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大家好，我是猛哥。 北京有一项有意思的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商场、饭店公厕。 这些马路边的公厕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管理间，那也是公厕环卫工人的家，很多人吃住都在那里。 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很多胡同转了转，去体验了一下住在公厕里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北京。 厕所里的家 刘军的家在雍和宫附近一间公厕里。 家只有两平方米，放一张半人高的柜子，留下一个过道，就挤满了。如果要睡觉，他得踩着梯子爬上阁楼，那里更局促，顶多能坐起来。 家里没有空调，阁楼有扇窗户和一台电扇，天热了就靠它们。 刘军的全部家当，除了衣服就是柜子里塞的电磁炉、电水壶和电饭锅，此外便无其他。 刘军在公厕的家（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 他是一个环卫工，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 相比之下，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但也只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拼起来的，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 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三类以下，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时有服务，一共有7354间。 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 条件稍好一点的，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 景山东门的公厕 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最麻烦的是洗澡。刘军两口子来了两个月，至今没有洗澡，只有晚上没人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擦擦身子。 吃饭也在厕所的家里。刘军两口子每天买菜，最常见的是土豆和白菜，偶尔会有辣椒和菠菜，总之什么便宜买什么。 其实环卫工人也有食堂，每天五块钱，但吃得很差，“我们每天吃的，萝卜、白菜、土豆、豆芽，就这几样，还咬不动”，张元民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 张元民和媳妇都是公厕环卫，他每月工资三千九，媳妇四千，两口子每个月除了吃饭，花不了钱。 原本张元民一个月话费也只有8元，现在因为每天要给厕所拍照片汇报工作，才多充了20块的流量。 刘军两口子也都是公厕环卫工，除了刘军抽烟喝酒花点钱，都存起来，两口子一个月至少能存六千。 像刘军和张元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环卫工人，把24小时的全部衣食住行，都藏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里。 打扫了北京15年 15年前，张元民刚来北京就住在厕所里。 他不是没有想过干别的，在甘肃老家时，张元民卖了十年水果，但他太实诚了，从不缺斤少两，被同行排挤，挣不到钱，最少的一年连2000块都没有。 为了养家，2008年7月1日，39岁的张元民带着媳妇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沉浸在迎接奥运的火热气氛中，也在进行第四次“公厕革命”，北京市政府为迎接奥运会，3年里新建公厕1891间，改造3118间。 张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厕所建设事业里，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门口，他们当上了“所长”，一人负责男厕，一人负责女厕，一个月一共挣两千块钱。 也是从那时起，北京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严格，“在公共厕所里，任何时段都应做到苍蝇少于两只，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2012年，离开公厕后，张元民两口子又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 在张元民眼里，这份工作至今令他怀念：有社保，一天只用干8个小时，虽然没有休息日，但节假日三薪，逢年过节还发几百块钱，两口子发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 每天下午下了早班，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把杂乱的马路变得干净。 做这份兼职时，张元民一人管着十几个人，拿了块“先进个人荣誉证书”的奖牌和两箱饮料，奖牌至今还留在老家。 靠这两份工作，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千块，让他可以花钱在鼓楼租房住。他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但他错了。 2018年，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因为要给北京人干，单位把他们三十几个外地人遣散了。 之后，他和媳妇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栋大厦做保洁，然后去了一所学校做保洁。但随着年纪变大，媳妇已经拖不动沉重的垃圾袋，他们又离开了那里。 北漂15年，他们无路可去，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厕。 张元民去过北京很多景点，但提到北京，他最想说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南锣鼓巷旁一间公厕，现在已经干净多了（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 胡同里的人常把污物泼得到处都是，便池里总出现各种异物，尿不湿、卫生巾甚至是各种生活垃圾，反复提醒也没用，每次都是张元民捞出来。 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因此不和任何人说话。“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还跟他聊啥呢？” 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啥也没心情了，干啥都没心情。” 最大的愿望 跟张元民不同，刘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种地越来越存不下钱，他两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做些纯体力活。 如今他59了，体力活干不动时，在网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洁，一个月有四千块。今年2月，刘军背着一个大兜子，媳妇推着行李箱，坐着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公厕。 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累，只不过除了吃饭，就几乎不能离开厕所。 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他的媳妇哪儿都没去过，就守着厕所。刘军负责的厕所就在胡同另一头，她也只去过一次。 第二个月，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看看，能找到胡同的超市，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来。 没有什么人会和他们说话，即便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只有不到一百米，住了一对河南夫妻，但因为口音太重听不懂，双方平时只是打个招呼。 胡同里的人也让刘军紧张。一次，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胡同里找厕所，被一个老太太一直盯着。她警惕地说，这里没厕所，让他赶紧出去。刘军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小偷。 至于北京的那些著名景点，跟他们更是毫无关系，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雍和宫只需要五分钟，却从没想过去那。 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那是下午1点左右，厕所没啥人，他穿着工作服，偷偷骑着自行车就往天安门那边去了。 以前，他只在手机直播里看过升国旗、降国旗，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国旗。 但骑到天安门附近时，他被交警拦下来，说是逆行，再往里走还要刷身份证。刘军没见过这阵仗，怕惹麻烦，又骑回了公厕。 北京还有很多东西刘军也没见过。他住的厕所对面，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没有牌子，大门紧闭，总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接待偶尔开来的轿车。 在拥挤的胡同里，这个四合院甚至拥有一个车库，卷闸门轰隆隆升起又放下。 刘军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也不跟他说，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俩都是打工的。 再过一年，刘军就要60岁了，到时候他可以领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多。两口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因此打算继续留在北京。 张元民也还得多干几年，为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没有别的本事，张元民只能认认真真地把厕所擦了一遍又一遍。 刚来的时候，地板上、便池里、墙壁上全是黄色的尿碱和各种冲洗不掉的污物，张元民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决办法——钢丝球，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刮干净。 小便池里不通水，厕所里也没有洗手的水池，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里的水，再用来清洗小便池。 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还是只能用钢丝球，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这活干得特别憋屈，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 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跟洗碗一样，人家擦两遍，我擦四遍，人家转两圈，我转四圈。自己别给自己找事。” 每晚8点半以后，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拍完照发到群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无人时，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锻炼臂力，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枯燥反复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尤其是老乡，不想让自己“失败又狼狈的一生”和现在的身份，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很想，做梦都想。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离谱，太奢侈，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 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电磁炉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 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鸡爪和一瓶二锅头。 开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在椅子上垫上报纸，摆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头晕乎乎的。 我走的时候，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年轻人轻生的新闻。据网络报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天津市7名中小学生轻生，原因据称是家庭压力或成绩不佳。据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紧急召开全市中小学家长会，排查学生的心理状态。无独有偶，4月4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4名年龄在23到34岁的青年，相约在此跳崖轻生。据当地警方通报，四人分别来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药，并写下了日期为4月2日的遗书。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轻生，与其他人无关。”据记者调查，四名死者均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生活失去希望应该是他们集体轻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学生连续轻生，还是张家界四青年集体跳崖，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年轻世代未来的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两位数，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国际社会纷纷将中国这段时期的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开始放缓，疫情三年更加剧了经济的颓势。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长数字。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再也无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长率。经济疲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人社部统计，2023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现有的经济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很多年轻劳动力不得不投入到外卖、快递、网约车等零工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22年末，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数达到2亿人，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4。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很多人处于待业、下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状态。 面对这种现实，官方不得不创造新的话术，安抚焦虑的社会情绪。去年，官媒《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将被迫打零工说成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宣传部门也真是煞费苦心了。但宣传无法彻底掩盖现实，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愈发火热。年轻人也清楚，在这个一切资源被党垄断的社会，抱紧体制这棵大树是唯一的出路。 生长在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时代，00后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生活，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的都市贫困阶层。而这样的一代又是在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各种社交媒体把富裕生活的样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年轻人对于好的生活有具体的认知，但自己却达不到。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会使0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陷入绝望，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但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他们走向何方，暂时还看不出来。00后背景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选择反抗还是会忍受，甚至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难判断，因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新冠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日前看到一则消息，令人感到很不安。 《华尔街日报》4月13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遗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 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它表明，中共当局要把新冠疫情死亡数据的隐瞒和造假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大约8.4万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取消清零之后，不包括最近解封后在医院外死亡的人。这个数据太离谱，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来一个多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4亿x80%x0.08%=89.6万。也就是说，按照吴尊友估计新冠死亡人数89.6万，就是中国卫健委公布数字的10倍。 不过，吴尊友给出的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 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 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看来，中共当局在新冠疫情死亡数据上是不会说实话了。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疫情呢？于是有人提出，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数据，推算出个大概。所谓“额外死亡人数”，就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这是研究传染病流行影响的常用手段。尸体火化数量的报告就是一个统计额外死亡的重要依据。 当然，在疫情期间尸体火化数量的增加的部分，并不直接都等于死于新冠。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另外，在广大农村，有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化场，因此不在火化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与此同时，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 尽管如此，尸体火化数量的增加部分，毕竟给我们统计额外死亡，并进而估算新冠死亡的数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中共当局十分明白这中间的道理，所以它要把很多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删除。当然，这种删除也不一定是永久的，也许过一阵子又会重新显示；但是那必然是经过精心篡改的。篡改数据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编造大谎言是个系统工程、配套工程，需要统一口径。如果你这么改，他那么改，互相对不上口径，整个谎言大厦就垮了。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这个数据靠谱不靠谱呢？肯定不靠谱。我敢说，单单是把去年疫情海啸以来全国各地尸体火化的数量和去年同期的死亡人数相比，就会远远超过27万。——这就是当局为什么要删除各地尸体火化的数据。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电视LCI专访，在记者追问下，言论失控，竟然说出前苏联国家地位未定，毛泽东杀人是八卦等震惊法国舆论的话。法国外交开放学院创始人Thomas Friang在‘星期天报’发表声明，要求卢沙野立即公开纠正其言论，敦促法国政府召见卢沙野大使。 失控 卢沙野大使接受法国LCI电视台记者Darius Rochebin专访，话题包括马克龙总统访问中国、台海现状，美中冲突，俄乌战争，中国人权。 主持人提问环环紧扣，步步深入，按照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Thierry Pairault的说法：大使先生最后“陷入死胡同”。 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俄乌战争。记者问：“在您眼中，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吗？” 卢沙野：“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如何看这个问题…..问题没那么简单。” 主持人提醒卢沙野：“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卢沙野称，“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具体定位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 记者追问：“按您的说法，这些前苏联国家的边界还没有划定？”卢沙野：“不要再狡辩了”。记者问，“假如中国的土地被人截了一块，有人说，不要再狡辩了…？”卢沙野突然停住，拿起水杯猛喝，掩饰尴尬。 卢沙野这番言论引起法国舆论震惊，法国外交开放学院创始人Thomas Friang表示，中国大使不仅否认我们的普世价值，而且质疑国际法。按此说法，14个前苏联共和国，联合国的成员国，竟然被中国官员从地图上一笔涂抹，难道法国能允许说，我们的欧盟政治集团成员，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托维亚，乌克兰没有主权意义上的存在？我们能允许说，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欧盟成员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 中国政府至少截至目前没有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卢沙野此番表态是暗自超前，还是与北京有了沟通？无论如何，卢沙野否定14个前苏联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引发愤怒。 立陶宛外长，拉脱维亚外长已立即要求中方作出解释，收回卢沙野的言论。波罗的海三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法国政治学者邦达兹指出，卢沙野的谈话意外暴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法国欧洲议员Raphael Glucksmann表示，根据中国大使，没有任何一个前苏联共和国根据国际法有着“明确的”地位，因此他们的边界线是“无形的”，不可思议，还让这个独裁政权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有所贡献？想象一秒种都不可能。 欧洲议员，属于马克龙执政党联盟的Nathalie Loiseau女士说，那些认为习近平政权如何关心国际法的人绝对要听听，只用几句话，中国大使告诉我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欧洲高级顾问，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弗朗索瓦·海斯堡(François Heisbourg)说，我们都知道卢沙野大使的语言创造能力，(比如他攻击法国学者小流氓、疯狗)，忘记中国曾在1994年签署乌克兰无核化协议时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这件事吧。 法国外交开放学院创始人Thomas Friang在‘星期天报’发表声明，要求卢沙野立即公开改正其言论。文章说，卢沙野在法国电视台LCI的访谈已超越外交，穿越众多红线，必须修正其错误。他认为，政府也应该传召卢沙野，向其示意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在伦理还是在战略层面是如何运作的。 毛泽东杀人是“八卦” 引起舆论震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卢沙野对毛泽东统治历史的评论。记者提到戴高乐将军1964年与中国建交，称赞世界出现第一个非白人势力，但是当时正是毛泽东掌权，记者说：“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之一，他流放、迫害、屠杀数百万中国人” 卢沙野急忙辩解：“每一次您采访我，总是要拿这些八卦来狡辩”。记者抓住不放，“毛泽东流放，迫害，杀害几百万中国人，您明白许多西方人的感情，他们认为戴高乐当时错了。今天我们与中国打交道，是不是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 卢沙野，“这是八卦，不公正，不正确。您念过书吗？”，记者问，“数百万人被毛泽东杀害，您认为这是八卦”：卢沙野说，“每一次你问我，都在过时的八卦上面狡辩。”记者再问：“习近平主席的家庭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不是吗？”卢沙野：“我在这里不跟你讨论这些八卦”。记者重复，“对于无数死亡的中国人，你用八卦来形容，这对古拉格的受害者，对中国劳改场的无数死亡者，这样说是可耻的，您明白吗？”卢沙野：“我来这里不是与你来讨论这些八卦。要讲人权，在你们国家，在其他西方国家，存在着许多的人权问题”。 Thomas Friang认为，公然宣扬修正主义是不可容忍的，在问及维吾尔及天安门事件时，卢沙野竟然把这些历史悲剧称之为“这都是八卦”。作者认为，如果法国允许公开宣传这一谣言，等于法国让中国共产极权的受害者死亡两次。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中国存在”专题讲座的教授Thierry Pairault认为，这一访谈既展现了记者的智慧，他如何温和地引导卢沙耶说出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把他引向死胡同，同时也凸显出官僚卢沙耶花言巧语也难自圆其说的尴尬。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Bruno Tertrais 评论，主持人冷静，始终面带笑容。让中国大使彻底崩溃。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让他搭乘下一趟班机立即回国。 经济学家Dominique Reynié说，必须赞扬Darius Rochebin的工作，这一访谈是电视新闻报道的典范，法国媒体需要这样。
母亲节又要到了，孝子贤孙们为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早早的就在筹划母亲节礼物，都希望在母亲节给慈母一个惊喜。怎样的礼物最能打动母亲的心呢？ 母亲节（图：Adobe Stock) 以前，我的几位好朋友几乎都把带父母去度假放在首位，他们总以为，只有兴师动众地举家外出旅游一周，才能让老人感动，才能在他们内心留下深刻的记忆。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孝子不懂父母的心，而父母却将需求隐藏在内心深处。 首先，全家老少一起出游，不论是去欧洲或亚洲各大都市，还是乘坐高级邮轮飘荡在海上，没有2-3万澳元根本就搞不定，其次，长途跋涉对老人来说，永远都是花钱讨苦吃。 图：Adobe Stock 老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全家出游使得老人不得不做出某些改变为了迎合子孙的喜好，比如饮食、住宿、娱乐、交通等等。很多子女为了在母亲节陪老人出游，要么请假，要么加班加点提前完成必须的工作。人们总以为，旅游可以放松自己，享受生活乐趣，其实现实并不这样。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当远途旅游回来，老人都会半开玩笑地说：“真是劳民伤财，下次不去了。”看似一句玩笑，其实那才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Relax for Life 如今，这样的情况开始改变了，大家在为父母买礼物时，首先考虑的是“不打破老人的独特生活环境”，其次是“他们真的在享受”。 当轻便的按摩椅开始普及到家家户户，高品质的豪华按摩椅无疑成为了有条件的人向父母表达真爱的法宝。 母亲节优惠：买按摩椅送大礼 买OCHO M8按摩椅赠送价值$1299礼品 免费足部按摩器 (价值$399) 免费送货安装 (价值$400) 免费5年保修 (价值$500) （图：Adobe Stock) 以前花上万澳元买一个按摩椅常被认为“疯”了，那是观念所致，如果比较一下几万澳元代价下的旅游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长线还是短板，豪华按摩椅所创造的人生价值不是豪华旅游可以相提并论的。 当我们放弃一次旅游，把省下的钱买一台高级豪华按摩椅作为母亲节礼物送给了老人家，老人或许会抱怨孩子大手大脚，但只有在老人真正感受到它的好处时，才会发现子女的用心良苦。 （图： Adobe Stock) 试想，每当老人感觉腰酸背痛，或需要减压放松自己时，他就会想起那台高级的按摩椅，就会选择静静地躺在上面，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世界里，此时此刻的美妙感觉，是真正的身体及情感的享受，不是环游欧洲或豪华邮轮可以替代的。 OHCO按摩椅（小红书/悉尼探店） 常有人问，那如何挑选按摩椅呢？ 首先要搞清楚买按摩椅的目的，因为健身有两种： 一种是主动的，就像做体操，跑步，或去健身房，花钱很少，只要精力充沛，运动量自己控制。 另一种就是被动的，已经劳心劳力的身体期待躺著不动，有高智能的机器替你运动，让全身的经络获得充分的舒展放松，消除一切疲劳，人体不动却起到了全身运动的效果。 如果选择第一种，就别考虑按摩椅，何必花钱买摆设，还占地方。如果选择第二种，那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机器有低能的与高智商的，很显然，价格决定了机器的智商高低。你是希望把身体交给低智商的机器乱按乱摸，还是交给高智商的机器作全面正规调理？ OHCO M.8日本制造按摩椅（图：Relax for Life提供） 任何按摩椅商家都知道，低价产品销售容易，但使用者必须清楚，自己对身体的爱究竟有多深？ 中国一位古圣孟子有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意思就是，人要懂得取舍，所谓的“价廉物美”就是熊掌不再是熊掌，那为何还要买熊掌？ 所以，选择按摩椅应当越过低档产品，直奔高端品牌。不然的话，就是糟蹋了钱，还对不起自己的身体。 目前专门代理世界顶级按摩椅的零售商叫做Relax for Life。 Relax for Life是澳洲最老牌的按摩椅零售商，也是澳洲唯一的日本按摩椅代理商，该零售商只销售品质全球领先的顶级名牌按摩椅，因此从产品到服务都被冠上“BEST”的美称。 由于该店不代理任何低档货，所以该店产品被誉为最完美的“终身伴侣”。同时Relax for Life拥有100%谷歌5星好评！ 以下是目前正在热卖中的日本制造豪华按摩椅: 日本制造豪华按摩椅OHCO M.8 OHCO M.8日本制造按摩椅（图：Relax for Life提供） OHCO M.8按摩椅是一款现代豪华椅，结合了日本精密技术和传统按摩实践，独特的设计和高质量的按摩功效使其成为家居设置的绝佳选择。 OHCO M.8日本制造按摩椅（图：Relax for Life提供） 该椅子的设计灵感来自著名的日本设计师Ken Okuyama，他融合了视觉优质感和前沿技术，为使用者带来无与伦比的按摩体验。 该椅子还采用后摆式门，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 OHCO M.8日本制造按摩椅（图：Relax for Life提供） OHCO M.8按摩椅还拥有由日本著名指压大师冈林先生开发的按摩运动编排技术，具有释放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恢复肌肉和精神的活力。 此外，该椅子还拥有其他品牌没有的专属功能，例如MaxTrackTM设计，可以贴合人体轮廓，让您在任何位置都可以获得精准按摩；其营造无重力的平躺式躺椅，供您选择无数的躺椅姿势。同时还具有全身气压按摩、蓝牙音频沉浸、环绕手臂、腓骨按摩、全身加热和多语言遥控器等。 OHCO M.8能为您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平衡体验，无论您是想纾缓肌肉疲劳还是减轻心理压力，都能感受到OHCO的独特力量。 母亲节优惠：买按摩椅送大礼 买OCHO M8按摩椅赠送价值$1299礼品 免费足部按摩器 (价值$399) 免费送货安装 (价值$400) 免费5年保修 (价值$500) OHCO M.8日本制造按摩椅（图：Relax for Life提供） 生活在高节奏下的新时代，既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更要对得起自己的健康。 ————————————- 代销店Relax for Life： 悉尼展厅：16/53 Lorraine St, Peakhurst NSW 2210 | （02）8307 0878 | 周二-五 10am-4pm; 周六 9am-4pm 墨尔本展厅：319 Swan St Richmond VIC 3121 | (03) 9041 0597 | […]
蔡英文访美期间，中共为报复美台深化外交，派出多艘军鉴和海巡舰侵扰台湾。有一个新闻可能未受到广泛注意，便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周一（10日）声称，由于美国与菲律宾最大型的‘肩并肩’演习周二（11日）开始，所以北京急着草草结束包围台岛军演，加上海象差，解放军054A型导弹护卫舰舟山号用无线电联络在附近监控的台湾海巡舰，表示‘麻烦你们（台湾海巡鉴）开靠近一点，让我们多拍几张’，他要交差了事。” 王定宇的曝料事后得到台湾国防部确认。 这可能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大的笑话。两军交战在即，中共每日气势汹汹，实施战争恫吓，目的就是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恐慌情绪，对民进党的亲美反共政策造成压力，同时为亲共反美的国民党助选。 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侵台共舰应该摆出实战架势，在与台湾海军对峙时，至少有寸土不让不惜一战的决心，才能取得实际威慑的效果。不料共舰为拍照交差，竟反过来要求台舰照顾配合，如此化敌为友、有商有量的姿态，与习近平攻台的决心，相距十万八千里。 另一边厢，身为被侵扰对象的台湾海军，并没有向共舰提出拍摄要求，难道台舰没有向上交差的需要？ 这件事可以当作笑话看，但实际上暴露了中共党内军内政府内弥漫了一股腐败气息，欺上瞒下成为常态。基层党官与军队干部，没有丝毫一往无前奉献自己的精神，一心一意只在升官发财。而为升官发财，弄虚作假成为惯技，人人如此，不以为异。 海上气象条件差，拍不到清晰照片，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当日的气象资料足以证实，拿一张模糊的照片交差，上级也不可能以此论罪。但舟山号舰长的想法不是这样，他是想用一张清晰的照片，证明他已尽最大勇气接近台舰，借此搏取上级嘉奖。 如此利欲熏心的军官，真正上到战场一定贪生怕死，不能指望他身先士卒敢于牺牲。这件小事反映共军士气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把习近平的脸都丢到全世界去了。 前不久，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意见》，这份文件用意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派出的不同名目的巡视组的监管。中央巡视组也出了不少丑闻，巡视组成员接受贿赂，高抬贵手掩护地方贪官，以致巡视组也不能信任，要订立新的法规，管束和监督巡视组，防止巡视组私下作乱。 巡视组本来是去监管地方官的，但巡视组本身也缺乏监管，所以要订立新的监管条例，也要对巡视组作定期不定期的巡视。那么，新的巡视监管，又能保证执行到位不出纰漏吗？显然不可能，于是对新的高层次的巡视组，是否又要设立更高一级的巡视呢？ 照此类推，最高级的巡视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监管，那政治局常委又由谁来监管？没有谁，就是习近平自己，因此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要督促七个常委学习自己的“思想”。 全中国九千万党员都不可信，都要靠习近平自己监管，这样的党该如何运作下去？ 最近中共中央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人说是为党内整风作舆论准备，这也有可能，但更大可能是，习近平深知他与基层脱节，各级党官都对他实行消息封锁，所订政策脱离社会现实，所以要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真实民情，防范社会动乱。 世上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设计到滴水不漏足以防范贪官污吏，民主国家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只要赋予媒体监管政府的职能，媒体自可无孔不入地追寻一切政府弊端。而人民一旦拥有言论自由，随时可以揭发官员的腐败与惰政，政府本身就不需要担心，所有的贪官污吏都随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新闻与言论自由乃中共大忌，习近平对各级官员无一信任，唯一办法只有挖空心思去监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舟山舰舰长回航后不会有好果子吃，王定宇曝料后，对岸一定知道，这种在前方苟且交易的丑行，一定不容于当道。本来要请功，结果落得渎职媾敌之嫌，这个舰长，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4月21日，站在北京当局的视角看，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上海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论坛，习近平致信祝贺。大约这个词他已经说了一段时间了，宣传要跟上，尤其能扩大到国际层面更好。 另一个是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深化改革会议。他在深改会上表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因此，两个会议都与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有关连。 然而，在上海召开的这个不知道到底多大程度“国际化”、号称“80国政府、智库、媒体代表参加”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上，“中国式现代化”似乎已然是一种模式，一种成就。习近平向这个论坛致贺信称：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且，中国愿意“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但是，在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深化改革会议上，却让人感觉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即便在掌握着它的“版权”的中国，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因此，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还处在某种摸索阶段，还面临着很大的难题。 在习近平的蓝厅致信中，这个“中国式现代化”似乎很成熟，它的内涵大约就是习近平信中简略提到的“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外长秦刚甚至在发言中宣扬：“中国式现代化版权属于中国，机遇属于世界”。秦刚沿着习近平的思路，只是在更加明白无误地推销中国式现代化。 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详解：中国式现代化“它不仅是中国推动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到底怎么与世界“分享”这一机遇？以及怎么体现它的“世界意义”？央视评论举出的例子是：“今年全国两会后，习近平主席成功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来华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同各方多领域合作持续推进。连日来，从消博会到广交会，从铁路到港口，呈现一派繁忙景象，‘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令世界瞩目。” 分析人士指出，外界原本对中国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普京退兵存着些许希望，但习近平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亲密互动让西方的希望变成幻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并非真正亲华但欲凸显戴高乐主义立场不合时宜强调欧洲战略自主的一番言论也遭欧洲盟友批评，中国争取欧洲的外交策略基本落空。 中国也许真正能够“分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是“全球南方”，但是中国经济萎靡不振，从今以后已经失去了把全球南方国家从“债务陷阱”中救出来的能力。 世界日报评论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其实并没有真的选边，追随中国，他们都很精明，既乐意看到中国撼动美国，为自己创造更多空间，也希望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能够与中国竞争，加强援助，如果中国真的觉得是万国来朝，恐怕只是陷入自己的幻象之中。 但是央视评论坚信：“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 分析认为，如果经济上中国已陷入自顾不暇，“中国式现代化”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更难有多少吸引世界的魅力。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一个专制的党国合一的旧时代的模式，从世界发展潮流看，愿意被一党统治、控制的国家和人民越来越少。 同日，习近平主持深化改革会议，强调今年是“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但是会议的重点似在通过‘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会议强调“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会议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 这个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是民营经济真的到了要抢救的地步，问题就出在这里。八零年代改开以来，民营经济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在习近平统治下民企受到严重创伤。BBC报道分析：近年来民营企业经历了罕见的打击：教育培训行业被“一刀切”；互联网巨头们约谈、退市、罚款、拆分；房地产企业们脚踩“三道红线”后，债务违约，濒临破产，留下一地“烂尾楼”……不一而足，民企信心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总理李强日前也向民企和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政府将坚持发展民企并欢迎外资。三年清零，外交紧张，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趋坏，外国企业对中国望而却步。 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确在八零年代以来至2010年代中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西方也一度对中国与世界接轨、甚至融合抱有希望，习近平上台后创造的强化独裁直至废除“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中国式现代化”加速了逆反进程。 不过，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深改会议还在强调自己执掌政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十年”以来的功绩：“没有那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贺）清明回大陆为其亡父扫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湾家中。未来是否会被正式逮捕，谁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愿，朋友间虽然广为流传这条令人郁闷焦急的消息，但谁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体登了这条消息，尤其是李戡（台湾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谈了与我有涉的“事实”，我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小八旗”出了位大视野的掌舵者 这些天我反复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与出版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有关？因为距离出版之时已有四年，期间富察亦回过大陆，希望不是完全因为我那本书。但从八旗出版的所有书来看，惹祸之由少不了这本书。所有媒体消息都谈及：富察在台创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看了这个书单，会以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导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国现状的政治，但其实这只是规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视野的部分成绩。这家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不计其数，比如谈美国社会衰变的《西方的自杀》、《国父的真相》，前苏联崩溃前后的《列宁的坟场》、中国历史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尤其是多达21卷的《兴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规模之小，甘冒市场风险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独具慧眼，基本不会考虑。我曾在脸书上写过，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曾经是三联书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时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书数量上也无法与八旗相比。 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或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这些书标识的是出版者的眼界与专业精神。我由衷地认为，富察是个非常优秀的出版专家。如今专家可以自封的年代，“专家”的份量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但我很少这样评价过他人，在我眼中，出版专家与合格的媒体专家应该具备两大基本素质： 一、眼界与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如今的媒体，遑论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修罗场，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包容异见，只要不合主流媒体政治正确的标准观点，绝无发表可能。但作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他观点接近的书，他出版；与他观点相左的书，只要有价值，他也愿意出版。有些书的观点比较另类，但他认为是种探索，哪怕无利可图他也愿意出版。现在的出版者与媒体不少已经忘记一条： 出版业与媒体类似，都是社会公器，如果只接受观点趣味相同者，最后只能办成同人平台或者成为某党派宣传机器。 二、市场定位要准确，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优秀者才能胜出。如今互联网时代，偏好纸本阅读者越来越少。美国的企鹅与蓝登书屋曾是美国出版业的两大翘楚，都因面临压力经营日艰，于2013年合并，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但富察却在台湾为八旗文化出版撑出了一片只属于他的蓝天。在各种介绍富察与八旗的文字中，我认为他自己写的《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写得最好，里面他谈了自己走过的路、曾经的思考，最后告诉读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为导向，传播知识与思想是其志业，这样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纪以前，虽是少数，但不算稀缺；如今这年代，是稀缺之宝。任何社会都应该珍惜。出版《红色渗透》这本书，就我而言，是将被搁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报告增补修订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几乎没考虑政治方面影响，只是觉得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在此之前，他并不了解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来龙去脉。 李戡所谓“诡异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贺，你到底是谁？》一文中提到这次诉讼，其中专列【诡异的官司】一节，原文说：“李延贺说他自己和何清涟被旺中告，之后双方和解，而旺中承认有这起官司，也承认告了何清涟、出版社和总编辑，但强调没告李延贺，一场官司，居然能发生这种“被告各表”、“总编辑各表”的情况，实在是诡异至极！”并说台湾媒体人多引用我的书谈旺中集团，导致被告。 李戡对事件的叙述与事实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没列为被告的原因非常简单：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对方律师以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为诉讼主体。《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真相》一书出版后，遭遇中时集团的诉讼，律师诉状中所提四处“诽谤”，来自于该书第五章“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书中都列有引文出处，均来自于台湾媒体历年报导，最早的见于媒体有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蔡衍明提告，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奇怪。但后来对方律师提出一条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这是重点所在。 出于对出版者负责，我将四条资料重新核查后并将全部连结再次提供给富察，说这些文章发表已经多年，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数万，远比我的书发行量大，如果说本书对他造成了伤害，那他在文章发表后数年内没有反应，非得等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诽谤”？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几次有关书的演讲，其馀与你无关，更与诽谤无关，为什么作为诉讼条件提出？请贵出版集团的律师驳回这条。过了几个月，富察来信，说对方要求和解，并附上旺中律师代拟的和解书，以下是富察来信： 何老师，上封邮件提及，对方律师提出我方发出声明，即可撤告，并提供声明范本（但可修改），如下： 声明书 声明人何清涟所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2019.03)书籍，承诺于书籍改版时，其刊物文字内容针对“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扰处，改以其他中性词汇代替，往后亦与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此致 蔡衍明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人：何清涟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极简单： “同意和解。拒绝此和解书。蔡衍明霸道惯了。台湾人惯的。” 我不认识李戡，作为他文中所言“诡异的官司”之当事人，写出这段事实，只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希望他今后论人与事时，以事实为基础。 就富察而言，他重视的是这本书的开创性，因为台湾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书重点。当时无论是我这位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没想到出版后在台湾竟然会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我对富察说，对2020台湾选情的影响，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红色渗透”这头在台湾存在已久的“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却不说破。我的书只是让台湾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罢了。岂有文章倾社稷，北京当局如果要为这本书迁怒富察，实在太牵强。 关于我在台湾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因为去过台湾两次，每次都被会议、活动挤得满满，连台湾风光都未能好好领略，这次我想要几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张清溪与张锦华教授也有他们的一些安排，必须尽量考虑。但还有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与富察及两位张教授毫无关系，是在演讲现场有机构派人听会，在会场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挤出时间安排的，我们并未告知富察。还有一场到美国驻台办事处、民进党中央总部的会面，我因没有时间、太累而婉谢了。旺中集团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当然不是他们集团有此需要。这次当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问，富察也不知道。我这人不从事政治活动，在那些会面、演讲中所言，其实尽在文章当中。 崛起的中国政府胸怀依旧狭窄 富察是位优秀的出版人，在中国多年，泯然众人。但到台湾这个与中国相比狭窄得多的图书市场，经历过初期的困顿与失败之后，不仅立足其中，而且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高度认可，成为台湾出版业的重镇。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质之外，应该说台湾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他。我相信还有无数优秀的人才，都在中国这个压抑人性的环境中泯灭。 世道有如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与我的母国中国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因为出版《现代化的陷阱》等书而被迫辞国，但我观察评论中国，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我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而远走美国，但在他去世之后，我能写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这个系列，用腐败、开放、相对宽松来概括。但是中共政府显然没有从这个“凡与我党不同意见者皆为异类，虽远必诛”的陷阱里爬出来，尽管GDP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多年，但并没养成世界第二大国应该有的包容气度。 惩罚富察，中国政府当然是想造成“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当局显然没考虑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判定世界“东升西降”、要与美国一争雄长，通过国民党问鼎台湾总统宝座促成“和统”大业正在进行时，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将是致命的。国民党的“和统”之所以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乃因距离产生美感，总觉得中国不那么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为出版了几本疑似违禁大陆之书而被逮捕惩罚，此情此境，难免不让台湾文化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产生联想：和平统一后，台湾人将失去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进而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共支持国民党为竞选总统而做的所有努力与文宣将因富察事件而化为乌有。 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的运气不错，国内诸事不顺之事，正逢美国政治严重衰变，俄乌战争成了俄罗斯与北约集团消耗僵持之局，中国成了得利的渔翁，中俄关系易位。 一鲸落，万物生，单极世界终成多极，习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之良机。但要真想抓住机会，中国也得拿出大国气度才能让他国景从。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让台湾铁了心倒向美国，不如让台湾保持中立——俄乌战争缘起乌克兰不再中立，这是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北约出于面子不肯承认，一直在仔细观战并小心行动的北京，应该早就悟出这点。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硬碟数据储存设备大厂希捷科技（Seagate Technology）公司涉嫌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出售硬盘，遭美国商务部裁罚3亿美元。当局对希捷开罚是华盛顿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举措，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得可能支持其军事、侵犯人权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安全的尖端技术。 美国商务部周三（4月19日）表示，希捷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间，向华为交付价值超过11亿美元的硬盘。基于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美国早在2019年便将华为和其部份子公司纳入贸易黑名单，以减少向该公司销售美国商品。 商务部指出，希捷在2020年黑名单生效后约一年内向华为出货了740万块硬盘，并成为华为的唯一硬盘供应商。 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Matthew Axelrod）通过声明表示，希捷在竞争对手已经停止出售产品予华为之后，仍持续向华为输送硬碟，当下的裁罚就是后果，这是商务部工业暨安全局历来祭出最大一笔行政罚款。 希捷原先以为非美国当地制造的硬碟不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限制，不过商务部称希捷错误理解定义。希捷在中国、北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美国生产硬碟，并使用包括美国测试装置在内的生产设备。 去年8月，商务部向希捷发送了一封“拟议指控信”，警告该公司可能违反了出口管制法。历经了约8个月的谈判后，希捷与商务部达成了受罚协议。 希捷周三通过回应表示：“虽然我们相信在销售硬盘时，公司遵守了所有相关出口管制法令，但我们认为了结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做法。” 希捷的3亿美元罚款将在5年内分期支付，每季缴纳1,500万美元，今年10月支付第一期罚款。此外，希捷还同意对其合规计划进行三项审查，以及为期5年的暂停出口特权命令。 中国政府称美国对华为等公司作出的限售令是贸易政治化行为和对中国公司的无理打压，对此坚决反对。 希捷科技控股公司于1979年在美国加州成立，现总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全职雇员40,000人，是仅次于西部数码的全球第二大硬盘制造商，专为PC生产硬盘及储存产品，应用于PC、笔记本电脑、消费电子产品和网路储存系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