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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计划620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700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格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6月19日到8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8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月21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 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8月30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其中2500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200万-250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9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1070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 “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9月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10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 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6000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月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个营，174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个，炼铁炉2846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吨，铁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 这13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产计划。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月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10月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8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 10月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0七0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年以后的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年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个工厂投入生产。 只有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座。 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设计能力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587个，1959年1361个，1961年1815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  表格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格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 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 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年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1960年减少37.8%，1962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亿元。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年达74.8亿元，1961年仍有26.9亿元。 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