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年齡門檻卡住的這一年

年齡，多數情況下，被視為個人隱私。儘管皮膚肌理和眼角紋路會給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離的社交對話里，年齡大多不會成為直接討論的話題，有默契的談話對象，懂得迴避詢問年齡後可能帶來的尷尬。

直到一些時候，陌生人對我們年齡的打量、審視甚至詰問，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那個每年「+1」的數字，會悍然成為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把我們攔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卡住

2023年發生了無數事，王立強的經歷看上去，只是滔滔一年裡不起眼的一則碎片。那是在夏天，北京一家青旅在電話里告訴他：35歲以上的客人謝絕入住。

在那之前，他辭掉幹了八年的銷售，隻身一人從上海來到北京重新找工作。為了節省成本，他和很多拖着行李找一個落腳點的待業人士一樣，輾轉在60元左右一晚的青旅，待了一個月都沒收到面試通知。沒想到，被工作機會拒之門外的同時，他還會在花錢消費的時候，被一個數字卡住。

身份證上顯示，王立強出生在1989年，嚴謹一些算，2023年7月時他還不到34周歲。但突如其來的限制還是讓他很不舒服。哪怕已經避開了酒旅平台上那些標註了「35歲以上不接待」的青旅，找到了上面那家，他還是聽到了相同的拒絕。追問原因，對方語氣平靜：「過了35，爬上下鋪可能會有安全隱患。」

在那通和陌生人的電話里，王立強沒能立即反駁。摁掉通話鍵，他在社交平台寫下自己的不解：我還是可以做50個俯臥撐，還是可以跑5公里，翻2米的牆也是可以的，怎麼就危險了呢？隨後，媒體的跟進報道讓更多人發現，北京多家青旅拒絕接待35歲以上中年人，理由除了「有安全隱患」外，還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習慣不同，不好管理」。

王立強的遭遇是一則碎片，卻也折射出更多被一個數字卡住的現實。很多在大城市和陌生人合租過的人，直到看了去年8月的一條熱搜才發現，自如旗下的合租產品友家，只接受18至40周歲的用戶居住，同住人也不能超過40周歲。

自如的解釋是，友家房源主要面向年輕群體，建議40歲以上群體選擇其他類型的整租產品。並且，這也不是剛出的新規，早在2019年被用戶投訴至民生欄目《1818黃金眼》時，自如就回應過——這是基於用戶大量反饋，才作出對合租居住者年齡的規定。平台的免責條款也適時附上：此內容在簽署合同時，已經提前明確告知租客。

但不少人是被年齡卡住時，才意識到那個數字的威力。知乎網友@sdyoyo就在40歲生日後不久被自如管家告知，不能再新簽合租的房子了，理由是「為了其他小夥伴的居住體驗」「同齡人生活習慣相似，避免矛盾衝突」。

在深圳工作這幾年，她一直租的自如合租房，自認過去這麼長時間，都和陌生室友能做到互不打擾，保持疏離但和平的關係，從來沒想過有一天，平台會在矛盾完全不存在的情況下，僅僅用一個數字卡住她，「替我未來室友先拒絕了我」。

尤其職場，用年齡把人攔在外面的時候，絲毫不帶商量。35歲的魔咒，一度只懸在互聯網大廠里資深的程序員們頭上，如今，年齡門檻一步步前移，從35到32歲再到30歲，並向更多的崗位、行業延伸過去。

一些大公司的招聘個案激起過一些討論。2022年上旬，有網友應聘小紅書一個招商運營崗位時被告知不合適，「要32歲內」，她不理解：招商崗位難道拼的不是資源，而是年紀了？到了去年6月，拼多多一條非營銷視覺崗位的招聘信息里則寫着，「工作強度較大，30歲以下」，並且這是社招崗位，接不了應屆生。

一些過去沒那麼多要求的行業和崗位，也出現了年齡門檻。廣東佛山市南莊鎮機關事務所，招聘保潔時要求35歲以下。青海西寧市某工廠招聘保安，年齡要求不超過35周歲，具備高中及以上學歷。廣東佛山一家火車票代售點的售票員崗位，更是要求應聘者年齡不超過25歲……

年齡，多數情況下，被視為個人隱私。儘管皮膚肌理和眼角紋路會給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離的社交對話里，年齡大多不會成為直接討論的話題，有默契的談話對象，懂得迴避詢問年齡後可能帶來的尷尬。

直到一些時候，陌生人對我們年齡的打量、審視甚至詰問，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那個每年「+1」的數字，會悍然成為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把我們攔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當年齡先於能力、業績、經驗甚至體力狀況，成為我們被篩選、剔除的理由，並且要求還越來越苛刻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錯愕、憤怒，而後陷入深切的焦慮、迷茫和自我懷疑。

但時間的流速在每個人面前，均勻而平等，每一年，總有無數人邁過30歲、35歲、40歲的門檻。如何和年齡對抗、共處、和解，成為每一個社會人在這個時代必修的課題。

紅線

年齡作為一道門檻，最早出現在公務員的錄用規定里，要求報考者「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

至於為何如此規定，2020年4月，江蘇省委組織部回應說，考試錄用的公務員，尚不具有領導職責，主要從事基礎性、輔助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員思維敏捷、反應迅速，身體狀況優良，18-35歲的青年群體恰好符合職位特點。

公務員的培養需要時間，進入體制時的年齡越小，後續發展的優勢似乎就越大。

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報考公務員只是一部分人的選擇，35歲作為最後的門檻，也沒給他們帶來緊迫感——有志於此的人會在更年輕的時候，早做打算。

更多本世紀頭二十年的求職者，在劇烈的技術和社會變遷中，被高額的薪水和快速的晉升通道，牽引到高速發展的行業。當增長神話不斷被創造出來，求職者的能力和頭腦是更被看中的品質，個體年齡的增加往往意味着經驗的增長，以及與之匹配的更豐厚的報酬。所有人對未來的預期都很樂觀。

直到2017年，辭退一批34歲以上員工的裁員傳聞，從華為內部論壇火到全網，激起強烈震盪。從那之後，一根以數字命名的紅線，在各大互聯網公司若隱若現，它往往不會寫在明面上，卻會在員工心裡投下陰影。所有人都開始害怕自己觸到紅線的那一刻，會從系統里消失。

米萊投奔互聯網時，還沒體會到紅線的存在。2015年，27歲的她毅然離開待了三年的國企，闖入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成為產品經理。哪怕自己經歷並不完全匹配，哪怕身邊同事本科畢業就進了公司，同職級比她年紀小的一抓一把，她也沒什麼壓力，「只是覺得這行業的人都比較年輕」。

但短短三年後，等她跳進在線教育紅海，帶隊做K12產品時，年齡門檻殘酷的一面顯露出來。她記得從2018年開始，HR篩選簡歷的時候，就會囑咐她篩掉「35歲沒有做到產品總監」的人。換成廣為流傳的阿里職級去評判，也就是35歲還在P7（技術專家），沒能升上P8（高級專家或資深經理）的人。

在當時的標準里，米萊覺得35歲已經成為一道門檻，無關哪家公司，幾乎成為全行業默認的規矩，「在這個年齡沒有做到既定的優秀程度，人就不值錢了」。

前阿里雲員工林炳天對年齡紅線的感知，來得更晚一些。2018年加入阿里雲時，他42歲，職級評定為P8。等到2020年，他負責一條事業線的業務面試時，HR明確告訴他，P7不能超過32歲，P8也不能超過35歲，「這是一條硬紅線，超過紅線的，全部一刀切」。

他記得，當年有一位出生於1986年的候選者，34歲，正好卡在35歲之下，進入了業務面，「我和她說，你再大一歲就進不來了，簡歷都過不了」。

某種程度上說，林炳天是幸運的。兩年前的門檻還沒有那麼「硬」，「就算有一些這樣的氛圍，公司也不會明確說出來」。畢竟如果按照這套標準，他在35歲念完博士歸國時，許多大廠的門就已經向他關閉了。

頗為唏噓的是，阿里雲有不少面向政府的項目，按照這套門檻篩選出的人和對方交流時，對方還會狐疑不決，「你們這幫人太年輕了，連白頭髮都沒有」。

勞動力年輕化，是不少互聯網大公司的共同追求。脈脈數據研究院發布的《互聯網人才流動報告2020》顯示，疫情之前，19家互聯網頭部企業的人才平均年齡為29.6歲。其中，阿里巴巴和華為員工的平均年齡為31歲，而字節跳動和拼多多員工只有27歲。

崛起於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巨頭們，又將年齡紅線向前推了一步。尤其是激戰正酣的戰略業務，對年輕的渴求更為明顯。

25歲的林紛，曾經在阿里旗下的跨境電商平台速賣通工作，去年幾次三番收到拼多多HR的面試邀請，他們也在發力跨境電商。崗位要求不容商量，「從上午11點到晚上11點，需要強制打卡，每周單休」，但薪資待遇高出一截。

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林紛跳到了拼多多，入職第一天，直系領導打招呼時說「來得正巧，趕上團建」。她等到下班才發現，團建是吃完飯，同組人一起去看凌晨場次的電影。

在這個新團隊，年輕是一目了然的。除了一位男性組長和一位已經生育的31歲女性，其餘員工都沒有超過26歲。林紛在阿里有一位過了30歲的女性朋友想要跳槽，找她內推，沒想到兩輪業務面都過了，卡在了HR面，被告知年齡不符合要求。紅線再次顯現。

水溫

紅線的出現，伴隨着水溫的變化。2021年以來，降本增效的寒風，從互聯網吹到各行各業，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計算，被擺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三年前，34歲的鄭葉黎還是武漢一家港企數據分析師，做到了經理級別，卻迎來了年齡危機。一方面，已婚未育的她覺得自己成了公司降本增效的靶子，被委派了強度超乎尋常的工作，幾乎每天都累到崩潰。

另一方面，HR還叫停了30歲以上資深員工的招聘，轉而招了非常多「有轉正意向」的實習生，讓他們拿着微薄的實習工資，干着正職的工作，名義上是「員工預備崗」，用人成本卻低了不少。

鄭葉黎努力消化着不滿，卻又不敢裸辭。她一邊等着被裁後拿到賠償金，一邊也開始留意市場上其他工作。令她失望的是，外邊職級差不多的工作大多薪酬腰斬，更高層級的工作卻「只考慮更年輕的女性，或者只考慮男性」。

企業這麼做的用意不難理解。「年輕就是優勢，是一個不可再生的資源，是便宜的象徵。企業永遠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人，為什麼要選一個年齡大的？」鄭葉黎心灰意冷。

在求職要求看上去更低的行業，年齡門檻發生了更明顯的前移。

剛剛過去的這一年，在商場做了十幾年督導的李家杭，被迫離開了她的崗位。疫情三年的衝擊導致線下實體商城人流量不斷減少，薪酬肉眼可見地縮水，KPI不減反升。無論怎麼費盡心思辦活動、搞促銷，李家杭都吸引不來人了。不想場面太難看，她主動提了離職。

43歲的她重新回到了闊別十多年的就業市場，一點點學着註冊招聘軟件、填寫簡歷。結果，她失望地發現，凡是有點名氣的服裝品牌，比如斐樂、太平鳥，招店員時都要求年齡在35歲以下，有的甚至縮到「16-28周歲」「18-25周歲」的範疇。

她點開一些沒有明確標出年齡門檻的崗位，試着跟HR打招呼，收到了禮貌的回絕：「您的經驗很豐富，但年齡我們覺得不太合適。」追問下去，許多HR會覺得，40歲以上的女性大多有家庭、孩子要照顧，真正能為這份工作付出的時間相當有限，「對公司來說會有困擾」。

好不容易進入面試，李家杭也一定會被問：有沒有房貸，有沒有二胎？她覺得，這些問題還是關乎年齡門檻，這些都是藏在問題背後字裡行間的試探。

答案當然是有。她回答：我有房貸、車貸，不是更加證明我需要這份工作嗎？

但這遠遠不夠。對面還會提出進一步的問題，比如：你會不會玩小紅書？會不會玩抖音？懂不懂什麼叫私域？

45歲的孫萃藩，原本在江蘇無錫一家製造業的私企做倉庫管理，但一年多之前，廠里來了一個大她幾歲的男人，「領導想讓他頂替我的位置」。倉庫的流程和人員都被重新分配，孫萃藩手裡的活兒被拆走了不少，「想各種辦法讓我走」。

她原本想着無錫工廠多，不缺她能幹的活，沒想到阻攔她再就業的是年齡。很多招聘要求寫的都是35歲以下或者40歲以下，少有的接受45歲以下，但電話打過去，也覺得她年齡大了。孫萃藩嘗試過找熟人內推，還做倉庫管理相關的崗位，沒想到對方直接說：「你這個年紀太大了撒，再過幾年都要退休了。你要再年輕一點，肯定就招了。」

如果不是找工作，她不會知道，現在一個景區售票員都要求學歷大專以上，年齡35歲以下，工資在無錫這樣的二線城市，只有3000到4500元。她心想，年輕人賺這麼點工資怎麼生活？

誰都年輕過。孫萃藩想到十幾年前，她三十多歲的時候，還不流行網絡招聘，想換工作了，就托親戚朋友問一問，要不要招人，簡單得很。「那個時候年齡正好，結婚了，小孩子也生了，企業要你。如果我現在還是三十幾歲，我覺得工作也會好找一些。」孫萃藩說。

現在對她來說，能主動找上門的工作，要麼拼手藝、要麼拼體力，比如美容院的員工、催乳師和保潔。

年齡越大，就業市場的水溫越發寒冷。尤其是年齡逼近退休線，卻無法真正停止工作的那些人。

生活在四川的邱黎發現，57歲的父親，除了保安，確實難以找到其他的工作。父親自她高中開始，去浙江的工廠做汽車零配件的技術工人，學了鍍塑的手藝，曾在車間做過二十多年的代班師傅。

2022年為了回老家修繕房屋，邱黎父親辭去了浙江的工作回到家鄉，又因為建房子欠了十幾萬，得還債，去年又重新找起了工作，卻發現「幾乎都卡着年齡」。

父親會使用電腦，也會開車，邱黎想給他謀一份司機的活，但年齡都要求45歲以下。成都有一片產業工業園，有不少需要工人的製造業廠子，但「比較大的企業，年齡都限制在45歲，比較小的企業可以放寬到50歲。極少數是55歲，就是非常小的企業了」。無論是哪一種，父親的年齡都超過了。

邱黎選出了一批沒有寫明年齡要求的崗位，和父親一起去線下碰運氣。跑了一整天，十家裡面有九家，保安在工廠門口就攔住他們，一問緣由和年齡就擺擺手：「你這個年紀太大了，我們不要的。」剩下一家倒是招人，只是為了旺季招聘臨時工，到了淡季就要辭退。

長達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這是邱黎父親第一次被年齡卡住。年輕的時候，他會做木工，還會演奏一些樂器，常常覺得自己「挺年輕，挺能幹的」。可現在，年齡門檻越來越高聳，父親的信心連帶着身影一點點矮下去。

他偶爾會自顧自嘀咕：「年齡大了，誰都不要了。」

對抗

不斷的碰壁之後，邱黎最終輾轉為父親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薪水3000元，每日負責巡邏、值班，「算比較清閒的工作」。短時間內，她也只能找到這個辦法，讓將近60歲的父親有一份薪水。

他們都知道，身份證上的年齡是瞞不住的，個人很難消除那個數字帶來的阻力。

在大廠度過35歲生日的米萊，也常常感嘆自己「浪費了時間」。她掰着指頭算起來，「我碩士三年，體制內工作兩年，這五年時間並沒有直接體現在我的競爭優勢上。」與其他人相比不再年輕的事實，經常給她帶來焦慮。

她覺得如今的職場就像商場，招聘是用人單位挑選「最佳性價比打工人」的過程。櫥窗里的每個候選人，頭頂都貼着一張打分表，學歷、經驗是用慣了的標尺，而年齡，是供大於求的時候，最高效的工具。

回到被挑選的打工人這裡，得在有限的時間裡，最大化地卷出學歷和經驗，跑贏年齡門檻，盡最大努力去對抗。這一點，在北京教師康小宸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康小宸25歲之前的人生，遵循着一條她為自己劃定的軌道：考上北京教育相關專業的本科，在大二弄清楚考研、求職所需要的各種準備，在大三左右完成教師資格證的考試，將考研的時間提前到大三寒假；考上研之後，着手為考編做準備，如此一來，研究生畢業就能進編；而當拿到北京的教師編制時，她還不滿25歲。

之所以把界限劃在25歲，因為這是穩妥保險的。雖然在北京市應屆生教師編的招聘條件中，年齡天花板都不是25歲——北京生源的應屆畢業生要求「年齡為35周歲以下」，非京生源則要求「碩士研究生為30周歲以下，博士研究生為35周歲以下」——但在康小宸看來，由於教師一輪的培養周期是六年，「如果女生到了27、28歲的年齡，學校會擔心她們剛來學校就面臨生育，很難全身心投入到第一個三年或是六年的工作」。

當女性的命運與婚姻和生育糾纏在一起，年齡門檻對她們來說總是顯得更殘酷，「同樣是30周歲之前的碩士，女孩必須是24、25歲，男孩可以放寬到27、28歲」。

根據自己走過的路總結出的經驗，康小宸同時在從事教育諮詢工作，經手過近100人的教師就業規劃。她所接觸的北京進編教師們都遵循着與她相似的時間軸：18歲報志願進入教育相關專業，大三甚至更早就規劃讀研，從研一的三四月份開始為下一年的招聘做準備，研究生畢業就進編，年齡也大多不超過25歲。

從本科畢業考研、研究生畢業找工作到結婚生子，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被安排在30周歲以前完成。環節之間幾乎沒有喘息，按照這樣緊湊的節奏，才能順利在北京成為一名老師。這就像已經固化的年齡模板，「一步也不能走錯」。

相似的年齡的焦慮，籠罩在許多接近25歲的人頭上。做教育諮詢，康小宸有時會收到一些私信，在私信開頭就會強調自己的年紀，比如「但是我現在已經26歲了」，或是，「我是工作了兩年才考研的，還有機會嗎？」

年輕，成為一種擺在明面上的優勢。面對年輕的諮詢者，康小宸會直接明說「你擁有的最大優勢就是年齡」，她曾建議一位23歲的男生先考研再讀博，然後爭取在28歲那年找一份高校的工作。

哪怕是小學生，都漸漸對年齡這種模糊的優勢產生了概念。據康小宸做老師的觀察，小學生都會有「去年9月的孩子也是我同學，8月出生的我有優勢」的想法。

某種程度上，與年齡對抗，也是同選擇、時間、運氣和心態博弈。

鄭葉黎求職未果，決定曲線救國，把目光投向國外，回到自己留過學的地方工作。不少外企招聘時，特意註明簡歷不需要寫明年齡，許多崗位的描述里還會加上一句，「為了防止在年齡、性別、樣貌、膚色、人種等等方面產生偏見，謹慎放照片」。

經過兩個月的投遞和面試，她順利入職了瑞典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如今，她已經在瑞典工作了兩年。有時候跟母親聊起來，她開玩笑，「我要是繼續待在國內，可能開滴滴都輪不到我」。

而43歲的李家杭，為了能應聘上專業對口的崗位，她註冊了不少「年輕人玩的社交軟件」，每天刷，學習網絡熱詞。

有一次，她去面試一家童裝公司，和她競爭的是一位00後女孩。面試中，HR對她的經驗很滿意，兩人聊了很久。但經驗豐富還是沒能打敗年齡門檻，更懂私域玩法的年輕人拿到了offer，「畢竟年輕人更了解年輕人的想法」。

在電商熱潮翻滾的杭州，有不少90後和00後創業的公司。李家杭面試的絕大多數企業，老闆的年齡都比她小。連續找了幾個月工作後，李家杭數了一下，自己在求職軟件打了超過1500次招呼，用年齡來拒絕她的大概有十幾二十個，給了面試機會的有30家，其中7至8家不合適，最後6家拿到了offer。

最近，李家杭入職了一家家紡類公司，同事年齡全部比她小，以30歲左右為主。這家企業從線上發展起步，線下生意幾乎等於從0開始，李家杭的經驗和她手上商城的人脈資源，正好派得上用場。

即便如此，她依然覺得自己是僥倖，「我能進這家公司，是因為沒有更年輕的在跟我競爭」。

衰老

找到工作之前，孫萃藩體會了一段失業的滋味。

她去廣場上跳舞，和不少五六十歲的女性聊天，「她們看到我，都說我好年輕」。一種奇妙的感受在她心裡蔓延開來。她找不到工作的時候，總覺得自己老了，「可我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又覺得我真年輕」。

孫萃藩不僅加入了小區的廣場舞團，跟着後面每天練舞，從傍晚六點一直排練到晚上八點半，她還報名了直播帶貨的課程，定期上課，生活被安排得充實飽滿。

失業的壓力依然存在。她申領了失業金，每個月能有2280元，刨去900多元的社保，只剩下1000多元。她在為兒子過幾年結婚攢彩禮，那也不是個小數目。

但她轉念又想開了，不給自己太大心理負擔，「說穿了就是真找不到工作，我起碼人在，我最多熬個幾年我就能領退休金了，對不對？」

對於不少人來說，衰老真正的意義，在60歲之後才真切起來。

湖南的張國浩和彭淑花，從鄉下來到長沙省城幫兒子帶兩個孫子。孫子上學之後，兩位老人不想回到鄉下，每月養老金加起來不足300元，即使可以自己種地，不需為日常吃住花錢，但沒有更多的收入，「種地的時間還不如出來賺錢」。

已經62歲的彭淑花知道，自己的年齡已經不好找活做，她想過借用妹妹的身份證去找工作，以此提高成功率。妹妹與自己長相相似，比自己小上幾歲，「別人一看你60多歲，不敢要你，說你50多，說不定樂意要你，工資也可以高一點」。

但最終，由於擔心帶來麻煩，她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衰老帶來的還有陌生人的審視。丈夫張國浩去找工作時，對方要求看身份證，年紀上了60歲，都要當場量血壓，「血壓不高，走路沒什麼問題的，才能留下來」。

對於找工作這件事，二老的兒子是反對的。彭淑花在物業公司找到一份保潔的臨時工，中秋節當天還得上班。那天，家庭聚餐結束，她匆忙趕着要出門，搪塞兒子說「要和認識的朋友出去搞點花花草草」，兒子覺得蹊蹺，追問之下得知母親找了一份工作。

第二天，兒子找到物業經理，希望能照顧一下母親，別讓她太勞累。結果沒過多久，母親的工作就被一個更年輕的人替代了。

「閒不住」、想繼續工作的心情，已經漸漸追不上年齡帶來的遲滯。孫萃藩年輕人想過開一家美容院，之前找工作時也去了一家面試，沒想到那份美容師的工作需要的體力，遠遠超出了她身體承受的極限。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神經已經非常疲憊，但卻疼得整宿睡不着。

想做回辦公室文員的工作，她被年齡卡着，「不招這麼大年紀的」。願意給她橄欖枝的工作，她被身體卡着，「吃不消了」。

彭淑花和老伴都覺得，能有一份工作，不止是一份收入，能動起來，對身體也有益。有朋友打趣彭淑花，這麼大了還找事做，她回答：「我要做到80歲的嘞。」

但其實她並不知道，自己還能做幾年。她聽人講過，有人做到69歲，離70歲還有幾個月的時候，就會被開掉，「年紀大，就不要你了」。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幸運，「只能做一點算一點，高（一些）的工資是想不了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