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的天氣就像一個盲盒,只有當旅程結束的那一刻,才能揭曉運氣的好壞。
我和姐姐一年前就約定了今年九月一同遊覽寶島台灣。訂票時,我們並不知道7至9月是台灣的颱風高發季。在廣州長大的我們,經歷過幾次災難性的強颱風,不知不覺間染上了颱風恐懼症。隨着九月的臨近,我的擔憂也不斷加深。相比起與歐亞大陸相連的中國大陸,面積僅3.6萬平方公里的台灣會不會在颱風的肆虐下,像一艘在風雨中漂泊的小船?幸運的是,這次我們與超強颱風擦肩而過。
九月五日,我在新加坡轉機時,「摩羯」在南中國海登陸。飛機因此延誤了一個多小時。當我終於抵達台北機場時,從美國飛來的姐姐早已在到達大廳等候多時。她一見到我便感嘆道:「真驚險啊!幸好你沒訂國泰航空的票,今天台風導致國泰取消了所有來往香港的航班。」
事實上,我在訂票時確實考慮過搭乘國泰航班,但因為它的抵達時間與姐姐的航班相差好幾個小時,最終選擇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看來,老天也憐惜我們姐倆常年相隔一萬五千公里,不忍心在這次重逢之旅中設置障礙。
高雄的風塵
與姐姐在機場會合後,我們搭乘高鐵一路南下抵達高雄。踏出地鐵站的出口時,街邊斑駁的牆面、帶着年代感的店鋪招牌映入眼帘,讓我仿佛置身於童年成長的廣州花都街道。那一刻,我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親切感。
在高雄的第二天,我們打Uber前往鼓山輪渡站,準備乘渡輪去旗津。Uber司機看起來很年輕,閒聊中才得知他竟已年過六十。他告訴我們,2003年曾隨台北的一個歌仔戲劇團到澳洲演出。
我好奇地問:「什麼是歌仔戲?」
司機略帶驚訝地說:「你沒聽過歌仔戲?那楊麗花總知道吧?」
我答:「都沒聽過。」
司機懷舊地說:「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老了。我參加的劇團也早已解散。我在台北待了幾年,但台北房價實在太高,最後還是回了高雄。可沒想到,現在高雄的房子也漲得厲害,年輕人連這裡的房子都買不起。」
他的嘆息還未落地,車已抵達鼓山輪渡站。我們與司機的對話也戛然而止。
渡輪很快抵達旗津碼頭。漫步間,一位騎三輪人力觀光車的老人主動搭話:「載你們去星光隧道和旗津老街,來回一個小時,只收四百台幣。」
「星光隧道」 聽上去仿佛是個遙遠而神秘的地方。老人看起來老實憨厚,我們便欣然登上了他的三輪車。
沒想到,星光隧道離碼頭很近。原來,這條隧道是日本殖民時期修建的軍事戰備通道。2005年整修後,隧道內的牆壁上畫上了夜光海洋生物的彩繪,幾年後又安裝了一行行從牆壁到隧道頂的半圓狀的霓虹燈。燈光時而幽暗、時而閃爍,仿佛將我們帶入迷幻的海底世界。
遊覽完星光隧道,我們重新登上三輪車,繼續前往旗津老街。短短的路程中,我們又聊起了高雄的經濟。老人感嘆道,高雄的近年不大景氣,疫情後工作更難找,許多年輕人不得不外出謀生。只有退休後才回到家鄉。他的語氣里透着落寞與無奈。
或許他心中浮現的,是曾經繁忙的碼頭與轟鳴的工廠。正如那條從戰備通道變成觀光景點的星光隧道,舊日城市的靈魂也隨着燈光的閃爍,時隱時現,如夢似幻。」
台灣不設防
參觀蔣中正和宋美齡的士林官邸花園時,我們偶遇了一位矮個阿叔。初次相遇時,只是禮貌地點點頭。不久,我們來到通往慈雲亭的石階步道,四周綠樹成蔭,清幽雅致。我和姐姐正舉起相機自拍時,那位阿叔笑眯眯地出現在我們眼前:「我來幫你們拍吧。」他連連按下快門,還熱心地指導我們擺姿勢。當我們欣賞照片時,他卻像春雨般悄然離去。
後來,我們來到八角亭旁的小橋流水處,阿叔再次不期而至,這次,他依舊熱心地為我們挑選拍照角度,建議擺姿勢,並連按快門:「咔嚓、咔嚓。」
幾天後,我們在大安森林公園又邂逅了一位有趣的大叔。得知我們是第一次來大安公園時,他笑着說:「走吧,我帶你們逛逛。我是大安公園的迷,每天都來。」
這位大叔原本是做雕刻工作的,對植物有着特別的熱愛。他邊走邊向我們介紹:「大安森林公園占地26公頃,有豐富的植物種類,被稱為台北的『都市之肺』。」我們毫不猶豫地跟着他走。他像一個快樂的孩子在神秘園發現寶藏般,興致勃勃地為我們講解沿途的景觀。
「你們聽說過 『四月雪』流蘇花嗎?」
我們搖頭。
大叔微笑道:「流蘇花四月開花,滿樹潔白如雪,所以叫『四月雪』。你們一定要在四月再來台灣。」
走到生態池濕地的木棧道時,他指着一叢盛開的野薑花,說:「這季節開得最美的就是它了。聞到了嗎?多香!」
他又指着水中的落羽松,興奮地補充道:「等到秋天,這些樹葉會由綠轉黃色,再轉為紅色,倒映在水池裡,美得像一幅畫。」
途中經過一棵樹時,他指着樹幹上的圓洞說:「這是台灣特有的五色鳥的巢。」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他迫不及待地說:「快跟我來,我帶你們看公園裡唯一的一棵『三色花』木芙蓉。它的花一天變三次色——早上白色,中午粉紅,傍晚深紅。去年花季時,我一天跑了三趟,就為看它的變化。」
在其他地方,若是遇到士林官邸的神秘阿叔或大安公園的雕刻大叔,我們都會提防戒備。然而在台灣,這些人友善的表情、溫和的語調、樸素的穿着和自然的肢體語言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感到安心。我們毫不設防地將手機交給他們拍照,或放心地與他們同行遊園。在台灣的旅途中,我仿佛像一條自由的魚游弋在沒有鯊魚的海洋里,內心充滿自在與寧靜。或許,這種信任與寧靜才是旅行的真正意義——它讓我們在陌生的地方看見生活的另一面,讓我們重新相信人性中的美好。
台灣之殤
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族群,都有難以癒合的傷口,雖已結痂,但微風拂過時依然隱隱作痛。
一天,我們經過了台北市的二二八公園。我心中不禁疑惑:為何以「二二八」命名一座公園?幾天後,我們前往北投圖書館,才逐漸揭開了二二八事件這一台灣社會撕裂性傷痕的面紗。
北投圖書館是台灣首座綠色建築圖書館。館舍共有兩層——一層地上,一層地下,外部還環繞着長廊。站在長廊上,我們遠眺綠意盎然的林木,仿佛與自然融為一體。一位六十來歲的女義工迎面走來。攀談之中,我們的話題從圖書館的建設延伸至對面北投溫泉博物館的修復與保護,最後聊到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提及此事,她的神情頓時變得沉重。
她告訴我們,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台灣人民為擺脫殖民統治而歡欣鼓舞,盼望着人民當家作主的日子。然而,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諳民情,貪污腐敗,致使物價飛漲、失業加劇,民不聊生。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時,用槍托打傷了一名女攤販,並開槍射殺了一位見義勇為的路人。次日,憤怒的市民聚集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遊行示威,要求嚴懲兇手。抗議演變成了流血衝突,並蔓延至全台各地。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向南京國民政府求援。蔣中正隨即調派軍隊,於3月8日登陸基隆,實施戒嚴並進行武力鎮壓。基隆、台北、嘉義、高雄等地數以萬計的民眾因此喪命。自1947年3月10日起,台灣進入了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成為社會禁忌,無法公開討論。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這段歷史才得以逐漸面對。
女義工眼中泛起淚光:「那些被害的,都是台灣的精英。我有兩位伯伯,當年都在事件中遇害。」
回旅館的路上,我特意繞道重訪二二八公園。在紀念碑前,我佇立良久,緬懷那些長眠於地下的英靈。
紀念碑的細節深深觸動了我:通往碑心的陰陽石路徑仿佛象徵着生與死的交界,而碑中心的流水傾瀉入地下水池,如同逝者的靈魂墜入深淵。水池中央矗立的琮,以莊嚴肅穆的姿態祭奠那些不畏強權的亡靈。
環繞紀念碑的雕塑宛若人形,頭頂的圓錐形如斗笠,而鏤空的長方體又讓人不禁聯想到那些勇敢抗爭的民眾。碑文刻在球體之上,詳細記載了二二八事件的始末。站在碑前,我仿佛聽見無數無名者的吶喊穿透歷史的迷霧而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紀念不僅是對逝者的哀悼,更是一種責任——提醒自己銘記、反思,絕不再重蹈覆轍。
靜心聽雨
我們在台北參觀了蔣中正與宋美齡自1950年起居住的士林官邸。
正館是兩人居住、辦公和宴客的地方。在這座隱秘深邃的宅邸內,台灣許多重大決策相繼誕生,如建立出口加工區、修建中山高速公路和桃園國際機場等十大建設項目,以及推行九年義務教育。這些決策為台灣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士林官邸不僅是政治策源地,更是蔣宋二人溫馨的家庭港灣。館內保存着他們閱讀的《聖經》、宋美齡的畫室與畫作,以及他們一家三代歡度節日的點滴。館外則分布着西式庭園、中式庭院、蘭亭、玫瑰園與生態園。幸福堂是他們做禮拜的地方,慈雲亭則是他們登高遠眺的去處。以平常心看,這裡的生活充滿了詩意與親情。當打敗了蔣中正的對手在大陸發動一場場浩劫時,他在青山環繞的士林官邸深居簡出,籌謀如何帶領台灣走向安定繁榮。他去世時,愛人和家人守在身旁。贏家與輸家、成與敗,在不同的階段和角度存在着多重解讀。不必過早哭泣,也不能過早歡笑。
在台北期間,我們還參觀了中正紀念堂,這座紀念堂於1980年4月4日落成,由圓山大飯店的設計者楊卓成設計。紀念堂高達70米,八角形的藍色琉璃瓦頂和白色大理石牆象徵台灣旗幟上的青天白日。八角頂代表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登上紀念堂的台階,仰望那寶藍色的屋頂與天際交接,仿佛感受到了「天人合一」的哲思。步入正堂,一尊高達6.3米的蔣中正坐姿銅像矗立眼前,表情既慈悲又果斷,底座上刻有「總統蔣公遺囑」。
中正紀念堂落成後見證了台灣的政壇風雲變幻。從1987年解除近四十年的戒嚴,到1990年象徵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野百合學運,再到1996年的首次全民直選與2000年國民黨結束五十二年的執政,這裡成為了歷史的重要見證地。
參觀當天,我們觀看了儀仗隊在民主大道上莊嚴的巡查與槍械表演。樓上的雕像廳內,一群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列隊鞠躬,場景溫馨感人。
士林官邸與中正紀念堂,一靜一動,形成了微妙的對比——前者展現的是蔣氏生前的靜心聽雨,後者目擊其死後的政壇大變局。兩者分別於2005年和2007年被列為國定古蹟。
不可否定,蔣氏政權雖然為台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但其強權統治也帶來了白色恐怖與社會的撕裂。中正紀念堂的存在也引發了不同聲音的爭議。然而,保留這些遺蹟的原貌,正是台灣民主社會成熟的象徵。這種包容,讓我們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找到共鳴,靜心聆聽那場已消逝的雨聲。
狹窄世界舞台的奇葩
在士林官邸正館門口,有一塊名為「世紀之愛」的長方形展板,記錄了蔣中正先生與宋美齡夫人一生的重要事件,其中包括他們在官邸接待的多位國際政要,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副總統尼克松、「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日本首相岸信介、泰國國王普密蓬、越南總統吳廷琰與阮文紹,以及韓國總統李承晚。
台北的圓山大飯店也設有一面牆,展示了曾下榻於此的名人和國際政要。而在中正區的中山堂,講解員同樣着重介紹了曾受邀參加國宴的貴賓。回顧這些曾入住圓山飯店、受邀至中山堂國宴的政要,正是士林官邸的座上賓。特殊的原因使台灣的國際舞台格外狹窄,仿佛一塊展板就足以涵蓋所有來訪的政要。
然而,正是在這片狹窄的國際舞台上,台灣創造了令人矚目的「台灣奇蹟」。
在經濟上,台灣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經濟體,並成為全球重要的資訊科技中心。
在價值觀方面,台灣的街道很多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社會則以低調、務實、友善的態度詮釋這些品德。
在社會政策上,台灣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並通過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補助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政策,確保人民的生活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在奇蹟背後,台灣也面臨不少的挑戰。外交空間依然受限;國內則面對城鄉差距、老齡化問題以及青年失業等困境。
未來台灣將如何在挑戰中前行,實現更高層次的和諧與繁榮?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在我的原生家庭中,與我相伴最長的是姐姐。小時候,由於父母被劃為右派,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艱辛,分享了不少不堪回首的記憶。後來,我們各自離開了中國,但始終保持着緊密聯繫。從書信到電子郵件,再到近年來每日通過 Viber 或 FaceTime 通話。然而,再多的線上交流也比不上這次兩周的台灣之行。這短短的相聚,為我們的記憶庫增添了無數溫馨的瞬間。在桃園機場分別時,淚水不覺濕透了衣襟。
我們的機場離別,讓我不禁想起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的六十萬老兵。那一場倉促的離散,意味着他們與親人的永別。
台灣的離合併非始於1949年,歷史上,它的歸屬幾經反覆。從1624年被荷蘭占領,到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從大清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到1945年日本戰敗歸還中國。這一切如同人生際遇中的別離與重逢。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天下事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正如我與姐姐的離別中飽含着再會的期盼,那些老兵心中的期待也從未熄滅。或許,兩岸的未來,同樣需要在情感、信任和時機的交織中找到屬於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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