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紅曾對江澤民有過救命之恩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澤民 總書記當得比趙紫陽還窩囊》刊登和播出後，一位署名」馬年生」的文學城網友跟帖說 ：「江當年奉命入京，沒有軍方背景的他確實需要鄧的威信控制軍方。鄧當時需要楊尚昆這個國家主席支持。江則通過自己帶到北京的曾慶紅逐步擺平了軍方和紅二代，才有實力讓鄧小平請楊家兄弟歸隱。江有曾的協助，還是有福氣的。」

其實，當年曾慶紅之於江澤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還是後話。再往前追溯的話，可以說如果沒有曾慶紅，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只會終止在上海市委書記那一階上。

話說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於1926年的江澤民本是與出生於1938年的曾慶紅同時被安排進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隊」人選。當時的曾慶紅還是深受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器重的。

當時比江澤民先進上海市委的曾慶紅心裡非常明白，象江澤民這樣即有紅色家庭背景,又有個從四十年代末參加中共學生地下黨資歷者,再加上其曾經留學蘇聯的紅色專家頭銜,這一切都決定了曾慶紅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還要有一個「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後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澤民從北京調進上海市委出任曾慶紅上司,並不存在一個曾慶紅不服氣的問題。但兩人之間還是經過了一個從客客氣氣到配合默契的階段,而促成兩人徹底結為朋黨,則是那場八九學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最開明者之一。中共黨內著名馬列理論家、「六四」後被開除黨籍、流落美國的蘇紹智先生認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風以及支持改革、關心群眾的形象常為人民大眾所稱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謂「黨的生活會」脅迫辭職,一直是以後人們對中共不滿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發人們的悲痛和懷念。中共領導層對他的不公正評價更引起人們的不滿。於是人們自發地追悼胡耀邦,並發展成為重評胡耀邦、批評（當時的）現領導,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眾遊行示威。

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大學生「鬧事」是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的話,那麼當時上海市委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事件則對那場「動亂」客觀上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正如蘇紹智先生日後的回憶和總結中所說:而在悼念胡耀邦過程中,上海方面的「導報事件」,直接加深了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推動了更多的知識界人士參加遊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參與者在事後的反思中多認為:「導報事件」是八九學潮轉為「全民抗議運動」的導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當年四月十九日,導報駐京辦事處和新觀察雜誌社在文化部聯合舉行追悼胡耀邦的討論會。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參加。會上的發言,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邦的,除嚴家其和戴晴的講話外,都比較溫和,沒有批評現政權之處。嚴家其大致講了黨對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猶如「四人幫」之對待周恩來。戴睛則講了從陳獨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時任導報總編輯欽本立決定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載這一討論會的所有發言,並搶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會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該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首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一份港報於當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向時任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匯報後,兩人預感事情嚴重,立刻報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澤民。然後，曾慶紅和陳至立連夜約見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要求調閱導報「悼胡座談會」的文章清樣,閱後即命令欽本立將兩萬五千字的座談會紀要刪節刊出。而在此之前,曾慶紅一直對欽本立表示特別的尊重,在公眾場合見面,從來是以「欽老」尊呼。

被要求刪節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等內容，等於是抽去了整個座談會的全部精髓，而欽本立當面同意「服從組織」,同時卻表示該期《導報》已經有一部分散發出去。於是曾慶紅動員江澤民出面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宣布撤消他的職務後,隨派遣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馬達為顧問的整頓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陳至立親自到場宣布整頓該報的市委常委會議決定。

消息傳出,群情大嘩。上海首先出現支持導報的遊行示威,北京各報紛紛寫信向上海市委抗議,嚴家其、許良英發起簽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題為「保衛新聞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聞記者走上街頭,支持上海方面的導報，並呼籲新聞自由。自此,大學生之外的社會各界人士抗議活動全面開始。

據導報當時的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回憶:一九八八年，曾慶紅還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內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他對《導報》的人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

這件事說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導報》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說明曾慶紅甚至江澤民一度要利用《導報》，後來卻又「卸磨殺驢」。

當時的曾慶紅在事先能發現導報「不與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時查禁，獲得江澤民的讚賞。在市委幹部會上，江澤民特別表揚曾氏和陳至立「政治警覺性高」。如果當時曾、陳兩人漏查了導報，那麼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興許就不會是今天這幅樣子。所以江澤民在獲知自己將高升總書記之後，驚恐之餘,首先就想到了曾慶紅。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總書記職位後,一度表現得比李鵬還要僵化,張口階級鬥爭、閉口反和平演變。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講話」中駁斥的改革「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其實正是江澤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澤民並不是像他當了總書記以後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段時間裡那樣僵化。

當年趙紫陽下決心在城市和企業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時,江澤民在上海曾經率先考慮過股份制的問題,這在當時的省級領導中應該說是具有「超前意識」了。據一位思想較為開明的中共經濟理論家吳敬漣回憶,江澤民當年在上海曾幾次向他討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趙紫陽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導報事件」惡果嚴重,當時的江澤民既明顯表現出沉不住氣的樣子。當趙紫陽怒氣沖沖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負責」時,江澤民漲紅着臉連句辯解的話都沒有。會下,他找到李瑞環,希望聽聽天津處理學運問題的經驗辦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環當然不會把自己那套「禍水引向北京」的妙計告訴他。

當時參加完趙紫陽的政治局會議後回到上海,江澤民一度曾經動過給欽本立「賠個不是」的念頭,因為此時他一度對形勢判斷走樣,誤認為趙紫陽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學潮進而提升其總書記的權威。特別是趙紫陽八九年五月初在亞銀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後,江澤民更感到自己處理導報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這政治形勢變化莫測,一旦「站錯隊」就會抱恨終生的關鍵時刻,正是曾慶紅憑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開始接受的階級鬥爭意識薰染,及時嗅出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勢必會對學運下毒手的血腥氣。曾慶紅此時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即使北京的大學生們願意給趙紫陽一個大面子,趙紫陽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也絕不會善甘罷休。他們會採取與趙紫陽針鋒相對的策略,繼續激怒廣場上的大學生,讓他們繼續鬧，鬧到政府不採取強硬手段便沒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在黨外「殺一儆百」,在黨內搬倒趙紫陽的目的。

於是,正是在曾慶紅的及時提醒下,當時江澤民才鼓足勇氣、硬着頭皮「站穩了立場」。

 「六四」鎮壓之後,江澤民進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組織聲討趙紫陽時狠狠報復了一下,特別要求李鵬在總結趙紫陽「罪行」的報告中加進他曾經指責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會議內容。因為這件事情太讓他江澤民現丑,特別是在也已經在「六四」鎮壓和趙紫陽下台之後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李瑞環面前。

由此說來,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給外界留下的最後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時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出現。一句「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充滿了無限的傷感和無奈，令現場聆聽的絕食大學生和無數電視觀眾至今記憶猶新，唏噓不已。

當時就在趙紫陽離開廣場之後幾分鐘，他在廣場上全部活動的現場錄相已經送進中南海勤正殿(現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地點)。已經奉命從上海進京，靜候總書記黃袍加身的江澤民畢竟不是等閒之輩,不但從趙紫陽的現場講話中分析出了他「暴露黨內矛盾」的罪證，同時更注意到了隨侍趙紫陽身邊者並不是貼身衛士或一般級別的秘書,而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

當時，溫家寶右手緊緊攙扶着趙紫陽，左手幫他扶正手提式麥克風，一付虔誠護主的神態都被攝相機忠實地記錄下來並匯報給趙紫陽的繼任。也許正是這則電視畫面的提示，令江澤民深感自己進駐中南海後，身邊也必須有一個新的「溫家寶」。

一個月後，江澤民榮升總書記的「決議」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澤民和李鵬兩人簽字的一份任命書正式下發：曾慶紅同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是,江澤民不要「紅木」要「紅人」的傳說在上海灘不脛而走。

所謂「不要『紅木』要『紅人』」說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進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員，離開上海時未帶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場者為他購置了全套高級紅木家具。但貨物正準備啟運時，卻被繼任者江澤民通知火車站扣發。所以此次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後，自然不會選擇紅木家具，但卻在自己身邊安排了一個「紅人」。

當然，江澤民提協曾慶紅進京幫辦，一是不忘曾慶紅的關鍵一功；二是考慮到了曾慶紅在陳雲、姚依林等強硬派政治老人那裡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慶紅進京不但不會有結黨營私之嫌，反而會因此獲得陳雲等人進一步的好感。當時一位海外政治評論家認為:江澤民進京後將曾慶紅視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為江澤民在與「老同志」聯絡感情方面,起到「太子黨」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幹部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時,江澤民也考慮到了進一步提拔曾慶紅本來就是一種向「老同志」們「表忠心」的模範舉動。

陳雲在世時,長期控制着中共組織系統,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裡經他過親自目的的所謂「第三梯隊名單」一般都是省、部級正職。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剛剛上台,即向陳雲匯報準備安排曾慶紅「加強」中辦力量。陳雲只接了一句話:「他是曾山的兒子。」  就憑這一句話,江澤民立刻明白陳雲是在稱讚他的選擇。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陳雲到上海暖冬時,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等人就向陳雲特別介紹了曾慶紅。陳國棟並藉此回顧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隨曾山進中央一同在陳雲領導人主管財經工作時的歷史,捧得陳雲兩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隨着趙紫陽的下台,無論是陳雲還是江澤民,都不願意趙紫陽的陰影繼續留在中辦,安排曾慶紅進去自然最為可靠。後面發生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