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強：談「開會」

      中國有個成語叫文山會海。中共竊權後，文山就成了喜馬拉雅山、會海就成了浩瀚的東海。從耄耋老人到稚嫩小孩 、從威武男士到窈窕淑女、從頂端八旗到走卒販夫、從鐮刀到韭菜，從錘子到人礦，全部都要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鰥寡婦孺絕不放過、文盲博士一網打盡。黨代會、政協會、人大會、婦聯會、青年會、八大花瓶會、民主黨派會、僑團會、和統會、統戰會、黨員會、團員會、紅領巾會、紅小兵會、計劃生育會、緊急三胎會、先進會、模範會、公判會、功臣會、叫獸會，磚家會、文工團會、殃屎後宮會、褲襠中央會，林林總總數不勝數。最最搞笑的是「二會」。這個「二」可不是一般的「二」——用幾百萬的保鏢來保護幾千個人開會，然後決定十億人的生死存亡。中共的二會已經成了世界級的笑柄。

    操蛋的二會，就是屠夫和幫凶簽訂協議的會；就是教父和幫主分割權力的會；就是赤匪後裔搶關奪隘的會；就是閹人侏儒拍手拍臀的會；會上，申老殭屍為民洗腦；會上，一戴一璐賣乳賣色。會上，極權恐唬獨裁囂張，鬼魅聚首魍魎浮游。二會的提案沒人性；二會的決議反人類。一句話，中共大大小小的會是一根根絞索，死死地套在十億草民的脖子上。

      流亡澳洲後，我遠離了中共罪惡的洗腦會。我的身體到靈魂，全都是自由的。

     偶爾，我也參加悉尼某修煉團體的會。真善忍是他們的做人準則。他們練功打坐，共同交流心得體會。在會上，練功者人人平等各抒己見、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期間，沒有主持人的長篇宏論。

     偶爾，我也參加悉尼藏人的聚會。開會時主持人點出會議的主題，然後圍坐在一圈的人輪流發言，每個人發言的時間都一樣，絕沒有厚此薄彼區別對待。期間，沒有教父冗長的教誨。

     2015年六月四號凌晨，一個寒冷的日子。我起床披衣，激情澎湃地撰寫了「紀念六四」的悼文。六月四日上午，我參加了Ashfield教堂里舉辦的「紀念六四追悼會」。

     第一個上台演講的是個台灣學者，他口若懸河洋洋灑灑，高論雖進行四十分鐘，但談的都是學術問題和六四基本沒有聯繫。四十五分鐘後他談興更濃，絕沒有偃旗息鼓的打算。悉尼大腕看了看手錶，對主持人耳語一句。五分鐘後，台灣學者光榮下野。

      現在是大腕隆重登場。又一個口若懸河又一個高談闊論。半小時過去了，他高屋建瓴談鋒更健。吃瓜群眾急了，借教堂開會的時間是三小時。他們手裡攥着一張張紙，那是他們的發言稿，也是抒發心聲的一次機會。於是，熱烈的掌聲猝然而起又猝然而止——猝然而起的掌聲是給大腕發言的送別禮，猝然而止的掌聲是對大腕堅守演講的失望。

     大腕還在繼續布道，教誨中的雋言、指點迷津中的格言讓他陶醉在語言的魅力中。六十分鐘後，大腕在熱烈的掌聲中意猶未盡地「讓賢」。

      支持人站起來宣布：「下面由A組織的主席發言」。A主席演講後，主持人宣布：「下面由B組織的主席發言」。額的媽啊！藏龍臥虎的悉尼，竟然藏着若干個主席。

     悉尼的主席係數亮相後，悉尼的名人雅士也一一登場。最後，終於輪到手握紙條的草民了。此刻，主持人與時俱進，已把發言人的發言時間依次做了調整：五分鐘……四分鐘…..三分鐘……。我終於聽到我的名字：下面由孫寶強發言。時間是二分鐘。

      我站了起來。但是我沒有走向主席台。我巡視了會場，會場裡有一雙雙灼灼發亮的眼睛，那是一雙雙渴望發言的眼睛——他們都想說話，但是，沒有時間了。

     三小時到了，教堂工作人員開始收拾現場。現場匆忙而凌亂，很像敦刻爾克海灘的大撤退。

      我摸出口袋裡的發言稿。發言綱只有薄薄的一張紙，上面有悼念、有吶喊、有希冀、還有對明天的渴望，但是……我把發言稿裝進口袋。

       一晃，時間過去快八年了，某海外團體依然存在。但他們的運作方法和思維方法，和八年前一模一樣。雖然這個組織換了一次次馬甲和名片，但鳥槍終究沒有換成大炮。

        如果一個個應運而生的海外組織，不能遵循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何來的人心聚集？如果發言都要遵循人分三六九等的規矩，何來的推進民主？在自媒體橫空出世的今天，依然用腐敗惡💩臭的中共禮數來反共，那不是拿自己的矛擊自己的盾嘛？可惜「知恥近乎勇」的道理，又有幾個人能參透悟透？

        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有發言的權利。在去中心化的今天，反共不需要門檻，不需要拜碼頭、不需要找教父。每一個人都是火種，一模一樣的火種，絕沒有貴賤高低之分—-沒有這個前提，民主就是一句空話。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叩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