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郭於華:14歲參軍 18歲入黨 58歲聲明退黨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大院兒里長大的。我父母曾經是軍人。父親之前是北大畢業的。 49年以後,他們還屬於軍隊系統,到我出生的時候已經轉到地方了,不穿軍裝了。 

【編註:在毛澤東為清除異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大批共產黨的幹部被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嚴酷迫害。 郭於華的父親被造反派揪斗,剝奪了醫治權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親去世那會兒我還不到12歲,當然會對人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比如說性格。我小時候性格特別的怯懦,特別膽小,遇到什麼事兒就只會哭這種。但是經歷文革這個時代之後,其實是逼出來的嘛。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十幾歲,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歲,還沒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個工廠裡面,特別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別害怕,一個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記得我姐姐當時跟我說:「從今往後,你遇到什麼事兒,遇到別人欺負你,你只能靠自己。」沒有辦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媽媽那段時間也不能回家,家裡只有我一個,脖子上掛着個鑰匙,那是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 

但那會兒年齡小,很多事兒不懂,也沒有覺得活不下去那種感覺。反正就是遇到事兒了,使勁兒記着哥哥姐姐說的話,遇到人家欺負你,首先你不欺負別人。但你也不能軟弱,被人欺負。一旦有人欺負你,就記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會兒我性格也就變化比較大吧。多年以後同學聚會,他們還回想說,我是班裡唯一跟男生動手的女生。 

那會兒就是有點無依無靠的那種,什麼事兒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時間,都是票證經濟,每個月要去領糧票啊、油票啊。要把這些供應的東西買回來。這個月你要是忘了,就沒有了。 

【編註: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衝擊政府機關,發動奪權風暴後,中共黨內溫和派最終部署軍隊恢復了對政府機構的控制,他們還允許一些未成年人參軍,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特權。】 

我們那個院兒的很多孩子去參軍,都是都很小,15、6歲,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想去。我媽媽也特別希望我能去,因為那會兒你要是不去,中學畢業,你就要下鄉插隊了嘛。後來就特別使了一些勁,找了一些人。最後我比別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離開家走的,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契機吧。

【編註:1971年,14歲的郭於華參軍入伍。在那之後的九年間,她在武漢軍區空軍通訊團擔任士兵和副連職技術員。剛滿18歲時,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兵那會兒感覺要是不入黨,就是比較落後,比較有問題的這種。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是這麼想。特別是在軍隊,如果你沒入黨,會覺得肯定是你有什麼問題,或者說你不努力,或者說出了什麼問題。入黨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如果你入不了的話,會被視為不正常的狀態。那個氛圍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是在軍隊,在其它地方,可能那個自由空間還稍微大一點。軍隊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個人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小粉紅,那時沒有「粉紅」這個概念,那個時候大家都要很紅很紅,通紅通紅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後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學。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學校園裡度過的,其實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點啟蒙或者覺醒的過程是在校園這將近十年的過程中完成的。 

我們剛進大學的時候,看見77、78級那些學長們在自由競選人民代表,有大學生、也有青年教師,在校園裡演講,參加競選。這對於我們來說都特別新奇,就覺得他們是在參政嘛,希望參與到政治治理當中。那時候的爭論、討論都很活躍。一個是社會氛圍變了,再一個畢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擠壓了那麼長時間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尋真相的力量、動力非常之強。再加上西方各個門類的思想,學術的翻譯、引進,像《走向未來叢書》、《中國與世界》叢書,都對中國的學者起到啟蒙的作用。

我上大學時已經24歲了,之前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沒有什麼質疑和批判的意識。比如說像林彪事件的時候,那時候畢竟還未成年,也不會思考那些問題。改革開放的時候,起碼知道再偉大的人,或者宣傳上再偉光正的一個組織,它也是會犯錯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詩人葉文福來學校組織講座。當時他的詩作也是引起特別大的轟動,對於高官貪腐的抨擊,實際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寫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那個長詩,真的讓很多人很振奮,覺得這些東西是應該去批評的,這些黑暗是應該去揭露的。 

但是我覺得徹底放棄這樣的期待,當然還是89六四。六四之後就不會覺得它只是犯了錯誤,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一種破滅吧。後來這30多年過去了,實際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認錯的嘛。你不認錯的話,要靠什麼來維持?你就只能靠欺騙。這個欺騙就等於是你告訴大家的歷史是不真實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當然知道歷史不能只有一種聲音。當我們只有一種聲音,一種現實的時候,當然要打一個問號,一定要質疑。你還要用強制的方法讓人家接受,不接受就會用壓制的這種方式。那我當然反對這個東西。 

我聲明退黨是14年。其實我2000年進清華(任教),我就從來不參加這種活動,我也不交黨費。我說,我每年都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讀書,每年大概是2000塊錢吧。我就把人家給的那個捐資助學的回執就給他。我說:「就這個,沒有錢」。

我覺得他們一個是反歷史——不讓大家知道歷史真相;再一個就是不許人們追尋真相。你要追尋真相,或者你要說句真話,那麼這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些年其實我們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導致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權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黨統治全社會,這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毛時代肯定是這樣的。但是今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嗎?我覺得根本沒有根本改變。它權力獨大,它獨斷專行,想怎麼着怎麼着。毛時代是計劃經濟體制,不讓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而今天呢,它鼓勵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這個市場是為它來謀取巨額利益的一個空間。那你說,哪會企業家精神啊?他財產都不安全,敢創業嗎?他精神都不自由,怎麼創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發展?看一看那些農民、那些農民工,他們有什麼樣的發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來割去的自己還不知道,還挺驕傲。改革開放巨大的好處、紅利都被誰拿去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郭於華,1956年生,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童年時成長於北京的機關大院,父母曾是軍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父親被打成「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受到批鬥。他1968年因病去世時,郭於華尚未滿12歲。家庭的變故讓這個內向膽小的女孩一夜長大。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毛澤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謂的「叛黨叛國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毛迫於形勢不得不降低鬥爭的調門。因為家庭的背景,14歲的郭於華被批准參軍,成為當時年輕人最嚮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員。那時候的她愛黨愛國,用她自己的話說,「通紅通紅的」。不僅是她,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氛圍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軍中。剛滿18歲時,郭於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於華說自己的覺醒不是來自某個瞬間,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寒窗十年,獲得博士學位。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覺醒,大都是在這十年間校內校外的所見所聞的啟蒙中完成的。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還記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西方思想文化湧入,讓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和連續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閉的中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暢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攻入中國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槍聲似乎在一夜之間扭轉了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進方向。郭於華說,她也跟千百萬中國人一樣,自那時以來就不再對未來抱任何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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