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媒體，才懂了新聞

看到一個「夜班媒體人」救助貼，說是救助了幾十個夜班編輯。我點開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單位的，一個美編，那時還是一個很帥氣的小伙子。

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編輯。最初決定加入的時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兩點，白天還有時間看書，真是理想的職業。

後來發現不是這樣。並不是每天凌晨2點都能下班，有時候要等到四五點，而且你等的東西，又都是絕對無聊的。有一天凌晨4點，我在報社下面等出租車，一輛汽車停下，下來兩個人搶走了我的背包。

裡面有下雨換下來的襪子，還有克爾凱郭爾的書。這本存在主義者哲學家，絕對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的書會這樣流通。

10年報紙生涯，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編輯。中國的編輯有一種雙重性，既是「新聞人」，又是「審查者」，當我發現後一種比重越來越重的時候，我就喪失了動力。沒多久我就離開了，先是去報社的新媒體，然後是去做雜誌，2019年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個體戶和自由人。

這是「職業生涯」的結束，卻也是「真正新聞人」的開始。疫情的時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區殺三隻貓的消息（它們的主人陽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討論為什麼成都沒有媒體報道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應該來寫這個。

那一瞬間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組深呼吸才從床上下來，打開電腦。我知道新的時刻開始了，如果我寫這個，會意味着什麼。我知道疫情中成都還會發生一些類似的事，不會有人寫也不會有人評論，現在我把這作為自己的責任。

我第一次認識到，在從媒體辭職兩年後，自己真正成為了「新聞人」。我不得不集編輯、記者、評論人角色為一身，戰戰兢兢，為自己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有些話評估再三，還是不得不從文檔中刪除，這讓我想起在報社受到的那些訓練。

坦白說，真正成為一個新聞人，滋味並不太好受，壓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變得「危險」，讓人討厭。

但是也因為這些寫作，我真正成為「一個成都人」。一個標誌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進了他們的群，「以後不管怎樣，跟着我們你都會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頭，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

想起2005年剛到報社工作的時候，還有來自紐約時報編輯的培訓。記得當時報社有領導還向紐約時報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時，「本報」做的版面，紐時的同行發出讚嘆——那時真切感受到「新聞」是一個行業，有全球通用的語言和範式。

前幾天剛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專門去新聞學院參觀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

後來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擋住了他的名言：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m of future generations. 我們的共和國和它的新聞媒體將共同興衰。一家有能力、公正、秉持公共利益的新聞媒體，具備訓練有素的智慧去認知正確之事，並有勇氣去實踐，可以維護公共美德，沒有這些美德，民主政府就是虛偽和嘲弄。憤世嫉俗、唯利是圖、煽動民眾的新聞媒體最終會培養出與其本身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將掌握在未來一代新聞媒體的手中。

即便是把它們翻譯成中文，讀起來也多麼陌生啊（也讓人心驚肉跳）。 

這段話的核心意思是，有什麼樣的媒體，就會造就什麼樣的民族——媒體人的責任就是這麼大。「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將掌握在子女後代的新聞從業者手中。」這不是褒揚，不是期待，而是一種詰問。

必須批判普利策老師，不然我們的日子怎麼過？

我們經常反過來思考，並且為自己辯解，「大環境……所以我只能……」我們假裝不知道，媒體人不但是環境的一部分，還參與了環境的塑造。估計今天有不少人又會開心慶祝「記者節」，特別寫下這篇添堵的短文。

如果重新回到2005年，還會選擇到報社當夜班編輯嗎？如果我知道這一切，可能還會如此選擇，尤其是辭職後的時光，即便是18歲最天真時的我也會認可。‍‍‍‍‍‍‍‍‍‍‍‍‍‍‍‍‍‍‍‍‍‍‍‍‍‍‍‍‍‍‍‍‍‍‍‍‍‍‍‍‍‍‍‍‍‍‍‍‍‍‍‍‍‍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