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了 不同世代的“六四”纪念 —— 以个体的坚韧 对抗政治高压与时光无情

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

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幺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1989 我的少年记忆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纽约“六四”纪念馆 ：“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驱赶”

五月的一个下午，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门牌号“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上电梯，“六四纪念馆”就在四楼。

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 （纽约宾州车站）出来，七八分钟时间，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纪念馆”楼下。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已十分习惯。

能在纽约的“心脏”部位找到一处“六四纪念馆”的地址，于他已十分快意。何况第六大道这个“894”的门牌号，简直如同天赐。新冠疫情中，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这也给了他们机会。最终，2022年2月，“六四纪念馆筹委会”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200平尺（约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脚下纽约人潮如海，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而“六四”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今年是历史的一刻。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不像过去，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

和其他“民运人士”惯用昂扬词语不同，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 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过去很多年，“民运”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很多活动，参与者寥寥，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怎么办？还得坚持。”他说。

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国，先为生计匆忙。后来，创办“人道中国”，关注国内的政治犯，“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近年来又接手了“中国人权”的工作。四处奔走之时，“失败感”常袭上心头。2008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差点受重伤。还有一次做活动，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门驱赶。

这次“六四纪念馆”在纽约找地方，一开始，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一处，房东是台湾人，本来已谈好了，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六四”有关，就“不敢租了”。如今这个地方，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六四纪念馆”的标识，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谈判了好几次，还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六四”，也很紧张，慢慢的，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很真实，清晰，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圣经里，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诉他，当你开口讲话，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现在都在我心里，就想着把它讲出来。”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觉。”

1989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至今，他还这样说： “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有无比的吸引力。”他认为，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尊严。”

“无论如何，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求学，“六四”的爆发影响了一生。如今，他认为，只要纪念馆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设计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调，种种琐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时光无情，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2021年，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港大校园里的“六四”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与“六四”有关的人与事，正在凋零。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纪念馆”也是和时间的赛跑。那些历史的见证物，如果无处安放，终究也会流失。纽约的“六四纪念馆”筹建后，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六四”的东西，包括当年的报纸。如今，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尖沙咀“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AP / Vincent Yu)

玻璃墙上挂着的“六四纪念馆”几个字，是鲍彤2021年写的，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2022年11月去世。

纪念馆入口处，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估计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蓝墨色还在。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犹如故友重逢。充满喜悦，又难以置信。”

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自由”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新闻自由”的传单，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记者举着“取消军管，保卫首都”的横幅，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高速油印机”，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当时那么危急，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说：“这是好机器。抬回去继续战斗！”“是的，继续战斗！”那时候他也这样想。

33年后，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翻来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孔雀21型速印机 湖北江汉工业公司 87年7月 机号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机”，与记忆完全吻合了。

油印机的捐赠者，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后来母亲去世，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继续保存。2022年，姐姐费尽周折，把它带到美国。出关时，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标志，只说是“工业样品”，还好，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紧张，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

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也是历史的证词：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正在争论的时候，子弹从头上飞过，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从上往下驱逐学生。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

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我们抬到广场边上。一个同伴，也是清华教师，有自行车，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期间，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当时，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

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停下来掉了头，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不是杀伤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

在同一地点，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纪念馆的玻璃墙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那是年轻的《解放军日报》记者江林的，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还有一个红袖带，是当年“清华纠察指挥队”的，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军人，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

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周锋锁说，一次，听到“六四纪念馆”在筹建的消息，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六四”期间的日记。今年5月22日，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的传单，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看得出时间，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两天后，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和另外几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也邀请他去交流，并做展览。年轻人的热忱，让他深深感动。

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受访者提供）

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受访者提供）

35年了，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在全世界。

“就像这个油印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周锋锁说，他觉得，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带有使命感的。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保存下来。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纽约。作为一个记者，第一次，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

6月4日这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放。这一天，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开幕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记得六四？”

此前，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是用中文读诵的。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六四”参与者，曾在中国被劳教，饱受屈辱，1997年到达美国。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他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那一刻，小小的纪念馆里，挤满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声音哽咽，红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

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我在玻璃门外，一瞬间泪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六四”，也让眼泪肆意流淌。

1989年以后，“六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如临大敌，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自我审查”，不敢有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成为“漏网之鱼”。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还记得“六四”。但近些年，就连烛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忧惧地纪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纪念“六四”，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多人被抓捕。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狱。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今日无话可说，休息”。几分钟后，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闻讯赶到现场，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最终，警察没有带走他。但几年后，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而被判刑4年，至今还在狱中服刑。

我记得，1992年，“六四”的肃杀尚未过去，我到西安上大学。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不能再当老师。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也是同样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因参与“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实上，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六四”而付出他们的代价。

也可以说，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六四”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

“六四纪念馆”里，挂着一副书法“爱国无罪”，写字的人是宁先华。这个壮实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 他在“六四”后一度失去自由，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民主党”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后经减刑，于2016年出狱。2017年，他辗转离开中国，如今，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纪念馆开幕的这天，他是现场的义工。

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 以及“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

“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我问晓明。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后改为“热风”）的发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龙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六四纪念馆”举办的。

1989年的秋天，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那年25岁，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下班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母亲喜欢看热闹，说她一边走，一边听学生演讲，也不觉得累。她也听美国之音。晓明笑着说，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那天，体育老师来代课，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他回去问了家里人，小姨才告诉他，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搞了这个活动”。

只言片语，却唤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学，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八九”。再后来，他读《城市画报》，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个转折点。“八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八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对此感到不确定，不知道“八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

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但在“墙内”，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河殇》，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殇》的书，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始终看不到《河殇》的片子。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晓明说，还有一次活动，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对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问他“你是什么组织的？” 他说，我没组织，我是某某某，并做了解释。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

“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晓明说。另外，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

“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词，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谱还是不同……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我特别害怕大词。说一些大词，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认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但人在美国，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话语上和传统的“民运”其实有很大不同。

说起周锋锁，他觉得，“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一直很愿意帮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纪念馆”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2023年11月，民主沙龙改名为“热风”，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我，不是这样。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热风，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也不想被贴上‘白纸一代’的标签。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并能参与其中。” 2024年5月，晓明这样说。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

行动的价值 ：“极权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人纪念六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到天安门广场去。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那么年轻，六四发生时，你还没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间隙，我问董泽华。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

“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他笑起来。

1991年，董泽华出生于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我喜欢留长头发，但从小到高中，都被老师揪出去，强迫剪头发。和监狱里一样。”在他的记忆中，学校的应试教育，从小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遭遇诈骗，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让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没有说是什么。一直到上了大学，他学会了翻墙，看到了外网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么多人。“看了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

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明白了，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诚实，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例如大跃进、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谎。你会看到，社会底层一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

他告诉我，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没关系，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但第一个问他的人，还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诉警察的，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而是真实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从五月份开始，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记者曝出了关于“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

他说，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对他说：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

他说，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他因此决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并发了一条推特。随后，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是，“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看到另外一个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泽民的头像，被他认出来了，就打了招呼。后来，他们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听他们对“六四”的看法时，警察来了。最终，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

2020年1月3日，董泽华出狱，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2022年10月，他离开了中国。在纽约，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后不久，“白纸抗议”在国内爆发，在纽约声援“白纸行动”的万圣节游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很多次在“六四”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

如今的董泽华，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他说，其实白纸的抗争者，和八九一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他说，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天安门自由女神”像。（受访者提供）

2024年的这个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锋锁奔走四方，脚步匆匆。他去了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地方，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幸彤在监狱》的放映。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还在狱中。

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岁，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锋锁联系，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六四国殇纪念柱”的直幡。后被指控煽动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刑满后，被遣送回大陆，从此失联至今。

5月28日，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在学生举办的“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除了刘晓波的头像，也摆放着邹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开场白中，周锋锁说，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违反“基本法”的23条为理由，抓捕了6个人，称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

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在法庭上，她也曾这样表达：“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生而为人，我们只有不服从。”

无论如何艰难，3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极权之下的抗争，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周锋锁如是说。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

文章来源：歪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