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　中國”體制內良心”今何在？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領導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為中共黨內曾經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政策的倡導者和執行者，胡耀邦對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都有哪些貢獻？又為何被迫辭職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遺產對今天的中國究竟意味着什麼？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風雨中你昂起頭，冰雪壓不服。好大一棵樹，任你狂風呼，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有樂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樹》）

這是詞作家鄒友開1989的4月15日在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後，創作的詩歌《好大一棵樹》，後被譜成歌曲廣為傳唱，並成為中國民眾對他表達哀思的象徵。

胡耀邦忌日被上崗 高瑜：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35年過去了，中國民間對胡耀邦的紀念始終不斷，而當局則仍在採取嚴控打壓措施。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貼文說：「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國都有公民被上崗，從昨晚站到今晚，24小時限制自由。 這是什麼行為？ 這是『反黨』行為。」

她還說：「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風的領導人，深受人民愛戴，否則他的離世也不可能激發起中共執政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民主運動。 中共當前號稱『全過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領導人胡耀邦的第35個忌日，用上崗這種專制威懾，阻止人民的紀念，更是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體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顧

胡耀邦出生於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瀏陽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農紅軍。抗戰期間，他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委、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

中共建政後，胡耀邦歷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檢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國在撥亂反正時期和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主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要領導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黨內元老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檢討並辭職。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4月15日逝世。民眾自發對其悼念，並由此引發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胡耀邦的政治遺產與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後，曾對家人自評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好的名聲。」

對於胡耀邦的政治遺產，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總結說：「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大膽平反冤假錯案，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組織理論務虛會，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保護民主牆，反對逮捕異議人士，也保護黨內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政治改革討論，抵制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等。」

其一：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  

現在美國的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關「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真相併沒有真正被中國社會所了解。

蔡霞說：「直到2018年，（中共）還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功勞歸於後來的江蘇省委黨校校長胡福明，其實這裡有一個嚴重的歪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胡福明一個人的提出，真正要講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黨校這邊。」

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訴本台，1977年，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黨校內部提出要實事求是地判斷黨內的各種是非教訓，從而引發黨校內就如何看待毛澤東、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問題的討論，並率先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恰好，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胡福明此後不久也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最後，在胡耀邦主持下，將黨校內和胡福明的觀點整合修改，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由《光明日報》編輯部首發。這為文革後破除「兩個凡是」、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支點。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 消除「政治賤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開始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訴本台，雖然這些平反工作是從黨內開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點卻是在全國範圍。當時從幹部、右派、各領域精英到國民政府的留用人員和軍人，再到農村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上其親屬及被株連者，上億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復政治名譽，不再有「政治賤民」。

「他的這個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幾千萬、上億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覺得他心裡是懷着人民的，並不是上面有指示。沒有人指示他。」 蔡霞認為，胡耀邦平反黨內外各類冤假錯案的行動，在組織上打開了政治桎梏，為中共緩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也為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其三：主張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

胡耀邦在當政時期，還主張「解放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他曾在中央黨校內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的「四不」，主張各種意見都可以討論。這也體現在胡耀邦反對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並支持保留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眾在西單貼大字報，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時稱「民主牆運動」。1979年3月25日，當時的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提醒中國社會須警惕鄧小平成為另一個獨裁者。魏京生因此被當局逮捕，後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當年的6月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很明確地提出，他不贊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認為，胡耀邦在面對體制內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下，依然能如此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非常難得。雖然胡耀邦在當時看起來沒有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見，但這番話就已經足夠分量。

「因為共產制度說到底就是剝奪、壓制人們的言論自由。堅持要維護人們的言論自由、反對以言論治罪，這種主張對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就是對共產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說。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至今，一些學者依然認為，胡耀邦在任時期並沒有提出過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張，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續了「打倒四人幫」後有限度放鬆政治管控的趨勢。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經在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胡耀邦提出，我們要改革的不僅僅是計劃經濟，我們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要搞全面改革。」 她說，胡耀邦剛提出這一觀點時就遭到黨內很多人的反對，但是隔了一、兩年，他再次談到政改問題。

「胡耀邦的改革意識、解放思想，敢於往前走，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如果講這方面的魄力，沒有人超過他。」蔡霞認為，鄧小平後來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給政治體制改革劃下了不可觸碰的「紅線」。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為何在中共體制內無法存活？

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學者程曉農認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撥亂反正」的需要，是為了清算四人幫，讓老幹部回來。同時，胡耀邦也參與推動了改革開放，把共產黨的統治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但民眾的支持並沒能讓他得以繼續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終，他還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幹部打倒。

程曉農說：「他的悲劇本身說明，共產黨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想要憑着本心，多為民眾着想，而不是為一批官僚和他們的子弟着想，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為共產黨統治機器所不容的……。尖銳點的話就是說，共產黨的統治實際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開放。如果是容得了開放，這個統治就不穩定了。」

蔡霞也認為，胡耀邦並不是一個中共體制的反叛者，他並沒有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胡耀邦的假設還是「黨和人民是一體的」，黨做了錯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黨弄好。而中共實質上就是一個邪惡的恐怖主義組織，兩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裡從來都是裝着有人的。他把每一個人當人，而共產黨把每一個當工具。這個本質上是不同的。」 蔡霞說，「你要站在人民一邊，那跟共產黨的謀私利，它就是極端對立的。」

胡耀邦與鄧小平、習近平的差異

作為中共曾經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胡耀邦與鄧小平及習近平有怎樣的差異呢？

「胡德華的名言是，鄧小平搞改革是為了救黨、胡耀邦搞改革是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認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就是他一心為民的最明顯例證。同時，從胡耀邦很多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於黨的位置，而鄧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這個位置上。

蔡霞認為，雖然鄧小平也講改革，但他與胡耀邦有着本質的不同：「鄧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產黨本質上的生存的權宜之計，而胡耀邦他們不是。他們本着一種信念，經歷了風雨、經歷了坎坷，他們還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國 ）推向前進。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所以註定了鄧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習近平不是一條路上的人，而且註定了習近平會比鄧小平倒退得更厲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旨在實現黨內民主、保護不同意見，並且限制老幹部們的權力。習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不過其目的卻是幫助強化其黨內權位。胡耀邦支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而習近平卻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次數的限制，為實現專制獨裁鋪路。她說：「習近平一上台就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就沒有講過黨內民主，也不講人民的民主。」

呼喚體制內良心 促成中國早日民主化

談到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訴本台： 「胡耀邦的這段歷史，證實了中國老百姓可以擁有的東西。如果他沒有被打壓，現在的中國會不會更好？如果沒有習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個樣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現在的中國會完全不一樣。」

蔡霞也強調，現在紀念胡耀邦，不等於是期望習近平能夠繼續深化政治改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現實意義在於對於呼喚黨內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產黨是壞的，但不等於共產黨里的人都是惡魔。其實像胡耀邦那代人，他們到改革開放以後談人民、談民主、談政治改革，他們是有信念的。他們經歷了中共的政治運動，深深地看到了這個黨的問題。」蔡霞認為，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信念、有良知者的傑出代表。 「這個良心並不僅僅是出於人性的本能，而是出於他有堅定的信念，他們才能在那種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盡他們所能，去推動思想的解放，推動平反冤假錯案，推動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華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變局，走向現代民主社會，一定要有胡耀邦這樣的人，作為民族脊樑來承擔歷史的責任，不論他是來自黨內還是體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遠遠超出了所謂「共產黨里的人」，他其實是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文明、艱難向前的一個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紀念胡耀邦是對體制內官員的一種召喚，喚起他們內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這個歷史有所鬆動，有可能往前走，我們需要體制內的很多官員在那個時候選擇和人民站在一起，選擇順着歷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為這個體制去賣命。解脫自己, 也是為中國歷史做點事情。」

胡平則認為，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是要發揚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時也是努力讓中國的民間力量東山再起, 透過體制內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國早日邁向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