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背後的鉛山縣城

在鉛山縣，「胡鑫宇」幾乎無處不在。

這個位於江西省東邊，方圓約2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24萬的縣城，關於他的信息已經傳播到各個角落，人們迫切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而在2月2日舉行的發布會上，這次事件終於有了調查結論——胡鑫宇系自縊死亡。

「2022年9月，（胡鑫宇）到致遠中學就讀後，因學習成績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際關係、青春期衝動帶來的壓力，造成了他失蹤前心理狀態失衡，表現為入睡困難、早醒、醒後難以再入睡等睡眠問題。存在注意力難以集中、記憶困難等認知功能障礙。存在內疚自責、痛苦無力無助無望感、無意義感等情緒問題。進食出現異常，有明確的厭世表現和輕生傾向。」

對於這個「性格內向孤獨、溫和」的孩子，經心理專家分析，稱其「在意他人看法，少與人做深入的思想情感溝通，情感支持缺失，缺少情緒宣洩渠道，常有避世想法」。

但一個人終究無法獨立於社會、家庭、學校之外而存在。在事實層面之外，人們也會想了解，鉛山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當地的學生們，又身處於怎樣的學習環境？而類似的悲劇，能夠避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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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

在鉛山縣，很多人都會談論起他。

一個離致遠中學不遠的水果店裡，老闆會向顧客描述，店後面的化糞池是怎麼被抽乾的；一家餐館裡，奶奶會拿胡鑫宇的事教育不肯吃飯的孫子；一位理髮店店主說，來店裡的客人，有時會說起，「明年不讓孩子上致遠了」；1月底的一天，縣城最繁華的天街里，有個男孩曾大聲喊：「找到啦！」

而胡鑫宇生前就讀的致遠中學，更是位於漩渦的中心。

致遠中學的高中部，位於縣城西邊、鵝湖大道上。在校門口，保安或是警察巡邏的隊伍，每隔幾分鐘就從學校門口走上一趟。在學校門口逗留太久，會有人來盤問。通往學校的一個十字路口，因為沒有紅綠燈，四個交警輪流站在馬路中央指揮交通。

幾位致遠初中部的工作人員，因為學校名字跟高中部一樣，接到了許多騷擾電話，電話里對方說：「晚上睡得着嗎？」最後，他們選擇把電話關機。

選擇陪讀的家長也變多了。他們把孩子從高中宿舍接出來，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有段時間，房源很緊缺，一位中介說，連同一條街上的另一所高中——鉛山一中附近的房子，都只剩下一套。

那是個帶廚房的開間，一個月900塊錢，比去年漲了200塊。就連致遠高中兩側的賓館，都住滿了從寄宿轉成走讀的學生、家長，有人一住就是半年。

李麗是一名陪讀媽媽，她的兒子也在致遠念書。她來自縣城周邊的村子，從老家到致遠高中，要先走路半小時，再坐公交車10分鐘。

過去的兩年，她的兒子一直在致遠高中寄宿，而她在浙江寧波的服裝廠里打工。直到聽說胡鑫宇失蹤，她才急匆匆趕回來，下定決心要陪讀。她的語氣里有焦慮：「本來我真的是不願意在這陪，你看在這裡人生地不熟，兩個人租房要錢的吧，吃喝要錢的吧？但是過來陪是要安全一點，放心一點。」

事件發生之後，致遠學生們的假期也變多了，多了放鬆的機會。致遠高中的學生小河說，在失蹤之前，學校是兩周休一次，但現在，每周都放假。往年，元宵節都不放假，今年也說可以放一天半。

在縣城東邊的一個網吧，星期二的中午，幾個致遠高中的走讀生趁着午休來上網，原本蕭條的網吧熱鬧起來。00後王宇是其中一個。這天中午的下課鈴一響，他去學校門口的小賣部，找老闆拿上代替保管的手機，再買點零食，騎電動車穿過大半個縣城，開一局遊戲。

他說，媽媽知道他出來玩，但算是默許。因為在失蹤案之後，他媽媽覺得「管得不能太嚴」，也是從這個學期開始，媽媽租了房子陪讀。

唯一讓王宇困擾的是，從教室到出租屋的幾百米路，媽媽覺得不安全，走讀生的晚自習本來是晚上9:30放學，寄宿生是10:30，她強烈要求王宇上到10:30，跟大家一起出來，走到校門口，她會在那裡等他，接他回家。

陪讀媽媽

像國內很多中部地區的縣城一樣，鉛山縣的經濟水平一般。2021年，鉛山縣GDP在整個江西都排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在這裡，有些新開的服裝店，過了一年就倒閉，大城市最火的劇本殺，到了這裡只有一家能存活。去年新建的樓盤有三個，蓋了二十多層，但晚上只有零星幾戶亮着燈。而新修的天街商業體，時間久了，人也在變少。

地處贛、閩、浙交界的鉛山縣，面臨着和其他縣城同樣的問題，人口外流嚴重。縣城的戶籍人口48.07萬，常住人口卻只有38.24萬。走在縣城的街道上，很少見到年輕人和中年人，街上只有學生和老人。每年春節前後，是各種意義上縣城最熱鬧的時候——候鳥一樣的打工人還沒有離家、外出。

但特別的地方在於，這個被包裹在群山與河流當中的縣城，尤其重視教育，由於鄉鎮眾多，鉛山縣小學的數量非常多，有63所，中學也有37所。

與胡鑫宇相似，村莊裡的孩子們，會在村子附近讀幼兒園和小學，然後到鎮上或是縣城裡讀初中，足夠優秀的孩子會經過篩選，一步一步進入縣城最好的高中，剩下的就只能找別的出路。數據也證明這一點，2021年，鉛山縣有8093人初中畢業，但讀到高中畢業的，只有3153人。

由於父母需要外出打工賺錢，寄宿制在這樣的土壤上生根發芽。胡鑫宇曾經就讀過的桃園初中，就是一所寄宿制學校，致遠中學初中部和高中部，也有寄宿制。這是鉛山的主流制度，比如小河，她在致遠高中讀高二，她所在的班級，6個人里有5個人是寄宿生。致遠高中還有一座陪讀樓，一個月800元，專供學生家長居住。家長還可以經過選拔，在學校里擔任一份後勤工作。

與寄宿制並行的，是學校里濃郁的打工氛圍。李子文畢業於致遠中學，每逢假期，班上的同學會去往義烏、寧波、慈谿……然後在那邊找一個零工干，比如超市收銀、奶茶店店員或是跟父母一起進廠。有一個夏天，她在本地的超市做收銀員，掙了一千多元。

這是一個無奈又嚴格的制度。寄宿制的學校里，玩手機、進出校門都有規定，依靠嚴格的管理提升分數。王宇曾是胡鑫宇初中的校友，他記得，在桃園初中，一個月只放一天假，每個月會考試，120分滿分，考不到96分不可以回家。

當時，為了回家，他會努力地學，考到96分。

胡鑫宇媽媽曾提到，她曾想過陪讀，但被兒子拒絕。在陪讀這一點上，在當地的媽媽中，已經形成一種風氣。

在鉛山縣，選擇陪讀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媽媽。尤其是孩子初三或高三的那一年，媽媽們會放下工作、獨自回到縣城。

在離學校不到200米一棟白色的4層小樓里，陪讀媽媽李麗，租了一個十來平米的房間，每個月的租金700塊。房子裡沒有熱水，洗頭、洗臉，都要靠開水壺。用得多了，她把開水壺都用壞了一個。

李麗的腳步和語氣都是急匆匆的。她每天的時間安排得很滿，除了給孩子做早、中、晚三頓飯，下午和晚自習，她還要去不遠處的服裝廠打零工。「差不多他下午一點半起床，我再出去工作三個小時，晚上他快六點半又去學校了，我去做兩個小時再回來，晚上九點前，一定要回來。」

在這個不大的縣城，沿着致遠高中所在的鵝湖大道一直向西，走上幾百米，風景越來越荒涼。卡車駛過，塵土飛揚，路的兩側是物流園，在陳舊的樓房裡，有幾十家小規模的服裝外貿公司。

在其中一家公司，大約400平米的空間裡，縫紉機嗡嗡作響。布料、線頭滿地都是，花紋布料被裝在一個大筐里，女人們穿着圍裙，剪布料、縫標籤、剪線頭……這天下午，媽媽們來了好幾波，她們的訴求都是一樣的：要照顧孩子，不能全職，只能按件計費。

出來做零工，李麗是開心的，「出去要干一點事，一天到晚在家裡，一點都不好玩的。」除了打發時間，還能賺一些錢。她48歲了，以前還可以用縫紉機，現在年紀大了，眼神不好，頸椎腰椎也痛，只能做最便宜的工種——剪線頭，剪好一件2毛錢，一個月可以掙2000多。

她們都曾在大城市的服裝廠打過工，早已是流水線熟手，一來這裡，就可以直接上手電動縫紉機。嘈雜聲中，媽媽們右腳踩下底下的踏板，左手推着布料迅速地向着針的方向延伸，兩塊布料嚴絲合縫地拼在一起。有時候，她們也會遇見孩子班上同學的媽媽，這時候，流水線上會談論起孩子的學習。

這是鉛山縣生活的兩個側面，一邊，是為生活奮鬥的陪讀媽媽；另一邊，是不遠的中學裡，為高考奮鬥的她們的孩子。在下午和晚自習之間，在初中與高中之間，在浙江與鉛山縣城之間，布料與布料之間，媽媽們輾轉騰挪着。

縣中困境

但通過學習走出縣城的機會是有限的。

這些年，超級中學興起，臨川一中、上饒中學每年到各個縣城「掐尖」，學生和老師都在流失。李子文的一個初中同學曾經是全縣前三名，大家都說，上饒那邊獎了他十萬，讓他去那讀高中。

在鉛山縣，公立高中有鉛山一中、五中、實驗中學，除此之外就是致遠。一中是最好的，但要靠分數才能進。致遠比不上一中，但它也是那些成績還有可能沖一衝的孩子們的希望。

在媽媽們口中，致遠是「好學校」「老師很負責」，產生這個印象，跟過去許多年裡致遠的突圍之路有關。

在許多年前，致遠初中部設置了一個六年級的銜接班，每年小升初考試之前，初中部的老師都會去周邊村鎮中找好苗子。

王宇記得，自己讀初三的那年，致遠高中的老師曾到桃園中學宣講，放了PPT，宣講完畢，還把成績好的幾個學生單獨喊出去談話。那年中考還沒出分，致遠高中的老師，就帶着班上成績好的同學去了上海，玩了整整7天，還去了迪士尼。

回來之後，正趕上填報志願，她選擇了致遠。

但從這一刻之後，對優生和差生的分層也開始了。首先體現在分數線上，致遠高中的可以免學費就讀的分數線，是599分。對於那些不到599分的學生，則需要花錢買分。

李子文是幸運的。她考了600分以上，在全縣的前二十名之內，致遠高中免去了她的學費，每年還給2500元獎學金，對於出身山區的她來說，這有極大的吸引力。

班級的設置，是體現學生分層的另一個表現。李子文說，從上到下，致遠設置了直升班（對標一中的直升班），0-A班（可以考一本的重點班），0班（可以衝刺二本），還有0-B班（目標是「五星級大專」），在家長眼中，這些班都不錯。再往下，則是重點班、平行班。

在鉛山縣，很容易就能覺察到致遠中學面臨的教育競爭。

當地學生都明白，鉛山縣裡，最好高中是鉛山一中，並不是致遠。鉛山一中可以跟其他地區的公立高中組織「六校聯考」，致遠只能辦「民校聯考」；一中可以跟其他名校一起出題，致遠只能托關係或是買來二手試卷。

數據也顯示，2018年，致遠高考的一本人數，不到鉛山一中的一半。到了2021年，致遠中學的一本人數為100多人，依舊約為鉛山一中的一半。

但與此同時，當年全縣理科第一出在了致遠高中，顯示出致遠在教學上的追趕力度。

在這樣的縣城裡，嚴格管理和刷題，通常是兩大法寶。致遠也不例外。這裡假期短暫，每個周六，寄宿生的手機上交，鎖在柜子里，兩個禮拜後再發回來，用不到一天，再交上去。

曾經，有學生偷偷用手機，被老師發現，手機上交，再交2000元保證金，高三畢業再退還。

同時，寄宿生也不能隨便出校門。走讀生要戴一個走讀證，門衛才放行。違反規則會有相應的懲罰，比如，小河的同學曾經因為起床時出寢室晚了，被宿管記名字通報，班主任讓他第一節課罰站。

另一個法寶，就是刷題。

在這樣的地方，學習是唯一重要的事情。當地高中的一些班裡，會貼每一次考試的成績單，還有的班級，會把每個人的名字打印出來，掛在教室後面的黑板上。每次月考結束，就在名字後面寫一個分數，對比進步和退步。小河的班主任有一次說，家長經常私信他「孩子考了多少分」，還有家長要求把成績單直接發到家長群里。

為了激勵學生學習，班主任讓大家根據每次考試的排名來挑位子，考一次試，就換一次位置。教室中間視野更好，放了35張桌子，前35名才可以坐中間，個子矮的同學只能祈禱自己考得好。成績下滑和成績不好的同學，則會經常被老師喊去談話。

在這樣的氛圍里，題是刷不完的。李子文說，老師會布置「超級多的作業」，一本書用一個禮拜或者是半個月寫完，每天撕下來幾張自己批改，再交上去。有人寫作業到凌晨。

2021年的高考，對於致遠來說有進步，因為縣理科第一出在致遠。那一天，致遠的老師特地買了鞭炮，還找了一輛宣傳的車，拉起橫幅，並且特地去鉛山一中的門口開了一圈。

但李子文覺得，管理和刷題，也並不是萬金油。比如，她高考的那年，考得最好的學生，拿到了20分的貧困專項加分，才上了浙大，文科班最高分只有570分左右。她總記得班上的一個同學，曾經是一所寄宿制初中的第一，但到了競爭更激烈的高中之後，哪怕天天學到凌晨，也只是0-A班的中游。

說起高中，她只想到兩個字，疲憊。凌晨一兩點睡，早上六點起，午休的時候都在補作業，大家睡眠嚴重不足，一到課間休息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睡覺，班級里死氣沉沉。有的同學會脫髮，還有的因為太焦慮而斑禿。

這時候，她會想起那個消失的男孩。

壓抑與逃離

然而，當事件在網上引起震動的同時，在鉛山縣，與沸騰的輿論相反，當地的很多家長和學生，反而處於一種有些壓抑的平靜中，生活、學習、考試……一切都跟之前一樣。

在致遠高中旁邊的一家小飯店裡，吃午飯等菜的幾分鐘，一個穿着藍色校服的男孩，把習題冊在凳子上平鋪開，身體彎下去，沉在習題里。他的媽媽把筷子的塑料膜摘掉，放到他的碟子上面。

還有個陪讀奶奶說，自己的孫女跟胡鑫宇不同班、不同年級，「不認識，不影響學習就好」。

這位奶奶也說起，她孫女寄宿的時候，曾給她打過電話，孫女說壓力大，考試題太難，住在學校里，晚上十二點去洗漱都得排隊，說着說着孫女在電話里哭了。但轉述這件事時，奶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孩子知道努力的嘞，受苦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還有另一個當地的高中生說，她之前跟她媽媽說，「最近情緒比較低落，有點抑鬱」。她媽媽卻說，「拿這個威脅我嗎？」

在2月2日的發布會中，鉛山縣教育局負責人也承認，對於當地學生的心理健康要重視。事後，他們在致遠中學進行了心理危機干預，還開展了「心理健康專題教育」。在具體措施中，就包括要建立學校、年級、班級、家庭四級預警網絡。

換句話說，這個學校、年級、班級、家庭的四級預警網絡，此前並沒有建立完善，或者說，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而針對家長們的教育，很多時候也是缺失的狀態。

在服裝廠的工作間裡，陪讀媽媽宋蕊蕊腳踩着踏板，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手按着衣服的領口在桌子上延展，正在給衣服鎖邊，縫上SML的標籤。

對於如今發生的事件，她用一種格外家長式的口吻，進行了有些冷漠的評價：「現在的小孩心理承受能力差，你這點學習壓力都受不了，將來他步入社會了，有困難的時候怎麼去面對？」縫紉機的針走得快，又鋒利，一不留神，就在她手上扎一下。她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手指頭在桌子上抹了一把，繼續工作。

她說起自己從前在流水線上的日子，腦袋裡什麼都不用想，看着眼前的針、線、衣服，要是縫錯了標籤，就把標籤拆掉，再換一個。仿佛在她的思維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像這份工作一樣按部就班，哪個零件壞了，就把它扔出去，流水線繼續正常運轉。

像這樣，在走出縣城的渴望面前，所有人都在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做着自己覺得對的事。

坐在這裡，可以聽到對面小學的下課鈴，向窗外遠眺，可以看到新開的樓盤，房子幾十萬一套。宋蕊蕊感慨說：「我們是沒什麼希望了，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所改變。」

受限於當地的就業機會，家長們不可避免地會離家外出打工，然後又在孩子升學的關鍵時期，像候鳥一樣飛回來。這樣的模式，也讓面臨學習壓力的孩子們覺得無力和內疚。

王宇說，自己很難感覺到與家人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的滋味。以前父母在外面打工，只能周末給他們打電話，後來媽媽回來了，每天都在管着他，所有的談話都圍繞着學習展開，時間久了，有些心事他就不會再對媽媽說。

有件事情讓他傷心了一陣子，中考之後出分，他超常發揮，考了個史無前例的好成績，晚上給媽媽打電話的時候，媽媽以為他考得不好，不耐煩地說：「別煩我，我要睡覺了。」‍

他懷念小時候，小學一年級，爸媽還在身邊的時候，爸爸教過他學一年級的數學，他因此跳了一級，整個小學時代，都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直到他們出去打工，他上了桃園初中，過去的「輝煌」再也沒有了。

他的美好記憶，依舊停留在初中，那一年暑假，他到浙江去找爸媽。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海，也是第一次見到那麼遠的「外面的世界」。他走在沙灘上，走幾步都能撿到漂亮的貝殼。沙子吻着他的腳心，涼爽的海風從四面八方吹向他。他當時想，自己一定要走出去。

但現在，他坐在網吧里，鼠標顫動，新的一局遊戲又開始了。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