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人：這是甚麼日子呀 甚麼時候結束啊！

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我確信，任何一個僑居海外的中國人，或者是僑居他國的任何一個異鄉人，只要他想，周末或者任意的那一天，拿起電話，就可以撥通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角落，向其親人傾訴衷腸！

包括那些堅決反共、僑居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也包括那些逃離戰亂頻發的阿富汗、索馬里、敘利亞的難民，他們都可以利用發達的現代通訊工具，和父母、親人敘說思鄉之情，打聽鄰里朋友的消息；有些中國異議人士，還能將父母接出來在海外團聚，有的甚至還能返回中國探親訪友。

但我們維吾爾人卻不能，世界上哪怕是最貧窮、最不發達、戰火紛飛的國家或地區的百姓能夠享受的基本通訊權力，我們沒有，也都被中國殖民者無情的剝奪！

周末給家裡打電話，對我們維吾爾人而言，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更多的時候是一種痛苦的折磨；我們既無法打通電話，也不能將父母接出來；更甚，我們絕大多數的維吾爾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親人是否還活著，更遑論知道鄰里朋友消息了。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力坤．艾沙先生，先是在去年的年初，輾轉得知母親幾個月前已在集中營去世；然後，在今年年初，又通過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宣傳視頻得知，父親也已去世幾個月了；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去世的。

澳大利亞的女詩人法特瑪（Patime）女士，也是在最近輾轉通過聯合國得到了消息：她苦苦尋找的父親，已經在幾個月前去世了。

另一位在土耳其的維吾爾父親，在尋找回國探親妻兒一年多之後，突然，在中國環球網宣傳維吾爾兒童『幸福生活』的視頻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個兒子，然而，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仍然是杳無音訊。

和大多數維吾爾人一樣，幾個月前，我也通過不同渠道，輾轉打聽到的消息是：我母親還活著！

但幫我打聽的人都沒有親眼見到我母親本人；一位朋友告訴我，我給的電話號碼那邊的一人打過去，確有一位維吾爾老人接電話，根據口音確認應該是我母親；另一個朋友通過他人打聽到伊利夏提的母親還在；但都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這輾轉傳來的消息，一點都沒有減輕我的焦慮。

如何確認母親還健在的消息，使我在痛苦中煎熬了一兩個月，上個月底，我依然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個電話，哪怕是不說話，聽一聽母親的聲音也行；已經有四年沒有聽到母親的聲音了；衹要電話打通了，母親一定會說甚麼，我能確認母親的聲音；只要聽到了母親的聲音就可以稍微放心了。

兩星期前的一個周六，起了一個大早，開車來到家附近一個寂靜的小公園，把車停好，然後拿著手機稍微猶豫了一會兒，最後毅然決然地撥通了電話，「嘟嘟、嘟嘟嘟……」；似乎是極其漫長的等待之後，傳來一位漢人女士清脆的聲音：「您撥打的電話是空號……」，查一下號碼，再打過去，仍然是沒有人接，嘟嘟之後，還是那位漢人女士清脆的聲音。

一兩個月來的忐忑不安，焦急的期盼，又轉為了無盡的憂慮和煎熬！怎麼會是空號呢？不是那邊打電話有人接了嗎？

這是自2016年8月底和母親最後一次通話之後的第幾次呢？我也不記得了，我像個病人一樣，每隔幾個月，實在受不了那種思念、那種母親是否還健在之不確定的煎熬時，會打個電話試一試；每次都是那無情的清脆之聲粉碎我的僥倖夢想。

兩個月前，有人輾轉從歐洲給我傳來消息：我的大妹妹和二妹妹，在奎屯的一個集中營里關押著，消息源因擔心其還在家鄉親人的安危，不能站出來；根據傳來的消息：大妹妹，和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大女兒都在奎屯集中營。

兩個妹妹在集中營的消息，既是預料中的，但又是我刻意迴避面對的一個事實；但一經確認，仍然使我完全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憤怒、悲觀、內疚、自責、無助，時時刻刻折磨著；白天工作無法專心致志，晚上，輾轉難於入睡，常常是半夜醒來一個人坐著發呆。

每天從早到晚，滿腦子是問題，大妹妹是單身母親帶兩孩子，一女一男；二妹妹兩個女兒；大妹妹的兩個孩子在哪兒？他們也在集中營嗎？二妹妹的小女兒在哪兒？三妹妹一家四口，她們在哪兒？也都在集中營嗎？是在哈密的集中營呢，還是在別的甚麼地方？假定母親在家，那誰在照顧她？

電話鈴響了，把我從無頭緒的無數個「為甚麼」中拉回了現實，是妻子打來的，問我去了哪兒？大早晨怎麼不在家；我吞吞吐吐的告訴她，我在家附近小公園，試圖給母親打電話；「你怎麼這麼自私呢？你證實了母親的健在能改變甚麼？你給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給你的妹妹帶來的還不夠嗎！我不也一直沒有消息過嗎，你就不能忍一下嗎」話沒有說完，電話那頭妻子的聲音開始哽咽了。

我默默地聽著，妻子最後哭著說完：「這是甚麼日子呀，甚麼時候是個結束啊！」就放下了電話。

我機械地啟動汽車，在茫然中無意識的將車開回了家。

新的一天，這個除了維吾爾人以外，地球上大多數人都以睡懶覺、與父母親人分享歡樂的周末，對我這個維吾爾人而言，要從擦乾自己的淚水、舔舐自己的創傷，用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空話，安慰同樣沉浸在無盡思念親人之痛苦煎熬中的妻子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