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報和成都的30年

創始總編輯何華章在2022年夏天重獲自由，他在2024年元旦節看到成都商報30年報慶，會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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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大概率會沉默，因為報慶敘事不會提到他。但是，回顧他的30年依然是有意義的。

他早年在北師大歷史系畢業後，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編輯。這是一個歷史系畢業生的典型去處。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重啟「改革」。那時是真改革，一切都可以嘗試。歷史系畢業的何華章看到了機會，他和陳舒平從出版社辭職，一起借錢創業，找一個刊號合作，這就是後來的成都商報。

我2005年北師大畢業到成都商報工作的時候，何華章已經是「市領導」。那年7月初，啟功先生去世，在治喪小組名單中看到了何華章的名字——其他大部分都是教授、學者。

我從來沒有見過何華章，也不懂報紙創業時期那些人對他的感情。我到報社的時候，陳舒平是總編輯。

在陳舒平身上，還能看到一個「讀書人」的影子。在報社的會議上，他多次講過要克服「書生」的「弱點」，成為「職業報人」。但是，報社的好時光，可能恰恰是他們還像書生的時候。

何華章的30年，是一個書生和時代關係的最好、最深刻的註腳：從體制內辭職，下海創業；抓出時代給的機會，辦出一份商業上成功的報紙；重回體制內，做到市委宣傳部長；入獄多年重獲自由——這是「英雄」「野心家」的道路，但是又何嘗不是一個讀書人的道路呢。

他創業家使命的終結，應該是2001年（可能不準確），也就是成都商報從民辦報紙加入到成都報業集團的時候。在商業和影響力上，這是報紙快速發展的開始，後面還有10年好時光，但是從探索的角度，這其實是一個句號。後面的事情終歸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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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成都商報曾經是非常成功的報紙。2005年夏天，我騎着自行車到成都大街小巷報攤調查銷量，成都商報的銷量都比華西都市報高得多。

我也曾連續幾天，每天拿30份報紙在東風大橋那裡售賣。那時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買環球時報——都市報只是一條道路，還有「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人們停下電瓶車，看上去不太有錢，而環球時報能給他們安慰。

多的時候，成都商報會有140個版以上，接受問詢的讀者會抱怨：大部分都是廣告，你們能不能少點廣告？他們不知道，等廣告少下來的時候，報紙也就差不多沒了。

在全國有影響力的都市報中，成都商報可能是最講商業和利潤的。這可能和創業者「要克服書生意氣」有關。成都商報不重視「讀書」或者「閱讀」這樣的版面，更不會刊發文學性的東西，鄙視副刊，因為這些不能掙錢，是典型的「書生」趣味。

在房地產和汽車的黃金時代，這種思維大獲成功。成都商報的營收要比東方早報和新京報大得多，領導層雖然表面上恭維，但是打心裡看不起這兩家報紙：你們的廣告收入是多少？

這種路徑依賴，實際上讓成都商報錯失了真正擁有「全國影響力」的機會。東方早報的上海書評用很多個版刊發專訪余英時的文章，後來有了澎湃新聞的「思想市場」，這就是全國性的視野。在APP時代，上海的媒體毫無疑問超過了成都和廣州。

有一些重要的問題，不管「大部分讀者」看不看得懂，都值得討論。媒體正是通過討論和思考這些真正重要的問題，才能介入時代。而那些重要的問題，是成都商報沒有思考過的。

成都商報早期是精英和啟蒙主義的，但是在商業上失敗；後來醒悟到應該「貼近市民」，發行量迅速攀升。這是成功密碼，也是一個陷阱。「貼近市民」最終變成「討好市民」和「低於市民」，當市民有了智能手機之後，就沒有理由再看報紙，因為實在沒有什麼非看不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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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報時代，成都商報和華西都市報都稱得上是成功的，這讓世紀初的成都報業僅次於廣州，比北京和上海都要強盛。

但是這種成功，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成都這個城市的「特別」所給予的。成都有非常多的茶館，人們在茶館裡談天說地，傳播信息。

幾乎所有茶館裡都有成都商報，這是郵局訂閱和零售之外的另一大路徑，也是最神秘的一條路徑，因為在茶館裡，一份報紙可能被很多人免費閱讀，報紙實際上擁有的讀者要比「發行量」大得多。

在智能手機出現之前，成都商報實際上和市民組成了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很少有報紙和市民的關係到如此深的地步。在這個基礎上，成都商報深度參與了城市的生長，也從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分到巨額的廣告。

但是，這一塊屬於市民的內容，最終被邊緣化。何華章的個人路徑，也影響到報紙和城市的關係。這讓成都商報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宣傳體」：總結成都的「發展成就」，闡述各項政策的意義。

這種文體，在他「落馬」後依然主導着報紙的版面，對普通讀者造成一種閱讀障礙。成都商報從最好看的報紙，變成最難看的。

還有一種迷失：報紙上有關「市民生活」的內容，本身越來越讓人厭倦，隨着人們娛樂方式的增多，那些街頭八卦也越來越失去吸引力。市民真正關心的問題，在報紙上很難看到。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出現後，人們會能自手機上看到一切，再也不會有人打電話到報社熱線詢問「我的烏龜生病了應該怎麼辦」了。

成都商報最好的時候，接近在這個城市倡導出一種新的公共性：通過敘事，向市民傳遞一種「現代想象」，普及權利意識：一個現代市民，應該是怎樣的？這也是過去30年中國最重要的故事，大部分人成為市民，人們需要一套新的公共話語，來理解世界和自身的命運。

現在，幾乎所有都市報都陷入困境。不管在哪個城市發生「重大公共新聞」，都市報和它們所轉型的新媒體，幾乎都是失聲的。從根本上來說，報紙最終和城市失去了「生命聯繫」。

不管是成都商報的「三十而立」還是南方周末的「四十不惑」，報慶敘事都變成一種「自我表揚」，其公共價值都愈發稀薄。或許這就是一種宿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