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这是甚么日子呀 甚么时候结束啊!

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确信,任何一个侨居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是侨居他国的任何一个异乡人,只要他想,周末或者任意的那一天,拿起电话,就可以拨通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向其亲人倾诉衷肠!

包括那些坚决反共、侨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也包括那些逃离战乱频发的阿富汗、索马里、叙利亚的难民,他们都可以利用发达的现代通讯工具,和父母、亲人叙说思乡之情,打听邻里朋友的消息;有些中国异议人士,还能将父母接出来在海外团聚,有的甚至还能返回中国探亲访友。

但我们维吾尔人却不能,世界上哪怕是最贫穷、最不发达、战火纷飞的国家或地区的百姓能够享受的基本通讯权力,我们没有,也都被中国殖民者无情的剥夺!

周末给家里打电话,对我们维吾尔人而言,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既无法打通电话,也不能将父母接出来;更甚,我们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亲人是否还活著,更遑论知道邻里朋友消息了。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先生,先是在去年的年初,辗转得知母亲几个月前已在集中营去世;然后,在今年年初,又通过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宣传视频得知,父亲也已去世几个月了;但不知道是甚么时候、在甚么地方去世的。

澳大利亚的女诗人法特玛(Patime)女士,也是在最近辗转通过联合国得到了消息:她苦苦寻找的父亲,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另一位在土耳其的维吾尔父亲,在寻找回国探亲妻儿一年多之后,突然,在中国环球网宣传维吾尔儿童‘幸福生活’的视频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儿子,然而,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仍然是杳无音讯。

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样,几个月前,我也通过不同渠道,辗转打听到的消息是:我母亲还活著!

但帮我打听的人都没有亲眼见到我母亲本人;一位朋友告诉我,我给的电话号码那边的一人打过去,确有一位维吾尔老人接电话,根据口音确认应该是我母亲;另一个朋友通过他人打听到伊利夏提的母亲还在;但都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这辗转传来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减轻我的焦虑。

如何确认母亲还健在的消息,使我在痛苦中煎熬了一两个月,上个月底,我依然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打个电话,哪怕是不说话,听一听母亲的声音也行;已经有四年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了;衹要电话打通了,母亲一定会说甚么,我能确认母亲的声音;只要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就可以稍微放心了。

两星期前的一个周六,起了一个大早,开车来到家附近一个寂静的小公园,把车停好,然后拿著手机稍微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毅然决然地拨通了电话,“嘟嘟、嘟嘟嘟……”;似乎是极其漫长的等待之后,传来一位汉人女士清脆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查一下号码,再打过去,仍然是没有人接,嘟嘟之后,还是那位汉人女士清脆的声音。

一两个月来的忐忑不安,焦急的期盼,又转为了无尽的忧虑和煎熬!怎么会是空号呢?不是那边打电话有人接了吗?

这是自2016年8月底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之后的第几次呢?我也不记得了,我像个病人一样,每隔几个月,实在受不了那种思念、那种母亲是否还健在之不确定的煎熬时,会打个电话试一试;每次都是那无情的清脆之声粉碎我的侥幸梦想。

两个月前,有人辗转从欧洲给我传来消息:我的大妹妹和二妹妹,在奎屯的一个集中营里关押著,消息源因担心其还在家乡亲人的安危,不能站出来;根据传来的消息:大妹妹,和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大女儿都在奎屯集中营。

两个妹妹在集中营的消息,既是预料中的,但又是我刻意回避面对的一个事实;但一经确认,仍然使我完全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愤怒、悲观、内疚、自责、无助,时时刻刻折磨著;白天工作无法专心致志,晚上,辗转难于入睡,常常是半夜醒来一个人坐著发呆。

每天从早到晚,满脑子是问题,大妹妹是单身母亲带两孩子,一女一男;二妹妹两个女儿;大妹妹的两个孩子在哪儿?他们也在集中营吗?二妹妹的小女儿在哪儿?三妹妹一家四口,她们在哪儿?也都在集中营吗?是在哈密的集中营呢,还是在别的甚么地方?假定母亲在家,那谁在照顾她?

电话铃响了,把我从无头绪的无数个“为甚么”中拉回了现实,是妻子打来的,问我去了哪儿?大早晨怎么不在家;我吞吞吐吐的告诉她,我在家附近小公园,试图给母亲打电话;“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证实了母亲的健在能改变甚么?你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给你的妹妹带来的还不够吗!我不也一直没有消息过吗,你就不能忍一下吗”话没有说完,电话那头妻子的声音开始哽咽了。

我默默地听著,妻子最后哭著说完:“这是甚么日子呀,甚么时候是个结束啊!”就放下了电话。

我机械地启动汽车,在茫然中无意识的将车开回了家。

新的一天,这个除了维吾尔人以外,地球上大多数人都以睡懒觉、与父母亲人分享欢乐的周末,对我这个维吾尔人而言,要从擦干自己的泪水、舔舐自己的创伤,用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空话,安慰同样沉浸在无尽思念亲人之痛苦煎熬中的妻子开始。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