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晚,几名中共国企高层,在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宴请区嘉宏(香港入境处处长)和邓以海(香港海关关长),共九人同台在席,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其中一名国企高层,更涉嫌在当晚强奸一名女子后被捕。事件一直保密,直至6月22日星期二,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只有《明报》斗胆调查,并于7月8日刊登报道,市民才得知。 自香港回归至今,特区政府丑闻多的是,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已经不止一次,警队的丑闻,就更加不止一次!最近一两年,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就越来越多! 2020年2月16日,“香港警务处”高层,无视防疫指引,照办恒常公关活动,跟一众影视名人在九龙塘一会所,联欢晚宴,约二百人在席,为了感谢众艺人“撑警”,时任警务处处长(一哥)邓炳强(新任保安局局长),不负责任,大放厥词!本来无人知悉,后来,在席的,退休后才因退休前以警棍,胡乱鞭打途人,被判入狱的朱经纬警司,把自己拍摄的晚宴片段,在互联网公开后,市民哗然。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中午前后,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国家安全处处长) 蔡展鹏,离开“湾仔警察总部”,步行8分钟至附近庄士敦道191号至193号,胜意大楼1楼A室“VIET SPA”(现已改名为“Daisy Spa”)接受性服务,刚巧遇上同事执行“打击色情场所”的“查牌行动”,断正!事件一直保密,直至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市民才得知。 自从中共打死了“苹果”后,白色恐怖弥漫整个新闻界,大家都自我审查,大家都非常小心!幸好仍有《明报》肯仗义执言,捍卫市民的知情权,否则,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3月2日晚国企高层宴请处长和关长一事,《明报》报道后,全城热议,但是,大家过分集中“漠视防疫措施”和“违反限聚令”,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国企要宴请两个纪律部队的首长?是否有事相求?还是有事吩咐?是否秘密交易?是否唔见得光?是否要保密?是国家机密?还是不正当的国家任务?抑或只是一般的私相授受、普通的行贿与受贿? 6月22日的匿名投诉信,《明报》没有公开,所以市民暂时仍然未知是哪间国企请客,亦未知在湾仔哪间高级私人会所请客?见到《明报》的报道后,7月8日早上已经有多个其他本地媒体,包括香港电台,向警方查询,向入境处查询,向海关查询,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查询,向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查询,向特首林郑月娥查询,但是直至晚上,全部皆守口如瓶,有的说没有补充,有的索性不作回复,为什么?政府迟早都要向公众交代,难道还可以瞒天过海吗? 首先,国企是否有行贿?处长和关长是否有受贿?特区政府必须尽快说清楚,廉政公署亦应该尽快主动调查,以释公众疑虑!此外,根据防贪指引,处长和关长接受五百元或以上的款待,必须要先向上司报告和申请批准,他俩有做到吗?他俩的上司,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新任政务司司长)知道吗?有批准过吗?李家超为什么要批准?为什么不避嫌?还是李家超根本蒙在鼓内?政府也应该要交代。 第二,事件中是否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否有破坏特区政府的声誉和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律政司郑若骅司长责无旁贷!保安局邓炳强局长责无旁贷!政务司李家超司长责无旁贷!特首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第三,处长和关长早已作出《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发誓必定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如今两人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公然接受国企高层的好处,还有受贿之嫌,仍然算是尽忠职守吗?仍然算是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吗?仍然算是没有违反《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仍然算是遵守著《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公务员事务局聂德权局长责无旁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笔者的疑问,亦都是广大香港市民的疑问,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尽快交代,免得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心,跌至新低。 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明报》今次“爆料”,不会被中共视为“违反国安法”,祝愿《明报》不会因为今次报道,就得到跟《苹果日报》一样的待遇;祝愿《明报》不会被要求交出报料人的身份;祝愿《明报》不会被大搜掠、大搜查;祝愿《明报》不会有人被捕;祝愿《明报》不会被冻结资产;祝愿《明报》不会有朝一日也要被关门大吉;阿门(Amen),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自2020年6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以来的1年里,国际社会目睹了香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令人瞠目的转变,先是大批积极支持和参与反送中运动中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香港年轻人遭到了拘捕和判刑入狱,随后各级泛民主派议员的资格被剥夺,原来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允许的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活动和“七一”抗议游行被禁止,再下来就是最近发生的关闭香港亲民主派的壹传媒和《苹果日报》…。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中共彻底地撕毁了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抛弃了50年不变的承诺,“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死亡。 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一国两制消失后的香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还能不能保住?香港之所以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除了靠香港的地理位置和香港人的勤奋、高素质之外,最主要、最重要的是香港有独立的司法体制和英国式法治体系,以及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社会,体现在资讯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在港版国安法刚开始颁布实施的时候,中共和香港政府还信誓旦旦地说:港版国安法只是针对一小撮“港独分子”,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然而事实是国安法的使用范围和执行力度在不断地延伸和加大,以至现在连市民穿黑衣站街都会被警察盘问驱赶和拘捕,以前良好的法治环境已不复存在;香港的独立的司法体系也遭到港版国安法和中央驻港部门的介入而破坏,以前选择案件审理法官程序被抛弃,倾向建制派和中共意向的法官被选用,外籍法官被迫离职,迄今为止至少已有2名外国法官辞职,香港终审法院的外籍法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历史。在法庭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时,法官违背保释条例,背弃了以前常规做法,几乎所有主要民主派人士都不让保释,审判时也不像以前那样考虑辩护律师的辩词,重判主要民主派人士和抗争人士;6月末的时候,中共和港府以国安法的名义冻结“壹传媒”、《苹果日报》的资产和逮捕《苹果日报》的5名高层以及几名主笔,迫使《苹果日报》关闭,这标志着香港的资讯自由时代的结束。7月4号还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香港政府正在拟议修改“数据保护法”,然而许多国际科技巨头公司却认为这样的修法是“非常不寻常的”,包括谷歌(Goggles)脸书(Facebook)推特等科技公司在内的亚洲互联网联盟( AsiaInternetCoalition)致函香港政府,他们说修改中的“数据保护法“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员工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这些公司警告他们将停止在香港继续提供服务。这表明香港政府试图修改一系列法律,管控网上言论,这必将进一步钳制香港的资讯自由,意味着香港的政治和营商环境将进一步恶化,香港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有可能等同于大陆的一个城市,成为”墙国“的一份子。 国际社会和国际金融机构也一直关注着香港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一国两制的终结和香港法治与自由的逐步削弱,也意味着东方之珠的逐渐暗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迟早会被削弱,被分拆,被取代。据消息报道,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际金融巨头已经在重新评估他们未来在香港运营的风险,准备逐步撤出香港,转移到其它亚太城市。德意志银行新上任的亚洲区总裁,一反原来的传统,将总裁办公室设在香港,而不是在亚洲区总部所在地香港办公;美国对冲基金ElliottManagement将关闭其香港办事处,有关职能将转移到伦敦办事处;美国投资咨询公司万里富(MotleyFool)直言,因担心港版国安法等政治因素,决定关闭香港分部,将资源投放到其它地区;日本网络金融巨头思佰益(SBIHolding)表示正在考虑撤出香港市场,香港市场的运营交给在大阪和神户的办事处接管,这是第一家准备撤出香港的日本金融企业;美国花旗银行(CityBank)和高盛集团(GoldmanSachs)已加速在新加坡招聘人手和开办办事处,悄悄地将业务分散到其它亚太城市…。另外还有报道称,自2019年以来,已有超过10家的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或办事处搬离香港,其中包括欧洲著名的奢侈品公司路易.威顿集团(LVHM),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L’ Oréal)也正在将部分香港业务和员工调往其它地区。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许多城市也看到了机会。日本东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设立“金融特区”吸引在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迁移到东京,想夺回80年代前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更是虎视眈眈,想利用自身的优势,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在新加坡安家落户,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澳大利亚悉尼也在展开游说活动,希望分一杯羹。就连中国大陆也在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殉落做准备,大陆计划大力发展和扩大上海和深圳的金融体系和规模,以期将来能香港不相上下。香港政府也早就注意到了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公司准备撤离香港的动向,有媒体报道称,前一段时间,香港金管局向多家国际金融公司发出调查询问,用以了解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未来在香港的发展计划和动向。为了防止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的消失,中国中央政府现在也正在加大力度出手相助,比如中央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限制央企民企赴美上市,让更多的内地资金流入香港。 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香港的地理位置和金融市场的规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会很快就被削弱和取代,但是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的2年时间里,随着香港的大陆趋同化,自由和法治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移居海外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不断增加(据报道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已有11万香港人移民海外)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一定会有很多国际金融机构认真考虑重新布局,撤离香港搬到其它亚太城市。5年之后,许多金融业务和功能将被转移分散至新加坡、东京、悉尼等亚太城市,香港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不保,香港会重蹈1949年后的上海覆辙。
虽然说过是“五十年不变”,但是,今时今日,就算是小平复活,就算是Margaret复活,香港七一也难复再,“七一游行”就更难复再! 要说“七一游行”,就必须由1997年说起。 1997年7月1日下午,香港政权回归不足十五小时,支联会就以“爱国爱港民主大游行”的名义,冒雨游行,呼吁必定要建设“民主中国”。期间,香港警方首次警告支联会,要准确估计游行人数;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支联会成员张文光表示,警方以前从来未有警告支联会,希望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只是巧合事件。 游行队伍最后安全抵达政府总部门外,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代表游行人士,递交意见书给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游行人士之后和平散去。 自始,“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都成为香港民情的温度计,香港社会运动的寒暑表,香港政权的照妖镜;以下是过去廿四个“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和相关记要: *..1997年:….3000…董建华上任。 …1998年:……40 …1999年:…..500 …2000年:….3700 …2001年:…..700 …2002年:…..350…董建华连任。 **.2003年:…46万6…根据警方以直升机图片点算,人数是67万5千。 *..2004年:…19万4 …2005年:….2万2…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曾荫权接任。 …2006年:….3万6 …2007年:….3万2…曾荫权连任。 …2008年:….1万8 …2009年:….3万5 …2010年:….2万4 …2011年:….6万3 …2012年:….9万5…双普选落空,梁振英上任。 …2013年:….9万8 *..2014年:…15万8…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2015年:….2万8 …2016年:….3万. …2017年:….3万1…林郑月娥上任。 …2018年:….3万. **.2019年:…25万9…7月1日,“立法会大楼”被示威群众占领。 *..2020年:无法统计…《港区国安法》于7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七一游行”被禁。 *..2021年:无法统计…“七一游行”再被禁! *为值得关注;**为人数极高和值得关注。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当日开始,不少争取香港民主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每年办“七一游行”,但初时规模都较小。直至2002年9月13日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成立,2003年“七一游行”首次由民阵统筹主办;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忆录中提到,2003年“七一游行”,警方内部的游行人数为67万5千人。 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八九民运以来,香港最澎湃、最浩瀚的游行示威,受到国际舆论重视,由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强行立法,加上SARS病毒从国内传入导致整个香港社会不景气,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满,游行主题变成“反对廿三,还政于民”,大会呼吁市民穿黑色衣服参与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日香港虽然天气炎热,但也有大量人士参与游行。游行所引发的七一效应,加上自由党撤回对立法的支持,使香港政府停止对廿三条立法程序,并使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败。 2014年七一大游行,人数接近16万,是所有“七一游行”中的第四高(2003:46万6千、2019:25万9千、2004:19万4千、2014:15万8千)。游行于下午3时半从维园起步,连续第2年往中环遮打道集会,但期间游行人士多次疑遭亲中派人士暴力对待。游行诉求也是最多样化,包括: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反对“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停止大屿山土地发展计划、要求特首选举要有“公民直接提名”、2017年落实真普选、抗议警察滥权、反对扩建将军澳堆填区、保卫粤语、同志平权、反对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扩建计划、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 2014年“七一游行”也是主题曲最多的一年,除了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长城》、《抗战二十年》和《光辉岁月》作为一贯的主题曲外,还有:谢安琪的《鸡蛋与羔羊》、《最好的时刻》,以及改编自《孤星泪》中“社运代表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问谁未发声》,此曲亦为6·22公投主题曲。数个月后爆发的学界大罢课、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及雨伞运动,也应用了这些歌曲;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正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最近五年 = 最后五年!】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由政务司司长摇身一变,变成新任特首,“七一游行”就开始不能再跟过往一样,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首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游行主题为“一国两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夺香港”,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中共释放病危的刘晓波、香港政府从速修补社会撕裂、改善教育、改善社会福利政策等。新上任的林郑政府,只是循例回应了两句:政府会继续用好“一国”和“两制”的优势,掌握国家带来的庞大机遇,积极拓展香港的经济,改善市民生活;并努力营造合适的社会氛围,以改善政制问题。 2018年7月1日,“七一游行”继续不能够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由铜锣湾东角道起步的建议,亦遭警方否决,游行人士,再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香港警方首次警告市民切勿中途加入(插队),并恐吓市民插队乃“非法集会”,会被检控!然而。也有小部分市民成功于崇光百货和希慎广场等处,成功插队;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兴建更多公共房屋、反对法治“沉沦”、批评公立医院超负荷、不满高铁一地两检、不满港铁“豆腐渣”建造工程丑闻、停止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普教中)、捍卫广东话等。但是,林郑政府的回应,则较往年严厉:政府一直用心聆听市民诉求,但是,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制秩序、哗众不实的口号,皆不符香港整体利益及发展。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的估算,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一游行人数”都是约三万人,但2019年的“七一游行人数”就突然暴升九倍至接近廿七万人,为什么? 2019年,就是因为有人想利用台湾杀人案,强行修改香港法例,方便中共在香港捉人;过程中,政府漠视民意,林郑作风强硬,挑起民愤,市民强烈不满,引起香港社会全反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最后,林郑惟有说声:“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来宣布撤回。 此外,2019年7月1日,除了有“七一游行”外,还同时发生多区警民冲突,都是廿多年“七一游行”所没有的。林郑政府逃避责任,把这些警民冲突全部归咎于“七一游行”,香港警方也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日后拒绝所有“七一游行”的借口,甚至作为日后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的借口。 笔者认为,这个借口未免太牵强,因为早于“七一游行”开始前十二小时,各区警民冲突就已经开始;警民冲突发生在前,“七一游行”在后;“七一游行”又怎会是警民冲突的成因呢?是否有点冤枉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香港警方经常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借口,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把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变成违法行为,有利将来大搜捕所有反对派与“和理非”,才是背后的真正目的。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继首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后,首次拒绝“七一游行”,但是,民愤实在太大,民怨实在太深,大家都低估了市民的胆量;大批市民依然无畏无惧地以身试法,参与“七一游行”;结果,香港警方全日共拘捕约了370人,最年轻的只有15岁,同时搜出多面跟“香港独立”有关的旗帜,当中10人因为涉嫌违反“人大”刚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而被捕。 由于“民阵”已于6月30日晚上宣布无法主办“七一游行”,部份市民便选择在其他各区游行,代替“七一游行”。 2020年7月1日,早上7时,“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古思尧(长须)、吴文远等人,举有“结束一党专政”旗帜,成功由修顿球场游行至金紫荆广场,焚烧请愿信后散去。 中午12时,香港警方因街站问题,与市民发生冲突,下午1时开始向市民喷射胡椒喷雾,并无理要求林卓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和谭凯邦(环保触觉、新民主同盟、区议员)撤走街站,并武力拘捕尹兆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之后于记利佐治街和东角道一带推进,多次施放胡椒喷剂,多名记者和市民被喷中,场面混乱,多人被捕。 下午约1时半,警方封锁“崇光百货”对出一段轩尼诗道的所有行车线,再封闭港铁铜锣湾站D1及E出口,封闭百德新街、东角道及记利佐治街,同时要求集结群众停止集结及立即离开,大批市民在波斯富街和百德新街被警方拦截,不能离开,有市民被制服。其中在百德新街行人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慢必”陈志全,“快必”谭得志和富商“刘公子”刘定成等数十人被捕。 2020年7月1日,下午约2时半,警方于“黄金广场”外向数名市民“近距离”施放胡椒喷剂,有市民要走入广场内洗眼。下午3时,警方水炮车在铜锣湾轩尼诗道鹅颈桥底发射水炮,记者被喷中后不停咳嗽;之后警员突然冲向示威者,并举起黑旗(催泪烟警告),期间有长者被推跌。而一名便衣警员称人群中有一人“煽动”,强行拉走该人,其间一名穿有反光衣的女记者被推倒,在场其他记者把她扶起期间,警员却用胡椒喷剂指向及赶走在场所有记者。 下午3时58分,“崇光百货”外骆克道位置,有近一百名市民被警员包围截查,有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被截查,之后侥幸获得放行;警方设大范围封锁线,禁止记者走近拍摄。 之后,多区警民冲突持续,包括:金钟、湾仔、铜锣湾、天后、炮台山等,其中以旁晚约六时半发生的“时代广场冲突”最为激烈!入夜后,人群渐渐消散;到晚上11时45分,网媒PPPN international拍摄到有外籍人士于铜锣湾站出口,近“英光大厦”外赤裸身体,展示坚持五大诉求标语后送上警车被捕。 “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强烈谴责警方以水炮车和胡椒喷雾,袭击新闻工作者,重申记协对警方屡次作出类似行为,表示极度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线警员所有阻碍、干扰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让记者能够履行监察的职责。“民阵”陈皓桓认为市民是因为“反对国安法”和“争取民主自由”而站出来,难能可贵,又呼吁港人珍惜可以发声及表态的机会。 2020年7月1日,晚上10时18分,政府发新闻稿表示,严厉谴责示威者在7月1日罔顾警方发出的反对通知书,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进行非法集结及作出暴力违法行为,甚至严重伤害警务人员身体;并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果断执法,将违法之徒绳之于法。警方则表明不会惧怕媒体的恶意攻击,继续坚守岗位,依法办事。 2021年6月,“民阵”已经停止运作,并宣布不会再以“民阵”名义举办“七一游行”及其他活动。其后“社民连”、“天水连线”和“守护大屿联盟”承接“民阵”,向警方申请举办七一游行。结果,警方以防疫为由,不但再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也同样再次拒绝“七一游行”,时藉特区政府刚刚突然大换班,惟有批评一句:“摆明是鹰派政府上场,向中共献媚!”还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早上,唯一仍未入狱的“社民连”主席黄浩铭,手持扬声器,与3名成员游行(防疫限聚令上限为四人),呼吁中共毋忘建党初心,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数十名警员在场戒备,并搜查四名游行人士随身物品。黄浩铭形容警方如临大敌,形容香港有如变成“警察社会”。 2021年7月1日中午12时,一向是“七一游行”起点的维多利亚公园(维园),被警方以“有人在网上呼吁到维园参与已被禁止的集会”为由,引用《公安条例》围封。警方警力倾巢而出,市民如果在铜锣湾出现,都会被警员截查,大部份都会被无理票控违反“限聚令”,小部份更会被拘捕,各处街站也受到警方无理阻挠,提早结束。 直至晚上,仍有大批警察于铜锣湾一带戒备,不幸的是,到晚上十时十分,“香港维他奶”采购主任,50岁的梁健辉,走进其中一群警员,拔刀插向一名28岁机动部队警员的左肩背,随即再以同一军刀自插心脏自尽,送往医院时,已经返魂无术。事件虽然被保安局和警方形容为孤狼式恐怖袭击,但没有伤及无辜市民,被市民追封为烈士,随后数天,亦有不少市民到案发现场献花悼念,驻守的警员,随即市民的鲜花扔进垃圾桶,并大举截查和票控手持鲜花的市民,包括指“献花者”乱抛垃圾。 试想想,梁健辉没有攻击其他市民,就算攻击那名28岁警员,也没有攻其要害,反而决绝地、毫不犹豫地插自己的心脏,插自己的要害,证明梁健辉是以“自杀”为主,“伤警”为副,并非“杀警”,更加无意误伤任何无辜途人,更加不是“徐步高”!所以,笔者认为,警方应该把事件定性为“伤人及自杀”案件处理,而不是“谋杀及自杀”案件处理。当然,现在已经死无对证,法庭亦肯定不会为审判一个死人而开庭,警方喜欢怎样说也可以,李家超的政治目的,林郑月娥的政治目的,中共的政治目的,也自然呼之欲出,大家又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虽然《港区国安法》生效已经一年,虽然因此而被捕和拘留的“和理非”,数以千计,但也无减市民走出来的决心;纵使游行被反对,警方仍部署超过一万警力戒备,仍封锁维园,依然有不少市民站出来,在维园附近一带示威及开设街站,结果,整天最少有19人被警方拘捕。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共统治廿五周年,“五十年不变”刚好过了一半,香港已经变得七七八八,难道你还可以天真地奢望,以为到时已经复办“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吗?以为到时会有机会复办“七一游行”吗?冇可能!其实“七一游行”,由2020年开始,就已经名存实亡,市民只有在全港各区,分散地设街站,分散地小规模示威、抗议与游行代替;“五十年不变”,相信这个就是未来廿六年“七一抗争”的样板。 总结过去廿四年的“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2020年是“香港七一”的一个大转折点,“七一游行”突然不见了,已经不见了,而且不再复还;2021年则是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典范,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模式,将会不断重复:全面封锁维园,禁止集会,禁止街站,禁止所有示威与游行,市民继续敢于以身试法,分散于维园附近,以至全港各区,集会、设街站、示威、游行,警方继续高度戒备,驱散市民,拘捕市民;梁健辉式的“袭警后自杀”也会每年都出现,每年两个至三个梁健辉,也不出奇。 “香港七一”难复再,“七一游行”更难复再。但是,“七一抗争”仍会来,留得青山在,怎怕无柴烧!香港人,加油!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如果说2021年依然带着新冠疫情印记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有不少华语影片的话,曾经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今年只有青年导演唐艺的15分钟短片《天下乌鸦》入围角逐短片金棕榈奖的竞赛片单。与2020年七位香港著名导演担纲合作的短片集《七人乐队》进军戛纳的阵势相比,香港电影今年出场略显单薄。而随着港版国安法出台,中国内地行之有年的审查制度似乎也正蔓延至香港。先有港府宣布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某些影片今后可能将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看作是不适于放映。随后就有记录台湾同性伴侣婚姻平权之路的纪录片《同爱一家》因为此项电影检查条例而不得不取消在香港“欧亚彩虹周”放映的安排。一国不再两制下的香港,其曾经独树一帜的电影业面对怎样的形势?我们电话采访了香港电影编剧、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创会会员林纪陶先生。 关于港府最近对电影检查条例的修订,林纪陶先生认为, 港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针对的主要是两部影片:一部是2015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十年》,和近期获得多个奖项的《理大围城》。当局对这两部片得奖,不大满意,所以立下新规定。林纪陶先生表示,对于香港电影人来说,这条法律太模糊:是不是有暴力场景就有问题?由于规定不够清晰,往后电影创作会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他表示,因为香港电影有不少类型,这个法律出来之后,如果出现围城,或者反映黑帮的电影,或者年轻人的反叛故事,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有问题的创作。由于规定立得不够清晰,所以创作会受到很大影响,不知道怎么样拍片。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戛纳电影节电影节未能如愿举行,但电影节还是推出了一份选委会推荐片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没有评选的评选结果。由许鞍华、徐克、袁和平、洪金宝、谭家明、杜琪峰和林岭东香港7位著名导演合作的短片集《七人乐队》就跻身其中。一年之后,戛纳电影节决心隆重复出,高手云集,香港则只有一部短片《天下乌鸦》入围短片竞赛。但林纪陶先生并不认为这显示香港电影正失去实力: 林纪陶:“对于香港主流电影来说,有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最近公映的主流电影比较少了……其实还是有实力,但是最近拍摄影片少了。依我所知,最近陈果拍摄的《鬼同你住》,是关于香港的住房问题,因为现在香港楼价比较贵,很多年轻人都负担不起,这部影片会去意大利乌甸尼(乌迪内Udine)远东电影节国际首映,可以看作是一部香港的实力电影。” “《七人乐队》应当于8月在香港公映,但此前已经在亚洲电影节首映。影片获得不少称赞,但也不是很完美,主要是最开始时,这部电影应该有8位导演,拍他们自己的一些往事。但吴宇森导演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只剩下7位导演。看过影片后,我们觉得这个故事蛮有意思,但是从整体看,都是小品,其中的题材都是根据导演个人对往事、对香港的感觉,拍摄出来。因为都是短片,关心的更是一些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这七位导演都是用菲林拍摄(意思是用胶片录制的传统电影拍摄),不是数码电影。我们觉得蛮有意思。” “至于您刚才说到今年去康城参展的只有一部香港短片。其实,这几年,因为主流片比较难拍摄,所以香港的年轻人拍摄短片比较多。最近很多短片,成绩很不错,尤其是动画片相当好。而主流电影、公映的商业电影,现在比较少,这是最大问题。” 法广:主流片少是否由于政治原因呢? 林纪陶: “我觉得的有政治的原因,但不是太重要。因为香港电影人拍电影的时候,都知道政治比较敏感,主流电影都比较懂得如何避开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电影是与内地合拍,他们的审查方向、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们喜欢的东西,在香港人看来,都是比较旧的香港片世界。他们(内地)最喜欢的好像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类型电影。但对香港人来说,第一,这些都是老格调了。第二,通常需要迎合内地观众的喜好,而且他们往往修改我们的故事,这就造成在香港看这些电影的时候,觉得(这些电影)比较不好看。所以整体来说,与内地合作的电影,纵使在内地很受欢迎,但在香港的票房都不高,成绩不好。” 林纪陶先生指出,港人与内地观众口味不同。他举例说,最近在香港上映的中港合拍电影《除暴》此前在内地此前票房达到6亿,很不错,但来香港播映,票房低到“吓死人”。他认为可能是因为审查问题,格调显得太旧。他表示,其实,这部电影的导演刘浩良此前执导的《冲锋车》,评论很好,港人当时也觉得那部影片很代表香港电影,是香港新生代电影应该有的格调。 兴盛一时的香港电影是否正进入低潮期呢?林先生更认为此时的香港电影正处于新旧交替、接班的阶段。港人依然期待许鞍华,徐克等新浪潮代表人物的作品。他表示,七月的上映片很多是新世代作品,很多是第一部,市场反应也不差,但票房不太好。虽然也有一种格调,但在电影人看来,这种格调配合不了主流。那么,何谓香港主流电影呢?林先生举例说,许鞍华改编的张爱玲作品(《第一炉香》,还有杜琪峰的电影,这些都是港人仍然认同的所谓“主流”电影。 还有刚刚过世的陈木胜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怒火》。 内地广大的市场也许曾为面对激烈竞争的香港电影带来一线新的生机,但在中国收紧意识形态控制,也同时收紧对香港的控制的背景下,香港电影是否会如同两制框架的崩塌,而特色消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电影市场呢?审查制度开始向内地靠拢的压力下,曾经创意非凡的香港电影何去何从?
一名在香港任职于投资银行的美籍律师,被控于两年前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袭警。稍早前,东区裁判法院法官裁定他袭警罪成,将其还押两周,7月6日裁决他须入狱四个半月。裁判官林希维称,案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法庭绝不能容忍。美国驻港领事代表敦促港府保障司法独立,确保每个人获得公平审讯。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19年12月7日,一名休班警员在铜锣湾地铁站追截一名跳越收费闸机的青年时,突然遭到37岁的美籍律师Bickett Samuel Phillip拦阻及袭击。 “反送中”运动爆发期间,地铁站成为一些抗争者攻击及破坏的目标;搭乘地铁跃过收费闸机不付费,是当时的抗争手段之一。 裁判官:事件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裁判官林希维指,被告推倒警员后继续施袭,令警员多处受伤,其行为暴力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因此必须对其判处具惩罚性及阻吓性的刑罚。 林官以2019年8月10日郭丽芬以雷射笔袭警,以及2019年7月7日时任立法会议员区诺轩用大声公袭警为例相比,称本案较严重。林官称,被告抢夺休班警员的警棍,将其拉跌后又用脚踏其胸口、踩其腹部,又用手打其面部数次等,致该警员多处严重受伤,属严重袭击行为,遂以4个月监禁作量刑起点。 林官又称,案发地点虽非抗争现场,但港铁是繁忙地点,被告行为增加可能引起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故增加两周的监禁刑罚,即判囚4个月又两周。 辩方:被告非有意袭警 辩方在法庭上求情说,被告勤奋积极,在美国完成学士学位后修读法律,成为律师;他在2019年起任职于国际投资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反贪污合规(Compliance)部门,当时月薪14万,但因本案已于今年4月辞任;被告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并须独力照顾行动不便的母亲,希望法庭轻判,让他能够继续照顾母亲;又认为被告已还押两周,刑罚已经足够。 辩方也曾指,警方向证人卢志强颁发港币4,000现金的好市民奖,是意图影响证人的证供。后来警方取消该提名。林官认为,证人卢志强在提名前已录口供,警方无需利诱他作供,而辩方亦可于审讯时,测试证人的可信性,认为案件可以公平审讯。 美领事促港府保障司法独立 这宗涉外籍人士的案件,引来大批外籍人士到场旁听。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代表Devin Kennington也到庭旁听,他促请港府维护司法独立,让法庭审讯免受政治干预,并要尊重所有人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
香港警方国安处日前宣布破获港独组织“光城者”,拘捕了9人。警方指控他们涉嫌制作土制炸弹,策划于7月上旬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及法庭。被捕的9人中有6名中学生,其中3名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恐怖活动罪”,案件于7月7日开庭审理,另有部分被拘捕者获准保释。 综合媒体报导,被捕的9人分别是39岁的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公关及传讯主任杜倚狮,他自2014年起于该学院任职;另一人是杜倚狮妻子,任职于某中学;其馀为6名中学生,分别是4男2女,来自三间中学;最后一人是网上平台出租车司机。 被捕的中学生有3人被控违反国安法,他们的年龄介于15至19岁,案件7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 有报导说,杜倚狮夫妇曾是反送中运动期间的“家长车”成员,协助接送反送中学生;杜倚狮是这起案件的主事者及金主,其有60多万元资产遭警方冻结。 警方7日带杜倚狮到浸大进行调查,浸大方面已向媒体证实,校内有人被捕。 警方6日在尖沙咀一家宾馆房间找到制造炸弹的原料,并指该组织计划用炸弹进行恐怖袭击,目标有海底隧道、铁路、法庭及街上垃圾桶;袭击行动计划于本月初进行,包括使用汽车炸弹。 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称,该组织列明计划袭击公共设施,又在垃圾桶放置炸弹,汽车炸弹。李称,该组织有金主,并分工采购、勘察,以及制作炸弹;更亦刻意物色中学生犯案。李还声称,该组织用金钱诱使中学生完成任务后,安排他们离开香港;组织又租用尖沙咀宾馆,作为制作炸弹的实验室。
港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时经常“肉搜起底”施暴警员,使港府急欲透过修订私隐(个人资料)条例以打击人肉搜索行为。《华尔街日报》7月5日报导,脸书、推特及谷歌已私下正告香港政府,若当局持续推动“数据保护个资法”(data-protection laws)的修订,将会终止在港服务。 报导说,由网路公司组成的产业团体“亚洲网路联盟”(Asia Internet Coalition)6月25日致函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达忧心该“肉搜”法恐使其在地员工因有人在网上分享个人信息而担上刑事责任。 该信函表示:“科技公司避免这些制裁的唯一之道,就是在香港不再进行投资以及提供服务。” “亚洲网路联盟”总经理佩恩(Jeff Paine)在信函中说,尽管该产业组织及其成员反对肉搜,但该修正案非常含糊的字眼,可能容易让其员工惹上官司。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一名发言人承认该单位接获信函,但表示,新规是处理肉搜的必要之举,并说起底行为已在触犯道德及法律规范的边缘。 “肉搜起底”指的是,未经允许迳自在网路上公布他人个资,像是真实姓名、住家地址或工作地点,常见于社会案件加害者或政治人物等。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有不少施暴警员的行为被放上社群平台。港府认为这是民众刻意起底警员,希望修改私隐条例以打击此类行为。今年5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提出“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修订案,若“起底”罪成,最高刑罚可达100万港元及监禁5年。 随著北京升高对香港的控制以及打压异己,再度加深了美国科技巨头与香港政府的嫌隙。港区国安法于去年实施后,相关美企表示,将拒绝香港执法部门提交索取用户资料的要求,并称相信言论自由为基本人权,认为在表达个人想法时不应担忧自身安全。
去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已有泛民人士或团体退出政坛或解散,而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来,更有不少泛民领袖被捕,连有26年报龄的《苹果日报》也被迫停刊,这些迫害人权、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进一步逼使众多泛民人士或组织退场自保,仅过去10天就有至少9个组织或团体宣布解散,并有个别人士退出相关组织。 综合媒体报导,《苹果日报》被迫停业后,陆续有其他媒体遭到恐吓,并为此宣布停止更新,再度触发泛民团体新一波退场潮。过去10天来就有至少9个组织或团体宣布解散,包含:沙田区政、新民主同盟、前线医生联盟、杏林觉醒、香港零时政府、香港边城青年、春天教会有限公司,以及由亲泛民的法律界人士组成的法政汇思、立场较激进的教师组织进步教师同盟。 事实上,去年国安法上路之前,泛民四大精神领袖中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就率先宣布退出政坛,而天主教香港教区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则是明显远离政治圈,保持沉默。只有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继续透过旗下《苹果日报》发声,但旋即身陷囹圄,未来命运系于法官手中。 而国安法强行上路后,已有100多名政治犯遭“未审先关”,港府还以“勾结”或“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为由,逮捕或通缉12名曾接触外国外交官员、促请外国实施制裁或提供庇护的人士,国安处6月还逮捕多名壹传媒及《苹果日报》高管,并再度对苹果日报大楼进行大搜查,迫使《苹果日报》停刊,被外界认为该法广泛侵犯人权,使香港的媒体自由与人民的集会权均已形同被剥夺。 泛民退场自保后,香港政坛已成为亲港府和北京建制派的主场;然而,依照过往立法会直选的得票率计算,泛民和建制派的力量对比多为6比4,后者只占4成,日后能否平衡全体港人的利益,以及能否扭转泛民支持者对他们的看法,进而让香港局势趋于缓和,恐怕是北京方面关注的议题之一。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后,已有10万9,000名港人“逃亡”,亲友离别的场面是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经常上演的一幕。有多个国家为港人提供了所谓的“救生艇”新签证及移民计划,仅被视为主要“逃生门”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计划,今年首季就有3万多人申请。 综合媒体报导,最近一年来,“去或留”成为不少港人的切身话题。据入境事务处出入境纪录数字显示,过去一年经香港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有将近10万9,000人。 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民调报告指,21%的受访者表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即每五名港人就有一人想移民,以香港总人口约750万来看,相当于可能移民的人数将超过150万。 英国“逃生门” 今年首季逾3万人申请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计画是港人最主要的“逃生门”,今年首季就有3万多人申请。有移居英国的港人说,所住社区的新定居香港家庭数目,在短短半年间就从数十户增至二、三百户。而一些移英港人说,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决定提早成行。 英国针对BNO持有人推出“5+1”签证计划,今年1月31日起生效。BNO港人可携带家眷前往英国生活丶读书或工作5年,之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再住一年后可入籍英国。 除了BNO计划,英国亦向流亡港人提供政治庇护,包括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遭中方拘押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以及因国安法被香港警方通缉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 邻近香港的台湾,根据内政部移民署的数据显示,去年7月至今年5月,有近1,700名港人获批在台湾定居许可,另有约1万1,600人获当地居留许可。 防中共渗透 台收紧港人移民政策 香港人移民台湾,主要是通过留学丶投资丶创业和技术移民等途径。不过,台湾当局为防止中共渗透,今年进一步收紧港人移民政策。 内政部去年规定,港澳申请人须申报,现时或过往曾在大陆党政军或公务机关丶政治性机关“或其于香港丶澳门投资之机构或新闻媒体”工作,有关申请人赴台居留时,都要经内政部移民署丶国安局丶陆委会跨部会联审。 台湾政府今年进一步收紧港人移民政策,6月时在“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居留定居申报书”新增栏目,要求申请人须填写是否现时或曾在港丶澳政府部门任职,并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港澳政府,并要申报毕业后所有工作经历,而非过往只需填写近10年经历。 台湾《难民法》延宕16年至今仍未被排入立法院二丶三读通过,陆委会去年6月成立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下设的“专案管理”,最多只能向流亡港人提供初期援助,始终无法给予难民身份,当局最终还是要引导个案回到就学或就业的普通移民路径。但在没有身份的情况下入学或求职,个案一般都遇到很多困难。
港男梁健辉七一刺警翌日,警方称,发现有人在网路上散布讯息,煽惑他人杀警或煽惑他人向警方建筑物纵火等,于7月4日拘捕了一男一女,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而梁健辉刺警一案则已转由国安处接手调查。 综合媒体报导,警方网路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谭威信称,7月2日发现有人在网上散布讯息,煽惑他人杀警或煽惑他人向警方建筑物纵火等。警方调查后,分别在天水围及沙田拘捕一名20岁女子及一名26男子,指称他们涉嫌“煽惑他人犯谋杀罪”、“煽惑他人犯纵火罪”及“煽动意图罪”。警方在拘捕行动中检获两部手机。 谭威信称,被捕的两人暂未发现有直接关联,惟他们分别在两个社交平台发布有关讯息。警方拒绝透露两人在发布的讯息中实际用了甚么字眼,仅表示其中一人煽惑他人杀警,另一人煽惑他人在警察建筑物踪火。 若有人转发相关讯息,是否犯法?谭威信称,有关转发讯息涉及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不包括骚扰、恐吓及煽惑他人犯谋杀罪的行为,有关行为亦有违道德伦理。 何君尧“杀无赦”言论未被追究 对于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曾于2017年9月公开对港独分子发表“杀无赦”言论,是否涉及煽动?谭威信称,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独特性,并非今日所简报的案件,故此不便评论。 警不准市民悼念“烈士” 国安处接手调查刺警自戕案 梁健辉在铜锣湾袭警一案,最初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调查,但两天后改由国安处接手调查。警方称,初步调查发现,梁健辉受失实资讯及煽动性言论激化,继而策动“孤狼式恐怖袭击”,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50岁的梁健辉7月1日深夜持刀刺伤一名正在执勤的警员后,再刺向自己胸口自杀身亡。消息传出后,网上有人悼念他,并称呼他为“烈士”、“勇者”;也有不少市民带白色鲜花到崇光百货外献花悼念。警方对此大为紧张,派出大量警员到铜锣湾巡逻,在崇光百货外站岗,不准任何人献花。部分献花人被指违反限聚令被票控,有巿民与警方争执推撞,被锁上手铐押上警车。 市民悼念梁健辉引来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批评称,悼念凶手的行为令人心寒,质疑非政见问题,而是人性问题;强调纵容煽动社会仇恨行为,受害会是全港市民,警方会全面追查煽动他人违法的行为。 《明报》报导,有学者认为反送中事件至今民怨如洪水,港府从未疏导,袭警事件是社会压迫令人窒息下带来的悲剧。 向礼宾府投土制燃烧弹 疑犯提堂 中共建党百年当天凌晨,香港礼宾府被人投掷土制燃烧弹,被捕24岁男子被控纵火罪,案件7月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