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八十九)

(接上期)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羅瑞卿的態度。

7月8日,還是在「神仙會」階段的早幾天,李銳發言批評「以鋼為綱」和指出國民經濟沒有搞好綜合平衡時,羅瑞卿就打斷李的發言,極力維護「大躍進」。(同上,第31頁)

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擊講話以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由於想不通,在周惠住處發泄情緒。周小舟懷疑毛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認為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他們三人就去找黃克誠談談,後來,彭德懷也進來了。他們出來時,被羅瑞卿碰上了。 當然羅瑞卿不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但是,在這個時間,在這個地點,這幾個人相聚,引起了羅瑞卿的高度警惕。經羅瑞卿揭發後成了「23晚事件」。在會議後期的批判中,這個事件成了追查和圍攻的重點。

8月3日,羅瑞卿在第五組發言說,彭德懷生活上學馮玉祥(指艱苦樸素)是「偽君子」,「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生活,為人很多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有什麼用處?」羅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否定彭德懷的人格,在會下見面時還當面質問彭德懷。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組裡發言。但羅瑞卿十分活躍,不僅在自己組裡發言,還到其它幾個組裡發言。8月10日,羅瑞卿強行帶着着李銳到黃克誠那個小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和黃克誠對質。批鬥會形成了一個新高潮。像爆發了一棵炸彈,全組立時譁然。羅發言時疾言厲色,說彭德懷、黃克誠的住處成了反黨司令部,成了搞陰謀活動的地方。他厲聲質問黃克誠:「你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了把毛澤東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什麼不氣憤?為什麼不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什麼不反映?」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羅瑞卿由公安部長升任為總參謀長,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軍委工作。據說這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政治高壓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葉劍英元帥為此賦詩一首,其中有「將軍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陸羅楊」中的彭真,在廬山會議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懷的得力幹將。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彭真多次發言、插話和質問。

蕭華對彭德懷也是落井下石。由於他和彭德懷一起出訪東歐,他的揭發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志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在彭德懷蒙受冤案時,其他幾位元帥沒有人為他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澤東去勸降,要彭早點認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懷說是7月24日,李銳的日記中記的是30日),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勸說彭德懷作檢查。彭德懷的記下了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他們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了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了我準備寫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談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着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 

8月3日,聶榮臻在小組會上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主席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話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8月24日,外事系統召開批鬥張聞天大會,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集中火力追查「裡通外國」的問題,一盆盆污水潑到張聞天頭上,對一切問題都要當場交待清楚。張聞天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回到家裡,同親人相對默坐,禁不住潸然淚下。 主持批鬥張聞天的,就是陳毅元師。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不少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8月1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麼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 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1962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周惠的歸順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後,作家權延赤合寫了一本書,書中把右傾反黨集團寫成「彭黃張周周」,把本來不是反黨集團的周惠加了進去,還對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實的粉飾。據知情人說,這是周惠的子女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況。 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鄉――《新湖南報》即《湖南日報》的前身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自費出了一本書,書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態,回湖南和張平化一起,不僅窮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還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株連二萬多名幹部落馬。這本書還揭露,1957年,周惠製造了一個「新湖南報右派反黨集團」,將54人打成了右派(全報社共有編輯記者145人)。當年《新湖南報》的社長朱九思還在這本書的前面寫道:「誰是真金,誰是糞土,包括當年那位不可一世現在仍不知羞恥的人物,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結論。」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們,要保住地位,是很難成為「真金」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誰沒整過人,誰沒挨過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內蒙古任書記時,還是做了一些好事的。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親有一個光輝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過於粉飾,反而損害長輩的形象。順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一些高官的親屬、子女、部下,寫了一批歌頌他們父輩的書和文章,其中,不少有類似《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的問題。

五、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兩天,毛澤東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親自主持,批判彭德懷。連中午都不休息,午飯吃包子充飢。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人。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 這兩天會議,為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了調,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政治局常委會上的發言不可能公布於世,幸虧李銳在場,而且做了筆記。所以,這一段,我還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廬山會議實錄》中的內容。

7月31日,由毛澤東一人主講,由他定調,其他人插話幫腔。8月1日,也是毛澤東講話最多,其他人逼問和圍攻。其中林彪上綱最高,發言最尖銳。會上沒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全都是一邊倒。

1949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既定的前題,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凡是和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都是歷史問題,都是政治上的污點。以後再和毛澤東不一致時候,都要清算過去這些問題。

在兩天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親自清算彭德懷,說過去31年年的共事過程中,彭德懷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兩人過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綱上線,重新清查在過去的路線鬥爭中彭德懷的站隊情況,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也是彭德懷的重要罪過。

毛澤東在清算歷史舊帳以後,又說「同在北京城,10年9次電話,1年不到1次」,說彭德懷和他疏遠,請示回報太少。 對7月14日的信,毛澤東說:「多次重要時期,你從沒有寫過信,為什麼這次要上萬言書。」「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講『得心應手』這話,是指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 「是準備發表了,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要修正總路線,你想搞另一個……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沒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 「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

參加常委會的其它人除了追問彭德懷的政治問題以外,還否定彭德懷的人格,並乘機吹捧毛澤東。林彪、劉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懷反對搞「個人崇拜」的言論,肯定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常委會本來應當是一個領導集體,毛澤東應當僅是這個集體的召集人。實際上,毛澤東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體領導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出現這種結果,當然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為毛澤東「抬轎子」、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

這兩天常委會為彭德懷等定了調子,冤案已經構成,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的鐵帽子已經戴在他們的頭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為這個冤案蓋上合法的圖章,並動員全黨開展批右傾運動。

全會開幕時,毛澤東講話不長,但十分鮮明而堅決地動員全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說:「我們的路線到底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初上廬山後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不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後來才了解,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踟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我們反了9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在向着黨,向着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着人民的事業,向着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 

也是在全會開幕的這一天,毛澤東寫了《給張聞天的信》,並立即印發給全會。這封信雖然只有500多字,卻大量引經據典,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信中為他們五人羅織了「軍事俱樂部」的罪名,還說這個「軍事俱樂部」的成員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屆八中全會開始以後,對彭德懷的鬥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並成大組,共分成三個大組,李井泉大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大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大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採取批評質問的方法,十分尖銳。 在這些批判會上,進一步圍剿「軍事俱樂部」和追查周小舟說過的「斯大林晚年」問題。圍剿之烈,追逼之嚴,氣氛之緊張,不亞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會。在接連不斷地追逼下,彭德懷說:「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台,你們願意聽,可我不能那麼講。」有人指責他態度不好,彭德懷說:「我沒有辯護律師,你們像法庭審判。」 

8月10日,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作批示,也同時印發給全會。毛澤東說彭德懷等:「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機會主義的黨。」「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

為了給批判彭德懷等提供理論武器,並不是理論家、也不從事理論工作的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動組織人編寫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馬、恩、列、斯、毛語錄,毛澤東收到後如獲至寶,8月15日和8月16日,接連寫了兩個長篇批示。15日的批示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經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斷橫行』,不給你們『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幾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不僅使得八屆八中全會上對所謂「右傾反黨集團」的批判鬥爭一步步升級,還為會後的全國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提供了錯誤的指導思想。

8月16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一開始就給他們定了性:「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持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說,彭德懷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段彭、高反黨異同論:「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你看他,連偽裝都不要了,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只能說彭德懷比高崗更加瘋狂,所以叫做猖狂進攻,不過也還是有偽裝的:「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決議》向全黨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為了揭露,《決議》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老帳:「立三路線時期、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他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地發難,猖狂進攻呢?《決議》對此作出了分析,這些分析今天看來特別值得回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顯然註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是因為毛澤東決策重大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引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而是總路線等等的勝利使面臨滅亡威脅的剝削者蠢動的。

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成員,除了「彭黃張周」以外,還有李銳。因為李銳不是中央委員,級別不夠,所以沒有提他的名字,但對他的處分很重: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勞動。

廬山會議加劇了1958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六、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這種變態在他給《詩刊》主編、副主編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來。1959年9月1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裡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夥,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着「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着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覆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飢餓而死只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1958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面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1,公開散布系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2,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3,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4,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採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5,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1958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党進行攻擊的;6,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上述6條,只要有其中一條,又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軍隊系統,中共中央批准了總政治部提出的四條標準:一是公開散布系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党進攻的;四是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凡是犯有上列情況之一的,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隊的反右傾標準定在地方幹部之前。地方標準是在軍隊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為全國做出榜樣。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從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共有1900人,占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3%(其中司局級以上有287人,占同級黨員幹部的9.3%);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的共有2714人,占這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4.4%。重點批判和重點幫助的共占黨員總數的7.5%。經過揭發和批判,這兩個黨委給224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其中司局級幹部61人。此外,在這次運動中,還揭發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它壞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傾的戰況匯報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一些省市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以推動運動時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況如下。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主要問題是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說省委在糧食問題上犯了錯誤。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後兩人的罪名是在反對「三面紅旗」方面的看法與霍維德完全一致,他們所發表的「露骨的反黨言論」還受到霍維德的讚揚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陳光遠。說張國聲攻擊省委第一書記,否定1958年的偉大成就。張毅忱的罪狀是「攻擊」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認為去年省委訂的糧食產量過高」「誇大了農村缺糧問題」。陳光遠的罪行是寫了一篇題為《要注意加強州、縣、公社黨委的集體領導》(內參),批評了黨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風,還寫了《革命膽略與實事求是》(發表於7月10日的《青海日報》)的文章,「誇大了1958年的陰暗面」。

新疆。揭發批判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辛蘭亭。「對大辦鋼鐵潑冷水」、「對去年大躍進成績有懷疑」、「對自治區黨委領導不尊重」。

貴州。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到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一樣的,並和周小舟一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張愷帆「下令強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發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農到處叫喊等嚴重問題。」陸學斌「認為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大躍進是一筆糊塗帳,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國農民太老實了。」「誣衊毛主席給公社小隊長寫信是不相信中間這一層幹部。」

黑龍江。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校長兼東北農學院院長劉成棟,哈爾濱市委委員、哈爾濱電機廠黨委書記邢子陶,雞西市委委員、雞西礦務局長李奎生。劉成棟說大躍進的「缺點是一個大拇指」。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一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岳邦珣等人反對大躍進、公社化、大辦鋼鐵的一系列反動論點。

吉林。全省黨員幹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書記李晨反對農業八字憲法,反對供給制等右傾言行。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一書記王蔭軒等24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

江西。揭發了省地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承恩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今年再躍進「絕不可能」等右傾言論。同時還揭露了1956年省黨代表大會期間,原贛南區黨委工業部長等人,對省委領導和三反、五反、鎮反、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毒攻擊。

中共中央在這個材料的按語中寫道:

現將一些省市自治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簡報發給你們。右傾分子的人數雖然不多,在高級幹部中所占比例雖然很小,但是在適合他們的氣候下,卻可以興風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時加以揭發和批判,就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躍進,給工作以很大危害。請你們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如青海省定為「以張國聲國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撤銷張國聲省委書記、常委的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聶景德的宣傳部長等一切職務;撤銷程光遠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的職務。 

在工礦企業,按照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對職工進行分類排隊,對問題嚴重的進行重點批判。為了推動各地的反右傾運動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連三地批轉各地反右傾的經驗: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上的批示中強調:「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裡把他們的思想影響掃除。」批示全文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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