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越管越嚴 致富之路越走越窄

中國人把矛頭對準制度不公和習近平惡政

經濟差、錢難賺,到底是誰的錯?不管是美國智庫的調查,還是美國之音的採訪,都清晰顯示,和以前相比,現在的答案有了明顯變化。

在習近平執政之初,人們更多地把矛頭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強嗎?是我努力不夠嗎?是我性格不好嗎?

而隨着習近平第三任期的開始,中國經濟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壓持續加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不再苛責自己。多位受訪者表示:是政策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問題。

答案顯而易見。哪怕是和十幾年前做比較,中國人看上去也已經沒有那麼老實可欺。但一位袍哥後人告訴美國之音:也僅此而已,中國人有選擇自殺的勇氣,但沒有血性去反抗中國的執政黨。

袍哥後人的家庭辯論

錢難賺,已是共識。錢為何難賺,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個家庭甚至也有分歧。來自中國西部省份,在建築行業工作的強先生,向美國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強先生的曾祖父曾是當地舵爺。舵爺是袍哥會的頭牌大哥,袍哥會是活躍於清代、民國的民間秘密社團組織。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對待。我的爺爺、父親和我,對共產黨都看不慣,」強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但對於他為什麼賺不到錢,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親、母親,還是表哥,都認為我是個人能力不夠,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聰明一點,在國內是所謂的中產。但在我這個明眼人或者有認知的人的眼裡,賺不到太多錢就是整體的大環境,加上國內政權結構造成的。」

強先生曾憧憬財富自由,他認為官方政策導致了變故。「2017年的時候,我爸買了一輛重汽王牌的藍牌自卸車,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當時,老闆給他加油,車輛有問題的話會維修一下,一個月就可以賺一萬二。因為生意好,當時家裡計劃着年底再給我買一輛。但是因為2017年環保風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車賣了。」

他介紹,因為2017年環保風潮,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兩萬多家中小的民營家具廠倒閉,「環保確實利國利民,但是政策實行得太急,實施過程中有很多不正當利益勾當,在我眼裡就是勞民傷財,就是專門坑老百姓的。我鄰居有個小伙子開餐館,也被環保部門要求搞一個類似空氣污染回收器的東西,而且要從指定的商家購買,要花二十萬,其實普通商家兩三萬就能搞定」。

認為失掉了在國內的機會後,強先生兩次通過勞務中介到國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幣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幣一天,雖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國內強點。」目前在中國的他,正等着下一次出國工作的機會。

「習近平最能折騰」

清官難斷家務事。但數據顯示,強先生更是一個「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辯論里獲勝。根據來自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報告,一項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導致生活貧困的因素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個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據這一報告,機會不平等、經濟制度的不公平分別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進行的類似調查中,機會不平等分別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經濟制度不公分別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報告同時顯示,過往20年,在導致生活貧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夠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調查顯示,中國人的認知發生了改變,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夠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責自己,看上去能夠引起足夠的共鳴。活躍在北京、廣東等地的一位短片導演告訴美國之音:「共產黨管得太多,讓我這樣的無名之輩,當然也讓很多年輕人失去了獲得知名度的機會。抖音短視頻火的時候,他們要管;短片導演參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場火起來了,他們也要管。管起來 – 這是他們的慣性。」

這位導演提到,中國國家電影局7月初發出新要求,短片參加境外電影節,由境內第一出品單位或送展法人向國家電影局備案,「雖是備案,但他們很有可能要審劇本的。」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資深媒體人告訴美國之音,個人努力難敵政治鐵幕。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大家其實也不滿意,但現在比較起來,習近平還是最能折騰的,而且不知道他還要折騰多久,「媒體行業完全變質,做一點有價值的深度報道難上加難,我這種想幹事業的人心灰意冷。」

認為個人的困窘源於大環境而不是個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規模浩大的驗證。中國網紅李佳琦在網絡直播中銷售79元一支的眉筆,有網友嫌貴,李佳琦回應「有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麼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他的說法引來了群體憤怒,在如潮的「誰不想漲工資?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願嗎」的質疑聲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萬。

無聲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謂習李新政第一年,《無聲的革命》一書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所謂「無聲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後,窮人的孩子悄無聲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此書披露了中共幹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幹部子女比例超過專業技術人員、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一時被輿論聚焦。

時過境遷,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認為,當下的情況越來越突出,農村學生進入好大學讀書的比例明顯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華,農村學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較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復旦、同濟這樣的高校,來自農村的碩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軍同時告訴美國之音:「上海的情況,父母是公務員的,孩子考上公務員的比例可以說相當高,至少是60%以上。從官員階層的子女中間產生新的官員,這就是比較典型的階層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業,公務員的子女、官員的子女也是比較多的。越有權的部門,越有錢的部門,階層固化越嚴重。」

他認為上海本地人考公務員至少有三個優勢:會講上海話,對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較了解;有信息優勢,知道哪些崗位的公務員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腦子靈光,還沒有考取公務員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個單位去實習或者做雇員,象徵性地拿一點錢,以後考公務員就簡單很多。

外地學生考公難,不只發生在上海。在廣州海珠區一家設計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華告訴美國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為房地產政策的影響,我們公司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現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總體情況穩住了。我的基本工資3200元,做一單業務的獎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時備考公務員。但現在名校生、碩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這種從湖北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出來的,真是沒有信心。」

他認為,公務員考試總體透明,但面試環節的人為因素會多一點,「廣州有親戚,但也不是公務員,所以得不到任何幫助」。

關注當代大學生命運流轉的中國作家黃燈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的大學生整體上越來越原子化,精神上越來越孤寂。

「市場經濟的衝擊和網絡的隔絕,讓學生們孤立無援。讀大學、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買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臨很多挑戰。他們沒辦法放鬆,沒辦法不焦慮。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來自家庭的依託,」她說。

逃離

多位受訪者告訴美國之音,他們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

在中國的社交群組裡,強先生時不時和群友分享走線和移民的消息。「我個人的規劃,就是先通過海外務工出去,多掙點辛苦錢。趁年輕身體好,腦袋還能轉得快一點。」他告訴美國之音,「存點錢以後還是要找機會到國外定居。因為國內對年輕人來說,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認為中國不會有改變:「我爸我媽知道執政黨壞,但是他們也沒說過反抗。我表哥也沒想過反抗。這段時間國內很多跳樓的、自殺的,他怎麼反抗啊。我們中國人,我感覺是沒啥血性了。」

認為個人努力難敵政治鐵幕的資深媒體人也透露,他正聯繫幾個國家的朋友,看看去哪個國家最好,哪個辦法最穩妥。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確定性帶給人們的焦慮。邱家軍表示:「12年觀察下來,習近平不是不想幹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國的就業,特別是年輕人的就業,你解決了沒有?教育,特別是教育公平,你解決了沒有?第三,醫療保障你解決了沒有?第四點就是住房,加上社會保險,這些你解決了沒有?別的不說,你哪怕是能夠解決其中的一條,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國政府從上到下,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緻密的網狀結構。基層政府是這個結構,高層政府也是這個結構,總體上導致社會比較固化,流動性比較差。實際上,這種固化是當權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為之。三中全會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離也在中國內部發生。黃燈女士在讓她聲名鵲起的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義般飆升的房價,徹底瓦解了學生們在大城市奮鬥的念頭,除了「喪」,除了選擇逃離,他們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現實理由。她認為「房價的失控和飆升,直接影響了學生對現實的感知和畢業去向」。

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在中共高層始料未及的房地產危機中有所回調。美國之音聯繫黃燈,詢問她對大學生的「喪」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正忙工作的調動,而且該講的我都已經講過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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