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鎮跋扈貪富地，山東群起抗清廷 ｜《傲雪孤梅》（三）

文/清簫

 

上回說到，史可法遭馬士英出賣，福王朱由崧在馬士英、四鎮和盧九德擁戴下黃袍加身。

史可法雖對馬士英的背叛深感遺憾，但依然以大局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達南京燕子磯；半個月後，福王於五月十五日稱帝，建立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

然而，高官間的矛盾並沒有隨繼統大事塵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極前不久，一些大臣見史可法略顯失勢，旋即轉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為南京兵部尚書，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決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後，他自然是新內閣首輔的不二人選。諸文臣也推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進內閣。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勛臣魏國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調，竟以「勤王無功」為由指責史可法「該殺」。

與此同時，另一位勛臣的表現也值得關注，他便是大明開國元勛劉伯溫的後裔——誠意伯劉孔昭。劉孔昭攘臂自薦，也要爭內閣一席之地，引得眾人一片譁然。反對者說，本朝自開國以來從未有勛臣入閣之例，而劉孔昭聽後當即勃然大怒，懟道：「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來，劉孔昭爭入內閣是虛，推舉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動他並非易事。朱由崧決定任命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馬士英、高弘圖也一併入閣。

馬士英得知後非但不高興，而且勃然大怒。他做夢都想當內閣首輔，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於是怒氣沖沖地將史可法以前反對朱由崧的言論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敵當前，軍務為重，於是自請外出督師。雖然史可法的加銜高於馬士英，但事實上已被排擠。當時許多文臣極為憤怒地說，這無異於「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弘光朝廷剛成立時，史可法、高弘圖的設想是朝中要職均由正臣君子擔任，但不久後，高弘圖、姜曰廣等人也遭到排擠。

據李清《三垣筆記》記載，馬士英為穩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對朱由崧說：「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為臣與四鎮出力，而其餘大臣都主張擁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眾人都必將擁立潞王。」朱由崧信以為真，感動得淚如雨下，之後一切朝廷大事都委託馬士英。但其實，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議時支持的是桂王。

馬士英和四鎮勾結將朱由崧擁上皇位，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四鎮跋扈，尾大不掉。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四鎮原本毫無功績，卻因擁戴福王自詡「立下大功」，並獲封爵位，愈發驕傲蠻橫，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視弘光帝為傀儡。弘光帝和馬士英本想靠四鎮鞏固自身權力，卻適得其反。

四鎮究竟囂張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時引用聖旨，高傑竟公然頂撞：「聖旨、聖旨，什麼聖旨！你見過皇極殿裡有人走馬嗎？！」黃得功的行為更猖狂，有次他跪聽使臣宣讀詔書，當聽到不滿意的內容時，竟不顧禮節，站起身掀翻桌案，並破口大罵：「去！速去！」（姜曰廣《過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鎮一般跋扈。

然而四鎮的囂張氣焰只針對自己人，對外卻像縮頭烏龜。比如劉澤清，明朝滅亡前崇禎叫他火速勤王，他卻不顧國難，拒絕奉詔；大順軍攻入山東後，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國後，四鎮樂不思蜀，只想爭奪富庶繁華之地。其中，揚州是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爭相占據之地。高傑搶先抵達揚州城外，而揚州百姓很清楚高軍搶掠成性，所到之處屍橫遍野，斷然拒絕他帶兵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七日命令大軍攻城。

史可法聞訊後，趕忙跑來勸阻。高傑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賊心虛，便趁夜間倉促掘坑埋藏屍體。次日早晨，高傑惶恐不安地來到史可法的軍營，「辭色俱變，汗浹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對他坦誠相待，語氣溫和，高傑見狀大喜過望。

但高傑依然「防可法甚嚴」（李清《南渡錄》），一切出入文書一定親自過目後才肯傳遞。經過不懈努力，反覆談判，史可法終於將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給高傑屯兵。

可惜，史可法雖有一腔報國之心、收復中原之志，卻被文臣武將各種內鬥拖累，分身乏術。

當時北方的環境其實很利於南明。大順軍已經西撤，清軍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間始終沒有南下，山東和河南東部長達幾個月都處于歸屬不定的狀態，倘若南明組織一支齊心協力的軍隊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實在不該偏安一隅。

有識之士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對於跋扈的四鎮「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議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為自己已經大權旁落。四鎮連聖旨都敢不敬，更不會心甘情願聽史可法指揮。從別處調兵也不切實際，因為極可能激起四鎮不滿，引發內戰，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時已無異於獨立軍閥，鄭芝龍、方國安等將領也各圖私利。當時南明半壁江山坐擁逾50萬軍隊，無論經濟還是軍事上都比滿清、大順更有優勢，完全可以趁兩方鷸蚌相爭之際出擊，但可靠之兵將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內心接連遭受打擊，恨鐵不成鋼：「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史可法集》卷二）他當然也期盼南明大軍以氣吞萬里之勢齊心北上，然而這樣的雄壯之師來得太遲，他也無法看到自己死後鄭成功與張煌言聲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動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續了晚明渙散不合的風氣。

回顧1449年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後明朝為何還能延續200年？正是因為以于謙為首的朝廷依然有強大的向心力和組織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新君，嚴令軍隊出城拼死一戰，凡後退者斬，最終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那時朝堂之上文臣穩定，又有于謙等救時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穩。

到晚明萬曆朝，從「爭國本」開始形成黨爭。而到南明時，既失去了最權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為繼統問題激烈內耗，又過分依賴武將，被四鎮和姦臣趁虛而入，君與臣、文臣與文臣、文臣與武將、武將與武將之間各有矛盾，盤根錯節。反清復明的英雄義士不勝枚舉，許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強太多，足見朝廷令人失望。

 

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關戰役清軍擊敗大順軍起，滿清理論上已成為中原漢人共同的勁敵。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大順滅掉明朝，只是亡國改代，復興明室不過是君臣權貴的責任；但滿清入主中原在當時看來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會否披髮左衽，漢人傳統文化與仁義禮樂能否延續，都是未知。

山海關大戰過後，多爾袞一度強制沿途官民剃頭髮、留長辮，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軍雖然占領全國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穩固，許多漢人向南逃竄，抑或揭竿而起。

楊士聰記錄了當時南逃的狀況：「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弟聯䑸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這還只是他知道的，其餘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東和河南東部甚至長達三個月都處於近乎無政府的局面。其中，山東的起義多為自發，沒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東許多地方依然不願降清。

九月，青州發生一起奪城殺官的事變。有一名將領名叫趙應元，曾歸屬於大順軍，但當時大順軍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軍隊相當於一支孤軍。二十九日，他領兵奪門攻入青州城，之後派步兵登上城頭，自己率騎兵沖向部堂轅門。

此時青州名義上已歸清廷管轄，負責招撫山東、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鰲永就在城內。他看到趙應元時，起初以為是來投降的「反賊」；當發現趙應元的將士兵器露刃，蜂擁而上，他才恍然大悟：這是來奪城的！

王鰲永倉促逃向上房，又聽到震天動地的喊叫聲，於是趕忙翻牆躲進居民家中。趙應元以重金懸賞，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鰲永；捉到後下令將其處斬。

趙應元奪取青州後，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計劃於十月八日擁衡王登基。但衡王沒有絲毫喜悅，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腫得像桃兒。原來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現在趙應元扶他復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願不願意，趙應元都沒有回頭路。他打算長期抗清，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周邊昌樂、壽光縣等地的反清義軍將領趙慎寬、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來青州聯絡，共商大計。

青州之變很快驚動清廷。據《清史稿》卷226，清方將領和托率軍征討，與巡撫陳錦、總兵柯永盛會師，直逼青州。

已經降清的李士元向清軍獻上一計。他進入青州城騙趙應元說，如果趙應元降清，將不追究其將士任何罪過，清廷定將賜他「通侯之賞」。清方為使趙應元相信，約定雙方歃血，對天發誓。趙應元信以為真。

既已歃血起誓，趙應元於是卸下防備，當晚於北門瞻辰樓大擺宴席。樓內歡天喜地，城外卻是伏兵四起。趙應元等人尚沉浸於酒樂之際，忽聽一聲炮響，李士元及隨從當場擊殺趙應元。清軍隨即攻入城中，斬殺趙軍殘餘。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東反清義軍一度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令清政府焦頭爛額。如《即墨縣誌》記載，郭爾標倡眾起義，其餘義軍與其響應，「眾十餘萬，號十四營，環圍即墨」。

山東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為之前大順在取代明朝占領該地後免賦免稅，頗得民心，而清政府占據後繼續征賦稅。很多百姓貧困，有些人長期不務農業，無可繳納；反清隊伍中有人搖擺觀望，但一聽說官府要開徵，立即又堅定反意。可見明清易代之際北方百廢待興。

1644年夏秋，山東和河南局勢非常複雜，漢人當中大順與明朝殘餘勢力對立，漢人又與清朝對立，不少地區打出「復明」旗幟，像趙應元這樣的前大順將領也一度想以復明為名。如果兩面夾擊，南明或許能收復舊河山。

然而，弘光政權的內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澆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側」為名發起內戰。所謂「偽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為何登上燕子磯放聲痛哭？且見下回：偽太子轟動朝野，左將軍叛變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