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證人出現 前日本山口組幹部親見中共活摘器官

菅原潮曾是日本黑社會山口組下屬團體的一個組長，2015年菅原潮金盆洗手，之後成為一名經濟評論家，並寫了十幾本關於經濟方面的著作。6月20日，他在接受海外中文媒體採訪時稱，15年前，他曾意外在中國得知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的內幕。

菅原潮稱，2007年，他朋友的哥哥肝病惡化，被宣告命不長久，除非接受器官移植。很快，朋友通過中介在中國找到供體，並準備接受手術。但是在手術前，醫院準備的一種叫白蛋白的血液製品被發現是假貨，不能用於手術。朋友請菅原在日本採購白蛋白並將其送到北京。在此次行程中，菅原潮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

採訪的詳細情況：

大紀元記者：菅原先生，能不能先請您講一下當時的經歷？

菅原：2007年，我朋友的哥哥肝病惡化，並被告知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接受肝臟移植。當時肝臟移植，也只有在美國、法國或中國才能進行。而在美國和法國，等待時間長，費用也高，而且有嚴格的法律限制。所以他選擇到中國接受手術。

北京武警總醫院接受來自日本的患者，也有沙特阿拉伯和德國的富人來接受手術。醫院說很快可以找到供體，費用為3,000萬日元。

2007年8月，中國方面說找到了供體，隨時可以進行手術。手術需要白蛋白，即濃縮的人血。但在手術前發現，醫院的白蛋白是假貨，沒法手術。所以讓我在日本買，並送到北京。

因此，我得以知道了所有的內幕。

我設法在日本找到了白蛋白，但由於它屬於藥品，進出口需要有許可證。在日本方面，我想辦法帶出了海關。我按照中國那邊中介方的指示，從大連入境，然後搭乘他們指定的航班去了北京。在北京，我遇到了麻煩。當時有武警高官來接我，但機場人員在託運的行李里發現了藥品，說沒有許可不可帶出去，我被扣留了。

機場警察、公安警察和武警都不屬於同一系統的，所以他們互不相讓，爭吵了幾個小時。最後還是通過政治人物的作用，他們終於讓我離開了機場。

到北京之後，我把藥品交給醫院，並在手術的前一天去看望了朋友的哥哥。

在那裡，一位負責接待的醫生告訴我說，供體就在隔壁，你要不要看一看？他拉開布簾，我看到供體躺在床上，是一位21歲的年輕男子。因為打了麻藥，他看上去沒有意識。

這位醫生去日本留過學，會說日語。

他告訴我，供體是一個壞人，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他反正最終會死的，就讓他在死前再做點貢獻。並說，「他很年輕，肝臟非常健康。」

我問他，這個人是幹什麼的。他說「是恐怖組織的成員」。我繼續追問他到底幹了什麼，他回答說他是「法輪功」。

但是，手術最終失敗，病人在手術中死了。

記者：你看到那位年輕人時，他當時是什麼樣子？

菅原潮：我看到他躺在那裡，手腳都纏着繃帶，他在前一天被切斷了雙手和雙腳的肌腱。醫生告訴我是為了防止他逃跑，還有就是人在害怕的時候，身體會蜷縮，影響器官的質量，所以他們給他做了肌腱切斷手術。

記者：器官移植的時候，他還活着？

菅原：當然，我去看他的時候他還是活着的，器官摘除後這個人就會死掉，所以是活體移植。器官摘除的同時做手術效果最好。遺體後來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記者：你的朋友花了多少時間找到了供體？

菅原：他先去中國做了檢查，然後回日本等待。一個月後，中國方面就找到了一個匹配的供體。

記者：中介是一個什麼人？

菅原：他是作醫療中介的。2007年，很多有錢的中國人開始組團來日本進行醫療旅遊，他也是幹這個的。他是中國人，曾在日本留學，並有相當廣的人際關係，和不少日本有名的醫生有來往。

記者：日本醫生是否知道這些器官的來源有問題？

菅原：他們當然知道，但他們故意迴避這個問題，因為醫生和病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中方的理由是，因是死刑犯，反正最終會被處決，為什麼不讓他們再為別人做一些好事再死呢？

記者：武警總醫院積極開展器官移植手術？

菅原：是的。據他們介紹，歐美、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其它中東國家的有錢人都會來做手術。我看到了一些歐美人。日本人當時只有我的朋友在，但我聽說很多日本人來做手術。

患者們有一個專門等候的地方，我估計應該是在附近的酒店。醫院經常對他們進行體檢。

記者：中共官員也參與其中？

菅原：當然。他們說了，沒有中共官員的參與，是不可能開展器官移植的，很多事沒法處理。

在機場，我們使用的是特別出口，是只為高官準備的通道和秘密地下隧道，我沒有看到其它車輛。當時除了來接我的高官，還有4個持槍的武警。從機場去北京，是武警的車為我們開道。

我不知道這位高官是什麼級別，但能感覺他有一定的權力。他來機場接我的時候，專車直接開到飛機下面，然後海關官員再到飛機下為我蓋章，之後專車從寫着「貴賓口」的地方開出去。

來接我的車是兩輛黑色凌志，車前面插着旗，走的都是專用通道和秘密通道。

我當時和高官交換了名片，但因為時間太久了，現在已經沒有名片了。

記者：日本主要的媒體知道此事嗎？

菅原：他們知道，但他們不報導，他們還想在中國繼續開展業務。

當時有一家日本的主要媒體的記者也在，他們希望採訪器官移植的事，當然被院方拒絕。我和中介的人一起吃飯的時候，記者也在。

這件事真是很殘忍，現在談起來，都覺得很殘忍。花了3000萬，並搭上兩條人命，對誰都不是好事。

但是中國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覺得是在做正確的事情。都被洗腦了。

中國的醫生都這麼想，他們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認為是在處理死刑犯，都被洗腦了，他們都那麼想。這的確是很殘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