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港府引用3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6月12日对罗冠聪等6名遭通辑的海外港人祭出多项措施，包括：撤销他们的特区护照，以及禁止任何人帮他们处理资金与租赁房屋等。 综合媒体报导，港府动用俗称基本法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首次使用其赋予的取消护照权力，宣布对罗冠聪等6人实施4项措施：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以及撤销特区护照等。 这6人目前都住在英国，分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海外网媒《棱角》执行总监刘祖廸、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网台“升旗意得道”主持人霍嘉志及蔡明达。 另外，蒙兆达和蔡明达被“暂时罢免董事职位”；曾任职大律师的霍嘉志在香港的执业资格会被“暂时吊销”。 港府这次的举措正值“反送中”运动5周年的纪念期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这6人被列为“指明潜逃者”，任何人向其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监禁7年。 他并表明，这些措施是对英国的报复，他指控英国企图影响香港的国安法案件审讯，又“编造个案”检控香港经贸办人员。 上个月，英国起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彪等三人，指他们为香港搜集情报、监控在英港人。而港府这次行动只针对6名居英港人，未波及散居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被通缉者。 保安局称，罗冠聪等人涉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潜逃”英国后仍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警方遂依法向法院申请拘捕令，并分别于去年7月及12月通缉各人。 当事人指港府为报复英国起诉“香港间谍” 多名当事人都表示，这些措施对他们的实际影响并不大，认为这是港府为了报复英国起诉“香港间谍”。 罗冠聪在FB发文表示，2021年起他已不再使用特区护照，港府的声明是“多此一举”。罗冠聪说，2020年他在英国申请难民时，已将特区护照交给内政部，庇护申请成功后也没有取回。 在网上主张“香港揽炒”的刘祖迪，在社媒平台X回应表示，他只持有BNO护照，从未申请或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取消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何其荒谬”。 刘祖迪批评，此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这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也是香港司法系统遭北京“武器化”的另一个显著案例。 刘祖迪强调，这样的镇压行为不会阻止他继续倡议人权和民主，“港人精神永存！”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告诉美国之音，事件有可能与英国起诉包括香港经贸办官员在内的三人为香港搜集情报、监控海外异议人士有关，因为港府这次只针对在英国的被通缉人士。 香港监察促英政府公开谴责 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Benedict Rogers）认为，港府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的日子，特别是612立法会示威这天，撤销这6人的护照绝非巧合。“香港监察”并敦促英国政府立即公开谴责这种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保障这些社运人士以及其他在英国寻求庇护的香港社群的安全。
香港法院对“47人案”作出判决后，陆续有外籍的非常任法官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其中一人6月10日公开表示，法院对该案的判决“站不住脚”，法官在香港的政治气氛压迫下，无法作出独立的决定。 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Lord Sumption）上周宣布辞任后，美国之音报导，岑耀信6月10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以“香港法治在水深火热之中”（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is in Grave Danger）为题撰文，提及香港法院5月底就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不认罪的16人做出判决，有14人被定罪，并分析这宗案件。 岑耀信说，“47人案”的初选参加者希望藉香港《基本法》条文所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来逼使香港特首辞职，以争取普选；但这个方案被高等法院视为阻碍政府施政，因此是合谋犯罪，刑期可高达终身监禁。 他说：“这个判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并不一定意味著法治已死。上诉法院可能仍会纠正判决。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决定是香港司法系统日益萎靡的症状。” 法官在“不可能的政治环境”中工作 岑耀信说，香港法官受到美国制裁的威胁，如果法官受到制裁，这将会是“粗鲁的、适得其反的、不公正的”。他又说，香港法官多为受人尊敬者，有普通法的自由思想，但他们身处在由中国创造的“不可能的政治环境内”工作。 他提到的问题包括：港区国安法及有关煽动法律的条文严重限制了法官的空间、中国人大释法可以推翻法官的决定、香港政府的“过度偏执”导致民主派媒体关闭及编辑被控煽动、公民团体解散及领袖被捕。 岑耀信指，顺从当局的媒体、立场强硬的议员、政府官员和中国当局的喉舌《中国日报》制造了一种压抑的气氛，让法官无法执行他们在传统上的自由捍卫者的角色，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都会被判重刑，香港正慢慢变成一个极权国家。 他说：“我留在法庭上，希望海外法官的存在有助于维持法治。我担心这不再现实。其他人则不那么悲观。我希望他们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港府10日发表声明批评岑耀信，发言人称，极不同意他就香港的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权所发表的个人意见，称“香港法治无任何倒退”。 另一位也在上周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英国退休法官郝廉思勋爵（Lord Collins），也指出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但又说继续对香港终审法院及法官独立性有充分信心。 对于前述两位法官因香港政治局势而离开，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凸显国际对47人案的高度关注及批评所带来的压力，让海外法官不想为香港的法院背书。 许智峰还指，虽然辞任的法官很客气地说对香港司法独立有信心，“但真的有信心就不会走，身体是最诚实，辞职就是用脚投不信任票”。 2022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正副院长韦彦德勋爵（Lord Reed）及贺知义勋爵（Lord Hodge），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当时岑耀信及郝廉思未跟进。 加拿大法官宣布不续任 就在岑耀信文章刊出的同一天，来自加拿大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琳（Beverley McLachlin）也宣布因为年长而不再续任。她发声明指，因年满80岁，7月29日任期结束后不再续任，希望花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 届时，香港终审法院只剩下七名非常任法官，包括：三名来自英国及四名来自澳洲的法官。
今年“6‧12”是香港“反送中”运动 5 周年，全球多个国家及澳洲港人团体在主要城市举行活动，谴责中共当局对民主人权的践踏。 6月8日, 一些在悉尼的港人聚集在悉尼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女王像前面, 他们手举标语,一同高唱”愿荣光归香港”，以示”没有忘记”香港5年来的抗争. 《愿荣光归香港》（Glory to Hong Kong），是一首由2019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参与者创作并广为传唱的抗争歌曲。该歌曲获得香港人及海外支持者的普遍认可，被称作“香港国歌”。 该歌曲呼吁人们为了公义而拒绝沉默并选择不再退缩地共同走上街头，走向“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民主自由永不朽”的未来。 2024年5月，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批出禁制令，禁止公众人士在网上或任何平台传播该曲，包括其旋律和歌词，以及包括手语在内不同语言的版本。 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反送中运动五周年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升放弃竞选连任后，一名曾称“记协荼毒记者”、“《国安法》是灵丹妙药”的网媒主编李敏妮，在提名期最后一天递表参选，掀起了一场选举风波。李敏妮的行径引业界忧虑中共正尝试渗透记协。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网媒《透视报》主编李敏妮5月31日宣布，已报名竞逐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但同日记协指，经核实后，因其中一名提名李敏妮的会员决定撤销提名，而李没有在限期前补交提名，因此提名“不能被视为有效”。 李敏妮被记协撤销主席参选资格后，称自己没有收到记协要求补交提名，又一连两天（6月6、7日）经其创办的《透视报》，指控记协前执委“E小姐”与现主席陈朗升合谋阻挠她参选主席，以及指控陈朗升宣布不连任“非真确”、将来他很大机会成为记协的“隐藏董事”，继续操控记协，她已正式向记协选举委员会投诉“有人黑箱作业、操控选举”，并要求记协公开选委会成员的身分、现职，以及交代成员与记协主席陈朗升及执委是否相识。 对此，6月底将卸任的记协主席陈朗升表示，李敏妮的指控很多都是“想像”，他也无意猜测李指控的执委是谁，但相信大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陈朗升说：“大家的目光是雪亮的，究竟新闻界为何会死、为何没有新血入行，究竟是记协还是其他人的责任？如果这个问题她也想指鹿为马的话，我只能表示遗憾。” E小姐：李敏妮骚扰恐吓超越专业界线 自称“资深传媒人”的李敏妮所指的E小姐，是《南华早报》记者及前记协执委。李敏妮指控，E小姐答应提名她成为记协会员后，却谎称其记协会籍到期，认为这是E小姐与陈朗升合谋阻挠她参选主席。 李并指控称，E小姐不愿向她证明自己的会籍到期、未回复她的讯息，反映E小姐“害怕及心虚”。 针对李敏妮的指控，一名前记协执委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就是李敏妮所指的E小姐。她表示，5月16日接获一名传媒前辈引荐，请她作为李敏妮入会申请的推荐人，她爽快答应后，李才透露其入会是为了角逐记协主席，且不断发讯息希望提名她选主席。 E小姐说：“我支持你做会员当然可以很简单、很爽快，但我要支持你做主席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你这个候选人。我在传媒界工作17年，我都没有听过（李敏妮）这个人，我亦没兴趣突然在10分钟内了解完你，然后提名你参选主席，所以我不想参与这趟浑水。” E小姐说，之后她接获记协秘书处电邮通知，她的会籍已到期，其后秘书处还根据会章，确认她提名李敏妮入会被视为无效。其后，李敏妮便开始以电话及讯息催逼她要证明自己的会籍已到期，否则便质疑她的诚信。 E小姐说：“你是一个陌生人，我从来没见过你，我这是从一个人的口中知道你的电话，然后你就要求我向你提供记协证件？向你交代会籍为何到期？就算你是警察，你也要当面‘查牌’吧，没理由你要求我WhatsApp影甚么给你我就照做吧。” 尽管提名已因E小姐的会籍到期而无效，但E小姐因无法忍受李敏妮的无理要求及滋扰，仍向记协秘书处正式声明撤回提名。 对于这次的选举风波，E小姐表示，事件使她反思，在现时香港的政治气候下，或者不应“滥做好人”，而事件反映的确有人希望加入记协是另有所图。 对于李敏妮突然热衷于记协事务，又斥责多方面都阻挠她参选主席，E小姐认为，该等指控相当可笑，“如果她可以找到10个人提名的话，她随时可以参选主席。就算一个人拖著她，她也可以参选，所以我不明白为何我的角色这样重要”。 工运领袖：渗透工会乃中共统战手段 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指，中共的统战手法之一是利用渗透形式，“鹊巢鸠占”一些拒绝被收编的组织。而工会作为业界代表，业界从业员很容易就可以加入，成为防止渗透的缺口。 蒙兆达解释：“很多强力部门对你（工会）作出明示或暗示的威吓，因为可能越来越难找到人去承担工会职务的岗位，因为始终会承受一定政治风险。所以当工会不够人参选的情况下，例如出现等额选举，甚至有些工会会章可能不需要投票、自动当选的话，这些岗位就很容易被渗透。” 前记协执委Y先生认为，如果中共要渗透，甚至全面掌控记协，都不是难事。他认为，“宁为玉碎、不作瓦存”，与其留住记协坐视其被“鹊巢鸠占”，倒不如风光地在历史上写下句号。 记协换届选举及周年大会将于6月22日举行，今次只有一名候选人角逐主席，但根据现行会章，候选人仍需经过合资格会员多数票通过方能当选。
香港大学日前又传出校务矛盾，校长张翔称，其对多名暂任副校长的委任并不知情。事件让外界感到雾里看花。 中央社报导，港大校务委员会上周通过最新的副校长人选安排，有5人获委任为副校长级别，但全属暂任安排。但港大校长张翔6月5日致函教职员称，校委会绕过他，在会议上“突袭”加入审议多名副校长人选，“违反既定程序”，也没事先征询他的意见，称大学管理层对此一无所知。 张翔称，校委会的做法动摇了港大学术自主的百年基石，不利港大和香港的稳定与发展，而大学发展离不开安定的环境，需要“寻求解决之道，捍卫大学的尊严”。 对于港大管理层的最新争端，港人雾里看花，不明所以，只能等待校方或官方的公布，但港大作为香港最高学府，港人对其仍有所关注与期待。 《星岛日报》6日报导，有消息指，张翔与校委会主席王沛诗就大学管治意见相左，关系不和，这次风波被视为两人再次“斗法”。 对于这次校委会委任副校长事件，身兼港大校监的行政长官李家超5日被传媒询问有关问题时称，只是从媒体报导中留意到港大的“内部事务”，已责成教育局了解事件并向他汇报，然后再讨论如何跟进。 去年底，港大就曾出现一次风波，当时有人以匿名电邮告密，指张翔“管理不当”，部分指控包括未经招标购买汽车、指明聘用的医学院院长须具备“美国高等院校经验”，以及不当处理捐款等。 其后张翔提出反驳，批评造谣者蓄意扭曲事实，严重诽谤。该次事件受到社会极大关注与热议。 去年10月，港大校委会宣布成立专责调查小组。今年4月，校委会宣布，根据调查小组可掌握的证据，不足以确立“吹哨者”电邮中对校长张翔行为不当的指控，事件告一段落。 但港大在恢复平静不到两个月后，波澜再起。
35年前的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震惊全球的大屠杀事件。台湾朝野政要6月4日纷纷纪念这一事件，而曾经是中国土地上唯一能公开哀悼六四死难者的香港，却仍持续有人被捕。 综合中央社报导，赖清德在FB发文表示，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是可以让人民大声说话。任何政权都应该勇敢面对人民的声音，特别是年轻世代，因为社会的变革往往仰赖多元的意见。他说，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民主自由得来不易，要用民主凝聚共识，以自由回应专制，以勇气面对威权扩张，更要凭团结面对挑战。 台湾总统赖清德6月4日在FB发文表示，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是可以让人民大声说话。（赖清德FB撷图）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在FB发文指出，中华民国透过第三波民主化改革，向所有仍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华人，证明台湾有经验、能力、决心能够维系民主体制，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站在一起，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在FB发文说，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对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应平反六四的时候，如此才能证明政府可面对自己的历史，以正面态度迎向未来，不让悲剧重演。 六四前夕 2港人被捕 与台湾相反的是，已沦为大陆城市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6月4日再无烛光海洋，而是变成了喜气洋洋的家乡市集。警方还在六四前夕（3日）在铜锣湾逮捕艺术家陈式森，并公布拘捕一名62岁男子。 港警3日在铜锣湾一带部署，并派警员在以往举行六四烛光集会的维园主要路口站岗，还有全副装备的反恐特勤队及“剑齿虎”装甲车在附近戒备。 陈式森3日晚在铜锣湾骆克道做出多个手势，包括：祭酒、举杯、向天举起手指等，并用手比划近似“八九六四”，全程未发一语。大批警员随即包围陈式森，并搜查其随身物品，然后将他带上警车。 此外，香港一间由前民主派区议员经营的独立书店，因橱窗上贴著被认为是六四暗语的35/5大标语，便引来数名军装警员在书店外站岗，甚至纪录出入人士的身分证资料。 警方还公布拘捕一名62岁男子，指称该男涉违《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有消息指，该男疑为已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的舅父。该男子被捕，使与邹幸彤有关的、涉及六四的案件被捕人数增至8人。有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批评当局做法荒谬，质疑长此下去难使香港复常。
“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夕，港警再以涉违《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拘捕一人。而香港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为纪念六四，今年在最新一期头版开天窗，表示“因事未能刊出”。 综合媒体报导，今年6月4日是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35周年。香港警方国安处6月3日公布，再拘捕一名62岁男子，指称该人涉违《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有消息指，该男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的舅父。 在狱中的邹幸彤，此前几天与另六人遭国安处拘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相关人士近日以匿名方式在一社群媒体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文章。 前一天（6月2日），多年来在“六四”纪念日前发表纪念祷文的《时代论坛》，在其最新一期的头版开天窗，只写上“今期头版专题因事未能刊出，还望读者见谅！” 《时代论坛》还以“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为题发表社评，表示“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长年存在于集体记忆之中。” 文章指出，诚实面对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冤仇，更不是为了“抹黑煽动”，而是为了让未来的悔改与复和有根有基；也让社会能够正视事实，从错误中学习，避免重蹈覆辙。 文章又指出，近年香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是源于历史记忆的祷文，也可能惹来‘关注’；某些人的经历与回忆，便显得格外敏感。作为传媒，要毋负历史、毋负读者，惟有将段段文字化作空格子与一片白，以应对当前局势”。 港岭大取消征集“5月35日”文创 在香港，“六四”已成为敏感词，不少人会用“5月35日”来代替6月4日。 香港岭南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推出“共写．昨日血雨”征稿活动，表示希望收集学生关于“5月35日”的各类文艺创作，“并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延续历史的火星，让真相不被忘记”。 该委员会原本表示，收集到的作品会于6月3日在该会的各社群媒体发布，若数量可观，也可能收录成册，日后出版。但该会5月31日晚在社群媒体宣布，因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征稿活动暂定取消。该会此前发布的征稿贴文也已删除。 岭南大学回复媒体查询称，要确保学生在一个安全、健康、正面的环境中成长，如发现有学生有任何涉嫌违规或可能存在法律风险的行为，校方会严肃处理。 香港曾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可以让人们公开哀悼1989年6月4日遇难者的地方，维园昔日都会在6月4日布满悼念烛光，但2019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烛光海洋，去年及今年更变成了喜气洋洋的家乡市集。
面对“六四”事件纪念日，香港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今年在最新一期头版开天窗，表示“因事未能刊出”。香港岭南大学则是临时取消征集“5月35日”文创，称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今年6月4日是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35周年。综合中央社报导，多年来在“六四”纪念日前发表纪念祷文的《时代论坛》，6月2日在其最新一期的头版开天窗，只写上“今期头版专题因事未能刊出，还望读者见谅！” 《时代论坛》还以“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为题发表社评，表示“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长年存在于集体记忆之中。” 文章指出，诚实面对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冤仇，更不是为了“抹黑煽动”，而是为了让未来的悔改与复和有根有基；也让社会能够正视事实，从错误中学习，避免重蹈覆辙。 文章又指出，近年香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是源于历史记忆的祷文，也可能惹来‘关注’；某些人的经历与回忆，便显得格外敏感。作为传媒，要毋负历史、毋负读者，惟有将段段文字化作空格子与一片白，以应对当前局势”。 港岭大取消征集“5月35日”文创 在香港，“六四”已成为敏感词，不少人会用“5月35日”来代替6月4日。 香港岭南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推出“共写．昨日血雨”征稿活动，表示希望收集学生关于“5月35日”的各类文艺创作，“并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延续历史的火星，让真相不被忘记”。 该委员会原本表示，收集到的作品会于6月3日在该会的各社群媒体发布，若数量可观，也可能收录成册，日后出版。但该会5月31日晚在社群媒体宣布，因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征稿活动暂定取消。该会此前发布的征稿贴文也已删除。 岭南大学回复媒体查询称，要确保学生在一个安全、健康、正面的环境中成长，如发现有学生有任何涉嫌违规或可能存在法律风险的行为，校方会严肃处理。 维园从烛光海洋变成家乡市集 香港曾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可以让人们公开哀悼1989年6月4日遇难者的地方，维园昔日都会在6月4日布满悼念烛光，但2019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烛光海洋，去年及今年更变成了喜气洋洋的家乡市集。 此前几天，香港警方还在狱中拘捕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及另外6人。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相关人士近日以匿名方式在一社群媒体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文章。 媒体询问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邓炳强没有正面回应，仅称日子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想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利用这些“课题”，煽动市民憎恨北京中央及香港政府。
2023年，我在香港访学了三个月。去报到那天的座谈会上，我向一位同学介绍自己说： 我叫徐凯，内地执业律师，我是来凑数的。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当时想要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空间，理清自己来时的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座谈的主要缘由，就是欢迎我过去。 这三个月过得非常充实。在港岛的街市中，在海边的小径上，在朋友家的餐桌旁，我回想起许多意义重大而暧昧不明的往事，那些害怕面对而刻意回避的事实，每一件都深埋在心底，每一件记得清清楚楚。 2004年来北京读书时，我不会想到要在这个城市住到今天。我从安徽农村来，想要学习法律，在法学院上的第一课，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专政工具。 出乎意料，和我的想象相反。 然而，接下来这二十年，我每天都体会更多一点，这个定义的现实感。 因为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大学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宿舍和图书馆，以免和人发生接触。我在农村是没有看过报刊杂志的，因此最喜欢期刊阅览室，我经常看《经济观察报》的评论和专栏，还看了《财经》杂志的一些新闻稿件，尤其是和股市和国企有关的调查报道。复读那年，我在高中书店读过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是报告文学，也很接近新闻题材，这本书主要写安徽农民，记录了当年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引发的许多事件，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记忆。 也许新闻行业的工作，更接近我最初的想法，而且我可以工作的名义，强迫自己和别人交流。一举两得。 大三的一天，我看到有一个讲座，《财经》编辑段老师来法学院做了分享，我等散场时去问他，我能去《财经》实习吗？就这样，2007年11月，我来到朝外大街泛利大厦，成了媒体行业的实习生。 我那时连个完整的句子都写不好。第一篇网稿写完，编辑编发后，我发现除了署名，其他句子都不是我写的。 第一次出差，是去山西太钢集团的事故现场，他们的矿渣山坍塌，吞没了半个村子，地址在娄烦县，也就是古楼烦国。我在剩下的半个村子里，看到电视机里正盛放着北京奥运会的烟花。当地政府封锁了新闻现场，我爬后山进去，拍了照片，又从后山出去，走到马路上，被当地警察发现，拖到乡政府里问话。副主编张老师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 要保障我们记者的安全。 书记说，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党领导的政府！ 当天深夜，政府驱车送我回太原。走盘山公路到山顶的位置，突然停车，叫我下车，在黑压压的山色中，高声问我有没有录音笔和相机。当然有，但到山顶也不能给你啊。 这就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件，《娄烦矿渣山不能承受之重》，张老师改的标题。 但我仍然是个很差劲的记者，和同期实习记者相比，无论是采访能力还是写作水平，我都差得很远。我当时的主管编辑不认可我。她给张老师写了一封邮件说我说谎了，我说给某部委打了电话，但她查阅了我工作上的座机，发现没有通话记录。以及我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差。 能力差我认，但我没说谎，那个座机它只能显示最后一次打出的号码啊。为什么要趁我不在查阅我工位座机通话记录。我回复邮件说明了情况，同时主动辞掉了工作。 就这样，入职才两个月，我就丢了第一份工作。 我太希望成为一个记者了，我给能找到号码的每个新闻刊物主编打电话，即便每一个我都不认识。 《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靳老师，我给她打电话，介绍自己，她说，真抱歉，她已经换工作到上海去了，在读者文摘工作。 《中国周刊》当时创刊，主编是朱老师，我给他打电话，介绍自己，他给了我一份记者工作，我在中国周刊待了两个月，没过试用期，被辞退了。 人生前两份工作，都没有过试用期。但我仍然想要做记者。 《中国企业家》的金老师，《瞭望东方周刊》的黄老师，《中国新闻周刊》的陈老师，《中国投资》杂志的一位老师（抱歉我忘记了她的姓氏），我找到每一个能找到的记者编辑，问她（他），你能给我一份记者工作吗？每一个都帮助了我，给了我工作机会。但就如同此前一样，每一份工作我都做不长、做不好，最后我在上面这些杂志社，每个只待了几个月时间，就都离职了。 2009年底，我不知道第几次失业后，身无分文，借了一大把信用卡要还，也没有朋友，常常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街头，走累了就坐在地坛公园的长椅上，心里想起史铁生。 此时，新闻媒体界发生了一起大事，舒立团队集体出走《财经》，创办了财新传媒。这件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财经》杂志大量采编职位出现了空缺。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泛利大厦，在这里跌跌撞撞，又马马虎虎做了五年记者。 这五年期间，我努力工作，向着自己想象的方向不断尝试。渐渐地，我有一些报道得到了一些新闻奖项，但都不是我自己满意的作品。2013年，我在重庆积累了足够多的信源，去监狱中采访了正在服刑的重庆广电集团原董事长，采访了时任重庆市长，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以及许多环节的参与者，最终完成了一篇稿件叫做《红潮》，讲述了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期，当地媒体在意识形态工具化和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到这篇报道为止，我对这份职业想象中的自我期待被实现了。 在这几年里，我不断练习提问、练习倾听，部分克制了孤僻的天性，学习和别人说话。 在香港，我常常去文欣和冬冬家做客。原来他做记者的动机，有一部分和我是一样的：正因为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所以才选择一份外向的工作。不是因为擅长，而是因为不会。 这份职业确实训练并改变了我。慢慢学会交朋友。我渐渐认识到，与新闻热点相比，具体的个人要重要得多。我开始交到一些朋友，也在工作中伤害过别人。 2010年，财政部有一位要员落马，案涉北京的一名开发商。这位开发商的楼盘位于东二环上，叫富华大厦。我直接去富华大厦找人采访，挨个房间敲门，就这样见到了代替父亲管理公司的小王。小王当时大学刚毕业，比我还小一岁，我自报家门，他却一见如故，给我说了很多事。我后来结合其他采访素材，写了篇关于该要员的独家报道，发在了《财经》杂志上。小王看到以后，发短信痛斥我。我看到短信，心里非常难过，不知道怎么回复他。至今没有回复过他。 那时我对自己说，我的工作是提供关涉公共利益的事实，虽然辜负了他个人，但合乎职业伦理。即便如此，此后十多年，每次路过富华大厦，我心中都隐隐作痛。 在香港，和朋友们聊起这件事，我终于意识到那个被回避的问题是什么，这么多年来追索我的是什么：被公共利益掩盖的个人利益。 我之所以要写那篇稿件，是因为我想要写一篇独家稿件，向我的同事和同行证明自己，这才是我最主要的动机。这篇稿件有关公共利益，也有关我的个人利益，二者并存。然而探究我行为的实际动力，我的个人利益是更加直接和主要的。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很奇怪，当我面对质疑的时候，就想不起来我有个人利益了，我用来安慰自己，在内心深处反驳小王的，全部是公共利益，似乎我一点都没有个人利益在其中。 在具体的记者工作中，时常难以忍住越界的冲动。 2012年，陕西镇坪发生了一起七个月婴儿被强制引产的事件，婴儿的父母是冯建梅和邓吉元。镇坪是一个袖珍的县城，在这起事件中，我终于不再甘于只是一个中立的记录者，试着帮助当事人从县城逃往北京。在当年发表过的记者手记中，我记录了当时的过程： 采访结束后，邓吉元决定再次离开。这是6月22日下午两点多，他带着女儿，邓家大姐开车，载着邓家老父亲和我。由于是三省交界处，我们本来有三个方向可以走：安康方向，重庆方向和湖北方向。我提议走重庆方向，但安康市是他们最常走的，而且邓吉元还想回家拿换件衣服。 我知道这条路线的风险。既然第一次没走掉，现在盯着邓吉元的眼睛遍布整个县城。何况这条经由安康市前往西安的道路，每一步都可能被拦下来。那时，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他。我悄悄联系了张凯律师和腾讯微博的朋友，告诉他们，一旦有事，会请求他们帮助。我的想法是，就算走不掉，也要保证邓吉元不被镇政府的人带走。 车行半个小时，一辆大型卡车就停在路中间。大姐下车，换了车技很好、曾经开过大车的邓吉元，才堪堪过去。但随后，大姐就发现，一辆镇派出所的车不紧不慢跟着我们。我让大姐靠边，结果这辆车也跟着我们停下了。 往前几公里，已是下午三点多，又看到一辆横着“抛锚”的车，政府的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车辆，声称邓吉元有问题，要带他回去。邓吉元不肯，但说不过对方。 网络图片 随后，那名采访过邓家的德国记者也出现在现场。场面愈发紧张起来，几个所谓喝醉了的“村民”冲过来打邓吉元，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我正在和赶来劝解的曾家镇陈姓政协主席“叙旧”，突然看见离我们五六十米远处的邓吉元被人冲上去踹了一脚，我立即冲上去喊了一声：“这么多政府的人在场，怎么有人打人！你们都不管？” 随后有警察赶来。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动手打邓吉元的所谓“醉鬼”，竟然指着我跟警察说，刚才是和我打架！于是才有了警察认为我是当事人，要带我回去调查的事。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又改口说带我回去“作证”。 当我被诬蔑打架时，我找到事发时和我说话的政协主席，问他：你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对方嗫嗫嚅嚅说不清楚。当情绪与焦点引向在场的外国人之时，参与围堵的另一人反反复复骂我是汉奸，他说，钓鱼岛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么大点事，你们就要来我们镇坪弄？ 以上过程，通过现场的多个信息源已在微博上直播了。经过这一场风波，走是走不掉了，当晚7点多，邓吉元被带回镇坪县公安局，而我被公安跟着，最终还耗时一个多小时做了份证人笔录。 当晚10点半，在警察与宣传人员的“护送”下连夜送赶到安康。等住下，已是次日凌晨三点。（《镇坪七日》，2012年发布于财经网，链接已不可见）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内心最大的渴望，是守护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写出某篇独家报道，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些媒体前辈和同行们，看见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利用社会事件转化个人影响力并牟利，我心中的疑惑不断滋长。 2021年，为练习打坐，我去一家寺院住了两周。这是禅宗丛林，每日要在禅堂打坐几次。在寺院里，我见到很多怪事。 比如说，有一些信徒喜欢放生，因此寺院的池塘沟渠有大量死去的鱼鳖。 比如说，见方丈是要磕头的，是要给红包的。只有方丈有权为居士皈依，当我去找方丈皈依时，没有给他红包，也没有给他磕头。于是他将在我晾在一旁，置之不理，我因此在丈室待了一上午，现场观摩了这位方丈如何接待客人。 第一批客人是一家四口，一进门就五体投地，向方丈跪拜，每人手里都拿着几张百元纸钞，献给方丈。方丈接过来，直接扔到手边的抽屉里，然后面露慈悲地接受恭维。 第二批客人是一位僧人，也曾在这家寺院挂单，后来自己要出去闯一番天地，去到另外一个县城，盘了一家寺院，但诸事不利，回来向这位方丈请教。同样给了钱，同样跪拜。二者寒暄，方丈开始为这位僧人支招，应该找某某领导，佛协有一位秘书长与这位领导相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电话找他，找到这位领导送点礼，他开口打招呼，事情就好办。 直到午饭时间，他仍然没有为我皈依。年轻侍僧小心翼翼提醒他，方丈才不情愿地叫我过去，草草为我执行了皈依仪式，全程没有看我。 我刚到时，大殿中仍有来自金陵刻经处的一些佛经和读物，供信徒自取。但随后有关部门整顿这类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这些佛经就从大殿中消失了。早粥时方丈训话，依据领导指示和会议精神，大殿不能再出现这些佛经，要求巡视僧务必检查落实。 当然，和任何行业的成功人士一样，这位方丈的法号前，有一堆头衔：佛协会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即便如此，在这家寺院中的暂居，给我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体验。寺院的钟鼓、气息和禅茶，来往劳作的修行者，默默无闻的学僧，集体打坐的禅堂，样样都镌刻在我心中。 在这位宗教官僚身后，仍然活着的，是佛法的古老实践：打坐，观想，向内寻问。 不管外层有多少腐化，佛法常住。 当我回头来看那个新闻行业时，恰如我对于寺院的感受。行业的复杂性在于，最虚伪背后，也有最真实之物。即便有那么多腐化的现象，那么多虚伪的人物，事实和思想的自由市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必需公共产品，仍然值得最大的努力和奉献。 法律行业，亦复如是。 在座谈会上，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转行，我说： 为了赚钱。 虽然有很多因素促使我转换职业，但收入是第一优先级的考虑。到2014年，我仍然身无长物。我希望有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记者这份职业，在财务上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了。我那时居无定所，经常搬家。有一次搬家，为了减少负担，把自己所有的纸质书都在朋友圈送人了，其中有许老师的随笔《坐待天明》，送给了湖北一位朋友。后来记起是许老师签了名送我的，内心后悔不已。我知道，这位朋友会比我更珍惜这本书，稍作安慰。 2014年，我刚转行不到一个月，浦律师的案子就发生了。 当时，他和屈律师、步律师担任杂志社的法律顾问，我们有一些稿件，涉及工商档案的，就会请杂志社委托律师查档。浦律师曾经办理过重庆劳教系列案件、浙江于其一案件时，这些是我做过的选题，为此采访过他多次。 2014年5月浦律师被捕后，公安机关找过我很多次，严重干扰了我的实习律师生涯。当时发生的情况，我如实记录了下来，并且在2015年浦案开庭前，全文公开发布在微博上，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又写了一些很中二的话： “今天我发表这篇记录，心里不是没有犹豫、怀疑和恐惧，最担心会影响到父母的生活，心里真的很害怕，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难道还要给他们带来麻烦么？我对于包括李某在内的警察也没有任何情绪了，也许他们只是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而已。但我不能坐视浦受刑而一言不发，因为我仍然记得自己最初为何退学重考了法学院，仍然记得为何毕业去做了新闻记者，仍然记得自己对于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幻想：在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的家人朋友都有尊严，每个路人都有他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这样的微博而失去人身自由。如今浦案开庭在即，以此文为献，致意二中院的法官：我仍然相信你们有作为裁判者的良心和自重。”（《在浦案中作证》，2015年发布于新浪微博，链接已不可见） 浦律师被判缓刑走出看守所之后，我曾问他，再也不能以律师身份出庭，会不会遗憾？他反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律师证永远拿不回来了呢？ 是啊，我也相信，他终有一日会拿回来。 我律师执业以来，每天在想办法赚钱。我觉得，一份工作在商业层面成立，才有可持续性。在这样的商业工作里，每个具体的业务里，我喜欢那些技术层面的细节，战术层面的策略，经常沉浸其中，得到深深的满足感。 但我还想要更多。我还想要有超越性的意义。我还想要探索人之为人的真实面目，我还有很多困惑，没有被回答。 我想要提问，想要质疑，想要探索，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围绕着这个主题，我开始做法律援助，即便很多时候，我也不喜欢乃至厌恶很多言论。但我经常会想起，霍姆斯法官的话： 那些我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也不断回响起这句话。 就是在这种探索中，我遇到了弦子麦烧案。2018年，当弦子和麦烧被起诉时，我主动联系了前同事麦烧。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一起表达自由的案件，麦烧把弦子的自述文章转发到了微博上，成了名誉权纠纷的被告。之所以引发关注，只是因为涉及明星八卦。后来我慢慢认识到，这起表达自由案件格外不同的是，它正好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真正重心： 性别平权。 在代理过程中，我重新理解了我的成长经历。我有两个表妹。表妹小燕和我一起在奶奶家长大，她比我小一岁，但农活却比我干得多。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包括我自己。 另外一个表妹，小静比我小五岁。我读大学时，她读初中。那年，她和弟弟来北京看望父母，也就是我的姑姑姑父。有一天，我过去找她们玩，遇见一家人要吃肯德基，因为我的表弟过生日。那是2004年，对安徽农村的小孩来说，去吃肯德基是件很盛大的事。于是，我看到那天上午一家人都很高兴。但在出发前，我姑父和小静说： 你就不用去了。我们会带一些回来给你吃。 我仍然记得二十年前，我的表妹当时的眼睛。 我更多回想起来的，是我的妈妈。我想起了妈妈童年的生活，她是女孩中的老三，不受宠。嫁给我父亲以后，她因为个性要强，在农村的生活网络中很孤独。 我以前写过我的妈妈： 妈妈小的时候，被外婆扔进水沟差点淹死。在家里吃饭，作为独子的舅舅吃掉了大部分米饭，她和姐妹们只能吃红薯配腌菜作为主食，这造成了她对咸菜至今抱有宗教狂热般的喜爱，每顿都得有。（《妈妈回北京扫地了》，2018年发布于简书平台，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b7d396f21f8a。） 这个案件一开始我只是麦烧的代理律师，后来开始代理弦子。弦子在法庭上的发言，本身就在反对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弱势的、被规训的、充满羞耻感的女性受害者。我想象过她报警那天发生的事： 长夜将尽未尽，长日将临未临，21岁的女孩在大学宿舍里省思。几个小时前，夜幕降临，她走进过一间化妆室。几个小时后，太阳升起，她走进了一间派出所。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故事的开端。 我看到彼时彼地，她冉冉升起的自我。那么骄傲。写满了不服。（2022年《当事人走窄门》） 正是弦子和麦烧的持续勇敢战斗，最终换来了对方不得不撤诉的案件结果。 在权利倡导型司法个案中，当事人权益和公共利益可以兼顾，前提是有效公众参与。所以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申请公开审理，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申请双方当事人到庭，既为查明事实，也为公众参与。但法院始终坚持不公开审理，导致重要的司法议题，比如当事人出庭、证据采信和证明标准，没有得到足够讨论。 没有充分地将社会关注转化为司法建设，是我觉得遗憾之处。 2018年几乎同一时间，我遇到了邹思聪何谦案，这起案件迫使我重塑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邹思聪是个年轻记者，我们通过网络认识，在该案案发之时尚未见过面。2018年，他在公众号上发表的署名C的文章时，涉及指称一位公众人物性骚扰的内容，我看到了，虽然有一些吃惊，但并没有过多关注。邹思聪问我，对方是否会起诉他，我说，大概率是不会的。事后证明，我错得离谱。 就我当时和如今的观念来说，这种事是司法不应介入的场域。有证据证明是虚构的，发布者承担侵权责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性骚扰行为的，性骚扰者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两者皆不足证实，真伪不明，则法院不应当支持任何一方的诉请。这个中间地带，留给公民社会自行生长。 父权式的司法机关不是这样处理案件的。没有中间地带。 2018年11月，邹思聪接到起诉状，发给我，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并不认识化名C的何谦，我也没有见过邹思聪。我认识对方当事人，他是媒体界前辈，某个圈子的核心人物，那个圈子也曾帮助过我。在那个时刻，我认为我的道德准则在受到考验：是对邹思聪置之不理，还是在某个帮助过我的圈子的对立面？两种选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把这个案子介绍给同事，避免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冲突之中。 我那时就很清楚，在我过去工作认识的圈子里，这起案子会引发纷争，卷入这种圈子纷争，就我一心只为赚钱的律师事业而言，只有损害，没有帮助。 就在我和当时的律所同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这个圈子的好几通电话，这些电话让我内心生出了反感，也在内心确信了某些事实，产生了帮助邹思聪和何谦的想法。 何谦回国来应诉，我第一次见她，就对她说： 如果我发现你说谎，就立刻退出这个案件。 可惜的是，在诉讼过程中，何谦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看到的她，始终是诚实和准确的。 在代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侮辱信息，来自过去媒体工作中认识的一些人，他们说我： 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苍蝇 对方当事人两次向律协投诉我。在开庭前，我在这个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请求公开审理，他投诉我炒作。开庭后，北青报发了一篇快讯，既没有写案件实体内容，也没有采访我，他依然向律协投诉我炒作。 即便我代理被告应诉，对方才是发起诉讼的那个人；即便当时已有五位女性在微博上公开指控他；即便对方律师团队没少“炒作”（我不认可这个词，也欢迎对方律师公开发声，这里为了上下文对比使用），起诉前发文宣称“米兔运动必须回归法治轨道”，诉讼后写手记说“有人想要你社死你该怎么办”。 我在这个案件，始终面对着沉重的伦理抉择。 就我作为被告代理律师的立场，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重合的。何谦和邹思聪的公开表达，旨在公开讨论，因此我们会努力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何谦实名回应，申请公开审理，欢迎媒体关注。对方的网络发言，无论本人还是律师，我们也只做公开回应，不会像对方那样各种投诉。我认为，在公众参与的个案中，诉讼策略和诉讼目标应当保持一致，这是邀请公众参与的道德基础。 就我作为个人的立场，不能辜负她和他的诚实和勇敢，无法回避这样深刻的信赖和托付。 因为“朋友圈”的重叠，我时刻审查自己的言行，以免伤害到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但真正创伤我的，正是来自“朋友圈”的辱骂和拉黑，我不由自主地怀疑，是不是被他们说中了？也许他们看出来了我的本性，我就是那样糟糕的人。我内心深处本来就有无限的羞耻感和自我怀疑，现在得到了他人的证实。 在香港，我问一位朋友，这些年来的工作，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她说： 社会运动创伤。 她解释说，这创伤并非来自权力，而是来自想象中的共同体。她的经验和我是一致的。给我留下创伤的，不是浦律师的案子，不是弦子的案子，也不是亮马河的案子，只有这个案子。 然而，就我个人成长来说，这个案件带给我的自由，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我彻底成为没有圈子的人。 三十多年来，在学校、单位或圈子这样的集体里，我总感觉格格不入。即便如此，我仍然渴望被接纳，嫉妒那些受欢迎的人，自卑到迎合那些有意贬低我的人。在这个案件以后，我慢慢接受自己，不能成为圈子的成员，正是我之为我的本来面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