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七十九）

（接上期）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從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歷了一轟而起――大批散夥――強令恢復――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一轟而起後，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1958年8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54戶、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一斤，實際上還多一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麵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占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1959年4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7兩半，後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占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9個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餘戶直到1960年4月份，將隊裡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後，於1960年12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伙。從此食堂再沒恢復，這一段也是9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歷了一年半時間。 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了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面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1958年11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黨分裂……打游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着，不管怎樣，這些倒霉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 

1959年春夏之交，饑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膽一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道說：在陝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乾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一大堆缺點。 

此時，面對嚴重的饑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一些退讓。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採取各種靈活辦法，儘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1960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 .本書作者在12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麼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一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伙的396個食堂當中，有176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順縣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後有30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3500萬人，占全省農業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個，比原來減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戶數只有164萬戶，占總農戶數的19.65%，較原來減省了80%。 

食堂紛紛垮台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你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30%-50%，將來80%。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制。供給制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飢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1959年8月5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一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 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7月23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麼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讚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辦得對，辦得好，辦得適時》，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我了」的說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藉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劃腳地議論起來。」接着，社論自己設問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駁了對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見，高調地歌頌了公共食堂的好處，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輝前景」。社論最後寫道：「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衊，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麼呢」？「他們擔憂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所歡喜和熱愛的嗎」？「至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脫離人民群眾的觀點，也學着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那麼他們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當時黨報在批評把國內的不同意見時，總是把這些不同意見和被當作萬惡不赦的「帝國主義」掛上鈎。

各省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都找出了本省的「張愷帆」。四川最為激烈。四川省委在瀘山會議之前就即時「糾正」了解散食堂的問題。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瀘州解散食堂的情況以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限期恢復。幾天以後，李井泉又親自打電話批評地委，限7天內將食堂恢復起來，並且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抵制恢復食堂的幹部要給以嚴厲批評。對搞垮食堂又帶頭搶購食品的壞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縣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復起來，由於沒有糧食，還有些食堂無法恢復。廬山會議以後，中共四川省委對瀘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幾位主工領導人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過大辯論，使不鞏固的公共食堂迅速鞏固起來，被右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復起來，。….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把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 

由於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用強大的政治高壓堅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復了起來。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份統計，截至1959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000個，參加食堂吃飯人數約4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分省統計如下：

90%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雲南（96.5%），貴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廣西（81%），廣東（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陝西（60.8%），江蘇（56%），寧夏（52.9%）；

50%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肅（47.7%）、山東（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龍江（26.5%）、遼寧（23%）、內蒙（16.7%）。 

另據中央辦公廳整理資料，1960年2月底統計，在公共食堂吃飯人數占農村人口數的比例，河南為99%，河北為86.1%，山西為81%，甘肅為63.3%，山東為55.4%，黑龍江為40%，遼寧為33%，吉林為29.4%。 

但是，因沒有糧食，到了1960年新年剛過，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趨勢。這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公共食堂的鞏固和提高工作。

怎樣鞏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經常採用典型引路的辦法，即通過總結介紹一個先進典型的經驗，讓全國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在極權制度下，任何個案都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制度下，相隔千里的兩個生產隊都實行同樣的制度和同樣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沒有多大差別。

貴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個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兩天後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縣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3月4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一次下發各省。毛澤東的批語是：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轉發給你們，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時間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1960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1961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一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你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公社黨委。 

後來的事實證明，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年（見本書第23章表23-3）。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貴州省委的報告是怎樣「科學總結」的呢？

報告說，全省農村公共食堂13萬多個，80%左右是鞏固的或基本鞏固的。報告說， 「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報告認為，「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他們「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牆腳。」「食堂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

在落實貴州經驗中，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的規定」，要求所有的農村支部書記和隊幹部，除因病等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參加公共食堂，不得獨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參加公共食堂的幹部必須同社員群眾一樣，按照定額吃，不得單立小灶額外吃好的；所有到農村的各級幹部，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 這幾條規定沒有監督和懲治辦法，實際很難落實。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況》中說，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個，在食堂就餐的人數占農村總人口的99%，基本辦得好的一類食堂占66%，二類食堂占31.2%，三類食堂只占2.8%。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說使人看了高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從省到社四級，都應組織生活福利委員會，派一個懂得政治、熱心肯干、善於分析問題、勤於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沒有一點官僚主義作風的書記去當領導。在每一個食堂內都組織一個食堂管理委員會。

中央辦公廳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是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的電話匯報整理的。這時正值全國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高潮，各省的匯報當然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說，「目前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文中說「辦得好」有五條標準：種了菜，養了豬；吃得飽，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進行了炊具改革；講究衛生。還說，「各地結合整社，純潔和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隊伍……培訓了管理員、炊事員、保管員」。「許多食堂進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實現了炊具機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東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員會……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員會……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員生活委員會」。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文指出，辦好食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口糧分配實行「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即社員只能得到指標，見不到糧食，糧食一律由食堂掌握，這比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糧食到戶」向左邁進了一步。中共中央在這一條下面批註：「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逐步實行」。第二，隨着集體生活的發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縮小，要逐步限制和減少自留地。第三，堅持糧菜混吃，節約用糧。第四，除了食堂以外，還要全面安排群眾生活，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搞綜合性生活站。第五，關鍵在於領導，如甘肅通渭縣由於領導嚴重右傾，全縣2800多個食堂只剩下十幾個，至今還沒有恢復（此時，通渭縣由於斷糧，已是餓殍遍地，全縣人口1960年減少了三分之一，請看本書「甘肅不甘」一章――本書作者注）。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進行整頓：一是調整食堂工作人員，堅決撤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如河南的信陽、洛陽、許昌三個專區，清洗各類「不純分子」或調換不稱職的管理、炊事人員2萬8千多人。 這裡的所謂「不純分子」、「不稱職的」，主要是指富裕中農。二是重新沒收社員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實行統一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吃飯節餘歸己的原則。糧食分到食堂，使社員不得不到食堂吃飯。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積恢復。到1960年4月，據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88.9%，參加食堂的人數占農村總人數的88.6%，其中河南省達到99%。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像抓生產一樣抓生活》，樂觀地認為：「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普遍整頓以來，越辦越好」，「我國農村公共食堂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

實際上，食堂維持下去十分困難。中共中央堅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為中心安排好群眾生活的要求，並且發出了「書記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號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省的報告中更加強調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導下。農村公共食堂又進行了整頓。如河北省從省到公社抽調14萬名脫產幹部下鄉，對18萬個食堂大力進行整頓，「清洗了壞分子」，「撤換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員」，打擊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共產主義的理想出發，竭盡全力、動用各種政治手段、組織手段和專政手段，保護公共食堂，使它不致於解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某種理想，給群眾造成了巨大有災難。

四、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一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生產隊裡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麼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緊」了，1959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後，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一湯或四菜一湯開桌吃飯。一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一些婦女吃飽後，還要再盛上一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餵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節前，才發現5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干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着擺弄吃了。」一大隊劉莊和平隊食堂一個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着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一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淨玉米面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伙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面積停伙。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1958年就占7.72%（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飯，230戶被搜查，99人被罰苦工，68人被罰款，27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人，致殘者3人。（詳見本書「天府飢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盡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盡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16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只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裡到食堂遠的幾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鐘，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裡餓得哭。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着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19個省市的統計，1959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沖食堂，72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餵豬，一共占了7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12.5%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裡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隊總用工日的13.16%。 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占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在1957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農業用工1466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0.69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1812個，工值就降到0.32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