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八十八)

3、朱德

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面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國以後,毛澤東給朱德一個委員長的職務,名義上很好聽,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委員長嘛!實際沒有實權。朱德也落得個清閒,不爭權,學明朝初年的徐達對朱元璋,和毛澤東保持君臣之禮。朱德有較深的國學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後,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飛鳥盡,良弓藏」;知道此時再不能像戰爭年代那樣不講「名份」。在這一點上彭德懷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題詞支持甘肅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如果這是不了解實情的話,那麼,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楓一起到東北三省視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實情況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發言,很客觀、很明白。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說是自負盈虧,實際公家總吃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各省不要自搞工業體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參加第一組,他第一個發言。他為1958年過熱辯護,說:「大躍進是靠熱出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的調子開始向支持大躍進變化。不過,他還是堅持說一些真話: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斷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30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26日,彭德懷違心地作了檢查以後,朱寬慰地說:「彭總發言態度是好的,我想他是暢快的。彭總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它當作包袱背起來了。」 朱德還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

8月1日常委會,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他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 

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來廬山的人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在林彪作了長篇發言之後,朱德講了約10分鐘。他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最後說:「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裡。」 

朱德和彭德懷是老戰友,對待「三面紅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朱德雖然批判的調子比別人低,也沒有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朱德也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書林克私下說過:「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

在「會議政治」制度下,參加會議的人,必須就最高領導人的看法,人人表態。通過表態來「劃線」、「站隊」。這像每個人必須脫光衣服,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領導人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是不行的。不說話就意味意站到反對派一邊了。但是,要說話,只能跟隨主流意見。說不同的意見,就要遭到圍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話下。

4、林彪

新中國的建立,論戰功,沒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敗名裂之後,也沒有人否認這一點。1954年的高崗事件,林彪受到牽連,在政治上丟了不少分。從此林彪以養病為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1956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分析這中間有毛澤東的授意。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還看望了在上海養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相信,有了這樣的政治投資,在關鍵時刻,林彪還是一員用得着的猛將。也許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不滿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懷之上,就有讓林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來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以後,就調林彪作為「援軍」上山。在軍事建設上本來林彪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他們兩人一起批評劉伯承的軍事思想。工於心計的林彪,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洞若觀火,他知道毛澤東此時處境相當困難。他盤算,此時支持毛澤東,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資。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經過了「神仙會」階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右。他對彭德懷的批判上綱最高,火力最為猛烈。

7月3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說話,他批彭的過程中別人插話幫腔。當毛澤東說到1958年的問題是在群眾運動中發生的,氣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懷說,我對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話說,氣難鼓易泄,泄了便難鼓。 他的態度和彭德懷成了鮮明對比,他說的話也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 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一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着林彪的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志」。 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來是彭德懷給毛個人的,毛不經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發給與會者。彭對此有意見,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卻違背事實地說:「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立即幫腔:「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8月1日常委會上,緊接着朱德「隔靴搔癢」的發言之後,林彪的發言直擊要害,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定了調子。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偽君子,馮玉祥。說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在劉少奇的發言後,林彪又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否定:「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字,就是野心,派頭、氣勢。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滑,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插話:不好敞開談)……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澤東插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國內外都颳風,以為好時機到了……表面上好意,實際要抓辮子……表面似好意,實際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的單獨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採取迷人的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一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一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志」。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是始於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於1964年,而是始於毛澤東最困難的1959年。這對毛澤東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會上,彭德懷曾提出換一個人管軍隊,毛澤東很明確地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彭德懷被罷了官。經毛澤東提議,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幫助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親自主持,對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接替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接替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萬毅(國防科委副主任)、鍾偉(北京軍區參謀長)等進行了殘酷的批判和鬥爭。

5、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制了一批廣東籍幹部。1959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7月2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7月3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澹經營,真是毀於一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7月3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7月22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着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一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 請注意,在毛7月23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一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你主觀上怎麼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麼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着想」,儘早承認錯誤 。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陶鑄用專制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一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裡,只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制制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8月6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30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志之所以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干。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面否定,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彭德懷同志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21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涌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一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麼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6、譚震林

譚震林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立場是很自然的事。

還是在武昌會議時,討論糧食公布數字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有的說可以公布1萬億斤,有的說可以9000億斤。彭說糧食沒有那麼多。譚震林立即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

7月20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同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說請黃克誠上山是作為批彭德懷的「救兵」,黃回答說,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黃說的「反兵」本來是從譚的「救兵」而來的,後來批判黃時,譚震林把這句話說成為「蓄意反黨」罪證。 

26日,在黃克誠檢討之後,譚在第五組發言。他首先檢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錯誤,認為他要負主要責任,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在檢討自己時,還為毛開脫,說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說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然後說到彭德懷的信,說:「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封信,引起爭論,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將來再作出的貢獻。」

過了兩天,有人批評譚對彭人格和歷史功勞的肯定,譚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對彭德懷的肯定方面。還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 在《三國演義》中,張飛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卻是有「反骨」的。

7、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1958年的失誤。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個。 

23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沖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沖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8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10月9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8、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閒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1958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7月3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閒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7500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匯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云:「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匯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7月18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1958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1958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180度大轉彎,急忙緊跟。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衊」的長篇發言。 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接着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藉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8月11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7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9、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後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7.23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7月24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8月3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着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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