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的眼淚

我自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落地悉尼,至今已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的中秋節,是陽曆九月十五日,那晚我在The rocks的餐館打工下班,路過Circular Quay,人單影孤,形影相弔,在碼頭旁的地標圓盤邊坐下,望著天上的明月,想起「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的俚曲,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兩行熱淚,油然淌下,繼而嚎啕大哭……

三十四年的人生起落,冷暖自知,苦樂可品,今夜又明月透窗,我坐在電腦前,思緒翻騰,古月依舊,今人不同,今日得寬餘,難忘往昔淚,擬記下當年哭泣的一幕。於是打開電腦,無意中找到沒有完稿的《半空堂自述·海外篇》,讀罷,發覺這是一篇三十四年,來澳洲前後的珍貴記錄,雖是殘篇斷簡,卻彌足珍貴,於是索性全文抄來。所喜是資料中提及的同仁,除劉滬生已作古,劉觀德半途返鄉之外,凡度過這艱難時刻的,都是事業有成,子女優秀,晚年安樂,後顧無憂,我曾問過同年來流過淚的朋友們,經受這三十四年離鄉的煎熬,值不值得?

他們幾乎都回答:「值得,無怨無悔!」

半空堂自述·海外篇(殘篇)

進入虹橋機場的國際登機處,第一件是託運行李,那位行李檢查員問這問那,仿佛象審查小偷似的,把我的行李翻了個遍,沒收了我的《辭海》和一些書籍。過了這關,又要我辦理貴重物品登記,我帶的所謂貴重物品,現在說來實在可憐,只有一隻價值五百多元人民幣的日本傻瓜照相機,它是我從深圳買來的水貨,到了澳洲我才知道它在二手店裡最多值十個澳元。我如實填妥表格後,才能去換登記卡和託運行李,但是我的行李超重了十五公斤,管事的小伙子和所有的共產黨幹部一樣,原則性極強,死活不肯通融,一定要我罰一千多元人民幣,那時的一千多元人民幣,是我十個月的工資,我不願支付。在場的超重者不少,大家一起泡蘑菇,好說歹說,眼看就要開機了,小伙子不耐煩道:「你們實在不肯出,我就在託運單上註明,讓你們到香港轉機時再罰,不過我告訴你們,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比我們這裡罰得重,要外匯的。」事到這一步,我們也無可奈何,只能到了香港再說了。

經過幾道磨難,我終於出脫秦關,那時上海到澳洲沒有直通航線,要在香港轉乘澳航「QUNTAS」的班機。(那時中國還沒有「東航」和「國航」,只有「中國民航」一家坐大。中國民航的管理,和一家坐大的賊黨一樣,可用「一塌糊塗」來形容,機艙里蒼蠅飛舞,服務員態度惡劣,伙食無法容忍)。

我雖然在國內乘過幾次飛機,但乘往香港的國際班機還是第一次,當飛機在香港啟德機場降落時,我想看看窗外資本主義的風光。因為座位不靠窗,我把身子微微躬起,突然一個四十歲的空嫂,用粗暴的聲音喊:「XX座位的那位,我已經注意你好久了,你已經兩次想站起來,是不是?」她的態度就象小學老師訓斥學生一樣,整個飛機的人把眼光都投向我,弄得我好生尷尬。她算什麼東西呀,我真想跟她吵一場,但再一想也就算了,她只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咱們中國人呀,看見有權的就當孫子,但自己有了權,就盛氣凌人,把當孫子時受的氣都賺回來,不要說空嫂,就是居委會的大姐也是那樣,既然脫得魔爪,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知道涉外航班的機組人員都是共產黨員,我既然已經離開這倒霉的地方了,何必再和那伙人計較。

飛機到香港啟德機場,是上午十一點,而飛往澳洲的班機則在晚上八點,按規定轉機是不能出機場的,這九個小時只能在機場裡度過。

剛踏上資本主義的土地,我看到啟德機場一片光亮,而社會主義的上海虹橋機場是不能與之相比的,這裡的免稅店商品琳琅滿目,服務員笑容可掬,整個氣氛祥和富足。中午吃自助餐時,餐廳里餐具乾淨潔亮,可口可樂和裝冰淇淋的紙杯做工考究,人們隨用隨扔,吃飯不須用糧票,買蛋糕不須用餅票……這裡的一切,使我頓悟,為啥幾十年間大量的人用腳投票,逃往香港。

由於時間還富裕,我和一群待機的台胞聊天,他們是隨旅行團從重慶飛來轉機飛往台北的(那時沒有大陸至台灣的直飛)。他們在中國待了十來天,在那裡受夠了悶氣不敢發作,到了這裡就隨便說了。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姐說:「我是重慶人,民國三十八年離開家鄉,沒回去過,這次回家一看,家鄉四十年來沒有變化,街,還是那麼幾條,屋還是那麼幾幢,共產黨根本沒有建設嘛,親人一見面有訴不盡的苦水,我的祖父是個好人,土改時評上地主給槍斃了,我祖父有啥子罪呀!他為鄉里辦了不少好事,旱年時買機船免費給鄉親們用。自然災害我的叔父和嬸子都餓死了,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怎會餓死人呢,共產黨是怎樣管理國家的呀?文化大革命就更糟了,我的侄子在武鬥時被打死了,他是獨子,我叔叔這房就斷了香火,我這次回台灣一定要告訴那些罵蔣介石的人,蔣介石再壞也沒有把你們整死,餓死,做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那位婦女似乎在控訴,在談到大陸的旅遊服務時,大家更是眾口一詞,沒有好評。

傍晚七點鐘開始檢票,檢票員根本沒有提及我行李超重的事。那時我老實,主動問他,我的行李超重了怎麼辦?不料他笑笑道:「你們大陸人第一次出門超重是常事,我們港龍航空公司很理解,歡迎你今後坐我們公司的班機。」原來資本主義的人那麼寬容,肯為乘客著想,於是在腦海中,上海虹橋機場的那位青年,顯得非常渺小。就此港龍航空公司留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就坐港龍航班,這也算是投桃報李吧。

大概在晚上八點多鐘,飛機從香港機場起飛了,這時候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因為我馬上要踏上一塊嶄新的土地,在那裡,我既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明天將是誰來機場接我,晚上睡在哪裡?

在澳洲我唯一能找的,只有比我先去的同事劉觀德和劉滬生。劉觀德者,就是那位筆名「老牛」,《我的財富在澳洲》的作者,出國前,我倆常在宿舍里一起做出國夢,他比我早到澳洲半年。是我送他去虹橋機場的,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到澳洲正好過耶誕節。他在澳洲呆了一年多就回來了,他只希望賺到一萬美金就回家。他在澳洲打兩份工,白天當清潔工,晚上在唐人街幫人切雞腿,省吃儉用,辛苦一年,存了一萬美金,就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二十日回上海。他沒有打過老虎機,也沒有去過墨爾本,更沒有吃過鮑魚和魚翅,當他體內汁液過剩時,捨不得花一分冤枉錢,油水不肥外人田,只是私下嚷嚷,憋不住了,要回家去見老婆。回國後他就寫了一本記實小說,弄了個專業作家的頭銜。他回上海的前夜,我去唐人街德興Huose地下室的大排檔去看他,告訴他從新聞中看到,天安門廣場已經沸騰了,中國早晚要出亂子,勸他再等幾天,靜觀於待,恐怕中國要出事,他不聽,認為澳洲雖好,終究不是自己的家鄉,在這裡生活孤苦伶仃很難熬,他下定決心要回去,果然他回中國不到半個月,就發生了「六四事件」。

和我一起同機來澳的,有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伴,姓朱,他是我一位上海朋友的親戚,他學過幾年英語。他說有一位朋友來機場接他,不過那位朋友和他的關係不深,是他和父親一起去中國銀行換外匯時認識的,他父親已經給那位朋友通了電話,說好今天來接機,如果來的話,我們就跟他去,暫時住在一起,有個照應。

剛下飛機,兩眼一抹黑,既不懂話,又不會說,幸虧小朱能應付,順利地出了。來接我的朋友叫戚欣,以前在上海是工藝美術品廠的微雕工藝師,比我們早到一年,已經有了輛舊汽車,有上海朋友來,一般由他幫忙接機,以後我們成了好朋友。

戚欣的汽車很小,裡邊除了坐人外容不下行李,而我們兩人的行李又多,後邊的行李箱又放滿了,怎麼辦,最後還是戚欣有辦法,把兩隻大箱子放在頂上,用繩子捆住。

汽車不一會到了住處。這是一幢破舊的House,有三個房間,住著從上海來七八個留學生,進屋不久,一個姓黃的就告訴我,其中有一位女的在上海得過甲型肝炎,這女的喜歡用別人的碗筷,叫我要小心。

當晚我住的那個房間有三張單人床,我們兩位新到的,只能躺在地毯上,下半身伸進床底下,這樣在陌生的澳洲土地上,度過了我人生的第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循著劉滬生家人給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出來開門的是兩位上海人留學生,告訴說劉滬生已在一個多月前搬走了……

失望,失落,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怎麼辦?想自己在上海時是多麼神通廣大,有各類朋友,各種人事關係,如今像鹹水魚游進淡水湖一樣,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和無奈,我在街上轉悠。我現在唯一可找的熟人只有劉觀德了。

我在New Town一座教堂的旁邊,找到了劉觀德的住處。一位也是留學生模樣的人接待我,說劉觀德不在,他在一家電話公司打清潔工,晚上還去唐人街大排檔做雜工。

第二天我碰到了劉觀德,他的情緒非常不好,我把他太太托我帶給他的牛肉乾和皮鞋交了他,時候我不知道澳洲海關是不准帶牛肉乾的,若查到處罰很重,幸虧那天海關沒有查我,否則會有麻煩。

劉觀德為我們找到了一個住所,在Redfern 附近的一條街上,房主是個黎巴嫩人,房租每周七十元,家俱都是從馬路上撿來的破爛貨,特別是那張床,席夢思中間已經凹了個坑,那時我年輕,性幻想豐富,晚上曲身躺著,暢想這傢伙被雙重臀部擠壓時的痛苦形狀。

住宿問題解決後,第一件事就是認識社會,我按圖索驥,從Redfern走到George Street,這裡店鋪林立,店堂里商品琳琅滿目,世界各國的名牌在這裡幾乎都能找到,馬路乾淨,沒有紙屑,更沒有痰跡,咖啡館的櫥窗玻璃光可鑑人,透過玻璃,可以看到搖曳的燭光。街上的行人偶然碰撞,會同時發出禮貌的道歉聲。唐人街有許多雜貨店,裡邊有泰國大米,越南水果,菲律賓香蕉,中國的「梅林」牌罐頭,以及加工得乾淨出落的中藥材。這裡應有盡有,這時我才弄懂,原來社會主義中國的出口食品,都是賣給資本主義的帝修反吃的,譬如鯪魚罐頭,在中國要賣十元人民幣一罐,在這裡只賣一元澳幣,還買九加一,真是太便宜了。我不由又想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搞笑指示:「世界上還有三分二的人在受苦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

住所安定後,接下就是找工。和我住在一起的,有個姓楊的年輕人,在國內時曾經學過英語,能講幾句「洋涇浜」,那天他下班回來,說在西人報上看到,Parramatta有家餐館要找一位清潔工,你可以去嘗試一下。他給我寫了地址,說店門口有隻輪船舵盤的擺設。他怕我說不清英語,特地教會了我三句話,我生怕忘記,用中文在旁邊注了音,這三句話是:       

1.  I ‘M LOOKING FOR JOB.

2.     I ‘M VERY STRANG.

3.     COULD YOU TRY ME PLEASE.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那家餐館,接待我的是一位菲律賓女孩,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從裡間叫來一位胖乎乎的老闆,那時候我分不清他是澳洲人還是中東人,反正在我的眼裡,凡是高鼻子都是外國人。我對胖傢伙一連噴出了三句話,現在想,那時胖傢伙或許在竊笑。他對我上下打量,說了幾句英語,我一句也沒有聽懂,為了應付,我滿嘴的「YES YES……」胖傢伙似乎有些生氣。他指指左面的門,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轉身走了。我跟上去,他停下來,不友好地指指地板,我明白是他叫我站在原地的意思。不一會,他叫來一位女孩,她用廣東官話對我說:「老闆叫你從那扇門出去,說罷她自己也笑出來了。我像受了侮辱一樣,跨出門,在馬路上徘徊,此刻的心情可以說是低落到了極點,我漫無目的的來到一座橋洞下,生了好一陣悶氣。

傍晚小楊回來,問我白天尋工的情況。聽我介紹完,他說今天聽一位北京來的朋友說,The rocks 一家飯店需要找洗碗的鐘點工,時間是從下午五點到十一點。我帶著那張寫著三句咒語的中英文紙條,一路走一路背誦,找到那裡。

The rocks 是悉尼的一個旅遊點,離歌劇院和悉尼大橋不遠,我要找工的飯店就在大橋的引橋下面,靠近海邊,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座監獄。當年從英國押來的犯人,都是從這裡上岸,建築式樣象中世紀的古堡,高大的木門上釘滿了鐵條,狹小的窗門,全被鐵柵欄住,地上用花崗岩鋪成,這座廢棄的監獄,被一位德國商人買去改作為飯店,招待海外遊客。遊客就餐時,有專人表演鞭打囚犯,剪羊毛,獄卒巡邏等節目,氣氛十分熱烈。我走進陰森森的大門,迎面碰上一個穿著廚師衣服的高個子,我不分清紅皂白,先用英語念一遍咒語,那人聽了,用廣東腔的國語問:「你是中國人嗎,沒問題,跟我來。」說完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他和一位外國老頭子咕嚕了幾句,那位外國老頭就發給我一副橡皮手套和一件橡皮飯兜,把我領到廚房間,介紹給一個年輕的小鬼佬,小鬼佬的模樣挺可怕,左耳掛著銀墜,右臂紋著祼體美女,但他卻很熱情。他把我帶到洗碗池邊,比劃著名把如何操作洗碗機,洗好的碗放在什麼地方告訴我,直到我弄懂。

卻說我在這家餐館打工的第二天是周末,那晚的碗碟特別多,原來供我堆放的那張桌子堆滿了,我順手將洗好的盤子放在身後的一塊大鐵板上。不一會,一位矮個子西人廚師,手托牛排,衝着我哇哇直嚷,我愣在一旁不知所措,這時一位北京留學生奔過來幫忙清理了鐵板,他說這塊鐵板是廚師用來烤牛排的,你耽誤了他的工作,當晚下班時,領好工資,工頭就叫我第二天不用來上班了,為此我丟了工作。

收工後我在環形碼頭流連,心中無限惆悵,望著天上的明月,想到今天正好是中秋,驟然鄉愁涌心,一屁股坐在碼頭旁的地標圓盤上,兩行熱淚,油然淌下,繼而嚎啕大哭…… 出現本文開頭的一幕……

為了回憶「那年中秋的眼淚」,拖出當年的回憶,時過境遷,百味雜陳,述說至此,暫作剎住,因為再說下去,怕說漏嘴,要涉及「那場風暴」的事了,為不給自己回國添麻煩,只好盡在不言中,望諸君諒解,老夫作揖了!

 壬寅中秋夜於食薇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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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論
  1. Qixin User Says

    好久沒聯繫了 微信聯繫不上了 我是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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