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習近平極權復辟的失敗

由於習近平上台以來倒行逆施、人心喪盡，關於中共高層聯手採取非常手段拿下習近平的傳聞幾年以來一直不絕於耳。特別是今年8月，舉世矚目的「北戴河會議」被加長，而且會後習近平「敗北」上錦州籌劃回馬槍，李克強南巡下深圳高唱改開調，傳說習家軍被挫敗的各種版本更是沸沸揚揚。從整體上說，中國的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確實都希望，德不配位、才不勝任的習近平，在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兩個任期之後將在中共20大上按照中共自己定的規矩到站下車，給中國提供撥亂反正、走出迷津的機會。但是，禍國殃民、作惡多端而早已成為眾矢之的習近平，仍然在破例連任的道路上挺進。深刻理解中國政治弔詭的現狀，準確判斷中國撲朔迷離、若暗若明的未來，需要正確的分析框架。

一、極權和後極權分析框架中的中國

極權主義理論框架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成型，被用來分析法西斯主義政權和共產主義政權。在政治學和社會學兩個領域都很有造詣的西班牙裔美國學者林茲 （Juan j. Linz）在20世紀70年代補充提出後極權概念，進一步完善了極權主義分析框架。多年以來，筆者一直用極權和後極權理論框架分析當代中國。

頗為令人沮喪的是，能夠準確分析當下中國的極權和後極權理論框架，沒有被學界和大眾廣泛接受和採用。這種理論框架很少被用來分析1949年建政的中共政權。在中國國內，當然沒有可能使用這種理論框架。而在西方世界，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大多傾向左翼思想，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關係曖昧，不願承擔責任，拒絕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歸為一類、等量齊觀的極權主義分析框架。他們將中共黨國定義為威權政權，將極權專制與威權專制混為一談，實在不得要領。

林茲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將當代世界的國家政權劃分為極權、後極權、威權、蘇丹和民主等五種政權類型，並對它們做了系統論述和深入比較。多元因素素之有無多寡，是林茲等人劃分政權的首要標準，很有見地。從權力的維度看，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中多元因素之有無多寡，關乎公民權利是否受到承認和保護，關乎政府權力、特別是政府首腦權力是否有正當來源，政府權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約、受到多大程度的制約。

我根據林茲等人的論述所製作的如下簡表，可以使極權、後極權、威權和民主等四種政權類型的區別一目了然。表格中的民主，是憲政民主或自由主義民主簡稱。專制則按照其嚴重程度，分為極權專制、後極權專制和維權專制四個子類。極權政權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全面一元化的專制政權，是人類歷史上程度最高的專制，是專制黨國對社會和人類個體的全面控制、甚至於整體上吞噬了社會。後極權專制是極權的變種和亞種，是極權在鬆弛、衰敗和衰變中的延續，政治上仍然是一元化、仍然是一黨專政而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但黨國已無法對社會和個人實行全面控制，經濟和文化上都形成了半多元的局面。威權專制是在經濟和文化上都存在相對自由的多元空間，私有經濟和宗教信仰不被取締；政治上則是半多元，有相對發達的公民社會，並且有政治反對派、甚至於反對黨生存發展的空間。在憲政民主或自由主義民主的國度，公民權利得到充分保護，政府權力來自定期選舉這一民主程序的公民授權，所有個體和社會實體在法律上平等，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都允許並鼓勵多元競爭。

用極權和後極權分析框架來觀察當代中國，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共政權是典型的極權專制。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典型的極權社會，並且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將極權主義推向頂峰。其具體表現包括：

（1）黨權至上，一個不經公民投票授權而壟斷政治權力、組織嚴密等級森嚴而滲透整個社會的專政黨，高踞於國家、政府、社會和法律之上；

（2）終身制領袖獨裁，專政黨黨魁獲得終身掌握最高權力的授權，對同僚有生殺予奪之權，而且製造現代迷信和個人崇拜，將黨魁置於神壇頂禮膜拜；

（3）「黨管幹部」，專政黨依據忠誠第一的政治標準任命和管理所有幹部，控制一切組織資源；

（4）「黨衛軍」制度，軍隊、警察及一切武裝力量歸屬於專政黨而不是國家，主要功能是充當專政黨的專政工具而不是捍衛國防及公共安全；

（5）國家恐怖，專政黨按其政治標準將國民分成「人民」和「敵人」，對全民實行公開和秘密的雙重監控，持續進行政治迫害運動，不斷清洗體制內外的異己和異端，並永赤裸裸的暴力故意製造無所不在、深入骨髓的恐懼；

（6）意識形態狂熱與基於信仰的社會動員，專政黨將它的教義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而被洗腦的公眾則盲目地將這種意識形態信以為真，並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支配下投身於害己害人的政治迫害運動；

（7）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專政黨消滅或壓制民間媒體和教育機構，將媒體、教育和宗教機構納入黨國政權體系以系統地製造和灌輸謊言，構建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大一統，而且授權警察和其他部門使用直接暴力、行政權力和司法手段管制國民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打壓一切思想異端；

（8）生計控制，專政黨或者消滅私有制，或者隨意剝奪私人財產，壟斷經濟資源，推行經濟統制和指令經濟，全面控制國民生計。

中國在毛澤東離世之後經過去極權化而轉變為後極權社會，正像蘇聯東歐在斯大林離世之後轉變為後極權社會一樣。中國在毛澤東離世之後的去極權化，是朝野上下合力推進的事業。中國在1976年春毛澤東尚留人世但已氣息奄奄的時候，就爆發了針對極權專制的「四五運動」，民間的去極權化在當時就已初見端倪。在毛澤東離世之後，中國民間的思想覺醒突飛猛進，並且以牆報和民間刊物等方式突破官方封鎖，匯聚成為反對專制暴政，爭取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洪流。廟堂中人的相當部分，也在文革噩夢中醒來之後，回顧不堪回首的歲月、舔撫痛徹心扉的傷口，痛定思痛而投身於「思想解放」，以理標準討論等方式，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之內突破個人崇拜、以階級鬥爭為綱、反修防修、寧左勿右、計劃經濟等思想禁錮，在思想和政治上，「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給五類分子摘帽、為個體經濟正名，並將政治路線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

經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去極權化，中共政權轉變為後極權政權，中國社會也從結構上轉變為後極權社會。這種重大轉變在制度和結構上的具體形式包括：從領袖專權到集體領導、從終身制到任期和退休制度、從政治掛帥到經濟掛帥、從人民公社到農戶自主、從政企合一到政企分開、從以黨代政到黨政分開、從閉關鎖國到加入國際大循環並與國際接軌。這樣一來，鐵板一塊的極權社會結構發生裂變，在經濟領域形成國有經濟、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形成了馬列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 三分天下的格局，甚至於在社會政治領域也形成黨國體制與個體自主、公民法權、公民社會之間的對峙和較量。

二、習近平的極權復辟是南柯一夢

在2012年中共最高權力通過有序交接傳承到習近平手上的時候，中國的公民社會已成雛形、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憲政思潮驚濤拍岸、維權與維穩勢均力敵。如果習近平是一位明辨是非、洞悉世態、順勢而為的開明領導人，他輕輕的臨門一腳，便可促成中國憲政轉型的變局。但是，國運不佳。中華民族是如此不幸，在中共權貴陰差陽錯的權力平衡中無功受祿而入承大寶的習近平，是一位見識短淺、冥頑不靈、權欲薰心、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小丑。他在得到最高權力之後野心爆棚，自不量力地系黨國安危於一身，狂妄無知地裝扮天降大任以守護紅色江山的英雄。他為了阻斷中國的憲政轉型而大開歷史倒車，妄圖將後極權中國重新帶回到極權時代。

習近平統治中國十年以來的所作所為，都是在中國極權主義勢力的支持和協助下，全力以赴復辟極權主義。正像筆者在《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一文所系統論述的那樣，習近平所努力的主要方向，正是極權主義體制「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這三個關鍵方面。習近平復辟極權主義的倒行逆施，給中國和世界都造成了極大危害，罪惡滔天。但是，習近平的復辟企圖成功不了，他沒有能力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倒轉到極權社會。

有些論者激憤於中共黨國的胡作非為，使用「新極權」的概念來指稱當前中國政權和中國社會。這種說法顯然誇大了習近平極權主義集團的制度創新能力，誇大了習近平統治下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從制度選擇的角度看，習近平沒有任何創新，而是低劣地而是模仿20世紀極權主義三大魔頭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澤東以及中世紀中國的法家統治術。他模仿斯大林的陰毒，依靠黨機器鞏固和擴大權力、依靠特務機構大規模清洗政敵和異己。比如，他將中紀委變成高踞於法律之上、直接向他負責的機構，大規模清洗政敵，相當於蘇聯服務於斯大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也類似中國明朝的東廠。他模仿希特勒，片面炒作「 國恥」、「復興」、「強起來」等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話語，造就「 憤老 」、「 憤青 」 、「 戰狼 」和「 小粉紅 」來供他驅使；同時又成立國安委，統籌全國的 「國保 」和「國安 」這兩種 政治警察，運用嚴刑峻法對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派進行斬草除根式的摧殘，相當於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習近平打造個人崇拜則是模仿毛澤東，東施效顰、裝神弄鬼。封諡「領袖」和「統帥」之類連毛澤東本人都覺得討嫌的稱號，製作《東方又紅》之類的低俗肉麻歌曲，當然是直接效法毛澤東時代的陋習。習近平極為羨慕《毛澤東語錄》以及毛澤東的「雄文四卷」當年人手一冊，因而也瘋狂地將秘書們拼湊的各類報告結集成書、出版著作。據不完全統計，習近平上台10年以來已出版著作多達120多本，超過每月一本。中共19大後奉旨成立的「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在3年內就出了 66本。這些低劣的模仿，難免畫虎不成反類犬。

又有人舉出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這一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因素，論證當今中國的新極權。但是，這種結合也不是新創造。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就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蘇聯極權統治也實行過資本主義性質的「新經濟政策」。而且，經濟因素從來就不是極權主義統治或極權主義社會最關鍵的因素。正像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所充分論證的那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一黨專政的權力結構，才是共產主義極權統治的內核，經濟上的所有制形態以及調控機制，則只是外圍體制。畢竟，共產政權並不是先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才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而是依據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接着再依據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是因為意識形態是共產極權政權的內核，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從極權到後極權的轉變是從「思想解凍」開始，中國從極權到後極權的轉變，也是以「思想解放」為起點。

習近平政權甚至也沒有提出具有原創性的說辭和提法。習近平登台以來，形形色色的政治口號洋洋大觀。但是，他所喋喋不休的種種口號和提法，除了不倫不類的「中國夢」，都不過是拾人牙慧、東拼西湊的陳詞濫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提法，最早見於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上的開幕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1987年趙紫陽所做的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中的用語。諸如「兩個一百年」、「三個自信」、「四個全面」、「五位一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等等，都起源於江澤民或胡錦濤主政時期。就連習近平得意洋洋為自己的統治年號命名的「新時代」這一稱號，也是江澤民主政時的舊把戲。創作於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的《走進新時代》這首歌曲，歌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高舉旗幟開創未來」。

技術層面的高科技監控，也不是習近平的新舉措，而是在周永康主導的「維穩體制」就已啟用。習近平的跟班打手將高科技監控推向極端，藉助電子和數碼技術實施對全民的監控、特別是對「涉穩人員」的定點監控和對中共高層領導人全天候監控，無疑加大了民變、兵變和政變的難度。但是，由於單位制度、戶口制度、票證制度等極權統治機制的解體，習近平統治集團再也不能恢復極權全民對黨國的人身依附以及基於這種人身依附和權力崇拜的相互監控。

透過泡沫看實質，當下中共政權或中國社會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並沒有超出後極權的範疇，沒有資格構成一種新的政權類型。中國仍然是政治上一元、經濟上半多元、思想文化上半多元的後極權社會。習近平把在胡錦濤主政時期就已出現的「國進民退」推向新的高度，並通過混改」和普遍強化企業黨組織等方式，將中國私營經濟折騰得遍體鱗傷、逐出上游產業，但是，當下中共政權寄生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肌體上，沒有也不可能毀滅私營經濟和外來資本；習近平鼓勵「內循環」，嚴格限制資本外流和人員出國，但他不得不在明面上沿襲「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沒有也不可能重新關上國門；習近平公開向普世價值宣戰，強化思想言論鉗制和洗腦，但他再也無法重建對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全民信仰，再也無法恢復極權狀態下廣。

大國民基於對國家意識形態的迷信而主動充當黨國鷹犬；習近平統治集團妄圖剷除民間政治組織以至於整個公民社會，但是中國社會仍然存在不服從體制的強大江湖，存在包括法輪功和基督教家庭教會在內的、與黨國體制分庭抗禮的體制外社會力量，存在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億萬義士與大眾；習近平通過選擇性反腐殘酷清洗黨內異己，但是，受到習近平打擊的體制內實力派和心儀現代文明規則的黨內開明人士，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當下中國朝野上下相當部分的人群，已經擺脫現代迷信，與極權時代迷信毛澤東領袖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以及當今北朝鮮迷信金正恩和金日成主體思想的群氓，形成鮮明對照。使用「新極權」這一模糊概念來指稱當下中國社會，既與現實不符，也過分誇大中共政權的創新能力和穩定性。

習近平裝神弄鬼的個人崇拜鬧劇，顯然已一敗塗地。因為民眾的普遍蒙昧，20世紀極權主義三大魔頭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澤東都被置於神壇受到頂禮膜拜。但是，當今習近平不但不能確立一言九鼎、定於一尊的權威，而且受到中國知識界以及其他覺醒民眾的普遍蔑視、鄙夷和嘲諷。他們封給習近平的「 雅號」洋洋大觀，有習豬頭、習歪頭、習包子、習柿子、習小小、小熊維尼、習維尼、小學博士、 小學皇帝、 通商寬衣帝、慶豐帝、習惠帝、 修憲帝、噴糞帝、清單帝、習一尊、習特勒、不換肩、二百斤、扛麥郎、大撒幣、袁二、習厲王、習二楞、習二卒、習甩鍋、習書單、習夢撕、習奧塞斯庫等。根據中國數字時代2020年5月披露的《國新辦習近平敏感詞庫》，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下達涉及習近平的組合敏感詞多達35467個。

 三、習近平極權復辟勢力將在三種健康力量的衝擊下煙飛灰滅

世人譏笑習近平愚蠢，不是指他缺乏小聰明。相反，世人都看到習近平工於心計權術，在權斗中處事縝密、滴水不漏。習近平的愚蠢在於學養不足，存在嚴重的認知障礙，卻又自以為是、封閉偏執，對在20世紀50-60年代由洗腦教育所造就的共產主義價值觀沒有反思和反省能力，因而昧於大勢、抱殘守缺，所作所為完全與人類文明準則背道而馳。

正是由於習近平的愚頑歹毒，他「治國理政」十年所帶來的後果是內外交困、天怒人怨。從封殺大V到「清網行動」，從整肅南方報繫到徹底剝奪媒體自由，從在北京摧毀基督教家庭教會到在浙江大規模拆除十字架，從監禁許志永到「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從以18年刑期重判任志強、孫大午到將張展、耿瀟男投入大牢，從拘押楊恆均到開除許章潤，從「定於一尊」到廢除任期限制，從揮霍民脂民膏到出台種種政策加速經濟下滑，從親手摧毀中國的疫情預警防控機制致使武漢新冠病毒擴散全球到頑固推行封城清零政策製造無窮無盡的人道災難，從在西藏推行文化種族滅絕到在新疆興建集中營，從鎮壓香港的「雨傘革命」和 「反送中運動」並強推港版《國安法》摧毀香港民主法治到籌劃武力犯台製造台海危機，從在南海填海造島破壞國際公法到四面出擊毀壞中國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從推行戰狼外交到破壞國際規則迫使民主世界脫鈎，從扶持北朝鮮金正恩極權政權到策應普京發動戰爭侵略烏克蘭，不一不是禍國殃民的逆天之舉。

即便是本應利國利民的反腐，在習近平手中也成為他爭權奪利的惡政。現代世界真正意義上反腐，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機制，包括官員財產公告、司法獨立辦案、新聞媒體監督等等。

習近平的「反腐」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將呼籲官員公告的公民繩之以法、橫掃司法獨立、廢止新聞監督，通過選擇性執法和刑訊逼供將「反腐」變成打擊對手、鞏固和擴大自己權力的政治手段。而且，習近平本人以權謀私的腐敗，比起他所打擊的中共腐敗官員要嚴重得多，危害性也大得多。被習近平整肅的那些官員，所謀之私側重錢與色，習近平所謀之私側重權與勢。習近平濫用權力、濫施淫威、任人唯親，可謂登峰造極；習近平濫用嚴刑峻法大規模陷害民間忠良義士以鞏固和提升他個人的專制權力，正是阿克頓所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習家軍管治下中國，仗義執言的志士仁人被殘酷鎮壓，善於阿諛諛承、溜須拍馬的宵小之徒官運亨通，嚴重加劇中國士林風氣的敗壞和整個官場的道德墮落。

習近平犯下累累罪行，所為何來？習近平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復辟極權統治。極權主義最大的邪惡，正是自欺欺人地確立以生命和自由為代價的「偉大」目標，驅使或勾引世人投身於漠視個人權利、個人價值和個體生命的集體事業，將億萬生靈理直氣壯地犧牲和殺戮於頂層設計的生死搏鬥之中。當我看到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提出「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這樣的施政綱領時，毛骨悚然。無論共產主義黨國還是法西斯主義黨國，那些領導「偉大鬥爭」的「偉大領袖」，都是惡貫滿盈的獨夫民賊，無一例外。習近平念念不忘「紅色江山」，一再宣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一語道破他在政治上的極端野蠻蒙昧。中共「 打江山、坐江山 」，正是將人民打趴在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中國和世界的政治格局都表明，中共政權的代際傳承鏈條已經斷裂，這個政權必將與紅二代一起終結，而習近平仍然在紅色政權能夠千秋永續的殘夢中執迷不悟。

習近平這樣一個無德無才、厚顏無恥，治國無方、禍國有術的平庸官僚，能夠依靠中共的專政機器飛黃騰達，能夠在接二連三的權斗中所向披靡，甚至於能夠打破黨紀國法的任期限制，足以證明中共已經腐化墮落、腐敗無能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社會學家鄭也夫在2018年就已斷言，中共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罪孽深重的中共若能主動交出權力以謝天下，確是贖罪的最佳方式。

 既然中共沒能主動選擇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就只能被擠出歷史舞台了。相輔相成的三種健康力量，正在聯手結束中共政權、推進中國的憲政轉型。其一是百折不撓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仍在進行前赴後繼、可歌可泣的堅韌戰鬥。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是促使中共黨國從極權到後極權轉變的社會力量，也是最終埋葬後極權黨國的決定性力量。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力量萌芽於1976年的「四五運動」，在20世紀80年代迅猛發展，匯集成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六四大屠殺以及隨後的系統性清洗，使中國自由主義力量受到嚴重摧殘。但是，中國自由主義力量在20世紀最後幾年以新的陣容和姿態重新集結，並且在胡溫時期站在新的理論高度，憲政轉型為明確目標、以維權運動和憲政民主思想啟蒙緊密結合為行動方式，與中共後極權政權展開較量。習近平極權復辟勢力興起之後，中國自由主義力量主導的維權運動基本上被迫中斷，但仍然繼續在海內外互聯網平台推廣普世價值、消除思想誤區、凝聚憲政共識、探討破局路徑，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國憲政轉型大潮的到來。

其二是反對習近平極權復辟的中共體制內力量，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中絕地反擊。中共黨國體制內人士的根本局限，在於難以擺脫對黨國的依附。在習近平登基之後不斷集中權力、擴大權力的過程中，慣於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爭先恐後向習近平表忠邀寵以擠入黨國新貴的行列；那些與習近平沒有瓜葛、對習近平狐疑滿腹的體制內人士帶着犬儒主義選擇當「兩面人」以苟且偷生，一方面對習近平表示臣服，一方面陽奉陰違、怠政敷衍；那些直接受到習近平打擊或威脅的人士，特別是曾經支持習近平上位而又被過河拆橋的習近平所拋棄的紅二代，也患得患失而沒有勇氣與習近平玩命，不願拋棄既得特權和中共黨國這艘破船；至於已經被邊緣化的黨內自由派和改開派，先是對習近平抱有不切實際的的幻想，在徹底認清習近平的真面目之後，也只是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為了天下蒼生和青史留名挺身而出抗擊習近平，哪怕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也在所不惜的英雄，在當下中共體制內尚未應運而生。然而，時至今日，習近平將中國推到了山窮水盡的田地，經濟上百業凋敝、外交上四面受敵、政治上暗無天日、社會上危機四伏，而且習近平還在謀求與皇帝一樣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和終身制。為避免中國被徹底「北朝鮮化」，為避免在萬劫不復的災難中成為無謂的的殉葬品，習近平嫡系的閩浙幫和西北幫之外的中共體制內力量，不得不破釜沉舟、放手一搏。他們無法串謀造反、協調作戰，而是像散兵游勇一樣各自為戰。一次又一次會場上的交鋒，一篇又一篇慷慨激昂的討習檄文，一波又一波撲朔迷離的倒習傳聞，正是這些反習力量所主導的行動。也正是因為面臨同僚們的離心離德和或明或暗的分道揚鑣，習近平在對禍起蕭牆的憂懼中惶惶不可終日。 

其三是國際社會中已經聯手回擊中共政權的自由民主力量。2017年是民主世界應對中共政權戰略轉變的分水嶺，其標誌是澳大利亞政府制定主要針對中共政治滲透的《外國影響透明法案》和美國政府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確定為戰略對手。在此之前的30多年間，民主世界幾乎是無條件地與中共政權合作，給中國提供資金、技術和市場，使之迅速成為匯聚全球製造業的「世界工廠」。憑藉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實力，中共政權將中國轉變為全球專制勢力的大本營。它不僅殘酷鎮壓中國國內的自由民主訴求，而且對世界上的弱小國家威逼利誘以推行專制與市場相結合的「中國模式」，甚至於在主要民主國家也開展統戰和滲透以削弱其自由民主制度。習近平變本加厲、肆無忌憚的對內專制和對外擴張，特別是明目張胆地推行極權復辟，終於驚醒了民主世界，使他們認識到養虎為患的嚴重後果。民主世界告別投降主義和綏靖主義錯誤路線、聯手抗擊中華共產帝國的共識範圍逐漸擴大。從川普政府開啟的貿易戰到拜登政府實施的高科技脫鈎，從美國政府召開全球民主峰會到歐美聯手制裁武裝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並阻遏中共給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民主國家正在結成世界民主聯盟，在全球範圍內與專制陣營、特別是中共後極權黨國展開全方位較量。

 中國人已經在長達40餘年的後極權社會中擁抱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享受到個體自主和程度不等的自由權利，憧憬憲政民主轉型的前景，絕不允許習近平將他們推回到極權社會的黑暗中去。民主世界在付出了沉重代價之後已認清了中共政權的本質，不能容忍中共極權帝國顛覆奠基於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世界秩序。習近平極權復辟勢力在內外自由民主力量的合力夾擊下失敗，中國復歸憲政民主的文明大道，乃是大勢所趨。不是基於政治信仰，兩面人，平庸之惡，習近平上位以來禍國殃民、寸功未立。

習近平政權是中共後極權統治的垂死掙扎和迴光返照

擺脫極權主義政治路線，改變內外交困的局面、風雨飄搖、四面楚歌。

註：

 1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1975, pp. 175-411. 

2 馮崇義：《李慎之和中共黨內自由民主派》，馮崇義編：《李慎之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46頁；Feng Chongyi, 『Democrat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8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7, No.57, 2008, pp.673-688；馮崇義：《中國憲政轉型》，明鏡出版社2014年版。

3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林茲筆下的蘇丹政權實際上是指個人色彩較濃的威權政權，適用範圍很窄，從略。

5 詳見馮崇義：《文革是黨國極權主義的頂峰》，2016年7月2日

6 馮崇義:《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2018年12月27日

很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國民黨辦的《掃蕩報》1938年2月10日發表社論，首次公開為「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張目，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全力攻擊趁機指責國民黨 「法西斯統治」。而中共建政之後恰恰是全力實行「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極權統治。

7 《中共黨史研究院 3年出版習近平著作達66本》，2021年6月27日

8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國新辦習近平敏感詞庫》

10 鄭也夫：《政改難產之因》.

11 馮崇義：《六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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