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從《巴別塔》談到「習記」共產國際運動（二）

（原標題）是輓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

二，《巴別塔》：「最後一個共產黨人」為一百五十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出一曲悲壯的輓歌

 沈嘉蔚以巨畫《烏托邦》描繪了世界共產黨人的奮鬥理想。在10月15日慶祝集會講話中，他坦承：這是他們的夢想，也是我本人的夢想，即使在中年以後確信這永遠不可能實現，但是做夢時還是會想的。

 這是沈嘉蔚由衷之言。

這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長的「革命」畫家，和許多他的同代人一樣，在文革中，是真誠的也是天真的共產主義者。他創作油畫《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時，滿懷革命激情；此畫隨後得到「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的稱讚，可謂慧眼識珠。沈嘉蔚的「紅」，並非一年半載，亦非簡單地隨大流，他是好思考的人，要細究起來，其思想根本來源是從蘇聯「十月革命」過來的……

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沈嘉蔚的革命理想逐步破滅了。或者正確地說，是政權樹立的理想被這個政權治下的現實擊破；是殘酷的社會現實遠離了沈嘉蔚心中所樹立的美好理想。

沈嘉蔚2002年「再見革命」畫展前言有一段像詩一般的話語，每一行的前半句聯起來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經典名著《雙城記》開頭那幾行字。沈嘉蔚這段話既是文革那段歲月的真實寫照，也是他本人後來思想轉變的結晶：

 這是最好的時期，因為我們年青；

這是最壞的時期，因為我們瘋狂；

這是智慧的年紀，我們試圖了解所有的事情；

這是愚蠢的年紀，除了毛著我們讀不到任何書籍；

這是信仰的時代，我們都是共產主義者，真正地；

這是懷疑的時代，我們責疑一切，私下裡；

這是光明的季節，當我被允許在畫布上作畫；

這是黑暗的季節；政治迫害遍布各地；

這是希望的陽春，我們正值戀愛的花季；

這是絕望的嚴冬，知識分子掙扎在坑底；

我們擁有一切，年輕的生命意味着一切；

我們什麼都沒有，沒有書，沒有教育，沒有足夠的食品，沒有自由……

我們筆直地走向天堂──共產主義天堂；

我們筆直地走向別處……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毛澤東的文革搞了十年。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幫」及其爪牙被抓，文革隨之結束。沈嘉蔚在相對寬鬆的八十年代，事業大體總算順利，還加入了中共。但是，沈嘉蔚還是決定離開中國。1989年1月8日，周恩來忌日，他來到悉尼。作為一個油畫畫家，他希望到國外看看，覺得油畫的根在西方，到西方國家看原作，這是許多中國油畫家必須補的一課。或者，冥冥之中他好像也預見了什麼。

1989年6月，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發生。這一年，東歐劇變，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共產黨政權紛紛倒台。最後，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2分，克里姆林宮屋頂旗杆上的蘇聯國旗開始下落，7時45分，一面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取而代之。此刻，標誌着蘇聯共產政權解體；在許多人看來，也標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終結。

「六四」屠殺，學生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又一次讓沈嘉蔚心靈遭受莫大的震動。他和很多人一樣，宣布退出共產黨。

沈嘉蔚在澳洲接受了這個自由社會的價值觀。

有一個例子。1998年4、5月間，在澳洲來自中國的原留學生中，發生一場論戰。有人提出「進退兩難」與「上下懸浮」的壓力與焦慮，有人追問哪裡是在澳洲居留的「新華人」的出路，有人對澳洲多元文化主義心存疑惑，沈嘉蔚按捺不住，既為澳洲多元文化主義辯護，更指出：

 應該認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選擇才「有幸地」變成「西方中人」的。你若不願意，盡可回到中國去做「東方中人」。無論當年西方人圍剿土著如何殘酷，今日澳大利亞的現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事實。

 應該和過去告別了。不久以後，沈嘉蔚舉辦了「再見革命」的個人畫展，並有了創作《巴別塔》的靈感與衝動。

《巴別塔》就是他心目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景圖——從開初誕生到最後衰亡；創作《巴別塔》是他「再見革命」的認定的邏輯發展。

加繆曾經預言而且這個預言已被證實：「在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以它們最終須付出的代價而自我毀滅。」對沈嘉蔚來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結束，永遠留在日益遠去的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是偉大的，然而也是混亂的、殘酷的、悲哀的。帶着年輕時代就深深附上的共產主義情結，沈嘉蔚籌劃創作《巴別塔》時不禁覺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黨人，來為這個事業送葬——以辛辣的諷刺、深刻的同情，與理性的譴責，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一曲輓歌。在沈嘉蔚看來，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想做、也適合做這件作品的人；現今世界上還自稱為共產黨的組織與個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共產黨，而對他的下一代來說，「共產主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真誠」的共產黨人！？看來沈嘉蔚非常執着。許多年前，沈嘉蔚曾經借用在職位上英勇戰鬥到死的阿連德總統之口，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認識許多高級領導人，但只有兩個人因其目光與眾不同給我的影響最深。這兩個人是切和周恩來。他們兩個人身上都有一股內在的力量，都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風趣幽默的性格。」

當然，沈嘉蔚不為他們護短。他認為：他們的全部不足、過失、乃至罪行，都直接與他們的信仰及所屬的政治陣營有關。人不可能拔了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共產黨為了實現理想而不擇手段地殘害生靈之罪過，他們作為真誠與徹底的共產黨人，當然脫不了干係；但共產黨能在那個時代吸引這麼多人追隨自己，也全靠了這一類人的人格召喚。沈嘉蔚做了一個真誠的總結： 

我毫不懷疑這一類數目不大的共產黨人，他們真是願意以自己的犧牲來換取理想社會的實現。但是他們越是努力，與理想社會的距離越大。這是他們的人生悲劇所在。

沈嘉蔚把創作這曲輓歌視之為自己人生的最後使命。他年輕時就信仰共產主義，至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在某些方面一直沒有變。他在作品裡創造了一個烏托邦，把烏托邦掛在家裡的牆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實驗和歷程。

相當悲壯。當初，他就說：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貢獻給了這一運動。一旦我完成了這件作品，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純粹的浪費了。

（2023年11月22日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