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多市议会拒推行紫色垃圾桶计划
2026 年 7 月 15 日
从2008年以来，每年人们都会在5月12日来纪念汶川地震，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但是今年格外不同。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视频，是主持人宁远当年在四川电视台的播报。她字正腔圆地播报每个城市的死亡数字，却又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电视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第二次看。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流泪，而今年则热泪盈眶。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我内心柔软，而当初是铁石心肠。相反，像一个朋友所说的，2008年在成都人们虽然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仍然是软的，而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则让人困惑。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已经来成都在媒体工作了三年，正处在职业的倦怠期，想着辞职到外地发展。地震是我留在成都的理由。我还记得“国家哀悼日”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我在盐市口，突然听到警报响起，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全部停下，汽车鸣笛，而人们都站在原地。 时间仿佛静止，而我则在巨大的悲伤中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成都人”。从那时开始，我就打消了要离开的想法。 今年母亲节那天，一位上海朋友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他终其所能，未能从上海回福建见母亲最后一面。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从福建县城考入复旦大学，那时想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现在却不能回乡看望母亲，那是何种的悲痛。 读他写的文章，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对我们来说，漫长的“少年时代”终结了，乐观消失了。 和另外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交流。他说：“你也想办法离开吧，去日本或者泰国。” 这就是今年和2008年的区别。 2008年在成都，距离灾难现场很近，每天在报社的稿库看大量灾难照片，非常难过，看到那些遇难的孩子，也会非常气愤。 但是，你又分明能感到一种“团结”。很多外地朋友为四川捐款，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公益元年”——一种很明显的向心力，在灾难中，你能感到生长的力量。 从“遇难人数”来说，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和地震远远不能比。如果考量经济影响，上海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要比2008年重得多。几亿人不同程度地“静默”，破坏的是经济的内在结构。 地震之后的4万亿新政，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至少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重建”。 那个美好的上海还可以“重建”吗？人们为什么会在意外滩是不是长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标志，长了草的外滩，就像地震后的“废墟”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离开，他们还会回来吗？有很多上海中产“重新考虑”，他们会留下吗？ 疫情对人心的重创，却可能比8级地震还要厉害，而人心的“重建”，又是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感受不到什么生长的希望。在上海疫情之前，就流行“躺平”，而上海一疫之后，“摆烂”和“润学”，又成为了网络热词。 14年前的电视视频中，宁远非常悲伤。她后来从电视台辞职了，自己写作、染布，设计服装。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都认为现在的宁远比2008年还好看——这就是自由生长所带来的活力。她的变化，也部分代表2008年地震后的成都和四川：恢复，生长，创造。 最最重要的，是希望。而到2022年，又到了重新打量一切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5月1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 从此前倡导“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境”，到“严格执行从严从紧政策”，政策措辞的这种变化，无疑是重要的信号，在春夏之交阴雨连绵时节传来的这个消息，会让整个社会感受到阵阵寒意。 这个政策首先存在语义问题，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政策具体措施以及执行标准，“严格从紧非必要”这类主管色彩浓重的措辞，意味着执行环节中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会让公民在应对时无所适从。 这个政策也存在逻辑问题。如果担心入境带来疫情传播风险，而实施严格管控，那尚且可以说符合某种逻辑。事实上这种严格限制早就开始了，航班大量削减，严苛的防疫管控措施，都使得回国通道变成蜀道， 近三年时间中国公民回国的艰辛历程，就是这种政策血泪代价的见证。 网络图片 但为什么在严格执行入境限制三年之后，要强调限制中国公民出境呢？有人会说，中国公民出境之后肯定会入境，因此为了减少入境压力，不如同时限制出境，但这种理由是简单粗暴的。公民出境目的包括求学、就医、经商、旅行、探亲访友等等多种目的，各种目的的紧迫性和日期行程安排不同，出境人群并不会同等程度的在特定时间段内转化为入境人群，卡住入境一道关口就足矣，为何要限制人员出境呢？再说，在目前这种入境措施之下，需要出境的人员肯定有其紧迫性目的。 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立即关闭了国境，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出入，然而最近奥米克戎依然在朝鲜爆发，说明关闭国境并不能阻止疫情传播。 网络图片 当然，上述出入境政策的调整，最重要的问题是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如前所述，公民选择出境肯定有其紧迫性目的，不存在“非必要”的问题。再说，“必要不必要”从来都是自主判断而不是他者判断，是个体判断而不是集体判断，更不是官方判断。这个判断权利一旦让渡出去，就是一条通往荒谬之路，上海封城期间一些小区团购活动，就出现了牛奶，可乐或咖啡是否必需品的争论，个体选择权都变成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而按照官方“非必要不出境”的逻辑，层层加码之下，衍生出了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不出县不出村不出小区的种种神奇规定，最后足不出户变成了必须遵守的义务。 遗憾的是，对政策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追问，最后总是被埋在404的废墟里。 不过，“非必要不出境”这个政策带来的困惑和不安，总会让人猜想，除了疫情防控目的，这个政策是否承载了其他意图？ 下列几组数据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启发。 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795亿美元，进口494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146亿美元，服务贸易和集成电路、石油进口并列中国三大贸易逆差项目。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下降至950亿美元左右，同比减少1200亿美元。 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643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900亿美元左右。 旅行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领域，新冠疫情以来出国旅行大幅度减少，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是1.68亿， 2020年出境人次是2033万人次，同比下降87%， 而2021年出境人数估计是2500万人次，出境人数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度下降，对比2019年的高峰，下降了1200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负债率不断攀升，净外汇储备额不断下降情况下，叠加美联储政策转向带来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笔者相关论述），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正受到冲击，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严格控制出境人数，减少资本外流，每年节省大概1200亿美元的外汇，自然成为充满诱惑力的政策选择。 不过毫无疑问，这种政策动机是短视的。公民正常出入境是确保经贸商务往来的重要一环，限制公民出境，会严重折损中国企业正常开展国际经贸的能力，进而影响中国的外汇创收，即使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限制公民出境也是完全得不偿失的。 此外，这种政策效果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当人们感受到国门可能关闭的风险之际，肯定会有更强动力来对冲化解这种风险，无论是金融脱媒还是资产离岸，各种避险风潮会更加汹涌澎湃。而即使在严格的资本管制条件下，资本外流的通道其实依然很多，对于真正有能力和有需求的人，目前的资本管制措施是拦不住他们的。 其实，信心和安全感才是留住人和资本最重要的因素，以疫情防控名义限制人员和资本跨境流动，是典型的抽刀断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稻草和飞花”）
