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文來稿:三位大陸「80後」,不願忘卻的「六四回憶」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啟迪、指引和改變人們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們」發起了《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活動。

半個多月來,我們收到了三篇大陸讀者的投稿。他們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別來自縣城機關幹部、高校知識分子和農村家庭,或通過學校組織親歷過遊行,或間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餘波,或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努力向下一代傳承着「廣場精神」。

穿越或遠或近的記憶碎片,他們發出了同一個聲音:不要忘記。

(一) 我們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於魯北某縣。我的父母都是黨員,父親在縣政府機關任職。 

絕大多數八零後都沒有參與過「六四」事件,很多同齡人甚至沒有任何回憶。 我很有幸地見證了和參與了那段歷史,雖然大多只是從電視裡看到的。

三十五年過去了,我貢獻出自己關於「六四」的記憶碎片。這些記憶也許在下一代人眼裡,會成為歷史的見證。

八十年代

我對中國政治的最早印象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大約1985年,曾祖父指着牆上貼的報紙上的照片說:「這是胡耀邦」,我發不出三個音,最終發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約同一年,我指着《兒童畫報》上面的黨旗和一個對着黨旗舉着拳頭的人,問父母:「什麼是共產黨?」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釋了半天,大意是:「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組織,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

1987年,我們家搬到了縣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經不太出現在報紙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鏡的趙紫陽。

不過當時大家對這個背頭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為他上來之後,我們家經濟困難起來,物價上漲,吃飯開始緊張。鄰居們晚上在門前聊天,說「趙紫陽的兒子倒賣彩電」。實際上還有一句是「鄧朴方倒賣導彈」,但我記不得這個「賣導彈」的傳言是不是跟「賣彩電」的傳言是同時期了。但很肯定的是,當時群眾不喜歡趙。

靜坐

198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了。就在第二個學期,1989年,好像有領導人去世了。我看到電視裡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幾天之後,群眾們開始議論,說大學生在天安門靜坐。當時的我很震驚,因為我腦海中天安門的活動都是政府組織的,這次似乎不是政府組織的。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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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圖為1989年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擺放鮮花和花圈。(圖片來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現在回憶起來,鄰居們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絕食,因為之前新聞聯播的報道都是官方口吻報道,例如「四二六社論」,並不會報道學生的動向。而我們當地群眾如果知道學生絕食,那要麼從官方新聞得知,要麼是從北京親友那裡傳回來消息,這需要三五天時間。

鄰居們晚飯後閒談議論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學生的。

班主任老師在課堂上說,那些大學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遊行

大約是五月份,老師突然要求我們第二天停課遊行。我並不知道什麼叫「遊行」,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但我很興奮,因為可以不用上課了。

第二天,我們圍着縣城遊行,遊行路線是經過縣政府門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記得隊伍的最前面還打着橫幅,可是我在隊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橫幅的內容。隊伍在喊口號,我也聽不懂內容,只是順着聲音重複喊一遍。

同學們似乎也沒看懂內容,我們很興奮,嘰嘰喳喳邊走邊笑,至少同學之間,誰也沒意識到我們在幹什麼。

路過家門口的時候,我跟老師說了一聲,就回家了。這樣下午上課之前,還能玩三個小時。

不久之後,父親很驚慌地告訴我,「我們縣也有人遊行了」。我說那就是我們。

絕食前後

一天晚上七點多, 抬頭看了一眼電視機,李鵬在一個公共汽車上看望學生。印象中,這是新聞聯播在「六四」期間,不多的幾次直接播出天安門地區的場景,其他時間都是兩個播音員念稿子。我看到李鵬微笑着,非常親切地詢問學生,公共汽車裡都是吊瓶。 看到李鵬這麼親切慰問學生,我當時在想,看來都緩和了,場面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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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與絕食抗議的學生進行對話。圖為中央電視台1套《新聞聯播》欄目的播出畫面截圖。(圖片來源:Now新聞台)

這件事之後,鄰居就開始議論「我們老了,無所謂了」這樣的年度流行語(註:1989年5月19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看望廣場絕食學生,對學生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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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9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美聯社)

清場

就在那幾天,鄰居們議論說黃河大橋上有人阻攔坦克通過。

鄰居們傳來更多的消息,說各地要道上,人民自發阻攔軍隊進京。

那個周末註定要不尋常,周五、周六,鄰居們紛紛議論這兩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學回家寫完了作業,朦朦朧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來,還在床上,父親走過來告訴我,收音機里《美國之音》廣播說,天安門清場了,坦克進城,開槍鎮壓了。 

那個星期天,我心裡充滿着恐懼。 

晚上,播音員穿上黑衣服,聲音變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這兩個播音員在說話,沒有學生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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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晚間,《新聞聯播》由杜憲與張宏民主持,播報了北京戒嚴等消息,杜憲(左)當天身着黑衣、語速緩慢,最後以「請大家記住這黑色的日子」作為新聞的結語。(圖片來源:網絡)

通緝

電視上出現了通緝令,播音員不停說某某臉上有麻子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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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後,中國領導層發出「關于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通緝民運分子。通緝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勵之夫婦、北京「高自聯」21位學生領袖等。(圖片來源:法新社)

前幾天班主任還說大學生哥哥姐姐們都是好人,現在她笑着跟我們說,「你們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兩個耳光?」

同學們齊聲喊道:「想」。我沒有出聲,我很震驚,老師變臉這麼快。

父親說,縣裡開始追查前幾天遊行的事情。

趙紫陽下台

電視上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趙紫陽了,說他犯了重大錯誤。鄰居們也開始指責趙紫陽欺騙學生,說他前幾天剛剛去看望學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鎮壓。

隨後另外一個大背頭上來了,名字很生疏。當時的我,似乎已經很習慣每兩年換一個領導人了,這個背頭估計也是干兩年吧。

過了幾天,鄧小平在電視上露面。播報內容記不清了,看表情大約是慶祝勝利。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電視上播了一個紀錄片,裡面出現了暴徒燒死解放軍的照片。幾個人在搬運一具燒焦的解放軍屍體。這種畫面,按美國標準都是少兒不宜,第一次看到這麼恐懼的畫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還記得播音員邢質斌厲聲指責「螳臂當車」(註:「六四」之後,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長安街孤單阻擋坦克的畫面,主持人喝問:「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這位主持人應該是羅京,而非邢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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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前,一名身穿白襯衫的男子隻身阻擋向東行進的解放軍坦克隊。「坦克人」照片成為六四鎮壓中最具象徵性的一幕。(圖片來源:Jeff Widener/AP)

新聞幾乎每天都提趙紫陽的錯誤。而差不多過了半年,也許是十月,新聞聯播突然說了一句「以後不再提趙紫陽的錯誤了」,隨即戛然而止,趙紫陽這個名字果然在新聞聯播里徹底消失了。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後

隨後的幾年裡,同學們都在議論那天發生的事情。有的同學說,美國的間諜衛星拍下了整個畫面。 坦克壓死了人,軍隊用了機關槍掃射,帳篷都被壓碎了。

大家開始逐漸使用「六四」來指代這件事。「六四」這個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為中共不承認六月四日發生了特殊事件。

大約六年級的時候,老師說,四班同學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軍訓。我們進了某解放軍王牌坦克軍團營地,爬上了一輛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這輛坦克是不是就是當年堵在黃河大橋上的?是不是就是電視裡那個提着塑料袋的人「螳臂當車」擋住的那輛? 我不知趣地問了旁邊的教官:「請問這輛坦克進過北京嗎?」 那個軍人不耐煩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來到了美國。第一次從維基百科和海外網站看到了血腥的圖片,我震驚了。後來幾次回國,我爸提議去參觀天安門,我都沒有去。說實話,我不想去那裡,連木樨地地鐵站我都繞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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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樨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和海淀區復興路銜接處,是由北京西部外圍地區進入中心城區的要道。木樨地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死傷最為嚴重的地區。圖為六四鎮壓當日的木樨地舊照。(圖片來源:網絡)

十幾年前父親退休了,從組織部調出檔案,我看到裡面有句話說:「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亂』中立場堅定」。當時的宣傳口氣已經是「政治風波」的情況下,內部仍然使用「暴亂」。

現在我逐漸意識到,由於年齡和入學原因,我們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參加過「六四」運動的一代,我們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亡靈。

(二) 「六四」餘波:清算下的高知家庭

作者 南冥烏鷺

我經歷的「六四」,是我父親在運動後被清算的餘波。

1989年時,我剛剛記事兒,住在XX大學老校區的校園裡。我父母都是在這所大學本科畢業後,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師,學問是儕輩中的佼佼者。那時他們都很年輕,甚至比帶的本科生年紀還小。他們攜着年幼的我,和學生們一起參加了遊行。(「六四」波及全國,遊行活動不限於首都。)父母對我那時的反應津津樂道,說我「看大哥哥大姐姐們喊口號就很激動,剛學會說話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齡最小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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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0日,北京學生和市民圍堵戒嚴部隊。圖為遊行群眾攜幼兒與戒嚴軍人交流的舊照。(圖片來源:網絡)

那段時間,我家天天都是煙霧繚繞的。一些我父親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們,在我家圍坐,談論時局變化。因為大家都是歷史、文學、哲學等學科的教師,能從歷史規律中找到些什麼。年幼的我只記得,滿屋子二手煙的氣味,一聲聲的都是唉聲嘆氣。

為了平息事態,政府曾公開承諾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內的許多條款,事後都一一毀約了。很多年後,在我懂事之後,家父和我談起這段歲月。我問:「那時候您和叔叔伯伯們都聊什麼呢?」他回答:「當時的情境,其實(我們)是知道完全無望的,也知道沒有抵押的承諾都是扯淡。但參與這件事的學生太多了,事後肯定得追究。必須要保護學生,要不有的學生在學校就留不下來了。」

我父親就是為了保護學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長大在內的巨大代價。「當老師是一門良心活兒」,這句話我聽他說過無數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們為學生們具體做了什麼,我說不上來,也沒機會再問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學曾經學養深厚,出過無數大師。也曾試着在1949年隨中華民國合法政府遷往台灣,但遺憾未能成行。因此,該校的立場就讓當局很不放心了。49年後,XX大學被多次拆分,分解為多個學校,遷往全國各地。

借着1989年的運動,政府與該校之間的矛盾爆發了出來。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情緒有多激烈,運動後的清算就來得有多猛烈。父親這樣向我總結這段歷史:「共產黨是善於『秋後算賬』的。那時候就想着先糊弄過去,事後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識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現在都不敢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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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11號,刊文《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議》、《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等。

「六四」之後,XX大學秋後算賬的方式較原先高明了許多,從反右、文革那種「運動」式的,轉為「代理人」模式。也許是前者的名聲太差、執行成本太高,而後者更加隱蔽,便於為本就極少數的發聲者量身定製打擊方案。當時的學校領導會根據運動中的「表現」,在知識分子中篩選出「立場堅定」的積極分子,作為「清算工具」,有針對性地折磨在運動中表現突出的師生。

負責排課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這樣一個關鍵的位置。高校教師靠「教學+科研」兩條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條,不給你排課。作為助教或講師,再怎麼發論文,也鐵定完不成「教學指標」,就不能評職稱。我父親就是這麼被「整」的。

他的另外幾位年輕同事,雖然有課可上,「科研」這條腿卻被打折了。他們寫的論文,原本足夠讓他們參評副教授,卻被年齡和資歷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奪去。這種事在學術界本不鮮見,但幾位當事人背着「六四」帶來的政治包袱,因隨時可能到來且不知深淺的「清算」惶惶不可終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的人,既沒有膽量也沒有底氣去爭奪正當的論文署名權。

高校領導的意圖是打壓那些和學生「沆瀣一氣」的老師,讓他們在學術界失去話語權。但他們絕不會留下「手諭」,落人話柄,而是讓基層「積極分子」自行揣摩和體會。「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親那輩校友切齒痛恨的是,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借着東風扶搖直上,一路坐上校領導的位子。此前,大家都樂觀地認為,重建國家秩序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經驗,各大校園湧現出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學習小組,反而馬列主義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時,極少數知識分子卻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堪稱「逆歷史潮流而動」。從後世的眼光來看,更要嘆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後,大陸的大學難免官僚化,更難免在政治上被嚴密監管。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當負面的作用,蘇聯式管理方式流毒無窮。

支持學生運動的讀書人里,難道都是些看不透時局的庸碌之輩麼?

飛蛾撲火,知其不可而為之;

螞蟻搬山,曉其艱難亦敢行。

政治流毒:「過關」與恐懼

我母親本就不贊成我父親參與社會活動。發生這樣的事情,讓本就不和諧的夫妻關係更差了。那段時間,他倆是經常吵架的,甚至會當着我的面打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我媽堅持要我爸給系領導送禮。

領導就愛瞧讀書人作踐自己,低頭求饒還有戲。也的確有些老師,通過送禮和自我檢討,在清算運動中「過關」了。(中共歷次運動中,「過關」二字最是金貴,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脫。)但我父親堅決拒絕了。這意味着,「講師」職稱與他無緣,XX大學他也留不下來。他必須另謀出路,面臨和妻兒分居兩地的局面。

對高校教師而言,那個時代的出路並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謀職的話,他並無人脈根基,況且XX大學不會主動「放人」,檔案不給批就無法調職。(瀆職被開除是一回事,主動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會破壞學校的體面。)改行教中小學倒是不難,很多「六四」被整的讀書人都是這個出路。但他又酷愛學術研究,到了中小學就與學術圈絕緣了。那就只剩下去讀博了——且趁着政治的影響力剛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領域還是淨土。

當時政策是允許本科生學歷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稱呼「叔叔」,後來改口稱呼「先生」的老師,也選擇了這條路。他在運動中是中堅力量,為人坦蕩。有人勸他事後儘快出國,他覺得自己做事從不虧心,無不可對人言。再說學中華文史專業的學者,離開中國之後能去哪兒?

先生連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點撥他,說他的個人檔案被標記過了,沒學校敢要的。(在大陸,個人檔案從小學開始記錄,隨工作調動。每一任老師和領導都會填寫評語,尤其側重「政治覺悟」。但本人無權查看。)先生憤而前往一位領域內泰斗門下自薦。這位教授起了愛才之心,願憑着學術影響力為他擔保。先生這才在學術界有了一席之地。這等學林佳話,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譚了。

我問過我父親,為何要如此趕盡殺絕?事兒都過去了,何必損害政府聲譽和信用,與知識分子過不去,意義何在?我父親用戲謔的口吻講:「那不是殺雞給猴兒看,讓你害怕麼。你害怕就不敢亂說了。下次再有啥事兒,你也就乖乖閉嘴往後躲了。」

運動後,政治清算帶來的恐懼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親本科時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稱呼「師爺」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發表的遺稿和書信。但他的兒女們已經是運動的驚弓之鳥,也都不從事文科行業,既不清楚裡面有沒有「埋雷」,自己還讀不懂,又不放心交給別人審……索性一把火全燒了!老先生晚年的學術精華,盡付劫灰!我父親每每談及此事,難過得捶胸頓足!

缺席的父親,正義的榜樣

講真,在我讀本科之前,是不怎麼在意那個遙遠廣場上究竟發生過什麼的。我只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在乎什麼時候寒暑假?爸爸能回來陪我幾天?

那時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親考中,讓那群領導着實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惡氣。在他博士畢業後,XX大學原單位的新任領導班子向他伸出過橄欖枝,他愣是沒接。

父親用了十六年,才從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小村子裡走出來。他童年時跟着我爺爺要過飯,他的一個妹妹是餓死夭折的。他本科畢業就沒選擇回村發展,又用了四年才離開XX大學,又怎麼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輩子都和妻兒兩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媽和我的煉獄才剛剛開始。從他備考開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媽一個人買菜、做飯、洗衣服、接送我,另一邊還要忙着上課和科研。中國是男權社會,家裡沒有男人,我媽在單位就各種受氣。但她和我爸一樣是要強的脾氣,硬是憑着過硬的學術成果評上了教授——只是額外花費了很多年。如果我父親在家的話,她本不必吃這麼多苦的。

我更慘。我上的一直是該大學附屬幼兒園和小學,同學之間都曉得對方爸媽是幹嘛的。只要對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惡意就是不加掩飾的。至於某些教師,在確定不會有孩子爸爸來學校鬧事的情況下,也挺放飛自己的。

這些,都是「六四」給我的家庭帶來的震盪。我小時候怪過他,責備他為何不陪我,為何不能陪我上學、放學、吃飯、出去玩。現在卻覺得,我父親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人生的第一要務是實現自我價值,不能成為任何人的附庸。這個榜樣遠遠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從沒問過他,當時為啥不願意向當權者低頭解決問題,這和問「人餓急了為啥不去吃屎」一樣。有些事兒就是不能幹,為了啥都不能幹。

孩子長大的過程,是需要父親在身邊的。我父親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後,他也只是打個長途電話而已。但我身邊不缺「父親」的角色。有位我父親的摯友,我稱呼「伯伯」的,在文革時期曾以學生身份非常活躍。我父親描述為「叱咤風雲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卻堅定地站在了正義的一邊。

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親待學生如子,伯伯在世時,也拿我當親兒子看。我父親遠赴外地求學和工作時,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讀書上進,還經常把我喊到家吃飯聊天。只是那時,我還沒在學術上入門,很多話都還沒來得及問,或者說不知道具體是該怎麼問。現在只能悔恨自己讀書太少,太遲。

後記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寫成文章,在我百年後,我的子孫可能就說不清這段掌故了。

拙作的讀者們,如果有機會接觸到「六四」親歷者,請珍稀每一次提問的機會。莫要覺得來日方長,每一位歷史當事人離世,都是一段歷史的湮滅。到那時候,可就只會剩下「正確的集體記憶」了啊。

(三) 翻牆向女兒講述「八九」:我們永不忘記

作者 glacier

我生於1983年,「六四」時,還是一個懵懂的孩子。但是,關於六四的記憶卻相對較早。

我出生於河南省信陽市的一個村莊,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建造的。正房是三間瓦房。為了節約成本,房內沒有磚牆分割,正廳和主臥之間的隔牆,是以竹子為骨架,麻稈為主材編織而成的。在正廳一側以報紙覆蓋,再貼上一些年畫作為裝飾,年畫的內容通常是一些電視劇的劇照和劇情梗概。

我上小學二三年級時,開始閱讀那些報紙。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民日報》,報紙內容有兩大主題:「六四」事件和海灣戰爭。當然,關於「六四」事件的報道,多數是關於所謂「共和國衛士英勇事跡」的謊言,還有一些抗議歐美干涉和總結經驗教訓的文章。雖然帶有一些疑惑,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無力分辨其中的是非,大體是接受了報紙上的說法。這些謊言就是我關於六四事件的最早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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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予劉國庚等十烈士「共和國衛士」稱號。「共和國衛士」前後共有5批,37人。隨着六四成為敏感詞,有關「共和國衛士」的相關宣傳逐漸淡化。(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初中階段,偶爾也聽同學提到過,當年坦克開上了北京街頭,民眾血流成河。當時第一反應是無法相信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等到我上了大學,有一次在同學的電腦上第一次看到了柴玲的訪談,當時的我依然半信半疑。直到2008年前後,我接觸到了海外法輪功組織製作的無界瀏覽軟件,登上了Twitter和「天安門母親」網站,在博客上也看到了李劍芒紀念遇難同學郝致京的文章,才對這一事件有了全面、系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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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運動是由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屬組成的維權團體及其相關活動,主要發起者為六四事件遇害者蔣捷連之母、中國人民大學前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約始於2000年初。(圖片來源:「天安門母親」網站首頁截圖)

這一時期也是我在思想上全面覺醒的階段。此前雖然也有因為腐敗太過嚴重而拒絕入黨的經歷,但是,由於多年的歷史、政治方面的毒化教育,對這個國家和政黨的罪惡缺乏足夠的認識。此時網絡信息審查還有很多漏洞,從牆內的個人博客和牆外的眾多網站得到的信息刷新了我的三觀。

在這一階段,我做了幾件事情:一、通過互聯網聯繫到陽光公益組織,與他們一起探訪了北京南站附近的訪民,近距離觀察了他們的生存狀態;二、註冊了一個境外郵箱,成為「零八憲章」的第十八批簽名者之一;三、通過個人博客轉發了一些關於劉曉波的信息,最終導致博客被封;四、向身邊的同事傳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回應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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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是由憲政學者張祖樺負責起草、劉曉波等人修改並由303位各界人士於2008年12月9日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呼籲中國當局改革政治體制,踐行民主、共和、憲政等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零八憲章》發表後,劉曉波、劉賢斌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落獄。2017年,劉曉波在服刑中罹獲肝癌醫治無效離世。截止2018年,根據「零八憲章」簽名整理小組的統計,共計有一萬五千多人簽署了_《零八憲章》_。(圖片來源:「零八憲章」網站截圖)

後來,博客逐漸衰落,「大V」各奔前程,GFW(中國網絡防火牆)日漸強大到我已無力翻越,經濟的發展讓人產生了明天會更好的幻覺。我也離開了北京,定居在南方小城,每天為柴米油鹽奔波。但是,每到這一天,我依然會轉發這麼一張照片「為了自由,向法西斯蒂衝鋒!」

2020年以來,逼仄的政治環境、崩潰的經濟讓我又一次有了翻越GFW的想法。得益於微博上一位博主推薦的代理服務器,我重新連接上了牆外的世界。

我對着YouTube的紀錄片和「天安門母親」網站上的圖片,向我的女兒講述了這一切。在觀看捷克民主化進程的視頻時,我由「七七憲章」聯想到「零八憲章」,由哈維爾聯想到劉曉波,由天鵝絨革命聯想到「六四」,忍不住悲從中來,愴然涕下。

「白紙運動」被捕者、活動家夏巢川在日內瓦民主人權峰會的發言中說,「他們希望我們忘記。他們希望我們對發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視而不見。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我們的聲音不會被壓制。我們的存在永遠不會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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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青年活動家夏巢川於「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上公開講述自己在「白紙運動」中被拘捕的經歷。(圖片來源:夏巢川推特賬號@karasu_ga_warau)

是的,我們會將他們的罪惡一代代地傳下去,我們永不忘記!

文章來源:WOMEN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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