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房子斷供

穩定地還房貸，需要穩定的生活，穩定的收入，甚至需要一點運氣。在無力繳納或是拒絕繳納房貸的人中，一些人是因為遭遇了天災，比如鄭州的暴雨；一些人則受困於大環境，比如疫情導致的行業衰退和失業；還有一些人，是為了自己曾經對金錢的野心而受到了教訓。

還不上的房貸

當糟心的事情足夠多的時候，斷供，反倒成為了一件「輕鬆事」。

張蕾記得，接到銀行的函件時，是2021年夏天裡特別熱的一天。函件里傳達了一個意思：她已經6個月沒還房貸，再還不上，她的房子就要被拍賣了。那天，她去約閨蜜吃飯，想借點錢。她的傘掉在了公交車上，還坐過了站，最後在太陽暴曬下走了半個小時。那頓飯花了她220塊，是信用卡里最後所剩無幾的額度。閨蜜最後說：「我真沒錢。」

她當時被一種憤怒又失望的情緒支配，便做了個決定：「這房貸我不還了。」

那一瞬間，她甚至覺得輕鬆了，拆東牆補西牆的日子她已經過夠了。2018年初，她熱衷於投資P2P，拿全部資產投資了12個平台。早年間，買P2P確實能賺錢，一年時間，40萬元就變成了60萬。那段時間，她是家人和朋友眼中的投資達人。閨蜜父親病了找她借錢，她二話不說就借出去5萬。當時她覺得房價還能漲，又拿50萬在老家河北涿州首付買了套房，每個月要還4000多房貸。三個嬸嬸信任她，把三家人的養老錢都交給她管理，湊了個30萬的整數，也拿去買了P2P。

就連她自己，也在上海一家P2P平台做運營，管着一個5個人的團隊。所謂財富自由的生活，就是靠利息的被動收入也能過好日子，她覺得她就是。P2P里的數字還在增長，鮮紅色的房本是她的依仗，那時候，她覺得自己無所不能。

如今回看，她精準地踩中了所有的雷區——P2P、環京房地產。隨後，壞事接連而來，12個P2P平台全部暴雷，無一倖免，她在涿州的房子也從1萬4一平跌到了8000多一平。很快，疫情來臨，就連她的工作也丟了，並且，有着P2P從業背景的人很難找到新工作。幾個嬸嬸甚至專門來上海找她要錢，她東拼西湊將親戚的錢還了一部分。但房貸已經6個月還不上了，交給中介賣還賣不出去，找閨蜜借錢也被拒絕。

她已經山窮水盡了：「你告訴我還能怎麼辦？」

如今，還有許多張蕾的故事正在發生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發布的《2021年度中國槓桿率報告》寫到：「從近兩年看，銀行起訴房貸違約斷供的案件大幅增加，法拍房數量也暴漲，從2019年的50萬套，增長至2021年的超過160萬套。」

有網友總結髮現，4年來，阿里平台法拍房數量激增了187倍，2017年至2019年法拍房的增長率尤其巨大。

儘管法拍房最主要的來源其實是擔保和破產，斷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在充滿着疫情、裁員等壞消息的當下，無論人們有沒有斷供，似乎都能或多或少從這些故事中感受到一些熟悉的情緒，比如壓力和焦慮。

就在上個月，一篇《燕郊斷供者的自述》在社交平台廣泛流傳。這篇文章的作者於2017年置換房屋，在河北燕郊買下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總價426萬元，貸款298萬，月供16800元。結果一晃4年過去，燕郊房價腰斬，他的房子跌到了240萬，等於賣了還要倒貼銀行五十多萬。他決定斷供，結果斷供之後被銀行起訴，還要承擔利息、罰息、案件受理費、起訴費等費用，將近20萬。

這是一個聽起來有些荒誕的故事，但法院文書上的白紙黑字顯示着，這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實。

對很多普通人來說，這輩子能欠下的所有債務中，房貸應該是數額最大、償還時間最久的一筆欠款。《2021年度中國槓桿率報告》顯示，我國房地產資產在居民總資產中占到了三分之一，而住房貸款超過了居民債務占比的一半。

還有一些數據，直接反映了一部分人償還房貸的難度。《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中國30-40周歲群體中，住房貸款總額是家庭年收入的11倍，其中，占比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中，貸款總額達到了他們年收入的32倍。對於這些人來說，這部分家庭每年僅房貸的利息支出，就將近全家收入的兩倍。

穩定地還房貸，需要穩定的生活，穩定的收入，甚至需要一點運氣。在無力繳納或是拒絕繳納房貸的人中，一些人是因為遭遇了天災，比如鄭州的暴雨；一些人則受困於大環境，比如疫情導致的行業衰退和失業；還有一些人，是為了自己曾經對金錢的野心而受到了教訓。

當一個人的收入無法覆蓋每年的貸款支出，一旦出現房價下跌，斷供就很有可能發生。

被拍賣的房子

如今，遼寧瀋陽的劉楚覺得自己最幸福的時光，就是剛買房的頭兩年。那時他是借錢買房，首付是借的，裝修的十萬也是借的，接下來每個月要還5000多元的房貸。他覺得只要自己足夠努力，這些債務不是問題。

每天走進小區大門，他都會習慣性抬頭看一眼自己的家，四樓家裡的客廳玻璃上，貼着媳婦剪的「福」字窗花。「那時候覺得生活里的一切都是新的。」

有時候，有壓力不是壞事。劉楚工作極為拼命，他是一家三星級酒店的帶班大堂經理，一個月掙5500元。除此之外，由於他會開叉車，還接了個家附近的快遞站點的兼職。他的妻子是山東人，在另一家酒店當保潔員，一個月收入4000元。

孩子三歲的時候，媳婦又懷了二胎，劉楚覺得是時候拼一把，弄一個自己的家了。他們在瀋陽買了套98平方米的三居，交了30多萬首付，成為了房奴。2019年交房之後，他們住了進去，那時家裡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連電視機都捨不得買。

但疫情改變了很多行業，酒店業更是遭受重擊。劉楚常安慰妻子，疫情肯定很快就結束了，到時候酒店的生意就會好起來。但事實卻是，他所在的酒店客源一下子少了40%。酒店行業是一個存量市場，競爭本來就激烈，作為加盟商，劉楚的老闆在價格最貴的時候加盟了酒店，現在已經到了連管理費都交不起的地步。劉楚每天活在恐懼中，每天第一個到酒店工作，最後一個走，就是不想被裁掉。

但該來的還是來了。最先失去工作的，是他的妻子。實際上，自從生完孩子之後，他妻子所在的酒店就對外宣稱停業整頓，實際上是發不出工資了。到了2020年4月，酒店開始營業，但還是沒有讓一個保潔員上班，只留了兩個前台和一個保安。妻子只好在家裡帶孩子，丈夫的工資成了還房貸的希望。

又過了兩個月，劉楚所在的酒店也停業了，所有員工回到家裡等通知，什麼時候覆工沒有消息。那是2020年6月，劉楚一家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他開始做更多兼職，結果開叉車的時候，翻車了，腿骨骨折。

為了生活下去，他們一家人開始刷信用卡，「以貸養貸」。撐了幾個月之後，這一招也行不通了。父母想幫忙，但是幾畝地一年的收成，加起來都還不了兩個月的房貸。母親便過來幫忙帶孩子，有一天，劉楚發現母親瞞着他接了一個掃大街的臨時工的活兒。他工作丟了沒有哭，腿骨折了沒有哭，法院的函件寄過來時沒有哭，但看到母親掃大街的時候，他忍不住哭了。

再後來，法院要拍賣他的房子，他的心情反倒平靜了，心想，「拍吧拍吧，趕緊拍吧，讓這一切趕緊結束吧！」他的房子拍賣到第二輪才拍出去，110萬買的房子，最後只拍到82萬，加上律師費、評估費，算下來這些年他還賠了30多萬。之後，他們一家人搬去了妻子的山東老家。

搬走之前，他又繞路回去看了眼自家的房子，妻子貼的「福」字窗花，還在窗戶上。只是，那已經變成別人的房子了。

同樣受到疫情影響的，還有河北人王樹。王樹老家在三河，2017年，他用零首付的槓桿，貸款126萬，買了一套總價181萬、不到90平方米的房子，每個月還7000多元貸款。這房子他很滿意，距離地鐵燕郊站不到800米。

但疫情改變了穩定的收入。他原先有一個副食店，老婆也開了一個化妝品店，疫情之後，兩個店都沒有生意，最終只能關門。家裡還有三個孩子，他做工程的錢又被人挪用了，隨之就交不上月供了。「壓力太大了，大到不知道該幹什麼了，房子眼看着就要不屬於我們了。」

王樹想讓中介幫忙賣房子，但一直賣不出去。後來斷供一年多，銀行就把房子拍賣了。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才成功，房價打了7折。同時，銀行還起訴他，起訴費、律師費、房子評估費，加在一起還要掏8萬元。

「沒想到買了個房子，最後房子不屬於我，多付出七八十萬，現在債務還有30萬。」王樹說。

被格式化的生活

無論對誰來說，斷供都是最後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斷供人從此將承擔的，是以失去生活為代價。

北京金訴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佳紅，從2006年開始從事房地產訴訟相關業務。十多年時間裡，她處理過的房地產訴訟涉及的人數上千。

「2020年的時候，一個客戶找到我們。他買的是北京大興的一個項目，一平方米五六萬，但是他覺得開發商交付的房子有很多質量問題，跟開發商當時的宣傳差別也比較大，加上房子價格已經跌了，他自身經濟上也有很大壓力，在維權的過程中，就給斷供了。」

王佳紅表示，在中國，如果你擅自斷供的話，首先從購房人和銀行的合同關係來說，你就沒有履行合同的還款義務，可能會在信用上被列入黑名單，以後你再貸款可能就會有很多限制。如果銀行起訴，你成為了被強制執行人，你的名下所有資產都會被用來還債，以後還會被限制高消費、限制交通工具等。

在河北三河買房斷供的王樹，就被列入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被限制了高消費。「不能坐高鐵和飛機了，那時候在內蒙古跟老闆開車，老闆去別的地方，我都去不了，收入也會降低。」現在，他靠在北京開網約車還債，一天跑十一二個小時。我們聯繫他的時候，都只能在深夜等他收車回家之後。

當一個人走到了成為失信被執行人這一步的時候，往往意味着他生活的一切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用貸款做生意失敗導致斷供的徐磊的話來說，「就是生活被格式化了」。

房子被拍賣只是一個開始，並不是一個結束，因為一切都要從頭再來，首先要解決的，是債務問題。徐磊2018年在廣東韶關貸款買了房子和車子，到了年底，又開了家加盟的咖啡店。他懷着極大的熱情去總部學習調製咖啡，每一款甜點都要用最好的原料。口碑之下，他日流水達到了3000元。

很快，他犯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個錯誤——找了一個不靠譜的合伙人，再次貸款開了一家分店。結果到了2020年年初，疫情讓他的店沒了生意，就連招來的店員都跑路了。店鋪沒了收入，只能關張。

但疫情時期，店鋪轉讓很難，只能退租，他一下子背上了70萬的外債。除此之外，房貸、車貸都還不起了。催債的除了銀行，還有催債公司，各種警告短信、催收短信都來了，就連父母那邊都接到了威脅電話。「那段時間父母就在電話里哭，問我是不是犯了什麼事了。」

他想過一了百了，但有一天，父母連夜坐火車趕過來，帶了一大堆家裡的蔬菜和土特產，就在那個即將不屬於他的房子裡每天給他做飯，他決定先熬着，熬過多久是多久。再後來，房子也不屬於他了，以8折的價格被法院拍賣掉。父母到處找人借了一筆錢，他又賣了車子，還上了一年班，外債才慢慢還完。

聽說深圳好找工作，徐磊又去了深圳。現在的他，像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那樣，又開始了重新擠地鐵、租房子的生活。只是年齡已經30多了，當初那股生活的熱情已經消失了，「但也更踏實了，不做發財夢了」。

在斷供消息不時閃現的背後，改變正在發生。過去這十多年裡，房子的話題常常伴隨着人們對於財富升值的渴望。然而，隨着社會環境和政策的變化，人們對於房子的態度也在發生轉變。

律師王佳紅表示，從2006年到2011年，接的案子都是商品房質量的糾紛為主。從2011年到2017年，關於小區配套的糾紛就比較多了，比如規劃問題、公共部位減配問題，這時候，人們從最開始只注重房子本身，升級到了小區的配套上。到最近這兩年，就明顯發現倒退了，商品房連按期交付都成問題了。

「經濟形勢好時，業主很少要求退房，更不用說斷供了，因為房價一直在漲，只要你在還房貸，你的財富就是在升值，即便房子質量問題不太好，人們也不願意放棄房子。但是當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房價下跌時，很多人就會覺得，哪怕是房子本身並沒什麼問題，但是我覺得它價格高，而別人買的時候價格低，所以我這個房子就不想要了，想停止還房貸的想法就出現了。」王佳紅說。

然而，真到了斷供這一步，當生活被格式化，人們的日子也只能繼續過下去。決定不還房貸的張蕾，聽了律師的建議，最後還是決定跟銀行協商，「拼了命也要把房貸還上，然後將房子想辦法自己賣掉」，被拍賣只能是自己虧得更多。遼寧的劉楚，在房子被拍賣後，回到妻子的山東老家住，他的家庭地位變成了上門女婿，日子是「過一天算一天」。徐磊在還完債後，現在的生活重新回歸了穩定，他所得到的最大的教訓是，「人要有敬畏之心」。

他們的故事，就像那個燕郊斷供自述的作者所總結的那樣——「我幾乎失去了一切。這幾年好好掙錢還賬，爭取早日能見得了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