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了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 —— 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與時光無情

2023年3月，一個冰冷的雨天。周鋒鎖開了三個多小時車，去紐約附近的一個城市。此前，有人在網上找到他，說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當面交給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對方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已不再年輕的中年男子。寒暄幾句，對方遞給他一個袋子，說：「我保存了這麼多年，今天就交給你了。」兩人握手告別，他未及細看東西，匆匆返回新澤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開袋子，一大片紅布傾瀉而出。這是一面陳舊的旗子，紅布上寫了四個黑色的毛筆大字「西北大學」。旗子被揉的皺皺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點點的血漬，已接近墨色。

這正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鋒鎖的手上展開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顫慄。捐贈者告訴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對全副武裝的軍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最後一刻緊急撤出時，一名清華大學的男生頭部受了傷，鮮血湧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當時是清華的老師，情急中扯過旗子來，為這個男生包紮。當時還有一塊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漬，也被一起保存了下來。

旗子和毛巾暫時被放在周鋒鎖家的地下室里。這是美國新澤西州一處藍領社區的獨棟三層小樓，除了後院一個長滿蓬勃植物的花園，看起來樸素平淡。一層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補貼日常。地下室則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紐約的「六四紀念館」於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這個裝修整潔的地下室算是紀念館的前身。裡面的藏品，包括一頂藍色的帳篷，是香港支聯會1989年捐贈給天安門學生的。2022年初，一個陌生人專程趕來紐約交給了他，說是當年西安的一對情侶，最後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時，帶走了這頂帳篷，一直保存了下來。

除了旗幟、帳篷等1989年的廣場實物，還有一些藝術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殺發生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創作的。

其中一張水墨畫，創作於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詳。畫面中間，平板車上躺着一個身中子彈的孩子，殷紅的血從孩子的胸口流出。這個9歲的孩子叫呂鵬，是北京一所小學的三年級學生，根據中國人權網的資料，呂鵬是迄今為止所知年齡最小的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於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點左右，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被戒嚴部隊多發子彈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六四」紀念館裡展出的藝術作品《媽媽你幫我問一問》（受訪者提供）

馬少方是當年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曾在《歷史在鞭打現實》一書中，這樣回憶那一天他看到的這一幕：

「車至德勝門，我看到了這輩子最為慘烈的情景。一群人，淚流滿面，他們抬着一個兒童的屍體，那孩子最多不會有十歲的年齡，他那幺小，身上那麼多槍眼，他渾身無力地躺在那破舊的木板上，陽光陰慘地照着他的臉，那張小臉，陰慘的白，小臉上的困惑，在我的眼裡，卻是一個天大的控訴。

人們抬着他，像抬着一個被槍殺的希望。而當希望被槍殺的時候，絕望就瀰漫得無邊無際。

這個可憐的倒在屠夫槍下的希望，終於被靜靜地置放在一隊軍車前，車上的軍人看到這樣的慘烈，也都羞愧地低下頭去。人們先是眼淚，接着就是憤怒的聲音。我流了淚，卻再也憤怒不起來，我不知道當生命沒有了尊嚴的時候，活着意味着甚麼？

這十五年來，這個場景始終在我的腦子裡，一直無法驅散。我總是在想，當那些子彈擊中他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一個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中國歷史的心臟？」

—《歷史在鞭打現實》，馬少方，2004年

1989 我的少年記憶

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最終招致共產黨軍隊的屠殺之時，我還是西北一座小城裡的中學生，十四、五歲的年齡，沉迷於浪漫主義文學，對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發，似乎提前結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還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齡人。今年5月，發表於自媒體「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歲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認識的一位媒體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權主義者。1989年，她在湘贛交界處的一處南方小城上中學。我們相距上千公里，記憶卻如此相似。我們的經歷也足可證明，當年的學生運動，已遠遠超出天安門的範圍，是一場漫捲了中國的幾乎全民參與的運動。

她在文中寫道：「那年發生的一切，並未一夕之間帶來幻滅，而是潛入生命底層，指引此後的路途。」我深以為是。我們都在「八九」過後不久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工作後，經歷了一段中國政治相對寬鬆的時期，都投身媒體和公民社會。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齡人，例如四川學者王怡等人的筆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經寫道：「1989年6月，整個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潰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學生們在北京街頭高舉V手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聲援進入第六天的學生絕食抗議。(AFP / Toshio Sakai)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發生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形塑了我們的理想和價值觀。我們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義餘韻，又目睹了「六四」屠殺之後不久，鄧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經商熱和「向錢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擁抱中國，還有後來發生的很多事。

而那個夏天，我們焦急地聽美國之音，搜尋一切來自北京的學生運動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長帶領我們全班同學，去校門口的黑板報上，貼了學校的第一張大字報。我至今清晰記得，那在一大張白紙上用藍色鋼筆描粗的內容：「打倒腐敗，懲治官倒，聲援靜坐學生。」

我所在的縣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樑下，背後是一個人煙稠密的村莊。「六四」過後的一個深夜，四層的教學樓上，被人偷偷掛上去了一個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課間，校長氣急敗壞地衝上來，讓趕緊撤掉。沒有人動，我們冷眼旁觀。

校長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約有50多歲了，平時備受師生尊重。他是蘭州大學化學系的右派，我後來關注「星火」案，在蘭大右派名錄的最末處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來，曾飽嘗政治運動之苦的他，當時一定是擔心極了，他要阻止事態發展，保護他自己，也保護老師和學生。

在屠殺還沒有開始之前，廣場上的運動正在熱烈地進行。一天，受全班同學的委託，我去了鎮上的郵局，寄出由我負責保管的14.5元人民幣的班費。在郵局簡陋的桌子上，我寫下地址：「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收）」。郵局的人幫我辦了匯款，非常順利——沒有任何人說，這個地址不夠清楚，沒法寄到。那一天，我們，包括郵局的工作人員，都深信不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一定能收到這筆錢。

這就是1989年發生在我的家鄉、甘肅一個小鎮上的一幕。

一切開始轉向，「六四」突然發生了。電視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傷害解放軍戰士。「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單調高亢的聲音，一遍遍重複，幾乎有一個月時間，天天如此。

我的同學和當地師專的大學生聯繫，打算要做點什麼。一天，我們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從學校走到家裡。但最終，計劃中的悼念活動被迫取消了，我們沒有一個途徑來表達自己的憤怒與悲傷。再後來，掩蓋「六四」曾經發生的事實，成了這個政權至關重要的任務之一。抗爭的烈焰已被撲滅，餘燼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這個國家最大的禁忌。

後來我聽到一句話：「謊言重複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實上，這個國家盡一切力量宣傳的謊言，並沒有成為所謂「真理」。34年過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上，我聽到一個剛離開中國不久的年輕人提起這句話。他說，至少，這句話對他並沒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AFP / Leonard Munoz)

這個出生於1991年的年輕人，名叫董澤華。當他通過「翻牆」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懷。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時，他穿上黑色的紀念T恤，獨自去了天安門廣場，結果被抓並判刑。同一天，還有另外兩個他不認識的年輕人，在廣場做了同樣的事——他們當天被一起投入監牢。

如今，35年過去了，縱使這個國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讓人們忘記「六四」的存在，忘記屠殺，忘記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曾經發生的一切。但事實上，記憶自有它頑強的走向，因為那個巨大的歷史傷口，始終都在那裡。35年，政治高壓而時間無情，但關於「六四」的記憶並未曾斷絕。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於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殺發生後悲傷一刻的美國漢學家。

周鋒鎖：

出生於1967年，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最後一刻的清華大學學生。

作者江雪：

出生於1970年代中期，1989年時是中學生，後來一直做記者、編輯。

鄒幸彤：

出生於1985年。香港大律師，前支聯會副主席，因堅持紀念「六四」及相關工作，如今在獄中。

曉明：

出生於1989年，在媽媽肚子裡經歷了「六四」胎教。

董澤華：

出生於1991年，因為在天安門廣場穿黑衫紀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於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法律博士的中國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計劃展示」國殤之柱」 橫幅，被判監禁6個月，後遣送回大陸，失聯至今。

紐約「六四」紀念館 ：「我們終於有了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驅趕」

五月的一個下午，走出紐約曼哈頓的34街地鐵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轉角，門牌號「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層建築。推開一扇普通的黑色鋁合金門進去，上電梯，「六四紀念館」就在四樓。

周鋒鎖背一個雙肩包，步履匆匆地從Penn Station （紐約賓州車站）出來，七八分鐘時間，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紀念館」樓下。他平時住與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坐火車加步行到這裡，已十分習慣。

能在紐約的「心臟」部位找到一處「六四紀念館」的地址，於他已十分快意。何況第六大道這個「894」的門牌號，簡直如同天賜。新冠疫情中，很多企業都搬離紐約，市中心的商業房產租金大幅下降，這也給了他們機會。最終，2022年2月，「六四紀念館籌委會」以每月約一萬美元的租金，租下了這個地方，面積大約2200平尺（約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腳下紐約人潮如海，不遠處就是時代廣場，而「六四」紀念館從此就停靠在了這裡。周鋒鎖為此頗為激動。「今年是歷史的一刻。我們在曼哈頓有了立足之地。不像過去，經常處於被驅趕的境地。」

和其他「民運人士」慣用昂揚詞語不同，周鋒鎖並不諱言失敗。「要習慣去接受自己作為一個失敗者的現狀。」 他說，這是一個事實，過去很多年，「民運」在海外一直處於邊緣狀態，很多活動，參與者寥寥，有時甚至只有一兩個人。「那怎麼辦？還得堅持。」他說。

作為當年被通緝的天安門學運領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國，先為生計匆忙。後來，創辦「人道中國」，關注國內的政治犯，「不想讓他們孤立無援」。近年來又接手了「中國人權」的工作。四處奔走之時，「失敗感」常襲上心頭。2008年，在舊金山的一次抗議活動中，他被一群持紅旗的人圍住毆打，差點受重傷。還有一次做活動，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門驅趕。

這次「六四紀念館」在紐約找地方，一開始，在幾個街區之外，找到一處，房東是台灣人，本來已談好了，但對方知道要開設的項目和「六四」有關，就「不敢租了」。如今這個地方，他們想在建築外面打出「六四紀念館」的標識，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談判了好幾次，還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樂觀。他回憶說，自己當年剛開始在一些公開場合講「六四」，也很緊張，慢慢的，發現當自己講出來的時候，很真實，清晰，有一種釋放的感覺，也不像以前那麼壓抑。他覺得這和自己成為基督徒有關。「聖經里，摩西說：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訴他，當你開口講話，我會告訴你做什麼。」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聽到那麼多聲音，現在都在我心裡，就想着把它講出來。」他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年紀念六四的時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覺。」

1989年，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至今，他還這樣說： 「物理上有一個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結果，有無比的吸引力。」他認為，六四就是一個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幾百萬人在一起的強度。有一種跨越時間的力量。它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就是認同普世價值和人的自由、尊嚴。」

「無論如何，六四還是中國人在全世界辨識度最高的一個抗爭形象。」紀念館館長於大海說。當年「六四」發生的時候，他在美國求學，「六四」的爆發影響了一生。如今，他認為，只要紀念館在這裡，「就是一個是物理性的歷史傷口」。他為即將開張的事情奔走着，設計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調，種種瑣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時光無情，而中國政治癒發高壓。2021年，香港支聯會苦心支撐十餘年的「六四紀念館」被迫關閉，港大校園裡的「六四」國殤紀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與「六四」有關的人與事，正在凋零。從這個意義上，「六四紀念館」也是和時間的賽跑。那些歷史的見證物，如果無處安放，終究也會流失。紐約的「六四紀念館」籌建後，有香港人寄來一大箱收集的關於「六四」的東西，包括當年的報紙。如今，紀念館裡專門設了一個香港主題的展覽。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聯會苦心支撐十餘年的尖沙咀「六四紀念館」被迫關閉。(AP / Vincent Yu)

玻璃牆上掛着的「六四紀念館」幾個字，是鮑彤2021年寫的，他是趙紫陽當年的政治秘書，2022年11月去世。

紀念館入口處，放着一個粗笨厚重的油印機，估計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藍墨色還在。這是讓周鋒鎖最為動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見到時，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猶如故友重逢。充滿喜悅，又難以置信。」

油印機是新聞自由的象徵。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新聞自由」的口號被喊了無數遍，紀念館裡也收藏有多張關於「新聞自由」的傳單，其中一張是杭州電子工業學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題目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堅決爭取新聞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的記者舉着「取消軍管，保衛首都」的橫幅，帶領遊行隊伍向天安門廣場遊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學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這些傳單意圖喚起民眾，也向最高統治者喊話，表達的是那個時代最迫切的聲音。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周鋒鎖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這些傳單。他一直記得清清楚楚，有一個「高速油印機」，一晚上可以推轉好幾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槍彈坦克的圍攻追逐中，從紀念碑最後撤退時，這台油印機也是他最清晰的記憶之一。當時那麼危急，走在最後面的幾個同學也不肯放棄這個油印機，說：「這是好機器。抬回去繼續戰鬥！」「是的，繼續戰鬥！」那時候他也這樣想。

33年後，當他終於再見到這個油印機時，翻來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屬標籤，「孔雀21型速印機 湖北江漢工業公司 87年7月 機號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機」，與記憶完全吻合了。

油印機的捐贈者，是當年清華的一個年輕教師。這台油印機一直被他放在母親處保存，後來母親去世，姐姐放在租來的儲藏室里，繼續保存。2022年，姐姐費盡周折，把它帶到美國。出關時，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標誌，只說是「工業樣品」，還好，沒有遇到太大麻煩。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緊張，終於平安運到了美國。

捐贈者自己寫下了一段回憶，也是歷史的證詞：

「六四凌晨五點左右，堅守了一夜的學生用口頭表決撤還是不撤，正在爭論的時候，子彈從頭上飛過，打在紀念碑和學運之聲廣播台的喇叭上。一隊偵察員率先登上紀念碑的最高層，從上往下驅逐學生。當時清華的學生和年輕的教師斷後。

清華的學生領袖周鋒鎖要我們幫着把油印機抬走，我們抬到廣場邊上。一個同伴，也是清華教師，有自行車，就把油印機放在自行車貨架上。從廣場一直推到西單。期間，和戒嚴部隊的一輛坦克對峙了一次。當時，我們在長安街的車道側邊走。

坦克開過來的時候，步行的同學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們兩人和自行車就孤單單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們跟前時，停下來掉了頭，同時有士兵沖我們扔了一顆手榴彈。不是殺傷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黃煙來……後來知道這是呼吸系統毒氣彈。

在同一地點，北京商學院19歲女生龔紀芳就因為吸入過多毒劑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紀念館的玻璃牆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襯衣，那是年輕的《解放軍日報》記者江林的，當年她在天安門採訪，白襯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還有一個紅袖帶，是當年「清華糾察指揮隊」的，如今也是珍貴的文物。還有一封信，內容是一個軍人，向當時廣場上的大學生致敬。

收集這些文物的時候，發生了很多故事。周鋒鎖說，一次，聽到「六四紀念館」在籌建的消息，一位朋友專程飛到紐約，送給他一本自己當年「六四」期間的日記。今年5月22日，他在溫哥華參加活動，有人當面贈送他一張當年「首都高校自治聯合會告人民書」的傳單，前面的字跡已經模糊，但看得出時間，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兩天後，他這把張傳單帶到了倫敦，和另外幾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國議會做了展覽。倫敦大學斯密斯學院的學生，也邀請他去交流，並做展覽。年輕人的熱忱，讓他深深感動。

倫敦大學史密斯學院的八九民運攝影展海報。（受訪者提供）

八九的旗幟在英國議會展出。（受訪者提供）

35年了，記憶就這樣斑駁地傳遞着，在全世界。

「就像這個油印機，其實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來為歷史作證。」周鋒鎖說，他覺得，紀念館是一個很大的責任，是帶有使命感的。要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把這麼多年無數人的心血，保存下來。

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紐約。作為一個記者，第一次，因為離開了中國，我才有了可以公開紀念「六四」，且不用恐懼警察上門的機會。

6月4日這天，「六四紀念館」正式開放。這一天，79歲的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教授專程從加州趕來。開幕儀式上，他朗誦了自己的一篇短文：「為什麼要記得六四？」

此前，我看過他在家中拍攝的視頻，是用中文讀誦的。視頻下方搖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親手種的。童屹是當年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積極的「六四」參與者，曾在中國被勞教，飽受屈辱，1997年到達美國。

「我們為什麼記得六四？」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是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困擾着劉曉波，直到他去世；亡靈們也將困擾我們，直到我們也去世。」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 自己有什麼記憶……」

那一刻，小小的紀念館裡，擠滿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誦讀中，聲音哽咽，紅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國人在那個時刻難以言說的憤怒與無助，他也是幫助著名科學家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的關鍵人物。

或許是被林教授的蒼蒼白髮觸動，我在玻璃門外，一瞬間淚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識到，30多年過去了，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響的記者，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心中沒有恐懼地紀念「六四」，也讓眼淚肆意流淌。

1989年以後，「六四」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敏感詞之一，每年「六四」前後，政府都如臨大敵，而媒體都會主動地加強「自我審查」，不敢有任何關於「六四」的信息成為「漏網之魚」。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體上，有時能看到閃爍的蠟燭，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還記得「六四」。但近些年，就連燭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審查機器識別出來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燭光聚會，或者在這一天獨自沉默禁食，但從來沒有在一個公開的場合，沒有憂懼地紀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強、徐友漁、郝建等十多名知識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紀念「六四」，因為聚會的照片發到了網上，多人被抓捕。這也成為浦志強律師的罪證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獄。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當地的城市辦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草根媒體。他每年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前幾年的一個6月4日，他在微博上發了條「今日無話可說，休息」。幾分鐘後，警察就出現在了他的門前。我的另一位律師朋友常瑋平，聞訊趕到現場，為了他和警察據理力爭。最終，警察沒有帶走他。但幾年後，常瑋平律師因為投身公義，而被判刑4年，至今還在獄中服刑。

我記得，1992年，「六四」的肅殺尚未過去，我到西安上大學。那時候同學們都在流傳：男生宿舍的樓管大叔，原本是學校的老師，因為當年參加了「六四」，不能再當老師。還有學校後門那裡的補鞋匠，也是同樣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貴仁的出版人，因參與「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殺發生後寫罷工宣言，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出獄後，始終被處在監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實上，除了那些媒體上被人們知道的公眾人物，幾乎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人為了不肯遺忘「六四」而付出他們的代價。

也可以說，對1989後的反對者來說，「六四」是一個共同的精神密碼。

「六四紀念館」里，掛着一副書法「愛國無罪」，寫字的人是寧先華。這個壯實的男子，是1989年的瀋陽民運領袖。 他在「六四」後一度失去自由，被釋放後在中國從事「民主黨」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後經減刑，於2016年出獄。2017年，他輾轉離開中國，如今，在紐約從事着一份體力工作。紀念館開幕的這天，他是現場的義工。

年輕一代蛛絲馬跡的記憶 以及「我們這代人不喜歡大詞」

「你是怎麼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頓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裡，我問曉明。曉明是紐約民主沙龍（後改為「熱風」）的發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龍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在「六四紀念館」舉辦的。

1989年的秋天，曉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門運動轟轟烈烈進行時，他還在母親肚子裡。母親那年25歲，每天穿過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議的學生占領了，下班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車回家。母親喜歡看熱鬧，說她一邊走，一邊聽學生演講，也不覺得累。她也聽美國之音。曉明笑着說，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還是在小學的思想品德課上。那天，體育老師來代課，按照官方的定義講了一段，說軍人被吊起來燒等等。他回去問了家裡人，小姨才告訴他，當年有一個領導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學生們因為腐敗很氣憤，「搞了這個活動」。

隻言片語，卻喚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學，但學校里很少人談及「八九」。再後來，他讀《城市畫報》，看到查建英的一個專訪，她說現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個轉折點。「八九」之前是理想主義的，「八九」之後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對此感到不確定，不知道「八九」為什麼會是個分水嶺，「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問問她」。

他喜愛現代和當代的文學，也關注很多歷史的細節。但在「牆內」，因為長期的屏蔽與審查，相關的信息總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紙質的雜誌提到《河殤》，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殤》的書，但只有一些評論和隻言片語，始終看不到《河殤》的片子。

有一段時間，他讀了北大教授錢理群的文章和書，印象深刻。他記得，錢理群在國外出版的書里談及「六四」，並有一個回憶的細節：開槍之後，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學者吳組緗，吳低沉地說了一句：「共產黨完了」。

這些都是蛛絲馬跡。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他滿懷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國來讀研究生，沒有了防火牆，才終於有了機會。

「我一下飛機，就打開YouTube，先搜索趙紫陽當年在廣場上，具體給學生說了什麼。後來，我又一口氣看了三個小時卡瑪的《天安門》紀錄片。」曉明回憶。

他說，最初他受這個紀錄片影響，覺得學生不應該絕食，應該「見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個年輕人的媒體「文宣中國（公民日報）」每天發學者吳仁華收集的「六四」歷史，包括清場記錄，每天有一個大事記。「我通過這個大事記，才了解到，絕食把單純的學生運動，變成了全國各階層的一個運動。我也慢慢認識到，它其實是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沒有一個一呼百應的領導層，也不可能讓學生們在廣場上能進能退，說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國兩年後，曉明遇到了第一個「六四」親歷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畢業於北大。通過聽他對自己親歷的講述，曉明更清楚了當時的一些細節。

曉明記得，也是在這一年前後，紐約文化沙龍邀請了《天安門對峙》一書的作者，講了1989年的整個經過。「當時，我對對話團特別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對話團是一種比占領廣場更溫和的方式。」他回憶。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瑪的紀錄片。此時，已是白紙抗議發生之後，通過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鏈接。 「當年學生們喊的口號，和白紙喊的口號驚人一致。」

他記得，在紐約，大家聲援白紙抗議時，提出的訴求里就有「反對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權利」。他在紀錄片中也看到，當年廣場上獻花的時候，人們喊的也是反對暴力，保障人民權利。

白紙抗議發生後，紐約的一些活動，曉明也參與其中。他發現，關於「六四」的記憶還是斷代的。在紐約的一次活動中，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生，舉着趙紫陽的像，說這是1989年的一個象徵。當時周鋒鎖也在現場，但她完全不知道當年還有那些著名的學生領袖，以及其他的抗爭者。

2022年11月，為聲援白紙抗議而發起的紐約萬聖節遊行前後，周鋒鎖和曉明等年輕人相識，那之後，他們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種鏈接。當時，在周鋒鎖家裡的聚餐，也成了這種鏈接的一部分。

曉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樣把大家聚起來。早先年，他讀錢理群關於「民間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後期，中國有很多民間的讀書會，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覺得很受吸引。最終，曉明和他的夥伴們決定創辦一個沙龍。沙龍第一期，就邀請了胡平等人，講他們1980年參加北京海淀區民主選舉的往事。

議題的選擇，也透露出來曉明對歷史的興趣和關注。

當時「六四紀念館」已經租下來了，第一期沙龍就在紀念館裡舉行。雖然這段歷史已經久遠，但還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參加。在沙龍最後的提問階段，一位女士的提問，是關於「白紙抗議」中的年輕人。而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見證者、如今居住在紐約的作家查建英。

沙龍開始，曉明先強調了一遍沙龍公約，內容是反對性騷擾和性別暴力，這是新鮮的事情。曉明解釋，起因是在當初白紙抗議的海外遊行中，倫敦的一些社群討論到「如何締造一個不厭女的集會空間」，於是，大家一起思考討論後產生了這個公約。每次活動，都會在開場時說一下。「這是在美國。也是社會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於其他的老一輩人會覺得多餘嗎？他們沒有說。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龍）這裡來，就要守我這裡的規矩。」他說。

畢竟不同世代之間有代溝存在。曉明說，因為一些價值觀不同，一些年輕人拒絕和老一輩抗爭者對話，但他認為，不同世代之間，雖然觀點不同，還是可以對話的。不過他也確實通過一些小事，發現彼此之間的溝通有很大困難。

他記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領館抗議，現場有人提議，「我們唱國歌吧」。但他們的社群有一個規矩：考慮到在抗議現場可能有維吾爾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創痛，所以不唱國歌，可以唱國際歌。「但當時有一個前輩把我拉過去，質問我，你們為什麼唱國際歌？國際歌是共產黨的歌！你是誰？我解釋了半天，對方也聽不進去。」

曉明說，還有一次活動，他向另一位民運前輩借音箱，對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問他「你是什麼組織的？」 他說，我沒組織，我是某某某，並做了解釋。但對方最終沒有借給他們。

「一代一代人的思維方式不同。老一輩人會覺得一定要有個人要振臂一呼。其實今天我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每個人要有個體的生命。」曉明說。另外，他覺得最大的區別還是話語不同。

「老一代人喜歡用反共這樣的詞，我不喜歡。因為這樣的詞，可能在美國會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譜還是不同……而且他們用大詞特別多。我特別害怕大詞。說一些大詞，我有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他認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啟蒙，但人在美國，也接受了進步的種族和性別的觀念，話語上和傳統的「民運」其實有很大不同。

說起周鋒鎖，他覺得，「他不會把他的意見強加給我們。如果我們要做一個事情，他一直很願意幫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紀念館」的發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騷擾，民主沙龍發公開聲明譴責，此事最終導致雙方不歡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龍的活動改在了外面舉行，周鋒鎖還是參加了這次活動。2023年11月，民主沙龍改名為「熱風」，名字的來源是魯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而我，不是這樣。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還想到另外一些東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熱風，就是希望做成一個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於過去的運動，也不想被貼上『白紙一代』的標籤。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運動，並能參與其中。」 2024年5月，曉明這樣說。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驕傲，這一代人的是什麼呢⋯⋯無論如何，我還是一直願意去聽大家說。」2023年的一次採訪中，周鋒鎖曾這樣告訴我。

行動的價值 ：「極權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約數」

「很多人紀念六四，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會到天安門廣場去。你怎麼會有這樣的勇氣？而且你那麼年輕，六四發生時，你還沒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間隙，我問董澤華。他是一個說話斯文的年輕人，長發扎了個小小的馬尾。

「你的問題和我當年被抓時警察問的問題一樣……」他笑起來。

1991年，董澤華出生於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國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為未來的生活擔心。但從小他就覺得不快樂。「我喜歡留長頭髮，但從小到高中，都被老師揪出去，強迫剪頭髮。和監獄裡一樣。」在他的記憶中，學校的應試教育，從小長大的經歷，以及工作後被剋扣工資，遭遇詐騙，去報警時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讓他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他在高中的歷史課本看到，「1989年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沒有說是什麼。一直到上了大學，他學會了翻牆，看到了外網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麼多人。「看了後，顛覆了自己的世界觀」。

他對這個國家長期以來宣傳的一切產生了懷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後，明白了，這個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誠實，會在很多方面給你撒謊。例如大躍進、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謊。你會看到，社會底層一些的人，心裡一直有一種怨氣在積累。」

他告訴我，確實有很多人問過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沒關係，為什麼會去天安門廣場紀念六四？但第一個問他的人，還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訴警察的，是一個聽起來頗為荒誕的理由：因為他做了一個夢。

他告訴我，這並不是他對警察虛與委蛇，而是真實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從五月份開始，在牆外就有鋪天蓋地的報道，他記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記者曝出了關於「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視頻。

他說，也許是「日有所思，也有所夢」。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夢見一個短頭髮、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對他說：你能不能帶一束花去廣場看看我？

他說，自己也無法解釋當時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夢。但他因此決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門廣場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澤華坐火車抵達北京，並發了一條推特。隨後，他刷身份證走進戒備森嚴的天安門廣場。但是，「實在是怕被警察早早發現了，所以我手中並沒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廣場拍了照，但因為外面穿了襯衣，一開始並沒有被發現。他在廣場呆了幾個小時，看到另外一個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澤民的頭像，被他認出來了，就打了招呼。後來，他們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當他在廣場上試圖採訪一些外國遊客，聽他們對「六四」的看法時，警察來了。最終，董澤華和另外兩個當天在廣場上悼念的年輕人，被以尋釁滋事罪名，分別由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判刑六到七個月。

2020年1月3日，董澤華出獄，其後經歷了新冠疫情的封鎖。2022年10月，他離開了中國。在紐約，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後不久，「白紙抗議」在國內爆發，在紐約聲援「白紙行動」的萬聖節遊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鄉、很多次在「六四」新聞中看到的周鋒鎖。

如今的董澤華，在一家倉庫做着體力工作，但沒有停止思考。他說，其實白紙的抗爭者，和八九一代一樣，本質上都是一種責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驅使。他說，自己很敬佩周鋒鎖等前行者的堅持。「一個人一生堅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鋒鎖在英國議會展示「天安門自由女神」像。（受訪者提供）

2024年的這個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鋒鎖奔走四方，腳步匆匆。他去了歐洲、加拿大等多個地方，也去多個大學參加紀錄片《幸彤在監獄》的放映。鄒幸彤是香港支聯會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終堅持對六四的紀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還在獄中。

周鋒鎖最掛念的一個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歲，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法學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鋒鎖聯繫，願意參與在香港展示「六四國殤紀念柱」的直幡。後被指控煽動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個月，刑滿後，被遣送回大陸，從此失聯至今。

5月28日，倫敦大學斯密斯學院，在學生舉辦的「六四」35周年紀念活動現場，除了劉曉波的頭像，也擺放着鄒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開場白中，周鋒鎖說，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紙抗議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為這裡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違反「基本法」的23條為理由，抓捕了6個人，稱他們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體發布具有煽動意圖的貼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鄒幸彤。

這個所謂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經極速從公眾的良知底線到公認的危險紅線。」鄒幸彤曾在法庭陳情書中這樣寫到。在法庭上，她也曾這樣表達：「當權力的行使是基於謊言，生而為人，我們只有不服從。」

無論如何艱難，35年之後的今天，關於「六四」的記憶依然在星星點點艱難地傳承。「極權之下的抗爭，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約數。」周鋒鎖如是說。他說自己對未來有信心。

文章來源：歪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