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求索赔:母亲不能冤死

3月23日,武汉封城后的第61天,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湖北和武汉已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但自由亚洲电台披露,从1月20号发病到2月8号去世,武汉居民胡爱珍始终没能确诊,她在生前最后一天,呼吸困难,腮部被液体充斥,四肢无力到不能自己喝水,儿子丁先生带她曾前到6家医院求救遭拒,最终收治在武汉协和医院,1小时后病逝。

丁先生形容母亲在求诊期间,自己每天在地狱边上徘徊。当局宣布COVID-19病毒人传人之后,武汉市的医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间抢购一空,他因买不到医用口罩,只能戴普通口罩、天天背着她的母亲到医院。她母亲的热气和泪水滑到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运,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战术”、以命换命——因为母亲不能死,她是一位身体硬朗的65岁老人。

但是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从1月初,他家门口的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政府训诫8名“造谣者”并驳斥“人传人”,丁先生还对病毒不以为意。一家人进出如常、并未佩戴口罩,直到23号封城前的一两天,母亲突然开始显现肺炎症状。

丁先生说,最开始社区和医院互相推诿,排队好几天做上核酸检测,上面写着“阴性(不排除阳性的可能)”,“做了等于没做,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那时他们第一没有医疗条件,第二他们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门外,根本不给机会,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财经》一线记者从武汉社区获取的重症人员标准是:1.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丁先生表示,母亲从头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饱和率40%多,低于正常的90%。在医院等待期间,十几天里没吃没喝也没有白开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指出,确诊困难极大地阻碍了母亲的及时就诊:“八九号之前,政府说试剂盒不够,每家医院只有十几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检测,准确率只有30%。几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检测,医院当时就拿这个,核酸检测没通过就不收你,十分残忍。”

2月5号晚上,胡爱珍已经病危。一整个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亲去协和医院的路上,他被禁止从江汉区跨越到蔡甸区。他把病例、片子拿给交警,对方无动于衷。丁先生愤怒的发问,“你们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对方给的依据就是,“我们接到了通知,不让跨区”。

3天后,几经波折,协和医院的医生给出一个床位,医生检查了胡爱珍的身体和检测报告后,让她再重新检查,说那份核酸检测是假的。但是来不及了,就在那个上午,胡爱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还意识清醒的让儿子倒水喝。

之后,胡爱珍被殡仪车拖走,儿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过两三分钟就这样阴阳两隔,丁先生到现在还觉得像是做梦一样。他回忆道,不仅仅是母亲,武汉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诊断就死了,他们被排除在统计数字之外,自生自灭。“他们是在屠杀60岁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门外的病人。我在医院这么多天,确实有收进去的,20多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里面的都是轻症患者。”

根据《财经》1月底已被删除的一篇报导,一家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门诊一天有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被收住院。

对此,海内外20名中国律师组成“COVID-19索赔法律顾问团”,主张疑似患者和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患者的诊疗应全程免费,他们愿意为逝者家庭提供免费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起诉。

律师团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患者家属可以试着取得延误治疗的证据,“比如应当上呼吸机的时候,医院没有上就是延误治疗。这个就需要调住院的档案,按照法律规定是必须给病人和家属的,这样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药情况、医院的措施和病人情况。越早越好,晚的话可能被医院篡改。”

杨占青还指出,当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瞒报信息都涉嫌违法,“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疫区可以适当限行,但是封锁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于说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而造成损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瞒报,导致后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们打算起诉武汉市政府和疾控部门。”针对这一消息,丁先生表示,“哪怕没有希望,我都要试试,因为我的母亲不能这样冤死。我要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嘴脸。他们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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