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過苦力、撿過破爛，年近半百成「外賣小哥」，出版三本詩集

「來新單啦」。王計兵騎在電瓶車上讀詩，總被這樣的提醒聲打斷。

2002年初到崑山時，為了節省房租，他用舊木板在吳淞江上搭起了一間木屋，一家人擠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屋勉力維生。每當暴風雨的天氣，附近居民樓上總有人擔心他們的安危，手電筒的光穿過密集的雨點，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這樣短短的一瞬間，會在別人心裡留下永恆的印記。」

這星星點點的光也照進了王計兵的生命里。17年後，一家人已在崑山有了安定的生活，為了補貼家用，王計兵做起了外賣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間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潔工、綠化工人、農民工和自己都寫在詩里。在他的筆下，綠化工人有着美麗的名字，張桃花，趙梨花，王桂花。「清晨，一個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點名。每喊一聲/一朵花就應聲開了/點名人一聲一聲地喊/一會兒，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滿了秋天」。

「外賣詩人」聲名鵲起之後，王計兵相繼出版了《趕時間的人》《我笨拙地愛着這個世界》《低處飛行》三本詩集。他半輩子泡在「吃苦耐勞」里，也樂於呈現身邊這些再普通不過的角色，讓他們像「小花小草」一樣在筆下開放。可能沒有那麼璀璨，但就像是風雨夜中的那束燈光，讓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計兵的自述：

我是王計兵，大家認識我，是因為「外賣詩人」。

12月28日，我發布了一條視頻，總結我的2023。過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詩集，被央視新聞報道，做客很多個節目，獲得了第五屆徐州詩人節年度詩人獎，也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員。這些於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鮮的體驗。

我的詩集《趕時間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舉辦新書分享會。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參加中美民間對話，與美國大卡車司機、暢銷書作者Finn Murphy對談。

我喜歡寫東西。幾十年來，這從來不是一件需要費力氣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當感到緊張、焦慮或者痛苦的時候，我就是想把它寫出來，只有把它寫出來，我才會覺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輩子煙，有人喝了一輩子酒，寫作於我而言是一樣的，以前不過是一種不用花錢的愛好。

01

《父子》

我伸手撫摸墳地的荒草

模擬着父親撫摸麥苗

這就是生活

有時學會一個動作

卻要耗盡另一個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蘇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莊村，上邊有兩個哥哥。我家很貧困，連吃飯都是問題。

2024年2月21號，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莊村自拍。

父親年輕時候出過一次嚴重的車禍，家裡所有有營養的精糧都要留給我父親。母親和我們兄弟三個就是吃粗糧，有時候粗糧都不夠吃，要在裡邊摻一些野菜的葉子。

我吃過最香的一頓飯，是在三年級。我生病發燒吃不下飯，下午出門時，母親給我帶了煎餅，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覺這塊煎餅怎麼這麼香，打開一看，原來母親在紅薯煎餅裡邊，竟然給我卷了一張小麥煎餅——那是體弱的父親的「特供」。

因為營養不良，我的個子很小，身體一直很弱。小學時別人欺負我，長我三歲的二哥總會替我去「報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經輟學了，我就失去了「保護傘」。一次放學，雪剛化，水溝里滿是泥濘，一個調皮的孩子就欺負我，強迫我在溝里一直走不能上岸。當天晚上，我滿身泥巴回到了家裡。

十五歲時，別人家的小伙子已經能當一個成年的勞力，干比較重的體力活了，但母親安排我去麥場上攆雞。這讓我很臉紅，因為它是幾歲的小孩子幹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親看在眼裡，他說「你這樣到時候長大了肯定也不行」。

2018年，我重返故鄉，拍下了村裡的舊貌。

一次父親在廣播裡聽到一個武校的招生廣告，聲稱「文武兼修」，一邊上學一邊學武術。父親很多重活兒都幹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樣，決定把我送到那裡。我到了才知道，那兒只小學有文化課，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着教練學6個小時武術。

我給父親寫信說明了情況。幾天後，他火急火燎地來了。我從一年級起就是三好學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學的，這樣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長和教練是怎麼說服了父親，頭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飯，第二天父親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時候都沒告訴我。

重返故鄉，這是故鄉如今的家。

一次武術指導柯受良來我們學校參觀，之後我想，這未必不是一條出路。我的身體確實在這一段時間得到了鍛煉。校長有時還唆使我們出去打架，認為是習武之人嘛，用這種方式來檢驗成果。

17歲那年，我最後一次去學校，但家裡實在拿不出學費。當時我二哥已經開始做一些小買賣，賣兩分錢、五分錢的冰棍，攢了十幾塊錢。父親硬是從他口袋裡把錢掏出來，最後統統給我，二哥沒忍住哭了。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徹心扉。

當年冬天回來，二哥已經談婚論嫁了。娶媳婦要建房子，聽說打工一年能掙2000塊錢，可能對二哥有一些補償心理，再加上家裡情況確實困難，我就突然插話，說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賺一點。父親沉默了一會兒，也就默許了。

在瀋陽的工地，我保持着武校的習慣，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歲的人，他們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內向，也不喜歡那些東西，覺得融不進去，晚上就一個人跑去公園玩。

公園樹林旁邊正好有個租書的攤。我不捨得花錢，就每天在攤子上看。看了很多雜誌上的故事和小說，看了一部分古龍和金庸。經常遇到的情況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來書就被借走了。像《七劍下天山》有好幾本，我最終在舊書攤上四處搜羅，花了7年時間才全看完。

三十多年後，我成為「書香邳州」推廣大使。

故事沒看完，總有一種戀戀不捨，心裡會一直掛念。一次看一個西班牙作家寫的武俠小說，惡人正要欺負一對母女，沒來得及繼續，第二天書被借走了。我就想象了後面的劇情，「草帽大俠從後背抽出雙劍」，使了白鶴亮翅、海底撈月幾個動作打敗惡人。等我再次看這本書的時候，發現竟然和我寫的差不多！這大大激發了我對故事、對文學的興趣。

次年我回到家鄉，和父親一起撈沙。一車河沙3塊錢，每天能撈3車，就是9塊。身體上是很疲累的，因為長時間泡在河裡，手腳都會滲血，一天下來就想躺着不動。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個月去一次縣城，每次去的時候我就拿9塊錢和一個尿素袋，這樣就能背回來滿滿一袋子的舊書。

2001年，我在家鄉的邳州大橋前的留影。

長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裡邊，我萌發出一種衝動，我也可以寫。1991年，我開始寄出自己寫的故事，都是兩三千字的微型小說，到了第二年，很快就發表了十多篇小說。最長的一篇是以我父親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着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甚至幻想過因為小說發表一夜成名的場景。打着幫父親看桃樹林的藉口，撈沙之餘，我就躲在棚屋裡創作長篇小說。那是我一個人的世界，我幾乎全身心投入到裡邊去，時常不自覺地大喊大叫。最嚴重的時候，因為營養不良，我一天之內暈倒三次，家人反覆把我送進醫院。

虛擬和現實在我眼裡幾乎沒有界限。筆下的人物喪親，為了體驗他的心境，我一襲白衣出現在了村子裡。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這徹底激怒了父親。等我返回桃林時，發現遮身的棚屋不見了，二十萬字的手稿也不見蹤影。我問父親，他只說不知，直到在新鮮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燒的稿件殘骸。

我為此和父親冷戰了兩個月，我覺得既然你連我說話的權力都剝奪了，那我索性就不說話。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無法原諒他。

02

《我笨拙地愛着這個世界》

鄰居送來的舊沙發

讓妻子興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計劃着

給沙發搭配一個恰當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書墊住

一條斷掉的沙發腿 

雖然和父親鬧僵，但我還是保持讀書的習慣，每天在沂河撈沙時，會帶一本書放在船頭，休息的時候，就看看書。然後，我的愛人出現了。

這個春天，今日頭條推出了《我笨拙地愛着這個世界》系列微紀錄片，我參與了拍攝。紀錄片與我的詩同名。

某種程度上，是我的愛人帶我走出了那一場陰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個拯救者的角色，讓你感覺世界上所有的陰雲一掃而光，陽光普照，整個世界都亮堂了起來。對於當時尚年輕的我來說，遇到愛情，實在是整個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讓妻子興高采烈的就是這套紅色沙發，我們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對岸，每天要過到河這邊幹活。我搖着船在河上撈沙，幫忙把他們渡過河，這比他們繞行坐擺渡船要方便很多。一來二去，他們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幫忙渡他們過河。

坐船時，我愛人常翻我的書，後來開始借書看，看完了就換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還的書里發現一張紙條，其實就是她手抄了書里的內容。但我當時會錯意了，覺得她肯定是對我有好感，一定是要藉此表達什麼。等再借她書的時候，我也在書里夾了紙條。之後每次借書還書，我們都要先找紙條，交換次數多了，紙條里的用詞也越來越大膽。

有一次她過來趕集，折返時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還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船上沒留船槁沒辦法劃，我就讓她坐上船，自己則淌在河裡，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對岸。河水極冷，連帶着漂浮的碎冰抵達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總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們借了一個老家哥哥的舊房子，在那裡結婚。和父母分家，只領了80斤小麥。我愛人之前說，別人都是過日子，她都是熬日子，這話一點不假。

「我笨拙地愛着這個世界/愛着愛我的人」。妻子已經聽我讀過很多遍這首寫給她的詩，但還是忍不住掉下眼淚。

聽說新疆挖甘草掙錢，我們就去了新疆，相依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時間，之後甘草園會關閉。我倆就分頭行動，她在黃田農場給葡萄園釘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頭，工友來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裡。中秋節晚上下工後，老闆說這個節日對我們外地人來說很重要，放我們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後一班到黃田農場的車，抵達的站台在一個荒僻的十字路口，離我們住的村子還很遠。夜已經很深了，我遠遠看有一個朦朧的黑影在那裡晃，心裡咯噔一下，心想不會是她吧，膽子這麼大萬一出事了怎麼辦？下車之後，果然是她等在那裡。那時候又沒有電話，我就問你怎麼知道我會回來？她說「我知道你肯定會回來」。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覺到，命里的這個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丟失的一個人。

但我們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發生在新疆，差點吵到要離婚。那段時間我做苦力打磚坯，打一個五分錢，我花了十塊錢給她買了一個好看的發卡，想討她高興。但她卻十分生氣，覺得我十分敗家。在她看來，一個發卡只值五毛錢或一塊錢，不敢想象一個十塊錢的發卡。她也會換算，為買這一個發卡我要打多少磚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個很實際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鮮花，那我們肯定會吵架。她也愛網購，去年家裡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後，她也沒有給自己買衣服化妝品之類的，買的都是糧油、雞鴨這些。

2022年，和妻子在江蘇崑山森林公園。

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她對於我寫作的態度。我會把寫的東西念給她聽，最初這是伴侶之間的一點小情趣。但當它日復一日、十分頻繁發生時，她就生出了一絲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說「讀一篇文章給你聽」，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聲音很響，盆在原地旋了幾轉。

後來我在山東跑翻斗車，跟着車隊拉土方，還是把所思所想寫在紙上、煙盒上。以至於後來每次伙夫生火都要過來問我拿紙——對他們來說只是紙。我自己寫了之後，情緒排解了，也就隨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掛曆本的一頁看到自己寫的關於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別人的名字。

現在，我也會在在超市里看店的間隙，記錄下自己的靈感。

我和兩個工友說，這篇故事是我寫的。一個工友滿臉鄙夷，說「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個工友則側過頭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們的反應讓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戰，我進一步走向了封閉，不再願意和身邊任何人分享我寫的東西。

2020年，我的作品出現在了日曆上，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還是一直寫。從武校出來之後，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氣的，寫作讓我變得從容。我覺得每一次寫作，就像是照一次鏡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對話、審視，是它不斷地修正我的過失，讓我變成了一個好人。

文學讓我變成一個好人。

03

《我的詩》

如果說送外賣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裡喝下的藥

毫無疑問，我的詩

就是藥後吃下的那顆糖

拉土方期間，我兩次目睹車隊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來的時候，他的腦袋被擠壓得很軟，像一個果凍。我意識到，這個工作沒辦法讓我安身立命，決定另謀出路。

2002年，我們一家人帶着500塊錢去了江蘇崑山。我花50塊錢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30塊買了一塊鋪地攤的塑料布，剩下就批發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襪子。妻子擺地攤，我就騎三輪車載着女兒出去撿破爛。女兒還小，她覺得撿一個瓶子一毛錢，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邊攤前合影，路邊攤長2.6米，寬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這樣。遊樂場附近總有和她同齡的小孩，別的孩子有父母寵着，有玩的玩具，連坐的地方都乾乾淨淨的；但我自己的孩子髒兮兮，在裡邊東奔西跑，撿空瓶子拽廢紙箱。女兒越是開心，我就越是難過，覺得自己很失敗。它很強烈地打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裡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帶她出去撿破爛。

為了省租房錢，我在吳淞江上用廢舊的木板釘了一個小屋，一家人就擠在裡邊。屋子裡通了電，但僅限於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過的，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只記得每當暴風雨來的時候，附近的樓上總是有人打着手電筒，照一照我們住的房子，確認我們的小屋沒事。我不知道這束光背後是誰，因為總是一盞滅了，不一會兒又有其他的光會打過來。

一個人一次不經意的舉動，可能會在別人心裡留下永恆的印記。我去過很多地方，但就是這些手電筒的光，讓我覺得崑山特別美好，也讓我們決心留在這裡。

我們擺地攤、撿破爛、做早點鋪，開小超市，2017年終於在崑山貸款買了房子，真正在這個城市落了腳。在經歷這些的時候，確實會有不容易，想的總是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活，但我沒有感覺到辛苦，而是認為就像是大多數普通人的日子。只是這兩年我接受採訪不斷回憶，這些內容被不斷報道和複製，被貼上了「辛苦」這個標籤。比如讓我回憶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曬？我全然忘了。

我們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買了第一台電腦。說來很好笑，因為打字太慢，我才和詩歌結了緣。我在QQ空間裡寫日記，只能笨拙地用兩個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沒那麼多時間，我就儘量把我的文章濃縮、精簡。後來被別人看到了，說這就是詩歌。

現在很多人覺得，生活要麼是眼前的苟且，要麼是詩和遠方，我不喜歡這種絕對。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幾十年來我一直都在低頭撿拾六便士，生活的間隙，我也可以抬頭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麼非此即彼，它們完全可以兼容。

在現實中無人分享，我就逛詩歌的論壇，把自己的詩貼上去。寫作者都希望有讀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論壇上找到知音。論壇氛圍很友好，針對我的詩，大家會給出很誠懇的評價和指導，我把他們統稱為老師。所以我一直說，在寫詩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飯餵養大的。

2019年博鰲國際詩歌節，我和我的「老師」們。

《特區文學》的《十面埋伏》欄目，十位老師針對我的作品撰寫評論。在詩歌創作中，很多老師都給予過我幫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協的楊華老師看到了我寫的詩，想發展我成為會員。我給文學期刊投稿，順利獲得發表。接到楊華老師電話，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協正式錄取時，我恰好在老家，父親就在旁邊。掛了電話之後，他說「沒想到我耽誤了你這麼多年」。

父親很在乎他的權威，一輩子不低頭，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頭」的話。我一瞬間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從他身邊走開，花很長時間平復情緒。當了父親之後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裡肯定是雙倍的。當時的他作為一個父親，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焚稿，將這個在精神崩潰邊緣的孩子拉回了真實的日常生活，但卻讓自己幾十年處在壓力和後悔之下。

多年以後，我和父親終於互相理解。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兒和小外孫沒在照片裡。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親也常是我詩歌的主題。他們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們一輩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貧窮也好，爭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們認為那都是命。但他們在承受如此命運的時候，又堅韌得出奇。

我的母親，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我寫過一首詩《遺囑》，「母親臥床之後/曾一次次設想/葬禮的場面/和葬禮之後的杯盤狼藉/一遍遍叮囑我們/ 應該注意的事項/應該防備的人/叮囑我們/那些空紙箱，空瓶子/一定要及時收納/母親說，葬禮之後/第二天，必然有人/上門回收」。他們很多普通不過的日常，帶給我莫大的衝擊。

母親節當天，我在抖音分享詩歌《我的母親叫包成珍》。

2019年，在經濟壓力下，年近半百的我成為了一名外賣員。接單少、等級低時，這份工作做起來很輕鬆，也很自由。我的詩里總是寫到麻雀，因為它雖然普通，但很自由。外賣員這份工作讓我覺得自己就是低處飛行的麻雀，只不過它用翅膀，我用電瓶車。

等級上來了，工作變得緊張。這份工作逼迫我每天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給我很多新奇的體驗。比如有一天晚上，一個訂單讓我送到郊外的一片荒野樹林，沒有人來接，收貨人只讓我把東西放在地上，是一份胡辣湯。幾天之後，我心裡疑惑，故地重遊，發現原來就在墓園的旁邊。這樣的經歷令我產生諸多遐想。

2020年，我在送外賣的路上。因為更高的配送費，我很喜歡在惡劣的天氣接單。

我在「低處飛行」時看到了很多同類，靈感迸發時，就邊騎車邊用語音記錄到手機里。

送外賣的路上常常迸發靈感，我停車將它們記錄下來。

2024年3月5日，我在給自己的第三本詩集《低處飛行》簽書。

我寫綠化工人，「清晨，一個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點名/每喊一聲/一朵花就應聲開了」；我寫乞丐，「一個彎曲成問號的老人/手裡捧着的大號鐵碗/多像是提筆時/不小心滴落的一滴墨/一處書法的誤筆在人間行走」；我寫農民工，「對於土地/他們個個都是一把好手/現在他們卻背負地圖/走在別人的田地上」；我也寫作為快遞員的自己，「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

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很多人說，能從我的詩中看出悲憫。這與我的自身經歷不無關係，我總覺得，作為一個比較幸運的普通人，我有責任去記錄我們這些普通人，記錄我們這一代的普通人是如何度過一生。從技巧而言，我深知自己和學院派詩人差距甚遠，但對於筆下的這些人，我更多是一種樸素的情感，它甚至不需要文學包裝。

2023年4月，和余秀華老師對談。

我們都是在謀生活的普通人，沒有那麼光鮮和矚目，但如果能夠讓這些不被人矚目的「小花小草」在我的筆下綻放，讓別人通過我的詩歌來看到普通人，或者在無力、困難的時候能夠從中獲得力量，互相取暖，那將是再美好不過的一件事情。

「外賣詩人」這樣的極具反差性的標籤給了我很多紅利，但再過兩年，我就達到了外賣員的年齡上限。我希望自己能夠保持清醒，保持真實，不被這樣的標籤所禁錮。我希望自己做一條河流，保持安靜，還要流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自P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