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澳洲將舉行聯邦大選,朝野兩黨的選民爭奪戰如火如荼。
民調顯示,曾經不被看好的自由黨領袖彼得.達頓有機會在大選中組建少數派政府,甚至可能組成多數派政府,如果達頓如願以償,那他將在兩個方面創造了歷史奇蹟:首先,自1931年以來,澳大利亞還沒有出現過執政一屆的政府;其次,任何在失去政府後直接接任黨領導的人從未能成為總理。
近日,《澳大利亞金融評論》政治編輯Phillip Coorey作了一個採訪報道,綜合各方評論,向讀者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彼得.達頓。該報道的標題是「如果工黨的競選策略是抹黑我,那他們一定慘敗。」

Phillip Coorey在開場中寫道,2023年4月1日,墨爾本郊區的Aston選區進行補選,結果聯盟黨失利,這是103年以來,聯盟黨首次在這個鐵票選區失去席位。這場失利令聯盟黨士氣遭到嚴重打擊。
因為在2022年的大選後,聯盟黨只有58個席位,而工黨有78席。達頓在成為領導人時曾宣稱,郊區將是聯盟黨的救星,絕對不能再失去。
但僅僅過了11個月,達頓就像一匹黑馬,他帶領著澳洲聯邦聯盟黨正在起死回生,迎接勝利的曙光。
達頓的朋友兼商人,股票經紀公司Ord Minnett的首席執行官 Karl Morris表示,達頓是一個評論兩極化的政治領袖,那些了解並欽佩他的人說,達頓是一個有效的傳播者,具有堅定的信念、保守的價值觀和敏銳的政治直覺。「人們並沒有真正了解他的正直和幽默感。」但一些批評者卻認為,達頓是一個無法當選的右翼分子,他就像《哈利•波特》中邪惡的黑魔王伏地魔(Voldemort),願意為追逐幻想而不擇手段。
達頓常被批評為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包括他對大企業的輕蔑。
但前財政部政策分析師史Steven Hamilton則表示說,達頓對經濟政策的態度是簡約的,即優先恢復預算並遏制開支,而不是進行雄心勃勃的改革或承諾新措施。
達頓曾表示,「我的影響來自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和Peter Costello(前財政部長),我認為那個時代是我們國家的黃金時代,那種政府風格和經濟成功品牌是我看到的驅動力。」
達頓警告稱,澳洲需要「經濟手術」。但除了計劃裁減36,000名公職人員之外,他表示其他策略將在選舉後決定。
Phillip Coorey在報道中認為,達頓的政治命運轉折點發生在2023年10月的原住民聲音公投。儘管那時的民調顯示超過60%的公眾支持該提案,但達頓宣布反對該提案,達頓確信,當政府無法清晰表述該原住民聲音委員會的職能時,公眾的情緒就會走向理性,公投最終已失敗收場。
回顧這一過程,達頓表示,他的反對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那是他「見過的最荒謬的競選活動,」他說,在整個公投中,「總理顯得非常無能。因為沒有站得住腳的解釋,失敗是必然的。」
達頓表示,「如果公投通過了原住民聲音,那將是災難性的,肯定會造成巨大分裂,且很難解決這一問題…我認為人們已經到了一個崩潰的臨界點,大家都在想,『這玩意如何行得通?』 」
Phillip Coorey認為,許多與達頓一起工作過的人表示,他在23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低估。那是因為在2006年,當達頓被任命為助理財政部長時,布里斯班的《信使郵報》(The Courier-Mail)翻查了他1989年在昆士蘭科技大學的學業記錄,那時他在第一年就未能通過法律入門課、會計計算機應用、管理會計和商業財務等課程。
由此輿論總試圖將達頓描繪為一個經濟無能的人,但時任財政部長的Peter Costello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我覺得達頓非常優秀,與所有其他助理財政部長相比,他非常努力,並試圖掌握相關問題。」
Costello是第一個發現達頓潛力的伯樂。他曾在2009年時表示:「達頓是一個需要培養的天才,為我們的未來着想… 他是一個優秀的思想者,能與選民建立良好的關係,擁有很好的競選技巧,還有一點堅韌,這一點我很喜歡。」當時,這番話引起了廣泛關注。
據公開資料顯示,達頓於1970年出生在布里斯本,是五個孩子中的一個。他就讀於聖保羅學校(St Paul’s School),併兼職割草、送報紙以及在一家肉店工作。他在1988年加入自由黨,一年後被預選為競選一個安全的工黨州席。達頓曾以這段經歷解釋了大學一年級正忙於競選以致耽誤了學習。
次年,達頓加入了昆士蘭警察部隊,併兼職學習,十年後獲得了商業學士學位。他在警察局工作了九年,曾在毒品組和性犯罪單位工作,同時也與父親一起翻修和經營托兒所,這些生意目前由達頓的妻子Kirilly經營。
曾擔任澳洲國防部長的派恩(Christopher Pyne)與達頓共同服務了18年,其中10年在內閣中任職,他表示,達頓是自由黨的主要溫和派人物,一個典型的中右翼昆士蘭人,「他比人們意識到的更務實、更聰明。」
而同樣是自由黨人,前總理譚寶對達頓頗有成見,2018年,達頓曾在黨內挑戰譚寶總理地位,結果譚寶慘澹下台,由前財長莫里森替代總理之位。
譚寶曾在一本回憶錄中這樣評價達頓,「細緻入微不是達頓的強項。」 「作為一名子彈頭(頭腦簡單)的前昆士蘭警察,他試圖扮演強硬人物。」
譚寶多次稱達頓為暴徒,並質疑他的智力,指出達頓在內閣中很少發言,指責他並不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但派恩反對這種說法,他表示達頓常常不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別人已經說了他想說的話。「他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在每一次討論中都強加自己的意見。」 前防長說。
在這篇採訪報道中,Phillip Coorey認為,達頓首次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是在2008年,那時他拒絕參加前工黨總理陸克文對被盜一代的土著人道歉。到了達頓在最後一屆政府中擔任內政部長和國防部長時,他的硬漢形象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據民意統計,達頓在關鍵州維州的支持率較低,但阿爾巴尼斯和工黨的形勢更糟糕。目前聯盟黨對在維州取得顯著進展持樂觀態度,包括重新奪回Aston選區。至於那些在2022年大選中被「綠黛」(Teal)奪走的席位,自由黨認為,他們將重新奪回西澳的Curtin選區以及可能會贏回維維州的Goldstein選區。對於那些被達頓的吸引力所影響的選民來說,「綠黛」與綠黨和工黨並無太大區別。
在2022年大選中,一些以零排放、性平等為議題的獨立候選人成功贏得了曾由自由黨掌控的多個席位,改變了澳大利亞的政治格局。由於他們的競選材料和標誌通常使用藍綠色(Teal)這一顏色,因此得名「綠黛(Teal)」席位。
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對達頓充滿好感,達頓第一次進入霍華德的視野是在2001年,當時他贏得了Dickson選區,擊敗了工黨明星候選人Cheryl Kernot。 「選民們並沒有對達頓狂熱,」霍華德說:「但對於那些對阿爾巴尼斯感到失望的人,達頓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霍華德把阿爾巴尼斯比作「一件會說話的家具」,他說:「阿爾巴尼斯完全不勝任,他真的處境糟糕。……當他說話時,你根本不會聽進去。我常常不記得他講了什麼。」
霍華德承認,他與派恩一樣,對達頓的表現感到驚訝,霍華德說:「六個月前我完全認為他沒有希望,我仍然認為歷史對他不利,但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一位曾在霍華德領導下和達頓並肩工作的前部長表示:「達頓在智力上可能不如霍華德,但他一樣堅韌。」
自由黨人對大企業的態度往往被特別關注。2017年,達頓猛烈抨擊那些公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企業領袖,當時,澳航(Qantas)首席執行官Alan Joyce是其中的重點對象。去年,達頓批評Woolworths,指責其「推銷覺醒議程」,因為該超市連鎖店下架了澳大利亞日(Australia Day)商品。「如果[顧客]不想慶祝澳大利亞日,那是他們的決定,但我認為人們應該抵制Woolworths,」他說。
達頓表示,他的商業理念與自由黨創黨人相一致。「當Robert Menzies創立自由黨時,主要是支持獨立商人、合夥企業主以及那些正在將小企業發展為中型和大型企業的人。」「但如今,自由黨與澳大利亞企業界的關係逐漸疏遠。那是因為大企業不再倡導稅收改革、勞工關係改革或其他微觀和宏觀經濟改革。」
在採訪中,Morris則高度評價達頓,稱他作為領導者做得非常出色。達頓對大企業的輕蔑,是因為「他只是覺得他們迷失了方向。」
在上一次大選中,達頓提出了澳中戰爭的可能性,結果被輿論渲染為「反華」思潮,一些選民認為阿爾巴尼斯改善了澳中關係。自這次選舉以來,達頓花費了大量時間修復與中國社區的關係,並表示,如果作為總理受邀,他願意訪問北京。
達頓被左派攻擊的另一個內容是,說他模仿川普,例如達頓對非法移民的強硬態度和拒絕「覺醒主義」;在社交媒體上,”Temu Trump”這個綽號廣泛傳播。
達頓對此辯解道:「我的原則是保護人民,捍衛國家利益,為偉大的國家而戰。我不站在極端立場。我非常堅信,在作出決策時,應該為我們的國家的最大利益考慮,而不是為了美國、英國或其他地方的利益。」
霍華德也表示說,達頓不是川普。「人們知道他立場明確,他們不希望有一個狂熱的民粹主義者當總理,」他說。「我認為他永遠不會成為除他之外的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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