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常的人生需要新聞給予的快樂

王和岩,財新傳媒主筆,業界人稱「三姐」,部分原因是歲月讓她到了「大姐」的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對她的業務、人品的認可和尊敬。在「調查記者」日漸稀缺以致可以成為招牌的今天,她始終保持着一貫的低調,從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聞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報道、武長順系列報道,每一篇都體現着記者的價值,獨家、獨到。

人生總會有順流、逆流,是什麼支撐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聞是青春的職業,她如何讓自己的「開花期」持續了20多年?每一篇獨家報道的背後,又有怎樣的堅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認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前媒體人劉萬永對話財新傳媒主筆王和岩,聽一聽一位調查記者的熱愛、困惑和希望。

01 做調查記者契合我     對這個職業的熱愛

劉萬永:你在甘肅當了10年公務員,後來怎麼當了記者?

王和岩: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肅隴南地委黨校。那個年代,黨校是很邊緣的一個單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報到的第一天,教務處用的布沙發,硬得像鐵一樣,據說還是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

硬件條件差是其次,關鍵在於無所事事。我剛參加工作,對未來還是滿懷信心的,迎頭撞擊的卻是無比鬱悶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職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雜誌當記者,歷經輾轉,2001年5月到《中國商報》,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財經》雜誌。2009年參與創辦財新。

劉萬永:為什麼要選擇記者,而不是創業?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對淘金沒概念,我最愛乾的工作就是做記者。

我對記者最早的認知是在高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來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學,有很多來自大城市的教師。1985年9月10日第一個教師節時,學校要表彰這些老教師,要求給每個先進教師寫篇小傳,我寫作文還可以,就被挑上寫其中兩位老師。

寫小傳就要了解人家,要採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絞盡腦汁去編,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據。

採訪的過程讓我感覺很快樂,寫起來也很順利。

後來跟語文老師匯報,我還得意洋洋地說,我把問題都提前寫在本上,再去問他們。老師說,你這樣不對。但我這個人比較膽怯,也不好意思問為什麼不對。

後來看電影《十字街頭》,趙丹扮演在報館工作的老趙,他去採訪,想不起問題來回翻採訪本,很笨拙的樣子。可能老師覺得我像那個人一樣很笨。

劉萬永:你覺得你真正的記者生涯是從什麼開始的?

王和岩:《中國商報》吧。雖然在雜誌時也採訪過,但那時候主要是做編輯,寫的稿子基本是隨筆。到《中國商報》以後,才有了比較合格的新聞作品。

有一年,內蒙古金川酒業在北京開新聞發布會,說他們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壽,還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來研究,覺得很多說法沒法自圓其說。

比如,他們說喝了啤酒的那一組小白鼠,壽命比其他沒喝的長。可我覺得從小白鼠到人,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後來我又採訪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都很懷疑:有醫生說,酒精對人體有害無益,這是公認的結論;還有專家說,如果是在靈長類動物身上試驗,取得這樣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還近一點,從小白鼠一下類比到人,缺乏足夠的科學驗證。

材料里附有一份實驗報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電話找到那家研究所,對方說報告只是對樣本進行了分析,樣本來源他們不管。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結論。後來,我寫了一篇報道,表示質疑。後來對方找到我,承認報道沒問題,但希望不要再報道了。

劉萬永:你去當記者,特別是最初的那些年,會不會有各種不適應,有沒有後悔過?

王和岩:我進入記者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很厭倦公務員的工作,我很不喜歡那種生活方式。在機關,普通小職員唯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觀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務性的工作,沒有創造性,很乏味。

作記者,可以對社會發言,可以滿足你內心最樸素的正義感。記者這個職業捍衛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有公共關懷,也有啟蒙作用。每發表一篇稿子,無論干預現實還是記錄歷史,或者兩者兼備,都讓你感到它有價值和意義。這是公務員生活所無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編輯,不是一開始就做高強度的突發報道和調查報道,也就沒有太多出稿的壓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這個行業充滿了熱情和新鮮感,覺得採訪特別讓我快樂。

在《中國貧困地區》雜誌時,要去特別窮的農村採訪,因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會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覺得特別興奮。

後來,我在《中國商報》專門做調查報道,經常出差。一位副總編曾半開玩笑說,來報社的人,只要是看着像上訪戶的,就是來找我的。因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願意做那種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題,我倒是挺喜歡做。

那個時候我頻繁出差,樂此不疲。記得一個同事說,感覺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熱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裡面了。其實我自己反而渾然不覺。

劉萬永:怎麼就一步步走到調查記者了?

王和岩:我明確知道調查記者這個詞是2004年。當時我也面臨着一些職業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輕的記者,和我同齡的很多都要做編輯了。

那時候讀了展江老師的書,了解到原來在西方國家,調查記者是新聞職業裡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飯,西方很多調查記者白髮蒼蒼依然還在一線做調查,很敬仰他們

我不是一個在寫作上有天賦的人。做調查記者,要求一個記者要很踏實、很執着、很專注,可能對寫作要求不是那麼高。我覺得這個比較契合我對職業的熱愛,就想去做調查報道。

02 要坦率地告訴採訪對象:我需要你的幫助

劉萬永:很多記者會焦慮,沒選題時焦慮選題,有選題時焦慮怎麼做。你焦慮嗎?

王和岩:我不是一個想的特別遠的記者,比如說拿到一個選題我不大會先想怎麼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遠的事情,只想眼前怎麼找人。

面對一個選題,要是坐在家裡想,可能永遠都想不出來。還是要走出家門,到現場去;拿起電話,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偉案中案》,就是一點一點跑出來的。

2006年4月下旬,《財經》雜誌刊發了《程偉案中案》,這是我入職《財經》後發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會計程偉,涉嫌貪污、挪用6000萬元公款和執行款。2005年夏天,程偉出逃,引出1949年以來中國司法領域涉案金額最大的腐敗案,並連環牽出檢察機關反貪官員受賄大案。

這篇一萬多字的調查報道,起源於一則特別模糊的傳聞:《財經》的一名編輯聽人說,「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們那邊有一個會計,把執行款挪用了6000萬,跑了。」

這個題最後派給了我。編輯安慰我說,我們在天津沒有任何資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壓力。

40多天裡,我五下津門,就像拼圖一樣,一點一點搜集、確認信息,終於摸清了情況。

最初,我通過朋友了解到確有其事,但有關部門明確說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輾轉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對方一聽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頭搖得像撥浪鼓。幾經寒暄,對方答應說幾句話,好讓我回單位交差。

了解了大體案情後,尋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經聯繫,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答應見我。說明來意後,他面露難色,一味東拉西扯,跟案情有關的話一句也不說。三個多小時過去了,仍一無所獲,我只好起身告辭。這時,他小心翼翼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有兩個人名:程偉、劉曉環。「這是涉案的會計和出納,我能幫你的只有這個。」

採訪終於有了實質性突破。

劉萬永:記得你採訪時偽裝了一個身份,但被採訪對象識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聽採訪對象說程偉好像在天津開發區某小區有棟別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決定去那裡碰碰運氣。我裝作買房人,程偉的別墅前轉時,一名男子來開房門,他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是替老闆來看房,他問老闆是做什麼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牆隨口胡謅:「做塗料的。」

這個人自稱與程偉認識多年。聊天中,我獲得了程偉出逃前後的一些情況。

過了兩天再聯繫,他推說自己很忙,感覺比較牴觸。我試着堅持:「我還是想再和你見面討論下買房的事。如果下午沒時間,晚上也行。」起先,他說沒時間,我都不抱希望了。誰知他又說,五點鐘給你打電話吧。

後來我們在酒店咖啡廳見面,寒暄後他突然說:「你是記者吧?」

我一下子心虛了:「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他盯着我說,「感覺你不像買房子的,更像是記者。」

我決定豁出去了,說:「對不起,我是記者。我為此前所說的假話向你道歉。」

我解釋,約他見面第一是為了工作,第二自己沒有做壞事,第三不會傷害他。之所以沒有說出真實身份,是怕他有顧慮不肯說。

一番說服後,我心一橫,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但也尊重你的決定。」那時,真有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

他笑了:「其實,你告訴我你的真實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這麼大的事,不是程偉一個人的問題。」他又介紹了一些程偉涉案的情況,並稱共有11人涉案。

後來,經過不斷的找人、採訪,終於落實了11名涉案者個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劉萬永:我們常說記者怎麼去突破,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有幸運因素的。

王和岩:對,是有幸運因素。但還是應該儘可能真誠對待別人,比如他問我是不是記者,我告訴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訴他是記者,對方會問,你不是記者問這個幹嘛?

實際上,你告訴對方真實身份以後,對方反而會對你放心。最壞的結局就是拒絕你。如果對方不願意說,一方面要理解對方,另一方面還是要儘可能說服對方。

劉萬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說,採訪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終於承認這也不是他的原創)。也有人說,世界上有兩件事是最難的,一個是把別人兜里的錢拿出來,還有一個就是讓別人把不願意說的話說出來。你是怎樣讓你的採訪對象開口說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現場,和採訪對象見面,不要試圖在電話里說服對方。

我不是一個善於當面拒絕別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覺得一個人去當面拒絕另外一個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礙,不像電話里說可以立馬掛了。

我很少在電話里說服對方接受我的採訪。因為如果對方不同意跟你見面,你就沒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採訪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個是我要找到你,第二個就是告訴你我的誠意。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樣,距離案發現場最近,你就最有可能獲得關鍵信息。

另外,不要諱言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幫助,但又不願意講。我會直截了當告訴採訪對象,我在這邊採訪,很不順利,因為我是第一次來,也不認識人,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

像這種開誠布公地求助,我是沒有心理負擔的。有時,也需要讓採訪對象了解記者這個職業對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與價值,因為樸素的正義感,人皆有之。

劉萬永:做記者,除了你的這種突破,韌性、抗壓性也很重要。財新關於谷俊山的報道,應該是你採訪時間最長,定稿後等待時間最長的報道了吧?

王和岩:一開始,你並不知道這個事情裡面水有多深,料有多豐富。只是憑直覺和簡單的判斷,選題重大。隨着採訪的深入,神經會越來越興奮。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這個題能做出來多少。

動身去濮陽的時候,我確實比較忐忑,我對部隊系統很陌生,去的時候還是有畏難情緒的。編輯說,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當時焦慮到什麼程度,剛到河南濮陽,打車去酒店的路上就問司機:你們這好像出過一個將軍?他說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說對,他有個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兒嗎?他說,東白倉村。

我一下子就覺得不像一始那麼茫然了。隨着不斷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東白倉村,我看見幾個村民站着聊天,就過去問了,一聽說我打聽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幾個人的神情一愣,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是北京來的記者,為什麼強調是北京來的?我想讓他們明白我不是當地的,他們就有一種信任感。而且那麼遠跑來,可見對這個事情有多重視。

他們說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記者證給他們看。一個村民說,你跟我來,我就跟在他後面,在個小胡同裡面拐了幾個彎,然後拐到他家,另外兩個農民後來也過來,給我講了谷三的一些劣跡。

劉萬永:那個稿子最後刊發也是等了很長時間,中間有沒有這種很焦灼的心態?

王和岩:也有,一開始舒立說這個稿子先放一下,我原來就想着是一兩個月,沒想到是一年。期間,我不斷打聽谷俊山案的調查情況。

我一開始做調查的時候,這個案子前景並不明朗,雖然他的職務被免了,但人還可以自由活動,會客見人都沒什麼問題。

當時,官方對他的調查實際上是有一個博弈的過程。在漫長等待的幾個月里官方對谷俊山的調查由最初的軍隊內部處理,逐漸變成有中央紀委參與,直至轉向司法審理。

那時候,我不斷找人打聽,有一點消息就趕快給編輯部發郵件,讓財新編輯部知道刊發這篇報道的風險在不斷降低。

等的過程中也在完善內容。比如涉及釣魚台5號院的部分內容,就是後來不斷完善補充的。

03 做新聞需要一種執念

劉萬永:做記者這麼多年,你覺得你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王和岩:劣勢是不善於隨機應變。很多記者很機智,別人一質問,立馬就能想出一套說辭,把對方糊弄過去。我基本上是實話實說,或者部分實話實說。

優勢可能是我對職業的執念。我特別愛看兩種題材的視頻,一種是考古發掘,我覺得像做調查,過程充滿發現,充滿奇蹟,充滿讓你驚奇的東西;還有一個是警匪片,我覺得特別好玩,特別刺激。

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鬱悶,但做記者會帶來很多生活的快樂。庸常的人生需要新聞給予的快樂。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沒有實現,我想調查監獄黑幕,還有就是走私、販賣軍火這種隱秘故事。故事越隱秘,陰謀越幽深,對我越有吸引力。

劉萬永:回想我自己的報道,平衡、克制方面可以說沒啥問題,最大的問題可讀性差。你有沒有反思,自己的報道在文本上有沒有問題?

王和岩:當然有了。我經常做一些法制報道,涉及大量的法律術語,寫得比較硬。那種法言法語,我會儘可能通俗化、簡潔化,變成自己的語言。

但是我跟編輯還是有些不同意見,編輯認為我們做的報道都是高對抗性的,當你對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語言進行改寫,力圖用公眾能聽懂的語言闡述,可能會面臨比較高各種風險。編輯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認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較偷懶的行為,我還是希望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之上,儘可能用簡潔通曉的語言去表達。當然,準確是第一位的,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可讀性要讓位於真實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喧賓奪主。我們做的很多選題比較重大,細節過多會沖淡主題。在主幹清晰的基礎上,增加一些細節,增強可讀性,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每家媒體都有自己的受眾,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讀者,只能吸引目標讀者。

作為一個記者,對文字的追求應該是無止境的,但還是要認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時候你只能承認現實,就吸引這一部分讀者。

劉萬永:你說的對抗性,一是採訪本身,二是報道發表後可能有人找你公關,甚至引起訴訟。你這麼多年有沒有打過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過官司,在《中國商報》的時候就有過一次。我當時寫的安徽交通廳廳長貪腐的案子,當時安徽交通系統抓了好多人,一個地級市的交通局局長協助調查了,但是我寫被紀委給帶走了。

那個稿子大概是9000字,關於他的表述是11個字,因為這11個字,對方把我們告上法庭,我們敗訴了。

做報道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經驗和吸取教訓的過程。

有的報道,對方確實來找過,但沒有找出稿子的問題來,指不出硬傷。

但是商報的事情,還是讓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實,最終呈現跟採訪之間,也要是一個不斷縮小的過程。掌握8分的證據,最多說6分的話。表達除了嚴謹,也要克制。

劉萬永:通緝犯金毅當上河北唐山財政局副局長的報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個報道,就十幾分鐘。有沒有挫敗感?

王和岩:10分鐘,10分鐘就被刪掉了,我自己都沒看到。

我跟德國同行交流時也被問到這個事。他們說你會不會很沮喪?我就說,當時很生氣,後來想想,有10分鐘我已經很滿足了,這就是中國記者要面臨的環境,你沒法改變。

劉萬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辭職兩年了,也就說你到目前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測會繼續超越我的記錄。對還在做調查記者這行的,你有什麼想說的?

王和岩:前兩天,有一個實習生結束實習後問我:在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對這個職業有沒有過厭倦?是什麼讓你堅持到底?我跟她說,我也有過倦怠感,任何一個職業從事的久了,都會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職業相比,我還是覺得做記者有意思。

她說:「我明白了,沒有任何行業是理想鄉。

是的,沒有一個職業讓你永遠信心滿滿、激情澎湃。

劉萬永:有沒有無力感?

王和岩:這肯定是伴隨着這個職業終身的,因為很多事情報道後,會發現於事無補,而且你說的好多話,都是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說過的話,比如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排除,但你還是要堅持。

劉萬永: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貸還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友多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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