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這十年】之三：從中國夢到權力的溫柔鄉

習近平執政十年，中國政府愈加頻繁地使用民族主義話語為其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辯護，在輿論間引起普遍擔憂。中國民族主義是如何走到了今天？是否有其合理性，又帶來了怎樣的危害？

「你如果穿漢服來，我絕對不會這樣說；但你穿的是和服，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你是中國人！」8月中旬，江蘇蘇州街頭一名警察對身穿日式浴衣的女子高聲咆哮的視頻迅速傳遍中文社媒。

延伸閱讀：【習近平這十年】之二： 中國公民社會從覺醒走向肅殺

「你是中國人」

同樣身在江蘇的張建平敏銳地捕捉到當事警察的口吻，「明顯地你從這個執法警察的態度，就能看到他具有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態度。」

張建平的這種敏銳與他的一段痛苦經歷有關。2006年，身為殘疾人的張建平因為維權事件接受外媒採訪，被當地警方帶到了派出所，「當時把我帶過去，是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傳喚的，然後那個警察也是與這個蘇州警察一樣，就說，『張建平，你是中國人，你怎麼能接受外媒採訪？』」

兩句前後相隔十六年的「你是中國人」讓張建平體味到官方話語中一以貫之的民族主義腔調。更讓他困擾的是，近幾年民族主義話題已在中國社會成泛濫之勢，「這幾年，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的宣揚，有些過度了，顯得無厘頭，已經讓人感到很難適從，就連正常的社會批評都會被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所壓制。」

張建平的無奈凸顯了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氛圍與公正社會體制之間的矛盾。民族主義似乎可以碾壓一切，這個社會的公正與體面似乎都可以不顧。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國社媒上洋溢着濃厚的反美氛圍。《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公開在社媒上說，應該擊落佩洛西的座機。而海外的中文推特上還不時出現這樣的貼子說：如果讓中國人自由投票，一定會推動武統台灣。言下之意，中國民眾已經被充分動員，多數傾向於武力解決台海問題。

但看似烈火烹油般的輿情背後卻有着各種冷眼旁觀。今年4月才「潤」到美國的令狐昌冰感覺，這種所謂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真實，「我的觀察來看，中國人沒有他們說的那麼糟糕，並不是大家都是民族主義的。他們受環境的影響，可能會自私自利，但他們中大多數人不會說向民族主義看齊。」

今年22歲的令狐在中國內陸地區度過了整個青少年時期，他初中輟學，多年來一直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說，周圍多數人並不關心官方媒體宣揚的民族主義等政治話題，「他們都不大願意討論這些事情，只要是和政治搭邊的事情，我的朋友和周邊的人，現實生活中的人，他們都不感興趣，不想聊這個。」

「趙家人」的民族主義

雖然不同群體態度不同，但隨着民族主義話題在中國輿論場的不斷凸顯，外界對中國民族主義走向的擔憂也顯而易見。

民族主義本質上解決的是我是誰的問題，一般是指一個民族追求自身獨立、自由和發展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可以是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但也可能在利益的驅使下，被導向狹隘、專斷，變得危險。

知名法國漢學家、現在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告訴本台， 中國的大眾民族主義正在變得危險，「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向更加民主、開放和包容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敞開的窗口正在收窄，現在占主導的是更加具有攻擊性的民族主義，是它們占據着媒體。」

他分析說，這與中國共產黨對民族主義的操控有關，「在中共看來，把黨和社會粘連在一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採用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顯然是以中共為核心的，它的話語結構是自上而下的，包括它的敘事和宣傳都是如此。」

張建平則認為，官方操縱的這種民族主義實際只是一個幌子，「嚴格來說，它不是民族主義，甚至連愛國主義都說不上，它就是『趙家人』的一個姿態，就是一個愛黨，對黨忠誠。」

習近平的中國夢

在習近平執政的這十年中，張建平口中的「趙家人」的民族主義似乎越來越展現出其狹隘、激進的一面。

習近平在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上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初就提出了所謂「中國夢」。習近平自己對中國夢解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

中共十九大之後，習近平又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說，藉此強調所謂西方衰退、中國崛起的局面。到2021年初，習近平自己又把「變局」的提法具體化為「東升西降」。

與這種飽含零和思想的民族主義表述方式相一致，中國政府常常展現出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也因此時常被其他國家詬病。澳門大學榮休教授郝志東分析說，這些現象體現出中國發展了以後想當世界領袖，「而且你自己說的，……所謂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中美兩國。什麼意思呢？就是要一起統治太平洋嘛，對不對？而且你是要給世界提供發展的中國道路。」

郝志東認為，習近平的對外政策在多方面表現出中國政府對世界的企圖，「在經濟上，像『一帶一路』，你也是想在經濟上當世界領袖嘛；政治上，你在聯合國，還有其他地方，你『團結』了一些國家，用經濟利益把這些國家收買，讓他們替你說話。你這也是想自己搞一套，當世界領袖，這是很明顯的。」

以反美為主

不僅如此，在中國一系列激進的民族主義表現中，反美已成為其最重要的主題。從新疆問題，到新冠疫情，再到台海問題，華春瑩、趙立堅等外交部發言人常常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把美國的對華政策作為首要的抨擊對象。

張建平認為，現在官方常常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掛在口中，恰恰反映出這種民族主義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因為它混合了統治者的大一統思想，「大一統的思想裡邊有民族主義，但並不完全屬於民族主義，就是有民族主義，也是屬於不恰當的民族主義，它是為了統治者的開疆拓土來服務的。」

但有不少人認為，中國近年來抬高民族主義的腔調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自然反應。《環球時報》、《紐約時報》等中美媒體都曾刊文，批評前總統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具有民族主義色彩。

目前身居美國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向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美國的一些做法的確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除本次佩洛西訪台之外，還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一些做法，「蓬佩奧之前就說過，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後來又推動美國與台灣建交。」

高敬文教授則認為，這種看法是把前後順序顛倒了，美國的民族主義整體上是應對式的，是為了應對幾十年來中國等亞洲國家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氛圍，「中國因為其經濟實力的增長，軍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的擴張，他們感覺自己應該在國際社會得到更大的空間、更高的地位。中國實際是一個修正主義強權，想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

習近平時代的港台和邊疆

習近平時代激進的民族主義也表現在中國政府對待港台和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上。

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自由民主空間的一再擠壓，中國軍方自去年以來不斷加大對台海周邊的軍事威懾等等，都讓世界不少國家為之側目。

台灣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吳叡人對本台分析說，習近平對港台採取的高壓政策很容易在歷史上找到參照，「我在看習近平處理香港和台灣問題的方式，我心裏面想的是乾隆，或者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就是一種平定邊疆的意思。他對台灣完全是一個非常冷酷的、現實主義的權力考量。」

在民族政策上，新疆地方政府對上百萬無辜的穆斯林民眾的集中關押，以及中國政府藏區強推的「藏傳佛教中國化」等等，讓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

目前身居美國紐約的回族穆斯林馬聚總結說，習近平這十年對少數民族的控制和歧視性政策是以前從未有過的。馬聚在2011年就舉家離開了中國，但直到2017年之前還經常回國。他明顯感覺，習近平相比於之前的主政者進一步強化了漢族的主體地位，「上一個十年，胡錦濤時期是所謂的『大中華主義』思想比較昌盛的時期。……但到了習近平時代，可以說，他把它收窄到了以漢文化為主的民族主義，這實際上是強制推行漢文化的大沙文主義。」

民族主義政黨

習近平治下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政策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民族主義屬性脫不開關係。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濫觴於晚清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衝突中。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有上百年的時間持續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國政治的主題，「百年屈辱」等關鍵詞也寫入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因。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是在民族救亡的氛圍中成長，並且深受康有為、梁啓超等民族主義者的影響。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對抗日本侵略的過程中才積蓄了力量，成為中國的主要政黨。知名華裔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在世時曾接受採訪說，中國共產黨起來就是靠民族主義，但口號講的是國際主義。他實際在暗示，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民族主義政黨。

想象的共同體

中國民族主義起過積極的作用。靠着民族主義的動員和外界的幫助，中國曾先後戰勝了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重新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但中國民族主義也存在諸多悖論。

「從梁啓超、孫中山、章太炎，以及蔣介石，一直到毛澤東，所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意識形態，裡面有非常多的虛構，」吳叡人強調，中國流行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的虛構。

中國官方習慣以他們敘述的歷史來認定民族，認為民族是歷史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共同體。他們強調這種歷史的客觀性，並常常以「中華民族」的歷史來論證其對港台、疆藏的政策。但吳叡人教授認為，對民族的認定同樣應重視主觀性，即公民的意願。

吳叡人2003年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生於中國的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政治學名著《想象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作者主張民族是一種「現代」的想象以及政治與文化建構的產物，它是由社會成員共同認知同屬於一個團體而形成的共同體。

「事實上這是現在西方、台灣、日本和韓國等主流學界的一個認識」，吳叡人在介紹台灣的經驗時指出，有大批台灣民眾並不太認同中國官方強調的「中華民族」的說法，「從這個角度講，大家（台灣民眾）知道習近平在說什麼，但不大可能接受。第一個是歷史經驗不同，第二個是因為學術、言論各方面的發展，使我們得到了有關民族主義的批判性理解和認識」。他解釋說，台灣民眾和中國大陸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不同，1895年至1945年台灣是處於日本的統治下，1949年後台灣也沒有接受中國大陸政府的統治。

《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則認為，固然台灣的治權不在中國政府手中，但也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言下之意，「中華民族」的敘事在台灣仍有其歷史基礎。他還強調，在這個問題上要參考國際法，「你只要面對一個現實，就是全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與中國建交的所有國家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因為這是由現實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體制決定的。」

民族主義的復興

《想象的共同體》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已有二十年時間，在某種意義上，它也見證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朝着與其主張相悖的方向走向激進的過程。

學界多認為，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政權面臨合法性及意識形態的嚴重危機，從馬列主義轉而擁抱民族主義，試圖以此凝聚民心，並形成一股反西方的力量。中國大陸學者陳學明2006年發表文章《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研究綜述》指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從1990年開始復興，並在1995年之後迎來了高潮。

在鄧小平掌權的80時代，中國曾強調向西方學習，但他之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等都刻意強調要讓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消失多年的黃帝陵祭祀儀式重新登場，論調激進的《中國可以說不》在1996年出版等事件，都被認為是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標誌。

但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官方主導的民族主義又被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觀察到，「當年那部《戰狼》電影裡的一句話，『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在國際上表現出一種霸氣，那種心態在鄧江胡時代都很少見到的。」

權力的需要

但這種霸氣的民族主義所展現的並非向世界開放的氣象，而是一種越來越封閉的傾向，與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相背離。

瑞典研究機構瑞典國立中國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7月份發布的一項報告揭示，自2016年以來，從耐克（Nike）到海恩斯莫里斯（H&M），至少有78個國際品牌因為牽涉台灣、香港或新疆、西藏等問題而遭到中國民眾的抵制。

不僅如此，這種民族主義也難以與中國內部的不同民族相溝通。台灣中研院的吳叡人教授分析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陷入一種自我的歷史觀中，「九零年代以來的一波民族主義，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它沒有能力去理解國內的少數民族，邊陲地區，或者是香港、台灣，而是一廂情願地去相信一種通過虛構構築起來的歷史觀。」

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這種封閉傾向，吳叡人教授分析說，除了習近平自身就是這種信仰之外，歸根結底是中共政權面臨危機，想穩固自身的權力，「習近平政權面臨的內外危機，使得他把民族主義這類意識形態抬出來，這是徹底的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政治，是有着高度計算的。」他補充說，這些危機的總根源在於1989年之後，中國政府經濟上改革，但政治上不改革，導致了政經失衡。

可以參照的是，出於對政權穩固的擔憂，中國維穩費用近年來一路走高，到2020年已經高達2100億美元，高出同年軍費7%。

澳門大學的榮休教授郝志東則認為，習近平上任以來推動民族主義上揚，可能也是為了適應中共官場的權力規則，「其實共產黨的文化一直就是寧左勿右，左的方向是很容易讓人上升的，右的話就很難，因為右要考慮個人利益，而左就不用考慮個人利益，只要考慮國家利益，革命的利益，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民族主義的貽害

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站在習近平連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時間關口，無論是中國社會，還是世界，都正承受着日益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帶來的危害或威脅。

十年前（2012年），在習近平上任前夕，西安日系車主被極端民族主義者用U型鎖砸傷。那起事件似乎是對未來十年的某種預演。這十年來，因民族主義所起的街頭暴力事件雖並不多見，但相關的網絡暴力卻層出不窮，不斷衝擊着社會政治倫理的底線。7月份，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的消息傳出後，中國央視有關報道頁面的留言一片歡呼，微博、朋友圈類似的帖子更是刷屏。

到8月份，隨着佩洛西訪台，中國社媒上的民族主義叫囂也是此起彼伏。這次甚至連當政者似乎都擔憂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過於強烈，司馬南等愛國大V 8月中旬一度在中國遭到全網封殺。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戰狼外交和日益敵視西方的態度，持續撕裂着中西方之間的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去年上任之初就在聯合國的一次會議上警告說，民族主義在抬頭、壓迫在上升，這些都威脅到當今的世界秩序。外界認為布林肯的說法影射了中國、俄羅斯等國家。

佩洛西本次訪台在中方引起的激烈反應讓世界為之側目。前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鑑，不少國家擔憂民族主義會否驅使中國走上俄羅斯的道路，讓台灣毀於戰火？

表面上，趨於極端化的民族主義最大的受益者或許是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各種曖昧不清的民族主義訴求暫時遮蔽了對這個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但在這枚硬幣的反面是，掌權者徘徊在權力的溫柔鄉，拖延其改革的動力，對抗民主、自由的呼聲，最終可能只是延遲了全面危機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