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在敦煌資料的補述——兩篇寫敦煌逸事信札的鈎沉

二零一三年，我去舊金山為伏文彥先生撰寫年譜，為時三星期，彼此促膝長談，飽覽他的傑作和收藏，其時伏老已是九十二歲高齡，但仍精神矍鑠，談鋒甚健。他跟我講述了在北洋艦隊當報務員的父親，講述了戀愛經過，講述了和張大千的師生之誼，講述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苦楚……

在一次談話時，他出示一包舊信札，打開一卷泛黃的破紙，說這是多年前朋友轉來的兩封信，我小心打開，原來是一位叫張有思老人寫的兩篇短文，雖字跡凌亂，語句有欠通暢，筆誤亦多，但內容十分珍貴，可充作張大千在敦煌研究資料的佐證。我先將原文抄錄，循草蛇灰線，探討分析，對張有思和其他人的引文均以粗體字標之，以方便區別，謬誤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張文第一篇：

《回憶張大千在敦煌二三事》

看了張大千畫展，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四十二年前大千為了臨摹敦煌壁畫，前後在敦煌盤桓二年之久，使敦煌壁畫藝術得到發揚，進一步為人們重視。

敦煌莫高窟從前很少有遊人到來，平時只有一些僧道煙火，逢到廟會才有人進出，當地人對洞內的壁畫佛像，傳說是神仙顯示出來的，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壁畫藝術，莫高窟的下層洞窟，有的住了人，燒熏成一片灰黑，有的成了羊圈，污糞漏洞，相當一部分已遭破壞，這種情況，在大千到後才有所改變。

張大千第一次到敦煌是1941年春天，我忝為東道，責無旁貸，充為嚮導，常在一起，當時他只有四十多歲，體胖而須濃，舉止瀟灑，談笑風生。在初游千佛洞時，大千十分激動，他說：「早知道敦煌壁畫這麼好，那麼我早二十年就該來了。」

一次大千偕數人同游千佛洞，在半山腰懸崖裂縫裡看到一尊泥塑羅漢，其頭面造型藝術高超，着實讚美了幾句，第二天就發現塑像失蹤了。大千很惋惜地說：「以後我不講了，再講東西都被拿光了。」

當地有個姓任的教育局長，收藏有一小片唐代菩薩像殘片，談話中希望對方割愛相讓，對方見大千如此着急，要大千繪四幅畫刻方印作為交換。大千毫不猶豫，而且立即鋪紙作畫，選石揍刀。當時我問大千：「這麼一點兒殘片，為什麼要花偌大代價？」大千笑笑說：「為什麼這麼一點硃砂。從唐朝到現在還是這麼鮮艶，我想帶回去化驗呢。」從這點我看到大千對藝術鑽研的苦心，真可謂是「有心人」了。

又有一次，在大千桌上放著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我順手拿起看看，此書觀後真叫人心痛，從這裡可見他對祖國的文化藝術遺產是何等的熱愛。

這年秋天，于右任也來敦煌參觀了千佛洞，大千向于右任提出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建議。後來在于右任的交道下，成立了研究所，雖然大千說規模太小，畢竟對保護壁畫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大千在這一年不到的時間裡，給敦煌莫高窟各洞編了號，並考證了各洞窟的相應年代，作好了下一步準備，冬季才離開敦煌返回重慶。

1942年春回大地，張大千第二次再來敦煌，這次帶着青海塔爾寺畫僧5人，傳（專）心來臨摹壁畫，秋天又寫信給謝稚柳，邀請他來敦煌共同研究記載（作者又將「記載」二字打上XX）。莫高窟為上、中、下寺，當時大千和謝稚柳就是住在上寺一間僧房裡的。謝稚柳當年英俊瀟灑，沉着善思，尤其是刻苦鑽研的精神至今猶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

有一次謝稚柳笑著批評大千說：「你畫的人物太板了，尤其是鬍子畫得太直了。」大千也笑著接受評語。在這裡是我深深感受到他倆相互切磋的精神又是何等可貴！

和張大千相處兩年多中，大千給我畫了不少人物山水，也寫過不少對聯、立軸，可惜到如今連一封信都沒有保存下來，每念及此，潛然神傷。現在記得他給我寫過一幅中堂，寫的是他自己的詩。詩云：「鳴沙山下秘靈泉，曾道清光此夜妍，畢竟團圞屬天上，人間離訣是年年。」

張有思記於1983年5月12日 

張文第二篇：

《驚聞大千夫子逝世消息參觀張大千遺作展覽後回憶》

1941年春天聽名畫家張大千來敦煌千佛洞臨摹壁畫，我想只要能看見名畫家作畫就一生滿足了。不久張大千到敦煌，經當地縣長章朗軒介紹給我的妹夫劉鼎臣家中客居，這樣就對我接近張大千成了現實，初次見面見他體胖濃髯如茵，談笑灑落，性情豪放，四十多歲的美髯公，形象超眾，就此我協助劉鼎臣同時為張大千老夫子供給生活給養，自此每逢大千下山，叫我陪同吃飯，去城內訪友。他大我十六歲。

初見大千作畫是41年冬天，在莫高窟給我畫了一張雨景山水送我，並寫了一幅中堂聯，詩曰：「鳴沙山下秘靈泉，曾道清光此夜軒，畢竟團圞屬天上，人間離訣是年年，大千。」

是年大千為洞窟編號，考證年代。我去看望大千，同游山景，見半山坡石縫中有懸空古雕羅漢頭佛像，大千讚揚這是宋代的作品，過了兩天就不見了，從此大千自承認我不再講了，否則千佛洞能移動的東西被人拿光。秋天于右任來參觀千佛洞壁畫，大千向于右任建議成立藝術研究所。41年冬天大千回四川，第二年攜帶門人子侄，並約請了青海塔爾寺畫僧5人開始他對莫高窟的臨摹，主要著重盛唐窟內大型壁畫原份複製，在大型布面上經親手畫線條，門人們塗色捲起，裝箱運往重慶，經當時軍政部長何應欽批准，沿途未予檢查。

42年秋天（「秋天二字打XX」）大千在敦煌寫信請謝稚柳（當時中央大學教授）來敦，一同在莫高窟研究北魏隋唐壁畫。謝老秋天到敦煌，冬天同張老夫子同在零下20多度的敦煌莫高窟過冬，冷時屋內生火爐，穿當地土布棉褲，同甘共苦，相互研究藝術。有一次謝老建議老夫子說，你的壁畫線條太硬，應於改正，從此後張謝兩夫子寢食不離，聽謝夫子講，大千自來敦煌後，他的人物畫捨棄了原有的格調，吸收敦煌藝術的素養。癸未除夕，我同大千友人同過莫高窟山下集大千寓，同謝夫子、大千夫人門人子侄同為呼魯之戲（此四字不清，疑為「呼魯之戲」），從紅多者為勝，以大千畫美人為博（疑：緒或筆誤「睹」字）果。我的紅最多。聽說每年元旦之日大千為了助興，大千畫美人一張，此年美人歸我，又經謝夫子題詞更為畫神，以上作品為容易帶到上海，經過十年動亂抄家均以損失，但願詩抄上，以供證實。

另外于右任41年秋到敦煌時，我向他求寫了中堂聯，其一詩曰：「敦煌文物散全球，壁畫珍奇美並收，同拂踐人同讚賞，莫高窟下作春秋，右任。」第二詞曰：「張然明敦煌酒泉人，任潮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右任於敦煌。」

張有思，字德仁，敦煌縣人，41年27歲，在敦煌經商，開設德成小百貨商店，因此同大千為友。

作者系本地人，經營小百貨買賣，土生土長，對敦煌莫高窟十分熟悉。而劉鼎臣又是他妹夫，大千一行剛到敦煌，暫住劉鼎臣家中，嗣後在兩年多的時間他和劉鼎臣一直關顧在側，所以文章的可信度較高。

文章開頭，作者就描述張大千未去敦煌前莫高窟的淒涼：「敦煌莫高窟從前很少有遊人到來，平時只有一些僧道煙火，逢到廟會才有人進出，當地人對洞內的壁畫佛像傳說是神仙顯示出來的，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壁畫藝術，莫高窟的下層洞窟，有的住了人，燒熏成一片灰黑，有的成了羊圈，污糞漏洞，相當一部分已遭破壞，這種情況，在大千到後才有所改變。」這點可以佐證，在張大千去敦煌之前，莫高窟之面貌和王圓籙時代幾無差別，作者又說：「在初游千佛洞時，大千十分激動，他說：「早知道敦煌壁畫這麼好，那麼我早二十年就該來了。」 佐證張大千對敦煌藝術的傾心是出於肺腑的，他放棄在成都的優裕生活，帶領子侄在惡劣環境的塞外，甘願花二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完成這一壯舉，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關於張大千在敦煌的記錄，最為詳細的，要數其子張心智的回憶文章。張大千第二次去敦煌時，把他帶在身邊，那年他才十四歲，是記憶最清晰的年齡，應該回憶是可信的，他在《張大千敦煌行》一文中：「父親在談到臨摹壁畫必須注意的細小事項時說，敦煌壁畫遭受了嚴重的破壞，除因年代久自然殘觸剝落外，令人痛心的是有些外國人，特別是斯坦因、伯希和偷偷揭去破壞和盜走了大量的壁畫……我們來臨摹壁畫，務必注意，千萬小心，比如在石窟里搬挪梯子桌凳時，不要碰著牆壁，用筆時不要吧顏色或髒水灑在牆上……」可見他對敦煌藝術的熱愛和珍惜。在極左的年代裡，有人呼囂「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冠以不實之罪。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憶》中有記：「名高了，大了，妒之者亦多了，於是每年必以（對張大千的—作者注）死訊遍播於上海、北京，甚至有人說，渠在敦煌時，專偷搬古代壁畫運至美國等出售牟利雲。稚柳笑云：『當時戰爭正烈，整座泥牆如何搬運耶。』據北京余至友沈叔羊函告，乃出自美術學院院長之口，亦可哂也。據叔羊雲，院長亦聞諸常書鴻者云云。常與張仇敵也，亦名不敵妒之者也（P45—46）。」一位以臧否別人短處聞名的陳巨來，對大千有如此評價，實屬不易。 

如此污衊不實之言，對在敦煌一直跟隨在側的兒子張心智打擊極大，文革中他遭批鬥後，老淚橫流，怨憤難泄，以致失態，把家藏的大量敦煌臨摹畫稿粉本，付之一焚。筆者在採訪其後人時，聽聞此言，不由掐腕，無聲嘆息。

張有思信中說：「當地有個姓任的教育局長，收藏有一小片唐代菩薩像殘片，談話中希望對方割愛相讓，對方見大千如此着急，要大千繪四幅畫刻方印作為交換。大千毫不猶豫，而且立即鋪紙作畫，選石揍刀。當時我問大千：「這麼一點兒殘片，為什麼要花偌大代價？」大千笑笑說：「為什麼這麼一點硃砂。從唐朝到現在還是這麼鮮艶，我想帶回去化驗呢。」由此想起西方藝術史介紹達芬奇時說：「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張大千是中國達芬奇，他在造紙、造墨、造筆、造顏料方面均有貢獻……在安徽郎溪時帶領門徒制墨；抗戰時，因四川內地買不到宣紙，他又帶領門徒和工人製造夾江紙；在巴西發現當地牛耳朵毛剛柔得當，又製造了牛毫筆，八十年代送給謝稚柳，筆桿刻「藝壇主盟」對筆即是；晚年到台灣後，又研究用鳳梨葉製造鳳梨紙……他有情有義，虛心學習，勇於發現，敢於創新，在同代藝術家中是不多見的。早年他跟隨曾李兩位老師刻苦勤學，執弟子禮，曾農髯過世，他執紼護柩，至湖南守孝；勇於發現，他對繪畫藝術的探索時永無止境的，他去敦煌，為了探索中國畫的藝術源頭，他去敦煌臨摹，嗣後又去印度大吉嶺考察，可惜他時逢戰亂，如果歷史給他契機，我相信他一定會去希臘尋找人類繪畫的源頭，他的探索精神是令人欽佩的。他願意用四幅繪畫，刻一方印章，換取一小片佛像的硃砂來研究，即是一例；他勇於創新，常人一般過四十歲就不求進取，而張大千則不然，他八十歲以後還在求變畫風，創新不輟，他畫扇面和潑彩時，發明了萬向轉動的木架，這在畫家中是絕無僅有的。

信中還提到他和謝稚柳的友誼：「有一次謝稚柳笑著批評大千說：「你畫的人物太板了，尤其是鬍子畫得太直了。」大千也笑著接受評語。在這裡是我深深感受到他倆相互切磋的精神又是何等可貴！」要說張謝倆人，以及兩家後人的友誼，恐怕沒有幾十萬字是難以描述的，拙文僅舉一例：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運動中，謝稚柳被打成書畫界大老虎，押上人民大舞台批鬥，後被宣判緩刑二年，消息傳到海外，張大千得知，於同年四月卅日寫信給張目寒：「……連得稚柳、無量（指謝無量）消息，為之黯然，前聞八百萬稚柳可贖，即去函六侄速為營救……」短短數語，包含了不可言授只可意會的兄弟情愫。大千信中所提六侄，即張心德，又名彼德。他是張文修的兒子，兼祧給張善子為子。彼德是最有希望繼承大千畫風的後輩，可惜天不假壽，英年患白喉死在阿根廷。其時彼德還在內江，大千在四川的收藏和財務均由他保管。大千信中之「即去函六侄」是否叫彼德出讓收藏，募資救助稚柳，不得而知。彼德於一九五一年由陳德馨帶領，與幾位弟妹一起轉道澳門，去和大千團聚。

張有思在文後悔嘆：「大千給我畫了不少人物山水，也寫過不少對聯、立軸，可惜到如今連一封信都每有保存下來，每念及此，潛然神傷。現在記得他給我寫過一幅中堂，寫的是他自己的詩。詩云：「鳴沙山下秘靈泉，曾道清光此夜妍，畢竟團圞屬天上，人間離訣是年年。」

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有：「癸未除夕，我同大千友人同過莫高窟山下集大千寓，同謝夫子大千夫人門人子侄同為呼魯XX（疑為：『呼廬』，古代一種賭博遊戲。共有五子，五子全黑的叫”盧”，得頭彩。擲子時，高聲喊叫，希望得全黑，所以 叫”呼盧”—作者注），從紅多者為勝，以大千畫美人為博（疑：緒）果。我的紅最多。聽說每年元旦之日大千為了助興，大千畫美人一張，此年美人歸我，又經謝夫子題詞更為畫神，以上作品為容易帶到上海，經過十年動亂抄家均以損失，但願詩抄上，以供證實。」

癸未（1943年）張大千和門生家人在莫高窟上寺歡度春節，此情節可補我早年聽聞傳說之不足。坊間有傳，張大千早年嗜睹，曾將《曹娥碑帖》作賭注輸掉，在太夫人久臥病榻，欲見此物時，不料已幾經轉手，歸葉恭綽所有，他求助葉門，葉恭綽無償贈送，就此大千戒了賭。聊及此事，筆者又想起同時代另一偉人胡適先生。他十六、七歲時在上海新中國公學，時逢家道中落，母親病倒，情緒低落之下，交上一幫損友。二十年後，他在《四十自述》中記下了這段生活：「……所以我那幾個月中，真是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大醉。」他在《藏暉室日記》記得更詳盡：「其中打牌十六次，喝酒十四次，進戲院捧戲子十九次，逛窯子十次……」直到他喝醉酒，在街上誤打巡捕，被抓進板房，扒了衣服，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夜，罰了五塊錢，讓人保釋後才清醒反悔，以後胡適痛改前非，專心治學。大德都懂迷途知返，這兩位即是。

這是插科，回頭再說張大千。

張大千就此戒了賭，也不准子侄賭博，惟在除夕，允許全家徹夜狂歡，擲骰子為樂。張有思文中的「呼魯XX」不知是怎麼玩法，紅點多者為贏，是否擲骰子？望知情者補充！

每逢除夕夜，張大千必欲畫仕女一幅，懸於壁間，贈給大年初一第一位上門拜年的客人。章述亭是大風堂早期門生，她拜張善子和張大千昆仲為師，擅長畫虎，是大風堂中的大姐大，顧福祐、伏文彥和糜耕耘等同門，都對她執禮甚恭，上海大風堂弟子聚會，都在他華山路的別墅內。我年輕時與她相處最多，他告訴我，抗戰勝利後老師來上海，住在李秋君家中，那年初一，她第一個去「歐湘館」拜年（歐湘館是李秋君的畫齋，大千來上海拜師收徒都在此處，現被上海靜安區文化局掛牌為「大風堂舊址」），喜得仕女畫一張，可惜那畫已在文革中抄家丟失。

二零一一年五月，我由舒建華館長陪同和伏文彥老人聯袂去矽谷，拜訪張大千的好友侯北人先生。走進侯老「老杏堂」的書齋，看見牆上一幅張大千畫的仕女倚梅圖，一位美女倚偎著老梅樹。在欣賞此畫時，侯太太突然說，壬子年春節，我第一個去環篳盦給張先生拜年，張先生送我此畫。他送我畫時說：「這畫我故意少畫一筆，你回去琢磨。」

這時侯老問我：「王先生你看少了哪一筆。」

不料伏老搶先說：「美女的下顎老師沒有畫。」

侯老拍手說：「對呀，我研究了半天，覺得張先生是故意不畫的。」

伏老說：「我估計也是老師故意不畫的，仕女不揚頭，若畫了下顎，酥胸就體現不出來了。

侯老讚揚道：「你畢竟是大千的高徒，懂得老師心思！」

據我所知，關於張大千春節允許家人取樂，和年初一拜年贈畫的故事記錄於上。

張大千逝世後，八十年代中期台灣曾誤傳，謝稚柳盜竊張大千《敦煌藝術敘錄》寫作權一事，此事其實這是一場天大的誤會，誤會的主因，應是海峽兩岸暌違已久，缺少文化交流所致。

一九四二年，張大千邀請正在中央大學任教的謝稚柳先生去敦煌。謝稚柳到敦煌後負責對各洞窟的丈量和年代考證。據我所知，張大千去國前，謝老將文稿交給張大千說，文字都整理好了，你寫個前言去出書吧？大千說工作都是你做的，你留著以你的名字發表吧。嗣後才有謝稚柳著作《敦煌藝術敘錄》藝術的出版，此事我記得謝老在《文匯報》上有專文說明。謝老和我閒聊時也提及此事，還隨手從抽屜里翻出一張小紙片送我，說這是當年的記錄稿。謝公過世後，我曾將這紙片和我收藏的五十年代最早版本《敦煌藝術敘錄》（記得此書很薄，才數十頁，比現在孔夫子網上登錄的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的版本要早）送給謝定偉先生留存。

謝老和我聊及他在敦煌時，多次提及張大千的三夫人楊宛君，說他們一行的起居伙食均由她照料。他們住在莫高窟上寺，大千帶去一架留聲機，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聽唱片，楊宛君高興時清唱京劇，她嗓音極好。關於這一段情節，我在謝小珮女史（謝稚柳女公子）一九九年出版的《謝稚柳紀念集》中有《憶公何止念生平》有專文交待。

張大千一行在敦煌的生活由楊宛君一手照料，便引起好事者的疑問。在張大千早期的三位夫人中，他最愛黃凝素，為何不帶黃凝素去敦煌。前年我去美國，拜訪了張心瑞女士（張大千長女，黃凝素所出），她說：「媽媽正懷孕澄澄弟弟，爸爸不讓他去。」老人家一語，解開了多年的疑惑，筆者在此順便附上，轉告好事者也。

在介紹張大千一行在敦煌的文章中，要數他長子張心智的記載最為詳盡。文章寫於一九八六年，但礙於當時政治環境，對馬步芳、魯大昌（紅軍過臘子口時守衛天險的守將），所述甚少，他本是魯大昌的東床，彼時彼地當然有口難言。關於張大千和魯大昌的友誼，敝人在《幸虧張大千沒有留下》一文已有交待，這裡不再贅述。

張大千在敦煌期間，有一位當地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張有思的妹夫——劉鼎臣。

張心智在《張大千在敦煌》說：「……大隊人馬步行到敦煌縣城外一座堡子里住下。堡子的主人是一位大商人，叫劉鼎臣，原籍河北，到敦煌已經多年。聽說他往返新疆經營藥材皮毛髮了財，在敦煌置了房地產安家定居，為人耿直，廣交朋友。他聽說范老先生（指從蘭州陪同張大千一行去敦煌的蘭州著名書畫家范振緒先生）和父要來敦煌，一再向地方當局表示接待。范老先生和我父親的精神都很好，席間，父親向章縣長（張有思文中指明：章朗軒）等人提出，次日要去鳴沙山月牙泉參觀遊覽，同時也表示要滿足主人們的要求，待參觀了月牙泉後，專門抽出三兩天時間，為他們寫字作畫……這一次來敦煌（指第二次），劉鼎臣先生早已把父親一行九人在莫高窟所需用的柴米油鹽一一準備齊全。同時為了解決父親後顧之憂，以便集中精力工作，他每隔三四天即送一大車生活用品來。他怕父親客氣不接受，還對父親半開玩笑地說：老夫子不用客氣，反正以後我要跟你算賬的……」 

張心智在回憶錄中提到，張大千幫劉鼎臣脫難的一件軼事，筆者隨手抄錄，以圓滿張大千和劉鼎臣在敦煌的一段因緣：「轉瞬間秋去冬來，城裡的劉鼎臣先生正忙於給我們準備過冬取煖的事。有一天劉鼎臣的親戚張某（是否張有思，張心智沒有點明）來告訴父親說，劉鼎臣的家昨晚被從蘭州來的兩個軍官（一名上尉，一名中尉）帶著便衣抄了。把劉家翻了個遍，最後拿出一包大煙，說是在劉鼎臣房裡柜子底下搜出來的，，然後說劉某犯了販賣大煙罪，當即被戴上手銬，送到縣法庭關押起來。張某又說劉鼎臣從來連香煙也不抽，明明是他們搜查時偷偷放進櫃底的，然後再拿出來問罪。父親聽後，考慮此事來頭不小，裡面肯定有文章，便寫信給夾團長和陳縣長先了解一下情況，再商議如何搭救劉鼎臣。夾陳了解後，來莫高窟告訴父親說，那兩個軍官都是軍統特工人員。經過幾番周折，後來其中一個姓胡的（中尉）對陳縣長說，你不是和張大千先生由交往嗎，只要你能代我向他求幾幅畫，我們也算不白跑一趟了。至於釋放劉鼎臣，既然陳縣長和張先生是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只好從命羅。姓胡的『戲』演得不錯，等父親把畫給他後，劉鼎臣先生果然被釋放出來。父親為此事被這個人敲詐了七八張畫才算了結。劉鼎臣釋放回家後，氣得害了一場病，父親聽說，帶著彼德六哥和我騎馬去探望。劉鼎臣一見父親，首先表示感激。他說：要不是老夫子出面，陳縣長從中周旋，我恐怕押到蘭州了。不說別的，給我定個販賣大煙的罪，我不死也落個家破人亡，這一輩子也就完了……」

張有思的兩篇文章都提到張大千給他寫的中堂詩，但對該詩第三句的最後一字寫法不同，一寫「妍」，另一寫「軒」。從文中推測，作者比張大千年輕十六歲，寫此文時的一九八三年，已是六十八歲高齡，筆誤難免。我從詩意推斷，應是用「妍」，意境更為美些。但不知此詩收入由秦孝儀編篡，台灣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否？抑或是首佚詩。至於第二篇文中最後的于右任題詞：「張然明敦煌酒泉人，任潮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右任於敦煌。」筆者就無從解釋了，望方家補充考證。

張大千在敦煌兩年零七個月，關於在生活方面的資料不見經傳，而謝稚柳先生的《敦煌藝術敘錄》也只是記載了各洞窟的情景及年代考證，沒有涉及生活記錄。據傳有張大千敦煌日記散失在野，而占有者楊某又詭秘不彰，視若私有。幸虧伏文彥老人有心，保留了張有思的兩篇小文，破紙殘頁，以填補了研究張大千在敦煌資料的不足，幸甚幸甚！

二〇二一年十月三日於食薇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