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負治理」的背後

面對中國的疫情災難，本欄上篇文章提出了「負治理」這個說法，指出其中的機理在於：政府在疫情中的作為不僅不是幫助民眾，反而是變本加厲為難民眾、作踐民眾。實際上，這種現象，並非始自2022年12月以來的疫情政策大轉彎、大撒把，而是中國現行權力制度的一貫邏輯和基本特點。現在這篇文章，想進一步說清楚這一點，並希望能夠透視「負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國生活的人，不論貧富，相信都有這樣的生活體驗：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會障礙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種種，至於最後能不能把應辦的事情辦成，恐怕很難有人敢說有把握。一介百姓，要進政府機關的大門，已經難於上青天。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兒，而是幾十年一貫制——這話我敢說，因為1985年我在中共黨報上寫過文章，專門批評黨政機關對民眾來說「門難進」的現象。現在只是更難進了而已。

更難進的原因之一，在於後來三十多年裡中共發展出了所謂「維穩體制」；這個體制的宗旨，就是從根本上把民眾看作威脅、看作敵人、看作「不穩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對象。但是，那麼多年裡的中國高速經濟發展，裝飾、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這種宗旨和體制。當你能從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時，你不僅看不到「負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認為中國的治理很棒。不是嗎？一個基建項目，比如修條路，西方國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關的拆遷事項，中國政府一個星期內可以砸掉幾十個村莊，半年以後高速路就在這些村子原來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們自豪於這種發展速度和這種行政效率，不願意去看那幾十個村莊的上萬村民被強制拆遷的遭遇。

就全國來說，那就決不止是幾十個村莊、上萬名民眾遭遇這樣的事情了。但是，沒關係，中國政府搞得定這種事情，不怕你不滿，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幹的事情，不管民眾多麼不滿意，政府總歸幹得成——這被一些人名之為「強大的國家能力」，據說是中國發展的秘訣。

那麼，中國政府為什麼有這個能力呢？很簡單，因為它有強大的控制能力。所謂「控制」，在這裡，就是剝奪你的自由與權利。事實上，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特點，就在於以控制的手段實行治理；通俗地說，就是用為你好的名義來監禁你。

以社會治安為例。毛的時代，社會治安不差，原因是每個人都被那一整套體制嚴密地控制着。出門要中共黨組織開具介紹信，包括出門討飯也是如此；沒有政府發的糧票，你有錢也買不到飯吃；機關集體宿舍樓里有客人來訪，在樓門口受到盤查不說，看門大爺事後還會向治安保衛部門匯報。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社會治安作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務，是這樣通過全方位的控制來實現的。

今天的中國改變了很多，但是，毛的時代真的走遠了嗎？當新冠疫情來臨，「封城」、「清零」舉措登場時，用以實現在公共衛生問題上的所謂「治理」功能的手段，毫無疑問，還是控制：強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價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眾！控制病毒的傳播，那叫公共治理；剝奪民眾的權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當局的能力，即在於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達成治理的目標，但是，如果一個政府只會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產生一個悖論：隨着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斷增強，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斷下降，最終走向「負治理」。套句網上名言「專業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專業」到這裡，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專業，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悖論呢？要害在於權利，或者說在於權利和權力的關係。什麼是權力？權力等於控制能力；權力很大很大，大到無所制約，那必定產生對於權利的踐踏與剝奪。一個政府以踐踏和剝奪公民權利為主旨，當然，對民眾來說，有這個政府還不如沒有這個政府——這就是所謂「負治理」。

以三年多來的中國疫情政策看，從武漢肇始，到上海封城，從「動態清零」，到「應陽盡陽」，不管看起來思路有什麼變化，政府權力對於民眾權利的踐踏，這個邏輯是一以貫之的。「動態清零」、嚴防死守下，不准病人去醫院，逼迫人們住方艙，這都是以政府的強大「控制能力」來剝奪你本來的權利。「應陽盡陽」、疫情海嘯中，去了醫院你也排不上隊——一個據稱「崛起」、「盛世」中的國家，公共衛生資源如此不堪，如此遠遠不能滿足民眾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國模式」累年漠視民眾權利的結果。前幾年，不經嚴格科學檢驗即強力地大規模推廣國產「新冠」疫苗，是無視民眾知情、問政的權利，也是踐踏民眾在攸關自己生命問題上的自主抉擇的權利。現在，不發布相關信息，或者不如實發布信息，也是當局無視民眾的知情權；至於拒絕引進國外三年來已經驗證有效的相關疫苗，任憑億萬民眾在缺醫少藥的境況中自生自滅，更同樣是踐踏民眾的生命權利。

寫到這裡，應該可以對「負治理」得出進一步的認識了。所謂「負治理」，就是以剝奪民眾權利為基礎、為導向、為手段、為目的的所謂「治理」。所謂「負治理」，就是公共權力成為引發、製造和加重公共危機和民眾災難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網上名言：事關權力很專業，事關權利很扯淡——這就勢必產生「負治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