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eknd香港开唱惊喜发布新歌 《Hong Kong》
2026 年 10 月 27 日
据路透社报导，北京为遏制香港泛民的影响力，拟改革立法会选举制度，令原先被延至2021年9月举行的选举或再延后。此外，北京也考虑削弱泛民在2022年特首选举委员会中的影响力。这一系列行动，包括上周有50多名泛民人士遭到拘捕，都是北京拟彻底改变香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路透社1月12日的独家报导引述两名在高层次参与香港事务、代表北京立场的不愿具名人士指，上周有50多名泛民人士被指触犯国安法被捕，是北京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旨在使民主派噤声，以确保香港不会重回2019年大规模抗争的局势。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即使有大规模拘捕行动，北京当局仍不放心，怕民主派未来仍有机会取得立法会过半数议席，因此北京官员正讨论改革选举制度，以解决政治结构中的“缺陷”。被延后一年至今年9月5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恐再遭推迟。 另一消息人士证实，北京正讨论对香港政治体系作出结构性改变，包括削弱泛民在2022年特首选举委员会中的影响力，他形容“这可能会撼动整个政治基础”。 报导说，北京为压制反对派声音，预期未来“至少一年”内会有更多的强硬举措。消息人士之一说，“北京已经忍耐太久了，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北京与香港政府有“实质性”的协调及推动行动，旨在令民主派活跃人士噤声，“确保香港不会回到18个月前的景象”。 特首林郑月娥发言人回应路透社称，国安法实施后社会回复稳定，街头暴力减少，港人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得到维护，但未有回应北京的角色。 路透报导的同一天，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批评上周遭拘捕的戴耀廷等人于去年策动“初选”，企图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35+”（指获过半数席位，即超过35席）议席，进而实现瘫痪政府的目标。 去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开议期间，港媒曾引述消息指，北京拟取消特首选委会中的117个区议员席次；并取消立法会选举中，由区议会产生候选人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5个席次。不过该次会议最终并未审议相关涉港议程。 泛民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目前在区议会版图中占有绝对优势。
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近日更新私隐政策，要求用户必须同意让Facebook通过WhatsApp收集用户数据才能正常使用该软件。消息传出后，用户忧心被Facebook出卖而纷纷“跳槽”，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不满地透过推特推荐大家改用加密通讯软件Signal，使Signal近日的下载量暴增近17倍，还引发另一“撞名公司”Signal Advance股价狂飙1100%。 港民忧个资被交予执法部门 综合媒体报导，WhatsApp现时收集的用户资讯包括：相片库、定位资讯及联络人等，1月7日修改的私隐条款要求用户须在2月8日前同意其与Facebook、Messenger和Instagram分享用户的位置、手机号码、上网纪录等，否则无法使用该软件。新政策引发用户忧心个资被Facebook出卖而掀起跳槽风，许多隐私权倡议者建议用户移往Signal或Telegram等平台。 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11日接受商台访问时表示，他担心的最坏情况是个资会被交予执法部门，因此倾向于转用其他通讯软件，例如Telegram及Signal，个人私隐上相对安全，相信“用户会越搬越多”。 Fb大中华区总裁：WhatsApp对话受加密保障 对于港民的忧心，Facebook大中华区总裁梁幼莓11日解释称，WhatsApp私隐条款更新内容仅涉及商业通讯，日后使用WhatsApp商业通讯的商户，可选用Facebook寄存服务（hosting service），用户与任何人的对话受“端对端加密技术保障”，强调WhatsApp不会将用户电话的联络人名单向任何人或者机构分享，包括Facebook。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呼吁WhatsApp充份向用户解释清楚新条款，把决定限期延长，让用户有充足时间考虑，并为拒绝条款的用户提供可继续使用其服务的可行方案。针对没有Facebook平台帐户的WhatsApp用户而言，公署指，WhatsApp应考虑豁除他们于新条款之外。 Signal受用户青睐 下载量居冠 由非盈利组织Signal Foundation运营的一款私隐型即时通信应用Signal是这一波用户跳槽的受益者，近日在香港及多个国家都位居下载量榜首。Signal原本的主要用户是记者和人权运动者。 根据市调公司Apptopia截至1月10日的统计，全球已有81万人下载使用Signal，自WhatsApp宣布隐私政策调整以来暴增近17倍。WhatsApp则是人气大减，每日下载数在10日当天减少7%至接近120万。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吁改用Signal Signal突然涌入大量用户也是受惠于特斯拉创办人暨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的推荐。 Use Signal — Elon Musk (@elonmusk) January 7, 2021 马斯克1月7日在推特呼吁粉丝改用Signal，让Signal一天内涌入大量新用户，导致帐号验证作业不及、部份新用户联络人显示速度太慢。为此Signal向用户致歉，并表示该公司已增加伺服器。相关问题一直持续到周（10）日才陆续解决。Signal表示其用户数已经屡次破纪录。 Signal Advance股价因“撞名”狂飙1100% 除了Signal获益外，马斯克的推文还意外引起投资者纷纷买入另一不知名的场外交易公司Signal Advance，导致这家“被误解”的小公司的股价在两天内翻了12倍。 据CNBC报导，Signal Advance的股票在7日至8日的两天内，从每股0.6美元疯涨至7.19美元，升幅近1100%，使该公司的市值从5,500万美元升至6.6亿美元。 事发后，Signal APP迅速澄清，“我们可以理解人们想投资实现创纪录成长的Signal，但这（Signal Advance）不是我们，我们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唯一的投资就是保护你的隐私。” 事实上，因企业“撞名”而致交易出错是华尔街极为常见的问题。2019年4月，开发视讯软件Zoom的公司以股票代码ZM上市，却意外导致远在中国的Zoom Technologies的股价在2个小时的交易中大涨80%以上。六年前Twitter上市时，也意外地使电子零售商Tweeter Home Entertainment Group的股价涨幅超过1000%。
2019年参加反送中运动而不幸在一停车场坠楼身亡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其死亡原因经过持续29天的死因聆讯后，陪审团1月9日以4比1裁定其“死因存疑”。周梓乐父亲对此表示，想对儿子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但仍差一点点，希望有生之年找出事件真相，现阶段不想猜测真相为何。 综合媒体报导，周梓乐的死因聆讯持续29天，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听取陪审团裁决后指，这次研讯已经差不多“接近真相”，若事发停车场的监视器角度高5度、时间慢数秒，可能更能呈现真相。 高伟雄听取裁决后，向周梓乐的父母致谢，并形容周梓乐年轻有为，对于要处理类似研讯，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希望死因研讯能解答家属疑团，伤痛会继续一段时间，希望周梓乐父母互相支持。 周梓乐父亲眼光泛泪地表示，陪审团的态度相当认真，一直希望寻找真相，无论如何都尊重陪审团的决定，相信陪审团也认同有不少疑点，所以才决定“死因存疑”。 陪审团提出两项建议予事发停车场，包括：更新闭路电视以避免盲点，以及添加警示等作提醒。事件其中关注点是，拥有停车场的领展虽公开所有相关的闭路电视片段，但都未拍到周梓乐堕楼时刻。有人质疑周梓乐是否被推落楼、警方有无阻碍救护员救人。警方否认有关指控，建议召开死因庭。 “死因裁判法庭”（死因庭）是香港的特别法庭，源于英国伦敦的同等机构，由死因裁判官主持，在一般情况下，与五人所组成的陪审团商议对案件的裁决。 周梓乐的死因庭研讯在其死后一年展开，73名证人中有48人出庭作证，另25名证人提供书面供辞；亦首次引用虚拟实景VR系统，让陪审团模拟身处涉事停车场。高伟雄早前引导陪审团考虑“非法被杀”、“死于意外”、或“死因存疑”三个选项。 2019年11月4日，香港将军澳地区发生警民冲突，周梓乐在尚德停车场被发现坠楼重伤。之后周梓乐经过两次手术，伤势未好转，深陷昏迷，同年11月8日离世，得年22岁。周梓乐的死因引起关注，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少市民到事发停车场献花、燃点烛光悼念，亦为他与家人祈祷。
香港青年协会去年11月针对港府防疫表现访问了806名居民，结果显示，整体倾向不满意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有三成二受访者表示不愿意接种政府提供的COVID-19疫苗，而安全性最影响其接种意愿。 综合港媒报导，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创研库”在香港去年第3波疫情期间的11月20至27日访问806名18至65岁本港居民，结果发现港人整体倾向不满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平均分为4.82分（10分满分），43.7%受访者认为政府防疫措施力度过于宽松。 在政府的多项措施之中，高达79.2%受访者认为入境管制力度最为不足，其次是有53.8%受访者认为检疫措施不足；而令生活最不便的措施是食肆及娱乐处所规例（56.5%），其次是限聚令（40.2%）。 调查显示，另有70%以上受访者出现抗疫疲劳，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临界点，有受访者指长期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使他们情绪低落；有32%受访者表示不愿意接种政府提供的COVID-19疫苗，而安全性最影响其接种意愿（48.1%），其次是疫苗产地（21.5%）。 青年创研库民生组召集人陈昌坚指，市民对疫苗的安全性有疑虑，可能影响全港的注射率，建议当局应透过区议会和非政府组织平台，加强公众推广及教育工作，并保持疫苗资讯公开透明。 另外，政府早前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作为防疫措施的一部分，供市民记录行踪，但市民反冷淡，调查显示，多达73.8%受访者表明不愿意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青年创研库民生组成员何颖琛及倪智承引述研究报告指，大部分受访者不愿意使用“安心出行”，反映私稳保障是重要考量，建议当局寻找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私隐影响评估及资讯科技保安审计，并列明“安心出行”搜集个人私稳的用途、保存时间及免责声明，确保信息只用作防疫用途。
香港政府一夜之间滥捕五十三位民主派人士，理由是他们响应戴耀廷揽炒香港政府的建议。 戴耀廷的文章是在国安法颁布之前发表，国安法明言不设追溯期，中共又一次搬龙门。连自己订立的恶法都不遵守，那这部国安法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中共订的任何法律，签定的任何协议，公布时拍胸口对天发誓，真正实行时就乱搬龙门，他们的法治，从来治百姓不治自己，这种强盗逻辑，我们都惯了。 最没用是那个李桂华，居然把大抓捕比喻成开车与打劫，连最起码的思维逻辑都没有。他说一个人开车没问题，但开车去打劫就是犯罪。问题是，一个人好好地开车，你突然说他想打劫，但他并没有真正去打劫，那他犯了什么罪？所有犯罪行为，都要在实际做出来那一刻才算犯罪，与他在想什么、怎么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说民主派参选人响应戴耀廷的号召，准备参选去推翻林郑，那也要在这些参选人当选了，进到立法会，行使议员的法定权利，在审议预算案时一致投反对票，导致预算案流产，到那一刻，你要说他们想颠覆政府，那才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议员们不但没有实际行动，他们也没有当选，连他们参选时都没有任何涉及颠覆政府的言论，那么他们的罪从何而来？ 如果有人说，李桂华要开车去打劫，即使李桂华真有这样的想法，也要在他打劫之后，有真凭实据，才能确定他有犯罪，想一想并不犯罪是吗？这是法律常识，李桂华作为执法人员，有没有正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共把这种思想水平低劣的人找来做国安法“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真是有辱中共门庭，应该考虑换一个人，免得冇面（丢脸）。 在美国总统大选至今形势未明之际，在欧盟与中共刚刚签了中欧投资协定之时，中共在香港实行大抓捕，是基于时机合适，要把清算香港人的事情，赶紧把它做完。 虽然拜登候任国务卿有出几句声，但也是不痛不痒，聊补于无而已。欧盟因为刚刚签了中欧投资协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一直关心香港的彭定康和一些美国日本的政治人物发了声，但还是相当微弱。 习近平在去年以来的美中冲突中，受尽冤屈气，川普政府穷追猛打，习近平几乎是唾面自干，尊严大受打击。以他在中国大陆“定于一尊”的不可一世，竟然被美国人当著全世界的面刻意羞辱，香港人更在太岁头上动土，无论如何，习近平一口气吞不下。 一则要教训香港人，二则要儆戒大陆百姓，习近平一定要重手惩罚香港抗争者，以立他的大独裁者之威，国安处的大清算，便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习近平也多少拿捏到美欧各国的短处，知道他们各有各的难题，各有各的盘算，在香港问题上未必肯付出更大代价，最大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打打嘴炮，伤害性不大。 不得不承认，香港对美欧各国来说，并没有那么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美欧固然有足够的手段制裁中共，但一旦撕破脸，他们自己也要付出代价，问题是这些西方政客肯不肯为维护普世价值制止中共扩张付出代价而已。 香港人还是要自强，要靠自己，同时也要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习近平向美欧叫阵，对香港下重手，是在挑战美欧政客的底线，看看他们能容忍到什么地步，这种踩底线的做法，最大的风险是不断积累西方国家人民的愤怒。西方政客固然首鼠两端，但西方国家人民不会有利益考量，他们眼见普世价值受尽挑衅，只会感同身受，更支持香港人的抗争。 民意是不断积累的，西方国家人民对中共越反感，越会有力地施压政府，推动政府对中共的制裁。西方国家并非没有足够的手段制裁中共，只是政府还在观望摇摆而已，民意汹涌之时，政府不出手都唔得（无法不出手），到时，就是全世界清算中共的时候。 中共种下香港人的仇恨，种下世界各国人民的义愤，迟早要收获自己种下的恶果。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
周五（1月8日），香港3名“反送中”示威者，被控在2019年袭击和禁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3人分别被判处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强调称，“全案涉严重暴动集结，因此祭出上述刑期，以达吓阻之效”。 综合港媒报导，香港区域法院法官8日宣判3名“反送中”运动者因袭击和禁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付国豪，所以“暴动”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皆成立。 被判刑的3人分别是赖云龙（20岁），其因“普通袭击”及“阻碍公职人员”罪，判刑5年3个月；毕慧芬（23岁），因“非法禁锢”4年3个月；何家乐（29岁），因“藏有攻击性武器”5年6个月有期徒刑。 法官判刑时称，“只会考虑法律及证据，不会考虑背后的政治因素，即使被告理念有多崇高，只要使用暴力，道理就会变成歪理”。 2019年8月13日，上述三人因为参加反送中“和你飞”抗议活动，到机场集会。期间，看到《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偷拍抗议者，因此怀疑他是中国派来的间谍，要求他出示记者证才能采访，但付国豪未能拿出相关证件，因此立即逃跑。 随后，付国豪被抗议者抓住后，他高声大喊“我支持香港警察，你打我啊？”等挑衅言论。让当时许多愤怒年轻人失控，出手殴打了付国豪，并把他的手脚用绳子系住，防止他逃跑。 付国豪被抓后，他身上物品全部被搜出。现场抗议者第一时间从网上搜索出来他的个人资料，包括他住在中共国安部第四局的宿舍、他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并将其公布在网上。 据悉，付国豪持旅游签证进入反送中抗议现场采访，且故意拍摄抗议者的脸部。依照法律，持旅游签证人士进入香港是不能采访的。
丹麦最大的媒体丹麦《政治报》（Politiken）周四（7日）报导，香港当局正在调查追究两名曾经协助香港区议员许智峰流亡国外的丹麦议员的责任，并且试图要求将他们引渡到香港受审。此举将进一步加剧丹麦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法广援引丹麦《政治报》7日报导，最近香港政府正在调查两名曾协助前香港议员许智峰流亡的丹麦议员的责任。这两位议员分别是丹麦绿党议员艾巴伊克（Uffe Elbæk ）与保守党议员阿米兹波尔（Katarina Ammitzbøll ），并且香港政府试图通过任何一种途径将他们引渡到香港。 报导评论称，“香港当局对许智峰在上个月得以逃往欧洲表示愤怒，许智峰被香港当局指控犯有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以及藐视罪等九条罪名，其中两项最严重的可被判处监禁三年”。 报导还称，“惹怒政府的原因是这两名丹麦议员当时以举办环境讨论会为由，邀请许智峰前往丹麦参加会议，从而转移了香港警方的注意力。让许智峰和他的家人先后得以离开香港。而他在抵达丹麦之后正式宣布退出香港民主党并且流亡国外，他与家人随后前往伦敦”。 丹麦美籍记者Justin Cremer8日转发报导，并在Twitter上透露，香港当局向丹麦国会绿党议员艾巴伊克（Uffe Elbæk ）和保守党议员阿米兹波尔（Katarina Ammitzbøll ）发出国际拘捕令（intl arrest warrants），原因是向曾协助一名香港社运人士进入丹麦，形容这是美国以外另一宗“疯狂的新闻”。 这是继本周首名美国公民在香港遭到逮捕，香港政府再度对国外人士进行追究，上述评论认为是香港国安法正成为长臂法，并形容这件事情可能引发丹麦与中国和香港的外交危机。 保守党议员阿米兹波尔（Ammitzbøll）也透过Twitter回应，形容有关做法“超出比例”，指许智峰曾经去过丹麦，又是受到邀请，当局还给了许护照。许智峰在丹麦的接头人，Thomas Rohden在Twitter上说，香港保安局和司法部门正考虑向他们4人提出诉讼，认为当局是因应新民党叶刘淑仪要求而做。 叶刘淑仪早前指，已有丹麦政客承认为协助许流亡而发出虚假的外访邀请函，问律政司有否研究可否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起诉该些丹麦政客。
1月6日清晨，香港警方展开行动，对55名民主派人士进行拘捕。警方指被捕者均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涉违反《港区国安法》。这些人士几乎都被彻夜关押询问，并于7日以缴付港币3万元及交出旅游证件，半年内不得离港的条件陆续获得保释。 综合香港多家媒体消息指，目前已知的被捕者包括：“35+公民投票初选计划”的6名协调人：戴耀廷、钟庭耀、赵家贤、钟锦麟、关尚义、区诺轩（已辞任初选协调人），民主党的涂谨申、尹兆坚、林卓廷、胡志伟、邝俊宇、黄碧云，公民党的杨岳桥、郭家麒、李予信、谭文豪，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梁国雄，现任区议员岑敖晖、岑子杰、袁嘉蔚和梁晃维，香港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立场新闻前记者何桂蓝等55人。 港警在此次行动中拘捕的关尚义（John Clancey）是美国籍，他是参与协调民主派初选的“民主动力”的司库，也是一名人权律师。 除上述人士外，港警7日到石壁监狱和荔枝角收押所拘捕正被关押的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峰及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 据BBC报导，警方当天上午也到数家香港媒体办公室派送要求索取文件的法庭命令，包括《苹果日报》、 《立场新闻》和《独立媒体》，警员没有进入这些媒体的办公室搜查。命令内容据报是要求这些媒体提供有关民主派初选组织联络人等资料。 针对警方要求交出文件，《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表示，管理层会与律师商讨处理。他认为，传媒机构只是报导初选新闻，国安警方到多家传媒索取资料会起威吓作用，意图向传媒施压。 去年7月11至12日，泛民针对去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举行两天的“35+公民投票初选计划”（35+是指获得过半数席位，即超过35席）。该计划由戴耀廷牵头，共有61万人投票，旨在选出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后因疫情而延后1年）的泛民代表，希望在立法会选举夺得逾半数席位，以否决政府议案。 国安处警员指，众人去年响应戴耀廷提出的“揽炒（玉石俱焚）香港十部曲计划”，企图争取当选立法会议员后联手否决政府预算案，迫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涉嫌触犯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此对上述人员进行拘捕调查。 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称，警方不会对去年初选当天参加投票的市民作出刑事调查。 香港中联办随后发表声明，对香港警方严正执法表示支持。 泛民党派则在当天举行记者会，谴责警方的拘捕行动是打压异己、与民意对抗，意在制造白色恐怖。 警方大面积拘捕民主派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日深夜发表声明说：“在香港遭受共产党压迫的同时，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将会考虑对参与这次攻击香港人民的任何及所有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和其他限制。” 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国际的民主阵营更该团结发声，不要让香港仅存的自由消失。她说，此时此刻，台湾不仅不会退缩，更会为了普世价值挺身而出。 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英国外相拉布（Dominic Rennie Raab）、丹麦外相科福德（Jeppe Kofod）批评北京及港府的逮捕行动违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国安法的真正目的其实用来消灭异见及反对政治声音。 欧盟则要求港府释放被捕人士，更坦言不排除向中国实施制裁。
香港青年新政立法会前议员梁颂恒因拖欠立法会93万港元的已发放酬金、利息及讼费，早前被行管会入禀追讨欠款，行管会在去年8月入禀高院要求颁令梁颂恒破产。梁颂恒现身处美国华盛顿寻求政治庇护，宣布与香港的家人断绝一切关系。破产呈请6日中午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梁颂恒没有任何律师代表出庭，许家灏聆案官颁令梁颂恒正式破产，并会把破产令以邮寄及电邮方式通知梁颂恒。 据苹果日报报导，梁颂恒与同是青年新政的立法会前议员游蕙祯早前被法庭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随后入禀区域法院，分别向二人追讨已经支付的薪津及营运资金，涉及金额合共186万元。案件去年5月在区域法院再讯时，梁颂恒与游蕙祯均没有出席。司法常务官剔除两人的抗辩，判他们败诉，下令两人须交还共186万元及支付相关讼费。 根据香港法律，对于个人破产人士，其资产（房产、车辆等）与贵重物品（金器、首饰等）均予破产管理官变卖抵债，且不能过“奢侈生活”，如入住豪华酒店等。如破产人有工作在身，破产管理官会将其薪金扣减必要开支，余下全数抵债。对于首次被破产者，破产令生效期间为48个月。根据香港《立法会条例》第39条，在破产令结束后的5年内（即开始后的9年内），梁颂恒都不能参选立法会议员。
看邱礼涛《拆弹专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为紧张的剧情（好莱坞一般的悬疑动作片水准），而是因为想及这部电影同时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场先行的三地电影市场里，邱礼涛的走钢索，一不小心会跌得很惨。 最危险的当然是大陆市场，已经有小粉红观众嗅到电影里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隐喻，在网路上语出威胁了。而香港观众，又能否摒弃对“合拍片”先入为主的厌恶，体会一个热爱香港的中年导演的微言大义呢？幸好在台湾，可以抽离一些看，抽离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标毁灭也不动容——没关系，现实中被毁灭的香港比这些富贵之地更为可惜。 刘德华饰演的拆弹专家潘乘风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疯我是痛！”这是典型的邱礼涛呼声，也可以作为过去两年被视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声绝望呐喊，被逼到揽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难道是因为疯癫吗？他们的痛绝对不会比那些所谓被破坏“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们少。然而即使世界丧失了公义，个人依然可以选择忠于内心的义，潘乘风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他是拆弹专家、制弹恐怖份子还是差点被洗脑的工具人，他仍有对义的坚信。 电影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隐喻感最强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场对“香港酒店”的恐怖袭击中，潘乘风大脑受损、失忆，医生判断他“永远好不了”。现实中的第二天，林郑月娥颁布《禁止蒙面规例》，经历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员开枪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烧得更汹涌。香港也确定回不去了。 电影里，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风代表。电影因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历史，把整个2019年的社会抗争与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乌有化，但如果把它仅仅转嫁复生会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是偏颇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为愤世嫉俗，还因为政府失信。 潘乘风的叛逆也来自他信任的警队同仁和高层都背信弃义，因为怕背责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残的他视作弃子。讽刺的是他残而不废，不但不废，还以强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练成足以否定那试图否定他的警队的力量。 对于这股力量，同侪好友董卓文连呼：“超过警队标准！”未免带点惶恐。既然高层不给他机会证明，潘乘风就用另一种方式去证明警队无能还不如一个残疾人士。在他加入无政府主义暴力小组之前，他最后一次尝试通过在授勋仪式示威抗议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队竟然使用强大的公关手段，让在场传媒全部灭声。这一下，把潘乘风对社会公正的最后信任也摧毁殆尽。 抗议用的黑色横幅和施行恐怖行动时带的黑口罩，两者颜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别。如果我们指责潘乘风因为一念之差而选择后者，我们不妨想想2019年占领立法会时学生们的一句口号“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用的”。再者，潘乘风有“一念”的选择权，警队面对良知的拷问时，怎么就没有了这“一念”呢？ 潘乘风离开警队后一度从事修车工作，嘴里喃喃著“现在的人东西坏了就不要，不会修理好旧东西”——事实上，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运动参与人士曾组织过一个义务团体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层民生，再修理人心，这样一些人和类似的社运团体，日后也都被政权当作敌人对待。 整部电影里，听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现在警员口中。2019年之后，“手足”二字已经不再属于警队，而我们也听到，在电影后半部，警队长官用回“伙计”二字称呼他们之前称“手足”的下属。与之形成反讽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风的足，都受损了。 比“手足”谎言更可圈可点的，是旧爱倪妮设计利用潘乘风时说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实潘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真相是董卓文说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职吗？”。这一切彻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游戏中沦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记忆不就等于国情教育洗脑吗？无论为了多伟大的目的，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风，就这样以被拯救名誉为名，被榨取最后一点剩馀价值。 目睹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电影开头和结尾的灾难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毁，那就轰轰烈烈地毁掉这些“功业”吧，因为它们不过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义如滔滔洪水”，席卷这个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国际机场，还有过去几年甘为暴政帮凶的教统局与港铁。如果惋惜，别忘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支警队的背信弃义。 不过导演慈悲，他说了一句：一个人的克制拯救了这座城市，使灾难得以避免发生。这也可以看作邱礼涛对香港人的冀望。而现实中，林郑月娥绝对没有这种克制和壮士断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从损伤中恢复，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不要失去记忆，不要埋没良心，就像潘乘风那样。 （作者1975年出生于广东，是诗人、作家、摄影师。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