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背後的鉛山縣城

在鉛山縣,「胡鑫宇」幾乎無處不在。

這個位於江西省東邊,方圓約2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24萬的縣城,關於他的信息已經傳播到各個角落,人們迫切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而在2月2日舉行的發布會上,這次事件終於有了調查結論——胡鑫宇系自縊死亡。

「2022年9月,(胡鑫宇)到致遠中學就讀後,因學習成績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際關係、青春期衝動帶來的壓力,造成了他失蹤前心理狀態失衡,表現為入睡困難、早醒、醒後難以再入睡等睡眠問題。存在注意力難以集中、記憶困難等認知功能障礙。存在內疚自責、痛苦無力無助無望感、無意義感等情緒問題。進食出現異常,有明確的厭世表現和輕生傾向。」

對於這個「性格內向孤獨、溫和」的孩子,經心理專家分析,稱其「在意他人看法,少與人做深入的思想情感溝通,情感支持缺失,缺少情緒宣洩渠道,常有避世想法」。

但一個人終究無法獨立於社會、家庭、學校之外而存在。在事實層面之外,人們也會想了解,鉛山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當地的學生們,又身處於怎樣的學習環境?而類似的悲劇,能夠避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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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

在鉛山縣,很多人都會談論起他。

一個離致遠中學不遠的水果店裡,老闆會向顧客描述,店後面的化糞池是怎麼被抽乾的;一家餐館裡,奶奶會拿胡鑫宇的事教育不肯吃飯的孫子;一位理髮店店主說,來店裡的客人,有時會說起,「明年不讓孩子上致遠了」;1月底的一天,縣城最繁華的天街里,有個男孩曾大聲喊:「找到啦!」

而胡鑫宇生前就讀的致遠中學,更是位於漩渦的中心。

致遠中學的高中部,位於縣城西邊、鵝湖大道上。在校門口,保安或是警察巡邏的隊伍,每隔幾分鐘就從學校門口走上一趟。在學校門口逗留太久,會有人來盤問。通往學校的一個十字路口,因為沒有紅綠燈,四個交警輪流站在馬路中央指揮交通。

幾位致遠初中部的工作人員,因為學校名字跟高中部一樣,接到了許多騷擾電話,電話里對方說:「晚上睡得着嗎?」最後,他們選擇把電話關機。

選擇陪讀的家長也變多了。他們把孩子從高中宿舍接出來,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有段時間,房源很緊缺,一位中介說,連同一條街上的另一所高中——鉛山一中附近的房子,都只剩下一套。

那是個帶廚房的開間,一個月900塊錢,比去年漲了200塊。就連致遠高中兩側的賓館,都住滿了從寄宿轉成走讀的學生、家長,有人一住就是半年。

李麗是一名陪讀媽媽,她的兒子也在致遠念書。她來自縣城周邊的村子,從老家到致遠高中,要先走路半小時,再坐公交車10分鐘。

過去的兩年,她的兒子一直在致遠高中寄宿,而她在浙江寧波的服裝廠里打工。直到聽說胡鑫宇失蹤,她才急匆匆趕回來,下定決心要陪讀。她的語氣里有焦慮:「本來我真的是不願意在這陪,你看在這裡人生地不熟,兩個人租房要錢的吧,吃喝要錢的吧?但是過來陪是要安全一點,放心一點。」

事件發生之後,致遠學生們的假期也變多了,多了放鬆的機會。致遠高中的學生小河說,在失蹤之前,學校是兩周休一次,但現在,每周都放假。往年,元宵節都不放假,今年也說可以放一天半。

在縣城東邊的一個網吧,星期二的中午,幾個致遠高中的走讀生趁着午休來上網,原本蕭條的網吧熱鬧起來。00後王宇是其中一個。這天中午的下課鈴一響,他去學校門口的小賣部,找老闆拿上代替保管的手機,再買點零食,騎電動車穿過大半個縣城,開一局遊戲。

他說,媽媽知道他出來玩,但算是默許。因為在失蹤案之後,他媽媽覺得「管得不能太嚴」,也是從這個學期開始,媽媽租了房子陪讀。

唯一讓王宇困擾的是,從教室到出租屋的幾百米路,媽媽覺得不安全,走讀生的晚自習本來是晚上9:30放學,寄宿生是10:30,她強烈要求王宇上到10:30,跟大家一起出來,走到校門口,她會在那裡等他,接他回家。

陪讀媽媽

像國內很多中部地區的縣城一樣,鉛山縣的經濟水平一般。2021年,鉛山縣GDP在整個江西都排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在這裡,有些新開的服裝店,過了一年就倒閉,大城市最火的劇本殺,到了這裡只有一家能存活。去年新建的樓盤有三個,蓋了二十多層,但晚上只有零星幾戶亮着燈。而新修的天街商業體,時間久了,人也在變少。

地處贛、閩、浙交界的鉛山縣,面臨着和其他縣城同樣的問題,人口外流嚴重。縣城的戶籍人口48.07萬,常住人口卻只有38.24萬。走在縣城的街道上,很少見到年輕人和中年人,街上只有學生和老人。每年春節前後,是各種意義上縣城最熱鬧的時候——候鳥一樣的打工人還沒有離家、外出。

但特別的地方在於,這個被包裹在群山與河流當中的縣城,尤其重視教育,由於鄉鎮眾多,鉛山縣小學的數量非常多,有63所,中學也有37所。

與胡鑫宇相似,村莊裡的孩子們,會在村子附近讀幼兒園和小學,然後到鎮上或是縣城裡讀初中,足夠優秀的孩子會經過篩選,一步一步進入縣城最好的高中,剩下的就只能找別的出路。數據也證明這一點,2021年,鉛山縣有8093人初中畢業,但讀到高中畢業的,只有3153人。

由於父母需要外出打工賺錢,寄宿制在這樣的土壤上生根發芽。胡鑫宇曾經就讀過的桃園初中,就是一所寄宿制學校,致遠中學初中部和高中部,也有寄宿制。這是鉛山的主流制度,比如小河,她在致遠高中讀高二,她所在的班級,6個人里有5個人是寄宿生。致遠高中還有一座陪讀樓,一個月800元,專供學生家長居住。家長還可以經過選拔,在學校里擔任一份後勤工作。

與寄宿制並行的,是學校里濃郁的打工氛圍。李子文畢業於致遠中學,每逢假期,班上的同學會去往義烏、寧波、慈谿……然後在那邊找一個零工干,比如超市收銀、奶茶店店員或是跟父母一起進廠。有一個夏天,她在本地的超市做收銀員,掙了一千多元。

這是一個無奈又嚴格的制度。寄宿制的學校里,玩手機、進出校門都有規定,依靠嚴格的管理提升分數。王宇曾是胡鑫宇初中的校友,他記得,在桃園初中,一個月只放一天假,每個月會考試,120分滿分,考不到96分不可以回家。

當時,為了回家,他會努力地學,考到96分。

胡鑫宇媽媽曾提到,她曾想過陪讀,但被兒子拒絕。在陪讀這一點上,在當地的媽媽中,已經形成一種風氣。

在鉛山縣,選擇陪讀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媽媽。尤其是孩子初三或高三的那一年,媽媽們會放下工作、獨自回到縣城。

在離學校不到200米一棟白色的4層小樓里,陪讀媽媽李麗,租了一個十來平米的房間,每個月的租金700塊。房子裡沒有熱水,洗頭、洗臉,都要靠開水壺。用得多了,她把開水壺都用壞了一個。

李麗的腳步和語氣都是急匆匆的。她每天的時間安排得很滿,除了給孩子做早、中、晚三頓飯,下午和晚自習,她還要去不遠處的服裝廠打零工。「差不多他下午一點半起床,我再出去工作三個小時,晚上他快六點半又去學校了,我去做兩個小時再回來,晚上九點前,一定要回來。」

在這個不大的縣城,沿着致遠高中所在的鵝湖大道一直向西,走上幾百米,風景越來越荒涼。卡車駛過,塵土飛揚,路的兩側是物流園,在陳舊的樓房裡,有幾十家小規模的服裝外貿公司。

在其中一家公司,大約400平米的空間裡,縫紉機嗡嗡作響。布料、線頭滿地都是,花紋布料被裝在一個大筐里,女人們穿着圍裙,剪布料、縫標籤、剪線頭……這天下午,媽媽們來了好幾波,她們的訴求都是一樣的:要照顧孩子,不能全職,只能按件計費。

出來做零工,李麗是開心的,「出去要干一點事,一天到晚在家裡,一點都不好玩的。」除了打發時間,還能賺一些錢。她48歲了,以前還可以用縫紉機,現在年紀大了,眼神不好,頸椎腰椎也痛,只能做最便宜的工種——剪線頭,剪好一件2毛錢,一個月可以掙2000多。

她們都曾在大城市的服裝廠打過工,早已是流水線熟手,一來這裡,就可以直接上手電動縫紉機。嘈雜聲中,媽媽們右腳踩下底下的踏板,左手推着布料迅速地向着針的方向延伸,兩塊布料嚴絲合縫地拼在一起。有時候,她們也會遇見孩子班上同學的媽媽,這時候,流水線上會談論起孩子的學習。

這是鉛山縣生活的兩個側面,一邊,是為生活奮鬥的陪讀媽媽;另一邊,是不遠的中學裡,為高考奮鬥的她們的孩子。在下午和晚自習之間,在初中與高中之間,在浙江與鉛山縣城之間,布料與布料之間,媽媽們輾轉騰挪着。

縣中困境

但通過學習走出縣城的機會是有限的。

這些年,超級中學興起,臨川一中、上饒中學每年到各個縣城「掐尖」,學生和老師都在流失。李子文的一個初中同學曾經是全縣前三名,大家都說,上饒那邊獎了他十萬,讓他去那讀高中。

在鉛山縣,公立高中有鉛山一中、五中、實驗中學,除此之外就是致遠。一中是最好的,但要靠分數才能進。致遠比不上一中,但它也是那些成績還有可能沖一衝的孩子們的希望。

在媽媽們口中,致遠是「好學校」「老師很負責」,產生這個印象,跟過去許多年裡致遠的突圍之路有關。

在許多年前,致遠初中部設置了一個六年級的銜接班,每年小升初考試之前,初中部的老師都會去周邊村鎮中找好苗子。

王宇記得,自己讀初三的那年,致遠高中的老師曾到桃園中學宣講,放了PPT,宣講完畢,還把成績好的幾個學生單獨喊出去談話。那年中考還沒出分,致遠高中的老師,就帶着班上成績好的同學去了上海,玩了整整7天,還去了迪士尼。

回來之後,正趕上填報志願,她選擇了致遠。

但從這一刻之後,對優生和差生的分層也開始了。首先體現在分數線上,致遠高中的可以免學費就讀的分數線,是599分。對於那些不到599分的學生,則需要花錢買分。

李子文是幸運的。她考了600分以上,在全縣的前二十名之內,致遠高中免去了她的學費,每年還給2500元獎學金,對於出身山區的她來說,這有極大的吸引力。

班級的設置,是體現學生分層的另一個表現。李子文說,從上到下,致遠設置了直升班(對標一中的直升班),0-A班(可以考一本的重點班),0班(可以衝刺二本),還有0-B班(目標是「五星級大專」),在家長眼中,這些班都不錯。再往下,則是重點班、平行班。

在鉛山縣,很容易就能覺察到致遠中學面臨的教育競爭。

當地學生都明白,鉛山縣裡,最好高中是鉛山一中,並不是致遠。鉛山一中可以跟其他地區的公立高中組織「六校聯考」,致遠只能辦「民校聯考」;一中可以跟其他名校一起出題,致遠只能托關係或是買來二手試卷。

數據也顯示,2018年,致遠高考的一本人數,不到鉛山一中的一半。到了2021年,致遠中學的一本人數為100多人,依舊約為鉛山一中的一半。

但與此同時,當年全縣理科第一出在了致遠高中,顯示出致遠在教學上的追趕力度。

在這樣的縣城裡,嚴格管理和刷題,通常是兩大法寶。致遠也不例外。這裡假期短暫,每個周六,寄宿生的手機上交,鎖在柜子里,兩個禮拜後再發回來,用不到一天,再交上去。

曾經,有學生偷偷用手機,被老師發現,手機上交,再交2000元保證金,高三畢業再退還。

同時,寄宿生也不能隨便出校門。走讀生要戴一個走讀證,門衛才放行。違反規則會有相應的懲罰,比如,小河的同學曾經因為起床時出寢室晚了,被宿管記名字通報,班主任讓他第一節課罰站。

另一個法寶,就是刷題。

在這樣的地方,學習是唯一重要的事情。當地高中的一些班裡,會貼每一次考試的成績單,還有的班級,會把每個人的名字打印出來,掛在教室後面的黑板上。每次月考結束,就在名字後面寫一個分數,對比進步和退步。小河的班主任有一次說,家長經常私信他「孩子考了多少分」,還有家長要求把成績單直接發到家長群里。

為了激勵學生學習,班主任讓大家根據每次考試的排名來挑位子,考一次試,就換一次位置。教室中間視野更好,放了35張桌子,前35名才可以坐中間,個子矮的同學只能祈禱自己考得好。成績下滑和成績不好的同學,則會經常被老師喊去談話。

在這樣的氛圍里,題是刷不完的。李子文說,老師會布置「超級多的作業」,一本書用一個禮拜或者是半個月寫完,每天撕下來幾張自己批改,再交上去。有人寫作業到凌晨。

2021年的高考,對於致遠來說有進步,因為縣理科第一出在致遠。那一天,致遠的老師特地買了鞭炮,還找了一輛宣傳的車,拉起橫幅,並且特地去鉛山一中的門口開了一圈。

但李子文覺得,管理和刷題,也並不是萬金油。比如,她高考的那年,考得最好的學生,拿到了20分的貧困專項加分,才上了浙大,文科班最高分只有570分左右。她總記得班上的一個同學,曾經是一所寄宿制初中的第一,但到了競爭更激烈的高中之後,哪怕天天學到凌晨,也只是0-A班的中游。

說起高中,她只想到兩個字,疲憊。凌晨一兩點睡,早上六點起,午休的時候都在補作業,大家睡眠嚴重不足,一到課間休息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睡覺,班級里死氣沉沉。有的同學會脫髮,還有的因為太焦慮而斑禿。

這時候,她會想起那個消失的男孩。

壓抑與逃離

然而,當事件在網上引起震動的同時,在鉛山縣,與沸騰的輿論相反,當地的很多家長和學生,反而處於一種有些壓抑的平靜中,生活、學習、考試……一切都跟之前一樣。

在致遠高中旁邊的一家小飯店裡,吃午飯等菜的幾分鐘,一個穿着藍色校服的男孩,把習題冊在凳子上平鋪開,身體彎下去,沉在習題里。他的媽媽把筷子的塑料膜摘掉,放到他的碟子上面。

還有個陪讀奶奶說,自己的孫女跟胡鑫宇不同班、不同年級,「不認識,不影響學習就好」。

這位奶奶也說起,她孫女寄宿的時候,曾給她打過電話,孫女說壓力大,考試題太難,住在學校里,晚上十二點去洗漱都得排隊,說着說着孫女在電話里哭了。但轉述這件事時,奶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孩子知道努力的嘞,受苦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還有另一個當地的高中生說,她之前跟她媽媽說,「最近情緒比較低落,有點抑鬱」。她媽媽卻說,「拿這個威脅我嗎?」

在2月2日的發布會中,鉛山縣教育局負責人也承認,對於當地學生的心理健康要重視。事後,他們在致遠中學進行了心理危機干預,還開展了「心理健康專題教育」。在具體措施中,就包括要建立學校、年級、班級、家庭四級預警網絡。

換句話說,這個學校、年級、班級、家庭的四級預警網絡,此前並沒有建立完善,或者說,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而針對家長們的教育,很多時候也是缺失的狀態。

在服裝廠的工作間裡,陪讀媽媽宋蕊蕊腳踩着踏板,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手按着衣服的領口在桌子上延展,正在給衣服鎖邊,縫上SML的標籤。

對於如今發生的事件,她用一種格外家長式的口吻,進行了有些冷漠的評價:「現在的小孩心理承受能力差,你這點學習壓力都受不了,將來他步入社會了,有困難的時候怎麼去面對?」縫紉機的針走得快,又鋒利,一不留神,就在她手上扎一下。她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手指頭在桌子上抹了一把,繼續工作。

她說起自己從前在流水線上的日子,腦袋裡什麼都不用想,看着眼前的針、線、衣服,要是縫錯了標籤,就把標籤拆掉,再換一個。仿佛在她的思維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像這份工作一樣按部就班,哪個零件壞了,就把它扔出去,流水線繼續正常運轉。

像這樣,在走出縣城的渴望面前,所有人都在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做着自己覺得對的事。

坐在這裡,可以聽到對面小學的下課鈴,向窗外遠眺,可以看到新開的樓盤,房子幾十萬一套。宋蕊蕊感慨說:「我們是沒什麼希望了,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所改變。」

受限於當地的就業機會,家長們不可避免地會離家外出打工,然後又在孩子升學的關鍵時期,像候鳥一樣飛回來。這樣的模式,也讓面臨學習壓力的孩子們覺得無力和內疚。

王宇說,自己很難感覺到與家人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的滋味。以前父母在外面打工,只能周末給他們打電話,後來媽媽回來了,每天都在管着他,所有的談話都圍繞着學習展開,時間久了,有些心事他就不會再對媽媽說。

有件事情讓他傷心了一陣子,中考之後出分,他超常發揮,考了個史無前例的好成績,晚上給媽媽打電話的時候,媽媽以為他考得不好,不耐煩地說:「別煩我,我要睡覺了。」‍

他懷念小時候,小學一年級,爸媽還在身邊的時候,爸爸教過他學一年級的數學,他因此跳了一級,整個小學時代,都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直到他們出去打工,他上了桃園初中,過去的「輝煌」再也沒有了。

他的美好記憶,依舊停留在初中,那一年暑假,他到浙江去找爸媽。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海,也是第一次見到那麼遠的「外面的世界」。他走在沙灘上,走幾步都能撿到漂亮的貝殼。沙子吻着他的腳心,涼爽的海風從四面八方吹向他。他當時想,自己一定要走出去。

但現在,他坐在網吧里,鼠標顫動,新的一局遊戲又開始了。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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