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接上期）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1958-1859粮食年度征购数达1125.44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饥荒全面出现的1959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88.85亿斤，高出比例为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年的征购数比1958年高出103.18亿斤，高出比例为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1960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67.56亿斤。（见表20-1，表20-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1961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1214.29亿斤，降低到780.84亿斤，降低了433.6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164.4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269.2亿斤。 表20-1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表格 表20-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单位：贸易粮，亿斤 表格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年1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1075.8亿斤超过了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亿斤，完成计划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1960粮食年度，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20-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20-3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表格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20-4  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表格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20-5  1956-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表格 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20-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表格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未完待续）  

（接上期） 共产风共刮了五次的江苏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十二条下达后，强调退赔兑现。当然，要完全兑现是很难的。只要兑现一点农民就感激不尽。七队社员刘文彬退赔得到了13元钱，高兴得不得了，说：“再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七队社员马金荣退回了两件农具，高兴地说：“做梦也想不到拿去的东西还能拿回来。”兑现的第二天早上，队长的喇叭还没有喊，社员已经到齐，个个争做重活，一会儿功夫就把公路两边全都种上了蚕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洛阳地委关于退赔的报告。这个文件介绍了灵宝县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的情况。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亲自到这个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条”的落实。层层召开“兑现会”。但是，“各大队兑现退赔的财物合计，只占平调总数的23%”，退赔中最困难的是，大办钢铁的亏损，兴修水利的亏损，公社无法向大队退赔。于是，“地县社工作组决定，在元月1日，又召开第二次兑现会，除了大办钢铁和修水利平调的财产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赔彻底了。”中共中央将大王公社的退赔经验向全国介绍。 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来搞退赔工作。实际上，斗争再严肃，公社也无法退赔已经消耗了的财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县大办钢铁中平调走的财物，基本没有退赔；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的调走的财物，只退赔了一小部分。 中共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退赔中，县、公社一级没有钱退赔，要求财政拿钱出来；而财政又拿不出钱。各地工商部门组织生产出一部分退赔物资，但由于平调单位没有现金支付，以致这批物资积存起来，退不到社、队和社员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赔时定了很多限制。江苏省东台县卢南大队规定：“在退赔时，苗猪和小肉猪退还给社员，母猪还是全部归集体饲养，以免发展资本主义。”“纠正共产风是人民内部的事，地主富农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对地主富农被刮走的物资，暂不清算”。 据1961年8月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250亿元（较原来估算的111亿元增加了1.4倍），已退赔了的占平调总数的20%-30%。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但是，退赔普遍不彻底，据各地统计，实际退赔到社员手中的，只占平调数字的20%-30%，其中实物退赔很少。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平调现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还没收群众自留地产的小麦，顶上交任务；有的把自留地产的粮食顶分配口粮食。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集体组织不能保证农民的生活，只好给社员一点自由，让他们自找生路。从1959年春夏之交开始，对农民的某些政策开始松绑。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为改变牲猪头数大量减少的问题，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也是如此，为此，必须分配社员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四点指示：一，社员私养的猪羊鸡鸭兔卖得价款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养猪羊鸡鸭兔，每月给社员放假几天；二，恢复自留地，不管喂不喂猪，都给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自留地不准社员出卖、出租和私自转让；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来。这些土地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四、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归社员私有。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饲养以后，又放开了农村集市贸易（有的地方称为“自由市场”），以调节农民家庭种养产品的余缺。以江苏省为例，集市贸易是1960年底和1961年初允许恢复的。到1962年有了一定的发展，几年不见的生畺、百合、荷藕、荸荠、茨菇都有卖的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5%左右。集市贸易刚开放时，食品的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出两倍以上，高价格剌激生产，使东西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下降了，到1962年6月，食品只比国家牌价只高出百分之几十。 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但还是把自由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党内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到自由市场上买东西。 这些政策是受农民欢迎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偏向农民利益的情况（即偏右），各级党委立即制止。中共广东省委很快发现并纠正了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宣教动态》1959年第60期发表了广东省委的作法，8月1日，毛泽东就作了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中共中央于8月19日转发了这个材料和毛泽东的批示，要求“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这实际是压农民的肚皮，让农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实际上，有些地区并没有按中央5%的要求给足自留地。江苏省全省平均只占4.7%，有的地方不足4%。一部分干部认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怕影响集体生产，怕社员搞“自发”，对于恢复自留地的规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四川省根本没有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怎么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挣得越多，分得的劳动报酬就越多。开始是“死分死记”，壮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2分，普通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0分，妇女和几童劳动按劳动能力不同，一天记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记”的办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后来又发展为“死分活评”。每天劳动以后，晚上开会评工分。但评工分时拉不开面子，很难评出真正的劳动成果。后来又发展为“定额包工”的办法。这一亩地交给你锄，锄完了，再检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给你30分。从包工发展到包产到组，最后发展到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这块地包给一个家庭，上交集体1000斤，多余的归自己。责任越明确，劳动和分配挂钩越紧密，劳动积极性就越高。包产到户也叫“责任田”。但是，包产到户主要生产过程是家庭经营，打破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因而被认为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些地方实行种种变相的包产到户。这实际是生产队自发搞起来的，1959年5-7月就出现了。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广，安徽10户农民中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当时把分到农户的田称为“救命田”。各地也先后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如甘肃的临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参加包产到户的农户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也有大体同样的比重。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总数的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例如，广西出现了7种形式：1，分田到户；2，包产到户；3，“公私合营”，即早造私人种，晚造集体种；4，“井田制”，即征购田集体种，口粮田个人种。有的实行三三制：即口粮田，上交田，照顾田；5，“抓大头”，即畲地分到户，水田集体种；6，山田，远田，坏田分到户，谁种谁收；7，化整为零，即过小地划分生产队，有的成了兄弟队、父子队。江苏省有些地方在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同时，还以“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办法，实行了全部或部分农作物（如山芋等）包产到户。  然而，包产到户是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的，也是与集体化的方针相悖的。在三年饥荒以前的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和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就在这个县的燎原合作社搞过包产到户的试验。从生产看效果非常好。当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1958年初，李云河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返农村。  在三年大饥荒中，挽救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如果没有这项措施，可能还要饿死更多的人。但是，对这是群众的自发的救命措施，省、县级领导人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有安徽的曾希圣1961年才明确支持并推广，不过，曾希圣也是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对外称“包工包产责任制”，实际搞的是“包产到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微妙而多变。在1959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饥荒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刚露头的包产到户极力打压。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出，“包产到户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一丁点也不许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文章，把反包产到户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的《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语中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29日写的，并作如下批语： 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同志和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慧智同志，借着整社和包工包产的机会，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张把土地、牲畜、农具、劳力等，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们赞扬所谓“满地人，不成群”的单干景象。他们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肃清，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贯彻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对于这种思想，各地党委应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批评“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 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中共中央的按语说：“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条件下，在政权机构内部反对“救命田”的力量相当强大。有些领导人，批判右倾比毛泽东还要坚决。据对有关文献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个报告的按语，除湖南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真正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以生产责任制的名义默许包产到户，但不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对曾希圣说的三句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微妙态度：1961年3月15日说：“你试验嘛！搞坏了检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1961年7月说：“你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1961年12月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  1960年以后，由于大量饿死人，中共中央再没有打压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各地发展很快。到1962年秋后，饥荒稍有缓解，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来搞包产到户比较多的地方，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计地淡化包产到户的情况。广西桂林地区龙胜县是搞包产到户比较有名的地方。1962年6月6日到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到龙胜县听汇报，召开座谈会。他们写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纪要》中写道：“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并没有那么多。那是因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这个报告表明，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很需要这样的报告，7月22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  为了推动改正“责任田”，196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责任田”情况》为题，向全国转发了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这个文件介绍，据最近统计，安徽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这个文件说，从改正责任田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实行责任田虽然不到两年，但是已经暴露出来许多严重恶果：生产资料支配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生产上不能统一计划，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分配受到破坏，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四，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  改正责任田的过程是一次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当初实行责任田的积极分子，从死亡线上救助农民的基层干部，却遭受到打击。这种打击不仅在改正的过程中，在以后的“四清”和“文革”中，还加倍清算这笔政治帐。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粮食征购是为了满足城镇的需要。工业上得太快，城镇人口增长太快，使农业不堪重负。陈云说，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3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 大跃进中，各地上的工业项目太多，造成物资、财政十分紧张。因此，“下马”一些工业建设项目，精简城镇人口，是解决粮食不足和缓解紧张气氛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对此作过精确的计算，他说，下乡1000万人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下乡2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90亿斤。  在大跃进中，由于要尽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他们由农民身份变成了工人身份，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长，粮食一紧张，他们就成了精简下放的对象，又由工人变成了农民，社会地位下降。千万个家庭由此经历了一次悲欢离合。陈云建议，“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到那里去”。  精简职工从1959年在一些地方就开始了。但精简人数不算很多，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三面红旗”重新高高举起，各地又进一步招工。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资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大批工厂被迫关、停、并、转，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万的工人无事可做。大规模精简职工是从1961年伴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月3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发言。他说，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如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等；第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第三，进口粮食，但没有外汇，没有运输力量；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上四条，第一条是基本的，第二、第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非采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 当年到底有多少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在中国当时那种制度下，不管做什么事，中央一声令下，各地总是要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下放城镇人口任务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 河南省任务是109.9万人，实际下放120.6万人。 福建省的任务是87.3万人，实际下放94.5万人。 除了近三年进城农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势群体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间，将社会闲散户和无固定工作户计6000户、2.6万人迁往安徽农村。 在齐齐哈尔市，1960年下放了11.4万人，其中在城里的盲流3.5万人，无固定职业的5.6万人。 在有些地方，劳改、劳教人家属，如果在农村有家的，也要下放，这种家庭里超过16岁的学生，也是下放对象。 在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过程中，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简的职工，有的是城市户口，在农村无依无靠；有的早就脱离农村，在城里已经成家立业；如果下乡务农，不仅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等方面实际困难很多，而且农村并不欢迎他们。因此，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很难完成当年计划。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要求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摸底排队，落实计划，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减的减，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压回农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 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还出了些小乱子，如江苏省常州市大明纺织厂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集体闹事，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事态没有扩大，这70名工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但总的说来，两千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70年代，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但很少有如愿者。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1960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1958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 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