（6）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7）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18類基本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幾倍。經過採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1961年9、10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瀋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 報告稱，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1035項，建築面積334.4萬平方米，約占開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95.4萬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體工程進行了一半的約有132.9萬平米，占38.6%；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萬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31.4萬米，占10.6%。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瀋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3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牆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牆基全泡在水裡。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陣大風把屋頂刮掉，颳倒了牆，壓死了3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瀋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10285噸，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呆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138噸，大部分被風颳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瀋陽市磚瓦廠一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台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鏽，200多個爐篦全部鏽爛，不能使用。瀋陽合成氨廠七台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一期10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10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一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鏽。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占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一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一匱。瀋陽地區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13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一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麼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1965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里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颳了「黑暗風」。於是在8、9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一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通常會引發的農民的大反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盪。有的會引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實現王朝更迭。20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規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為什麼沒有引發重大的社會震盪？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歷史之謎。

一、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在1958-1962年間，由於苛政害民、饑民遍地，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據陝西省興平縣、寶雞市和西安市雁塔區三個地方統計，1960年發生的116起「反動標語」和信件中，有50%是針對糧食問題的。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局部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騷亂和暴動，邊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盪。

1、騷亂和暴動

 騷亂和暴動較多地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漢族地區相對少一些。這是因為，政府對中原漢族地區的控制比少數地區更為嚴密，民間沒有武器，沒有非政府組織；有些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並有槍支武器，有些地方頭人還能夠起一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對這些騷亂和暴動，政府諱莫如深，報紙上通常不作報道，現將散見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資料摘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介紹了「麗江小涼山暴亂」、「富寧縣瑤族騷亂」、「維西縣伏擊事件」、「歸化寺武裝衝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亂。其中「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規模最大。這裡不再複述。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街老館裡，本書作者調閱了幾十本1990年代編修的地方志，從中看到了以下記載：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韓乙奴為首的200餘名匪徒，脅迫群眾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縣發起武裝叛亂，隨之牧業區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這場叛亂歷經五年才得以平息。「從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為期5年共進行大小戰鬥3639次（其中部隊作戰2811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828次），斃敵1.6萬人，傷敵4876人，俘獲4.68萬人次，招降5.88萬人次。繳獲無座力炮4門、高射機槍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肅省卓尼縣錄竹全區發生武裝叛，上迭區（今迭部縣）扎尕那、北山地區也相繼發生叛亂。 

1958年7月，雲南省在鶴慶、永勝、賓川三縣結合部的四角山發生土匪騷亂。 

1958年8月15日，甘肅省廣河、東鄉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在馬國忠等人的策劃下，廣河、東鄉等縣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搗毀政府、殺害幹部、搶劫銀行、破壞公路及通信線路等。8月下旬，蘭州部隊在民兵的協助下，及時平叛，9月中旬叛亂平息。在平叛中，有擴大化問題。」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四川省榮昌縣破獲「歸根堂」、「乾元堂」、「萬全黨」等反動會道門的復辟活動。 

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 

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 

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1958年12月27日，雲南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發生暴亂。 

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 

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 

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 

1959年4月16，雲南省建水縣岔科公社白雲村發生暴亂。生產隊長李萬成被殺，奪走民兵槍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 

1959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200多農民企圖暴動。 

1958年，貴州省黔東南州共破獲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天柱縣的「自由中國民主同盟西南聯合反共戰鬥軍」反革命暴亂案、黎平縣的中黃農場勞改犯預謀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歸養反革命集團預謀暴亂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團復活預謀暴亂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這個州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19起。1960年10月這個州鎮遠縣破獲「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暴亂案。1961年1月，在錦屏、劍河、黎平三縣結合部的青山介地區破獲「中國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反革命預謀暴亂案。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12月20日，甘肅省鎮原縣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第一師」反革命暴亂。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廳、株州市公安局和鳳凰縣公安局在鳳凰縣的臘爾山、沱江鎮抓獲以吳求富、龍紹海為首的「中國民主救星黨」陰謀暴亂案，抓獲40多人。 

1960年12月，雲南省宣威發生「反革命暴亂。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鄲市破獲「新星會」陰謀暴亂案。首犯閻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機會，成立武裝組織「仁義軍」。12月13日閻普真帶領95名道徒人企圖占領河北省永年縣老城。被公安部門全部抓獲。 

1961年4月，四川省劍河縣公安局破獲太擁公社展模管理區反革命集團「中國英雄黨」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辦。1962年8月，劍河縣公安局與三穗縣公安局配合，捕獲涉及劍河縣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縣瓦寨、順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政司令部」全部成員。 

1961年四川省墊江縣在西山蝦蟆灣一帶破獲預謀反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革命軍」，捕獲頭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門破獲「中國民主黨」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趙革東是原懷德縣委宣傳部長。 

1962年11月10日，雲南省南華縣沙橋、五街地區發生反革命武裝土匪暴亂，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肅省嘉峪關市嘉峪關公社黃草營大隊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 

四川省阿壩地區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 

1962年雲南鎮沅縣發生30餘人的暴亂。 

在地方志里（特別是各地的「公安志」）這樣的記載很多，本書不再一一列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裡翻閱。

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並沒有政治動機，只是為了填飽肚皮。有些地方官員把正常的反映意見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1957年12月雲南通海一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 

2、邊民外逃

 在苛政、飢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得知，大規模的邊民外逃有三處。

一是西南邊界。雲南省沿邊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8萬人 ，從現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員超過了此數。僅德宏州外逃人員就有近6萬人。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廣東深圳，從1958年以來就出現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參與這次偷渡外流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詳見本書《嶺南風雲》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1962年春夏，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3、哄搶糧食

饑民哄搶糧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檔案館有資料記錄。哄搶糧食多發生在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饑民哄搶運糧列車。哄搶糧庫的情況也有發生。

 張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報告 說，武威車站自運糧一開始，群眾就成群結隊地到車站偷糧，1月5日，白天約有五六百人，晚上約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車站偷糧、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約18000多斤。駐車站炮兵團警衛戰士阻攔不住，有的向戰士擲石頭，逼迫戰士後退。有的喊話說：「你們不敢開槍打我們。」有的一個人糾纏戰士，其他人去偷。據了解，當時警衛戰士已架起了機槍，以阻攔群眾。下午，到車站的群眾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縣委常委黃進忠，從炮兵團又調兩個排。同時，抽了部、局長10多人，到車站附近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教育群眾，安排社員生活。張掖地委得知情況後立即撤回新調去的兩個排戰士，不准打罵群眾，不准拘留，絕對不準開槍，對遠道而來吃不上飯的給他們做飯吃，說服他們回去。這天下午6時張掖地委喬生瑞向省委電話報告說，警衛人員架了一挺機槍，又從炮兵團抽了兩個排的戰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連續向省委的報告 說，從1月5日到8日，先後三天有400多名群眾成群結隊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鐵銑等到麵粉廠搶糧。有的是搭上梯子越過牆去硬要，硬拿，有的在牆上挖洞進去偷，還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攔劫拉糧的皮車，用刀子將裝糧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搶到糧就走。5日曾鳴槍驅散，但後兩天有人繼續搶糧。對鳴槍行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檢查。

省委天水工作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聯向省委的報告 說，最近以來，鐵路沿線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列車被搶被偷事件不斷發生，繼續蔓延，日益嚴重，損失非常驚人。北道車站檢查組去年12月份檢查了進站列車338次，發現有142組列車被盜。另據統計，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發生列車被盜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發生184次。被盜地區由小到大，由站到線，逐步蔓延發展，偷盜人數由單個發展到三五成群、結夥作案，由小量地偷竊糧食到大宗地見什麼偷什麼，由黑夜秘密偷盜到白天公開搶奪。

一些地方志記載了一些群眾哄搶糧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 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 

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 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 

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 

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 

貴州黎平縣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 

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